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师徒授受是中国古代技术传承的主要载体，历史的积淀逐步塑造出颇具特色的职业技术教育视域下的“师徒”传承文化。详细剖析“师门”文化、传“道”文化、授“艺”文化，以厘清“师徒”传承文化的合理性、局限性、精髓以及现代化问题。
关键词：职业技术教育视域；师徒传承文化
作者简介：路宝利（1969-），男，河北香河人，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图书馆馆长，副研究员，教育管理硕士，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史、职业教育思想；赵友（1957-），男，河北玉田人，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教授，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与传统文化。
基金项目：2010年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中国古代职业教育思想与模式研究”（201003116）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G719.2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1）28-0092-05
明代以远，中国创造出领先于世的技术文明以及丰富的传承模式。畴官世业、专门学校、家庭箕裘相继等诸多模式均成为古代技术教育的有效载体。其中，职业技术教育视域下师徒传承经过悠久的历史积淀，不仅依然盛行于世，且已形成独特的文化现象。以文化的视角剖析古代师徒制度对于揭示技术教育的内在规律实有裨益。
一、“师门”文化
（一）不耻相师与唯长是师
不耻相师出自于唐韩愈的名篇《师说》，其意为不以互相学习为耻。韩愈批评时之文人“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同时，推崇“器者”求学之精神即“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以至于“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古代技艺师徒传承自先秦发端，活跃于整个手工业时代，至现代社会仍为培养技术人才的重要载体。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为古代技术工作者统称，现木工、瓦工、厨师以及各种民间工艺皆以传统师徒传承为核心方式。不耻相师之精神又表现为带艺投师与唯长是师。带艺投师即在拜师以前已经身存技艺，此技艺或出于自修或出师门，以出自师门居多。拜师并非限于名师。凡有一技之长于己者，均可登门请教。古代身怀精艺之人一般如此即“师无常师，唯长是师”。华佗、张仲景皆拜多师，清代温病学宗师叶天士曾先后拜师十七人，叶氏拜师之多，可谓其中之典范。[1]
（二）投师名门与谨严择徒
投师即徒弟寻找师傅的历程。投师的历程一般涵盖三种现象：投师无门，投师有门，投师名门。古代投师无门原因大致有三：其一，弟子天分甚高，无人应教；其二，师徒信息壁垒，彼此不相知；其三，觅师领域门户未立，不知求教何人。与投师无门相比，投师有门则指弟子依恃自身的天分与师门接纳性而达至理想之所。自古名师出高徒，因此寻找名师名门为头等大事，古代投师名门之旅一般均很艰难。跪请名师的历程也是师傅考验徒弟决心与意志的过程，因此古代诸如“程门立雪”之例甚多。师傅与徒弟存在相互寻找的过程，弟子投师名门，师傅谨严择徒，其间缘分亦很重要。长桑君教授扁鹊即为典型一例。《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扁鹊少时为客店小老板，长桑君常就店下塌，因扁鹊对长桑君“常谨遇之”，观察十余年后，遂收为徒并在传授“禁方”以前，还以“勿泄”为条件。
（三）拜师敬祖与终生为父
师徒关系确立为师门文化之大事，须以隆重的风俗礼仪确认与保护。一般拜师礼仪有如下程序。第一，拜祖师、拜行业之神。如医士须拜扁鹊，厨师须拜彭祖，木工须拜鲁班。以表示对本行业敬重以及从业的虔诚，同时祈求“保佑”；第二，行拜师礼。一般是师傅、师母上座，学徒行三叩首之礼，后跪献红包和投师帖。中国传统文化中仅跪天地、双亲，由此看出师傅的地位之高。第三，师傅训话，宣布门规及赐名等。训话一般是教育徒弟尊祖守规，勉励徒弟做人要清白，学艺需刻苦等。古代拜师礼为三、六数，意为“三十六行，行行出状元”。另有些手工业作坊在拜师前须写“投师纸”，以明确规定投师年限、徒弟义务等，如无“投师纸”师徒关系一般不予承认。师徒关系确立以后即有“投师如投胎”之说，古谚所谓“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师傅”，传统师徒关系为没有血缘的“父子关系”。有些行业，一入师门，全由师傅管教，父母无权干预，甚至不能见面。晋商学徒，有的甚至十年方可探家，学徒期间不付工资并无偿帮师傅做家务，师傅管吃住及冬夏衣各一套。一年打杂，二年学艺，三年满师，四年帮工方可出徒。一年三节须“哨师傅”即送礼物。出师酒时，徒弟孝敬师傅钱，师傅回赠徒弟一套工具，并分自己碗中一半饭与徒弟，象征徒弟出师，又表示师傅将一路关照，同时示意自食其力是从师傅处分得。又须送红包与师傅一脉相承的同行，称“坐凳礼”。中国古代技艺传承得意于此“师徒父子”亲密关系。[2]
（四）谨守门派与不辱师门
宗派门户是师门文化中重要的现象。如元代传统医学，出现金元四大家：以刘完素为代表的“寒凉派”；以张从正为代表的“攻下派”；以李杲为代表的“温补派”；以朱震亨为代表的“养阴派”。《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医家类·前言》说：“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医学门户、流派的出现，极大地丰富了传统医学的发展。投师拜祖之后要严格遵守师门规矩，古代社会门户之见极为严重，其源于不同门户对于事理的不同理解，但多因派别偏见所致，并常存巨大的力量。因门户之见而导致发展局限以及门户之争皆很普遍，而破除门户之见是为艰难而有益的。另徒弟须谨记不辱师门，从品德、技艺、禁忌等诸多方面须尊师嘱，否则“逐出师门”对于技艺之人后果极为严重。朱震亨，他传医有术，其弟子戴思恭著有《推求师意》及《证治要诀》，都发扬了朱氏的学说，做到了“无愧师门”。[3]
二、传“道”文化
（一）教授之道——非其人勿教，非其真勿授
教授之道首要内容体现于“真人”与“真学”。《黄帝内经·素问经》：“非其人勿教，非其真勿授，是谓得道”。其含义为师傅选择徒弟要严肃认真符合标准，在教学中还必须以徒弟所能，授以真本领，这才是师傅的教授之道。古代，名师选徒甚为严格，愈是有绝巧者愈是如此。清代名医叶天士临终警言：“医可为而不可为，必天资敏悟，读万卷书，而后可借术济世。不然，鲜有不杀人者，是以药饵为刀刃也。吾死，子孙慎勿轻言医。”汉代华佗曾拜师蔡氏，蔡氏以劝开斗架公羊试其智，华佗以青草分放诱之，遂收为徒。智慧与悟性是华佗终成名医的重要原因。授徒以“真学”乃师德之要，汉代淳于意悉心授徒，据《仓公列传》载，淳于意成名弟子中史存者共有七人：齐宦者平，临淄人唐安、宋邑、济北王侍医高期、王禹、淄川太仓长冯信、高永侯家丞杜信。淳于意授徒传技的过程亦是治病救人与研究中医的过程。其将典型病例进行整理，《史记》记载了他的二十五例医案，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病史记录，成为中国医学史上第一部医案——《诊籍》。创立与发展医学诊籍，对于技术传承科学性与开辟案例教学极为必要。
（二）杏林春暖——技巧所以利器用，济艰难者也
职业操守为师徒授受的首要方面，在医业传承中甚是显著。《隋书·艺术列传序》曰：“救恤灾患，禁止淫邪”，“技巧所以利器用，济艰难者也”；《新唐书·方技列传序》言“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或“矜以夸众，神以巫人”被指斥为“技之下者”为人所不齿。唐代孙思邈视医学为决人生死的“仁术”，并告诫后学“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其在传授技艺时，制定一系列有关专业品德的戒律。如传授医学的咒禁学，就规定“凡欲学禁，先持五戒、十善、八忌、四归”，要求后学“济扶苦难”、“不淫声色”、“调和心性不乍嗔乍喜”。《素问》卷二十五还对针灸医师提出五项要求：“一曰治神；二曰知养生；三曰知毒药为真；四曰制砭石大小；五曰知腑脏血气之诊。”《黄帝内经》还专门撰写了“疏五过”、“征四失”，这些医生行为规范均是徒弟需谨记于心的。淳于意“上疗君亲之疾，下救贫贱之厄”；华佗因品性被誉称“民间医生”；汉代董奉治病不收费用，植杏树以代之，并以杏换粮救济灾民，后以“杏林春暖”赞誉医德高尚之人，对后学影响颇深。[4]
（三）持恒以专——相矜以久贾，数过邑不入门
历练意志品质以适应未来职业情境是弟子必修之课。古代巫医乐师百工商旅学徒过程均异常艰辛，弟子需天分之外，需要卓越的意志品质传承技艺。汉代乐府诗《孤儿行》：“孤儿生，孤子遇生，命独当苦！父母在时，乘坚车，驾驷马。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贾。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腊月来归，不敢自言苦。头多虮虱，面目多尘……”此诗借孤儿口吻，描写了商人学商经商的艰辛。古代洛阳商人尤为典型，他们出门学做生意“相矜以久贾”，即相互之间以长时间在外学习经商为骄傲自豪。甚至如夏禹治水，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师史“数过邑不入门”，足见其一心一意之精神。另洛阳人素以节俭著称，师史更是如此。其虽家财万贯，却粗茶淡饭，普通服饰。专注品质亦非常重要，孟子《学弈》曰：“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此说明，弟子在技术传承中，须专心练习、体味方得真传。如不专心即使弈秋这样的善射者也不能教会。再有，古代师傅对待徒弟要求极为苛刻。“十年寒窗考状元，十年学商倍加难”为晋商学徒之生活写照。如无执着之志实难坚持。意志坚定、专注一事与执着之志成为师徒传承文化中的突出因子。
（四）境界之美——庖丁解牛，匠石相树
艺术与境界是超越技能层次的更高追求。庄子寓言之匠石相树与庖丁解牛皆凸显出此中国式独特技术文化。道家代表人物庄子在《养生主》曰：“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盖至此乎？”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此即著名“庖丁解牛”的寓言。这段话明晰了道家技巧的层次递进，其依据自然之道，以“游刃有余”之功实现了具体技巧的超越，成为“美妙的音乐与桑林舞曲”的自由俨然成为一种境界。《庄子·人间世》中记载师徒授课的案例：“自吾执斧斤以随夫子，未尝见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视，行不辍，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这则寓言师傅教授徒弟如何判断一棵树应为“何材”，徒弟从师傅的判断中学到外表之壮美未必内材就好的道理。当然，“无用方为大用”是庄子想说明的深刻道理。但亦能反映出中国古代手工业技艺的过程，也是求道的过程，也由此出现了“匠人”境界的区别。中国技术艺术与境界走向与西方技术科学走向截然不同并在师徒技艺传授过程中多有体现。
三、授“艺”文化
（一）因材施教——土不可作铁，而可作瓦
弟子天分修为各有差异，因此需因材施教。魏晋傅玄对此有精辟的论述，傅玄以“土与铁”性能不同，说明要物尽其用：“土不可以作铁，而可以作瓦”。其认为人各有其长“龙舟整揖，王良不能执也；骥骤齐行，越人不敢御也，各有所能。”由此，傅玄对于“为师者”提出因材施教的期望：“大匠构屋，必大材为栋梁，小材为榱橑，苟有所中，尺寸之木无弃也。”即好的工匠在造屋子时，不浪费一寸的木头，使大小木材各尽其用。淳于意是因材施教的典范：宦官者平“好脉”，就授他脉法，教以脉理；对宋邑则教以五诊术，对高期、王禹教之“经脉及奇络结，当论俞穴所居及气当上下出入邪正逆顺以宜镵石，宜砭灸处”；冯信性好医方，精于脉诊，遂授以“案法逆顺，论药法，定五味及和汤法”，杜信好脉法，就教以“上下经脉五诊”；对唐安“教以五诊上下经脉，奇咳术、四时应阴阳重”。《灵枢经》记载“明目者，可使视色；耳聪者，可使听音；捷疾辞语者，可使论语；徐而安静，手巧而心审谛者，可使行针艾、理血气而调诸逆顺，察阴阳而兼诸方论；缓节柔筋而心和调者，可使导引行气痛毒；言语轻人者，可使唾痈咒病；爪苦手毒，为事善伤者，可使按积抑痹。由是则各得其能，方乃可行，其名乃彰。”扬长避短，使受教育者各得其能。[5]
（二）法式授受——教人以规矩，不能教人以巧
古彦：“大匠教人以规矩，不能教人以巧。”涵义颇深。规矩与巧为技术训练的两个层次，其中规矩为基础。隋朝工师授徒已有“立样”与“程准”。“立样”即做好模版，然后学徒加以模仿，学习制作。《隋书·何稠列传》中记载黄亘、黄衮兄弟“凡有所为，何稠先令亘、衮立样，当时工人皆称其善，莫能有所损益。”唐代，将作监下设甄官，其职责在于使“砖瓦之作，瓶缶之器，大小高下，各有程准”。这就为艺徒学习和制作提供了标准和典范，掌握了“程准”即等于学会了技术。（《大唐六典》卷二三）宋代，以李诫《营造法式》为标志，“法式”艺徒培训法趋于成熟。“巧”是超越规矩的更高层次，已经是技术的内化。孟子亦曰：“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与人巧。”、“由射于百步之外也，甚至，尔力也。”孟子认为：巧与力不同，譬如射箭，学生有力气即能射于百步之外，而射中或矢无虚发方为技巧，技巧并非师傅可以包办代替。清代美食家袁枚《王小鱼传》生动描写了家厨王小鱼技术之精湛，但请教其高超技艺如何达至即“或请授教，”，曰：“难言也。”此道出“巧”之微妙及师之无耐。“巧”依托于徒弟的天分与悟性，更多依赖于后天反复训练之体味。诠释出“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的朴素道理。欧阳修《卖油翁》文：“我亦无他，唯手熟尔。”华佗学艺期间，手抓草药竟与秤称分毫不差。“熟能生巧”应为技术训练的核心规则。
（三）贵于导引——君子引而不发……中道而立，能者从之
《孟子·尽心上》记载孟子与公孙丑之对话体现出师傅授“艺”贵在启发诱导：公孙丑曰：“道则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为可几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孟子针对公孙丑将“道”之标准降低以适应拙者提出批评：工匠师傅不因徒弟笨就改变或废弃用来划线的绳墨；后羿也不能因学射箭的人笨拙改变其张弓的限度，而不张满弓。如果弃其绳墨，舍其规矩，不坚持标准，定然没有良好的教授效果。孟子在坚持“道”之标准的同时，提出师傅授徒传“道”重于授“艺”即“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其意是师傅只把弓张满，摆出跃跃欲试的架势，并非一定要把箭射出去。旨在说明师傅教会弟子如何射即可，不能代之去射。卓越的技艺须徒弟自觉主动地反复练习，以达到熟能生巧。师傅贵在导引，以激发徒弟能动性即所谓“中道而立，能者从之”。[6]
（四）循序渐进——言传身教，心传神授，自悟自解
师徒授受一般分三个层次：言传身教，心传神授，自悟自解。言传身教最为基础，如元代厨师授徒，徒弟跟随师傅从选料、加工、烹饪、调料等诸多环节中逐步学习与模仿。原料初加工讲究规矩，否则会破坏营养或品味，学徒须记在心中。练习刀工技艺也是逐步摸索、辨析、熟练的过程。另外，配菜工序、调味等也是学徒必须熟练掌握的内容。徒弟尤其需认真体味师傅对于不同菜肴对于火候的掌握，反复实践方可总结出“烧猪肉不可用桑柴火。”等诸多诀窍。名医授徒更能体现言传身教，如扁鹊及其弟子行医到周都洛阳，知周人尊老，即以“耳目痹医”名于时。另和弟子子阳、子豹一起“厉针砥石，以取外三阳五会”，治疗虢太子的“尸厥”，获得成功。第二个层次是心传神授；心传神授即“以心传心”，师徒长时间练习、揣摩、沉思、切磋，彼此“相示以巧”与“相陈以巧”方可逐步达至心灵融合与意会之境界。第三个层次是自悟自解。公孙大娘是开元盛世时的唐宫第一舞人，善舞剑器，她在民间献艺，观者如山。草圣张旭，因观看公孙大娘剑器之舞，茅塞顿开而成就绝世书法。自悟自解在心理学上属于一种“统觉”智慧，非为神秘，其依赖于自身在“动手”过程中持续不断的体验积累与自身建构、默会所致，自悟自解凸显出技术传承的“内源性”学习特征。
（五）独门范式——尔先学不瞬，而后可言射矣
师徒授受具有一般“范式”，如古代医师授徒要求徒弟熟背药方等。但行业不同、师傅秉性资质各异，大凡名师除自身身怀绝技以外，其教授艺术亦与众不同即“独门范式”。此在《列子·汤问》之《纪昌学射》篇极为鲜明：古之飞卫巧过其师，纪昌与之学射。飞卫没有直接传授射箭，而是依据“尔先学不瞬，而后可言射矣。”的特殊程序，从“以目承牵挺到视小如大，视微如著”基本眼力练起终掌握射箭之诀窍。《史记·仓公列传》这样记载，“庆年七十馀，无子，使意尽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传黄帝、扁鹊之脉书，五色诊病，知人死生，决嫌疑，定可治，及药论，甚精。受之三年，为人治病，决死生多验”。言汉代名医淳于意拜孙阳庆为师。其让淳于意把过去所学的医方均丢弃，将自己珍藏的黄帝、扁鹊脉书、根据五色诊断疾病、判断病人预后的方法以及药物方剂等书传给他，终使淳于意成为“诊病决死生”汉名医。“独门范式”涵盖着师傅的心得与绝妙之处，成为师承文化重要组成部分。[7]
四、师徒传承文化扬弃
（一）继承师徒传承文化合理性
师徒制度作为手工业时代的产物，其顽强的生命力源于本身存在的合理性。主要涵盖以下四点：其一，师徒传承适应“个性化”教学。近代以降，师徒制逐步被职业学校所取代。职业教育需“手把手”因材传授才可得其要领，但班级授课制因教师受众太多导致贯彻“个性化”教学难度极大。其二，师徒传承适应“终身性”教学。师傅一生当中因严格选徒等诸多因素影响而仅有少量的徒弟。师徒之间传道、授业、解惑的关照持续“终身”。徒弟常年累月跟随师傅，师傅的品格、绝活、行动作派等耳濡目染，师徒传承得以完成。其三，师徒传承适应“精艺性”教学。传统学徒制度，师傅之所以成为师傅，其源于自身具备行业“精艺”，其蕴含诸多体会与诀窍。师徒形影相随，方可捕捉到师傅的“精艺”。其四，师徒传承适应“实践性”教学。书斋之中是无法培养实践能力的。学徒制度技术传承主要依托于生产实践的载体。师傅从事具有复杂劳动性质的主导工作并兼传技艺；徒弟做辅助工作以帮衬，属于简单劳动兼学习训练。手工业时代师徒制从实践开始，以实践结束。
（二）汲取师徒传承文化精髓
师徒传承文化精髓是代际相传的要旨。传统学徒制度，师承文化表现为“严格性”与“亲密性”统一，“严格性”贯穿于选徒与授徒整个过程，“亲密性”表现为“师徒如父子”类血亲关系，“严格性”与“亲密性”统一是学校模式职业教育无法比拟的；师承文化表现为“实践性”与“生产性”统一，其是学徒制度依然具有生命力的重要原因，同时凸显出职业技术教育的本质属性；师承文化表现为“示范性”与“内源性”统一，以生产实践为载体，师徒技术传承得以完成；师承文化表现为“技术性”与“境界性”统一，“境界”是对于“精艺”的超越而为最高的追求，业已成为中国实用技术的文化特征；师承文化表现为“精艺性”与“道德性”统一，“德艺周厚”成为古代优秀技术人才的标准，同时凸显了中国“尚德”文化；另外，传承范式“一般”与“独特性”统一等皆在新时期技术人才培养过程中需继承与发展的合理内核。
（三）规避师徒传承文化局限
近代以降，师徒传承逐步衰落缘于自身的局限性。首先，表现为保守性与垄断性。保守性即对于同行技术的排他性。元代名医朱震亨能“兼收并蓄刘完素、张从正、李杲三家之长，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医学理论难能可贵。垄断性则表现在师徒之间。师傅为避免“教了徒弟，饿死师傅”的结局以及确保其权威性而非“尽心传授”，需留部分“绝活”以待其变。许多“绝技”终藏于师傅腹中。其次，传统社会“匠人”或“手艺人”自身局限。从其称谓可看出此群体当中多数仅为一般的手艺人，德艺兼求之辈终归少数。孔子之君子不能拘于一才一艺，而是要通于艺、游于艺的理念，即是对于技能型人才局限性以及教育功利性提出批判。再有，学徒制度以“一对一”或“一对少”的模式传承，因此，培养大量技术人才很难完成。否则将以牺牲徒弟培养质量为代价，此与“班级授课制度”无法比拟。另外，师徒技术相传，师傅基本依托个体经验。因此，师傅天分修为、接受能力、经历领域等诸多因素均制约经验的层次。[8]
学校形式很难独立完成职业教育的全部过程，毋庸讳言，目前师徒传承文化还存留着极强的活力。任何事物皆是历史的产物并伴随时代而变迁，诞生于手工业时代师徒传承文化亦为如此。因此，推进师徒传承文化现代化，以参与现代职业体系建构并培养高级职业人才，值得进一步探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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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周凤荣.师徒制:补救人才断层[J].参考资讯,2004(11).
责任编辑 王春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