摘要：《周易》作为影响中国人思维方式的一部重要著作，约成书于西周初年，该书的主体部分是由卦爻象和卦爻辞两部分构成。尽管周易最初是作为一本占卜书的面目出现，但其人文价值已经远远超出了卜筮的范围，被尊为五经之首。对于《周易》的研究，国内学者多立足于象术或义理之学，以西方的研究范式研究《周易》的成果甚少。笔者试图采用逻辑分析的方式，发掘周易的逻辑构架，将研究对象确定为周易断定逻辑中的断定用词，在周易逻辑研究现状的基础上，通过对断定用词的研究，探讨《周易》的思维模式。
关键词：周易；断定用词；逻辑
中图分类号：B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5X(2010)04－0072－04
易学逻辑之研究，目前主要是集中在数学或借用墨经研究的体系来开展的，对于周易断定系统的研究甚少。易学逻辑的研究，若是从“义理”的角度出发，难免落套于训诂，侧重于文字功夫，而忽视思辨。事实上，《周易》作为一本中国哲学的教科书，单单从文本意义解读，就抛弃了它作为中国人智慧形式依存的价值。中国哲学的逻辑学语境是否仅应落实在“归纳”、“推理”等形式逻辑的框架上，这也确实是值得斟酌的。周易断定逻辑的研究，可以作为易学逻辑认知方式的切口，进而推及到传统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易学的断定逻辑，以具有普遍意义的命题为前提，运用于具体人事上，给予占卜者以吉凶的断定，在断定的同时，对于占卜者的未来行为，也有很强的规范作用。这个过程，就是占卜者认识世界的过程，同时，占卜者与客观世界同时发生互动的作用，体现了古人特殊的思维方式。
一、《周易》作为逻辑学学科研究对象
的合理性探讨
作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第一部教科书——《周易》，体现自汉代以下，由于谶纬之学泛滥，被后人夸张曲解，成为儒学典籍中“最为诡异之书”。但作为影响中国古人思维方式的一部重要著作，仅仅把它作为卜筮之学看待，是不全面的：一方面，《周易》确实源于古代的占卜、巫术，其观念基础是互渗律，通过蓍草来预测人事的吉凶；另一方面，《易经》中卦画和爻位的变化，某种程度上，是对上古人类生活经验的总结，而利用数字卦的假说或是象数学来解读《周易》也是具备可行性的。
如《周易》生成系统“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可以如此解读：
20＝1“2”代表阴阳，“1”代表“不动而动”的太极；
21＝2太极“静而生阴，动而生阳”：
22＝4既而生“四象”；
23＝8既而生“八卦”。
该系统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其演化系统以二进制为基本计量单位，启发了莱布尼茨制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台手摇计算机，莱氏在致德蒙雷的一封信中，对自己的发现作了这样的描述：“《易经》，也就是变易之书，在伏羲的许多世纪之后，文王和他的儿子周公以及在文王和周公五个世纪之后的著名的孔子，都曾在这个六十四个图形中寻找哲学的秘密，这恰是二进位制算术”。半个世纪前，日本学者伍来欣造在其《儒教对于德国政治思想的影响》一书中，曾指出二元算术与易，便是中西文明之契合点的象征。《周易》是否可以作为逻辑学研究的对象，抑或是中国哲学立足于逻辑学领域的“合法性”问题的探讨，可以通过三代哲学家对该问题的认识，理顺出一条较为清晰的线索：
金岳霖先生认为，用西方哲学的模式来看待中国哲学是不合适的。金先生认为中国哲学家没有发达的逻辑意识，但不妨碍他们轻易自如地安排得合乎逻辑。金先生承认中国哲学内部是存在理性分析的方法，但不适用于使用西方的逻辑学来构建。至沈有鼎先生，已经开始关注《周易》中的逻辑含蕴。沈氏在其《(周易)释词》一文中，对周易断定用语“贞”、“用”和“悔”三字，着笔多以逻辑分析立意。孙中原先生则坚持“中国逻辑存在论”，认为中国古代有逻辑，是客观事实，中外逻辑既有差异，又有共同性，尽管其中不可避免地要带有某个时代、某个民族和某些个人的特点，但不同的逻辑体系中所包含的逻辑思想，则是全人类所共有的。孙先生肯定了中国哲学史研究对象的《周易》，可以作为逻辑学研究的范畴。《周易》是中国哲学的研究对象。作为一本卜筮之书的面目出现的《周易》，体现先秦中国人的朴素的辨证思想。在形上学的意义上，它肯定了“天人合一”的命题，进而推及到主客关系的探讨上，把世界的统一性看作是一个自明的系统，着重于探索天与人、主与客、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其价值体系，则追求一种以“太和”为最高目标的天与地、自然与社会的整体和谐。
《周易》可以作为中国逻辑史主要取材。《周易》研究的两大主题“象数”和“义理”，都是中国人思维方式的明证。考察《周易》的编撰体例，可以得到这样的共识，即关于八卦的起源，数是基础，而“象”作为更为基本的范畴，通过“数”的串联，与爻辞统一起来，进行类推推理，以判断其吉凶。可以说，离开象及推类思维之广泛应用，《易》是不可能运用于占卜吉凶的，更不可能有《易》之由占卜到哲理之转变的可能。
从“义理”研究的角度来看，《周易》解决了“中国哲学中的第一个本体范畴”，构造了易学的两个基本符号“阴”和“阳”，进而演化出对八种不同世界构成的物象，即“八卦”，这些都是“我们祖先思考宇宙奥妙的最早尝试，是我们的祖先对字宙现象所做的最早的形上思考”。中国哲学此后众多范畴。如“理”、“气”、“心”、“性”等，多是由“易”而发，是各个时代的思想家对“易”的诠释，作为义理之学”最为鼎盛的宋朝，《易经》乃成为朱熹为巅峰的新儒学运动的灵感泉源。所以《周易》的思辨体系，直接影响到这个民族的思维方法，是中华民族认知世界的特殊的形式，可以作为当前逻辑学研究的重点。
二、《周易》中断定用词研究的方法探讨
传统的《周易》研究范式，一般将其主要范畴划分为“象”、“数”和“理”三部分，这也是主要针对《周易》的经、传体例来划分的，如对卦画和爻位，一般划分到“象”学的研究领域；衍生出来的五行，一般划分到“数”学的研究领域；而卦辞多为文字学、诠释学等，则为“义理”的研究领域。
象数之学，在《周易》的研究史上，也有一套相对独立的数学演化模式，但由于农耕社会的学术研究的自闭性，很多演化模式由于种种原因，在后世反而失传，且其中多夹杂阴阳、卜筮、民间巫术，神秘色彩浓郁，尽管其中的思维方式多为采取“归纳”或“演绎”，但多有“天启”的宗教意味，故不适合于本论文的研究。
但“象数”与“义理”本身都是统一于易学，只是后世为了研究的方便，将其区分。即使是仅仅从语言学角度出发，训诂(语言学)是否能够对“义理”作出完整而准确的诠释，也是值得质疑的，这取决于一是语言表达的局限性；二是训诂(语言学)
方式的局限性。事实上，“义理”派解《易》，也没有完全抛弃象数的观点，只是侧重有所不同；但与象数易学的不同，其解《易》主取义，主张透过象辞之间的逻辑关系，揭示象辞背后蕴含着的哲理。对周易断定用辞的研究，则应该以卦爻辞为对象，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卦爻辞为文字表述，爻辞代表对一个卦或一个爻的解释，其所要表达的是该卦该爻的吉凶祸福，因而是一种行为价值的判断，可以作为一种断定形式深入研究；二是从现成文字人手，可以最大限度上降低主观因素所带来的风险。尽管义理派解易也多借助于象数，但若任意夸大象数的作用，则会导致对“易”的哲学意义的缺失。
将《周易》及其卦爻辞作为研究对象之后，其次的工作在于，将其理论研究恰当的进行定位。孙中原先生认为，根据理论、语言的分层论，科学被分为对象科学和元科学，逻辑被分为对象逻辑和元逻辑。元逻辑是关于逻辑的科学。中国古代逻辑，是以当时思维交际逻辑为对象的第一层次元研究。而现代的逻辑研究，则是以中国古代逻辑为对象的第二层次元研究。若以认同孙中原先生对中国逻辑史定位的阐述为前提，那么当代学人对于《周易》的种种研究，则隶属于第二层次的“元逻辑”研究。
三、《周易》断定用词研究的主要步骤
笔者认为对于《周易》断定用语研究，大体遵循取材、切口、立论研究三大步骤。
取材。卦爻辞主要有三部分组成：客观条件、主观行为和占卜断定用词组成。其中，卦象(如下图“坤卦”的“象”)、爻题(如对下图该卦的命名——“坤”)属于客观条件范畴；卦爻辞的主要内容是叙事部分(如“坤卦”中“战龙于野，其血玄黄”等，对各个不同爻位因其位不同，而进行的不同的描述)，完整地叙事内容包括客观现实和主观行为；占卜断定用词(如“无咎”、“元吉”等)，是这种主观行为可能带来的结果。在这里主要取材占卜断定用语作为研究对象。
如“坤”卦：
坤(卦辞)：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
上六(爻辞，下同)：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六五：黄裳，元吉。
六四：括囊；无咎，无誉。
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
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
初六：履霜，坚冰至。
该卦爻辞中，出现的断定用词如“(永)贞”、“(元)吉”、“(无)咎”、“(不)利”等，都是在一定叙事判断的基础上，结合当前的“时”和“位”对事物趋势的断定。如，“上六”的爻辞“龙战于野，其血玄黄”，结合周商之战，商人处北方，尚黑；周人发源于今黄土高原。尚黄，在结合该次战争之后，得到的结论是“政权之争，血流成河”；而“初六”的爻辞“履霜，坚冰至”，结合其爻位，代表阴气初萌，其现代汉语意思是“践踏到地上有霜时，坚硬的冰冻也就快来了”，对它隐喻的诠释是提醒占卜者要掌握事物变化的规律，要学会从事物开始就预知其结果，要能以小见大。
切口。《周易》的“断定用词”主要有：元、贞、亨、利、吉、无咎、凶、悔、吝、厉等，在文中出现，元、贞、利、吉、无咎等多为褒义，凶、悔、吝、厉多为贬义，但并不代表极端意义，如“吉”作为断定用语，并不是对该系统进行绝对意义上的“吉利”的断定，而是该断定在一定的前提条件下暂时成立，而条件一旦转化，可能往“凶”的方面发展，这就提供了很大的诠释空间。如果选择该类断定用语，必须进入复杂的语境和历史延续才有可能进行正确的分析。同时，由于《周易》本身就其元典意义上讲，就是一本占卜用书，所以“吉”、“凶”等断定用语，是一套相对独立的预测系统，神秘主义浓郁，故不能较为客观的反映断定的全貌。
以“贞”字为例。“贞”字作为周易断定用词之一，其本意结合字型是“上卜下贝”，即“占卜使用的贝壳”，而后如《殷契粹编》1101号片上刻有：“丁亥卜，争贞：我受土方佑”，其中，“丁亥”是时间，意思是“贞人”证明，这块土地归我所有。这里的“贞人”，如同今天的公证人，他必须中允、公正，此后，“贞”字引申为“贞洁”或“忠诚”等意。“贞”在《周易》中的卦爻辞中，共出现111次，考察它的意义，都是对事物的断定或对发展的预测。同时，“贞”在《周易》中具有一个思想内涵十分丰富的诠释学结构，从本体论的意义去讨论“贞”，甚至于得到与以往学者完全不同的结论：一是性命的定位就是“贞”——本体论的认同；二是定位是为了在宇宙间实现最高的和谐——系统的成立；三是“贞”是整个宇宙发展过程达到完成的状态，又是新的开端。在《周易》中，可以看出作者是将“贞”作为宇宙间普遍意义和有效性的准则或原理提出的。
作为断定用词的“贞”大体有如下几种意义：
一是“贞”问之意。《说文》：“贞，卜问也。从卜，贝以为贽”。“贞”就是占卜，“可以从逻辑上初步假设的是，贞卜，不管它是处在一种怎样的观念发展的水平，总是有其先设的原理作为初步的依据”。如，问卜者与占卜者之间的对话，其过程是一个由“经验世界——理性思考——神秘推断——经验世界——断定”之间的一个主体认识的逻辑过程。
二是“贞”正之意。“贞”是作为“四德”的意义而存在的，是预设的形上内容。“元亨，利贞”，是对“太极”表现形式的一种语言表述，“太极”可以作为“最初的开端”来理解，而于“无极”等同意义的“道”，在天理流行的过程中，是以这四种形式来展现的，在这个层次上，“贞”是一种正道，“利贞”就是合乎正道，利于正道之事。
三是“贞”固之意。占卜是个“问事”的过程，那么“贞”字也可以作为“事”来理解，“吾人于所务，必专注固守始克有成，故‘贞’亦训为‘固”’，这样为后世的理学提供了很大的诠释空间，如朱熹曾将“贞”训为“正而固”，是常规，是正道；那么对于人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道，将“贞”引入了“道德断定”的系统，如贞洁、贞操等，都是对坚持操守的行为的断定。
四是“贞”的其他衍生意义。“贞”字衍生意义的判断，要结合其词性进行。如可训为“征”，《损》九二“利贞征凶”；可训为“静”，如“贞女”；可训为“趋”，如《系辞传》“吉凶者贞胜也，天地之道贞观者胜，日月之道贞明者也，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可训为“信”，因为“占卜之所以有其合乎理性的一面，就是因为它能够针对事物的本性和本质进行探索”；可训为“节”，现实生活中，已经将“合乎自然周期律、合乎道德律为节。从贞还可以进一步引申出诸如贞洁、节操等具有伦理道德规定性的概念”。
“贞”与其它断定用词，如“吉”、“凶”等有明显的不同，后者更多地强调逻辑断定的结果，能够给人以直观的、明确的启示，而“贞”则不同，它强调了占卜者的德性以及自然所具备的基本特征。“贞”作为周易的断定用词之一，更具有“自然主义”的色彩，它代表了自然或“天道”所具备的基本特性，同时启示占卜者应该遵循这种“天道”而有所为。
再回到《周易》这本书自身，研究《周易》不仅仅是要研究“辞”，而是要结合“象”来研究，而本文出于操作技术和研究深度的考虑，对“象”的涉及不多。“象”事实上是对“语境的缘引”，由阴阳二爻构成的千变万化的易象，本身就给于了读者无穷的想像力，“易象所表现出来的境域是一个未曾对象化的境域，正因为如此，使得易象具有了无穷的张力，能够象征宇宙间的万事万物，而如果一旦对象化，一切就变得具体起来”，而“辞”也是如此，因为它的功能是对“象”进行表述，“象”是“无穷的张力”的体现，那么很显然，“辞”对“象”的表述也是不完备的，是蕴涵着巨大的解释空间的，当然这种诠释的体系并不是天马行空的，而是应该以“辞”为基本依据的。
“贞”作为周易断定系统的主要断定用词，基本具备了上述特征：一是对“象”的解释；二是对断定系统的总结，并作为断定用词而存在；三是具有巨大的诠释空间等。这几个特征，就决定了“贞”与“吉”“凶”等断定用词不同，后者可以直接作为占卜的结果，一目了然，而“贞”作为断定用词，则更切合了周易的“境域”式的思维模式，即必须找到合乎生活逻辑或自然逻辑的“境域”，才可以找到周易中蕴涵的真理。
通过对“贞”字为代表断定用辞的分析可以看出，《周易》的思维模式并不能用简单的形式逻辑的类比推类来解释，或是如同杨振宁先生所定义的那样，以“演绎”来定义周易的思维模式。《周易》的每一卦、每一爻、每一辞都是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发生并发生意义，而其诠释也必须恢复到历史的“境域”，这样才可以对《周易》的断定用词有正确的认识。
四、《周易》断定用词研究的意义
周易断定系统及其在中国文化视野中的应用，体现了人文科学的民族性的特色，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来说，其自身的那种特殊的逻辑又是保证其文化延续不断和深入发展的有效方法、工具。
“知道”与“相信”，在传统的知识论体系中，总体上被视为人们与现实世界相接触的一种认识关系。在分析哲学的体系中，这种认识关系则被看作为一种主体与命题之间的关系，即命题态度。而认知逻辑所起的作用，即是打开了这种认知关系，系统刻画了主体的命题态度。而在中国哲学这里，认知的过程就是认识主体接受的过程，主体的作用只是“发明本心”。笔者认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在认知世界系统上，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体系，但作为人类思维文明的总结。两者应该具有可对话的因素。中国传统思维认为，人的五官器官是接触外界的工具，而认识世界、感受世界并酝酿思维的器官是“心”，如“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仁”是认识世界的角度，或是对待世界的态度，那么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只要能想到“仁”，那么就可以做到。行为之前，主体其实已经预设了一个“深层结构”的前提，而在认知的过程中，这种“深层结构”能够清楚地在“表层结构”中得以表现。
中国古代典籍的经传体例，一方面保留了原典的独立性和原色，“传不离经，疏不破注”的诠释方法，保证了“经”的原始性和真实性，如“六经”多言简意赅，文约义丰富；另一方面，学者在为经做传、解释经典的过程，也是学者创造性诠释的过程，他们透过他们自己的思想系统赋古典以新义，出新解于陈编，他们的思想系统本身也是特定时空条件下的产物”。所以，将《周易》断定用语作为研究对象，丰富了中国哲学中语言哲学的内涵；而《周易》是中国古人对可能世界探讨的方法论教程，对其断定用语的研究，有助于考察中国逻辑史的萌芽发展阶段。
中国传统的认识观念，是完全不同于西方的“主客二分”的观念的。古希腊时期哲学家的重要贡献在于确定了“真”的基本范畴，并认为人的求知和认知的根本任务是“求真”，其后西方哲学的发展基本沿袭了这条道路。但这个缘起造成的结果是，“认识者”人为地将“认识对象”与自我分割，并且为了尽可能地“客观”、“公正”地得到“真”，会尽最大可能地将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分割。西方哲学发展到上世纪，这种“理性主义”达到了极致，但并没有给人类带来福祉，相反信奉“理性至上”的政治家们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随后的哲学家们开始思索“认知世界”的目的，又回溯到古希腊时期，掀起了新的“反理性思潮”，“反理性”并不是反对理性。而是以理性的出发点，来看待理性的作用。
而中国哲学从萌发之时起，就没有“主客二分”的概念。提倡“天人合一”、“物我两忘”，强调将主体完全沉寂到客体中来，这种认识方式是很独特的，没有将主体和客体进行“人为”的拆分，而是主体与客体是天然的、自然的结合。在周易的断定逻辑系统中，强调占卜结果的可行性时，首先的条件是，占卜者要对这个占卜“信仰”，同时，断定的结果也不是枯燥的，而是融合了丰富的人文内涵，是对自然、生活、社会、历史、政治等现象的综合，也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体现。在这一点上，中国传统哲学与古希腊哲学是不同的，甚至是矛盾。
上世纪西方“反理性”和“非理性”的思潮，事实上是对“主客二分”的认识方式的反省，西方哲学在前期发展的过程中，高扬了人的主体性的地位，但却把人从整体世界中隔离出来，人应该是自然的一分子，应该与自然、与他人相处，而非矛盾地、二分地存在。“贞”字为代表的断定用语，作为中国传统认知方式的一种体现，表达了中国人的特殊的认知模式，这也是本文的研究意义之一。
当前，中西文化的“话语权”之争成为学术界的一大热点，在这种背景之下，回避和激进或许都非理性的选择，而作为人类哲学传统极其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必须参与到人类对根本问题的思考与再思考的行列。同时，中国哲学也必须面对西方哲学的挑战，适应西方语系，界定问题，提出论证，深入西方哲学核心，展示中国哲学的精髓，赋予它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