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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来党对执政方式的探索与启示

时间:2022-10-29 19:50:04 来源:网友投稿

[摘要]60年来,党的执政方式经历了一个渐进探索的发展过程,取得了巨大进展,积累了丰富经验。

[关键词]60年;执政方式

[中图分类号]D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62(2009)20—0014—03

60年来。党的执政方式经历了一个渐进探索的发展过程,取得了巨大进展,积累了丰富经验。将这一过程进行梳理,总结其中的经验,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60年来党对执政方式的探索

60年来,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党对自身历史方位认识的不断深化,党对执政方式的探索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执政方式的探索。

党在全国范围执政后。面临着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角色转化的考验,由于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及自身经验习惯的影响等原因,党的执政方式主要是沿袭了战争时期形成的一元化领导方式,但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又有差别。

建国初期,我们党一方面要继续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开展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及镇压反革命等运动;另一方面要打破帝国主义国家的封锁威胁,进行抗美援朝战争。这一切在客观上都需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但我们党并不视此为理所当然。1951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在人民政府内建立党组和组建党委会的决定》中指出:党政之间不是隶属关系,党的领导是通过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在政权机关由担任公职的党员发挥作用来实现的。如果把党对国家的领导作用看作是党直接执掌政权、管理国家,实际上就否定了国家政权机关的职权,这是对党的领导地位的错误理解。但随着形势的发展,为了反对分散主义和地方主义,1953年中央提出了“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的领导原则。而鉴于中央集权过多带来的一些弊端,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提出要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要下放权力给地方。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在此基础上,刘少奇在党的八大报告中指出:“党应当而且可以在思想上、政治上、方针政策上对于一切工作起领导作用。当然,这不是说,党应当把一切都包办起来,对一切都进行干涉。”(《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64页)但受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及1958年“大跃进”的影响,“书记挂帅”成为一切工作的原则,党的一元化领导全面加强。到了“文革”时期,党的执政方式与“阶级斗争为纲”的要求紧密结合,基本表现是党政军合一。以党代政。这种高度集中的执政方式,造成“党不管党”,党的威望严重受损。党对执政方式的探索陷入误区。

(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执政方式的探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探索党的执政方式的新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应该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实行分级分工分人负责。”1980年8月,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中指出:“在党的领导体制上最大的问题就是以党代政、党委权力过大、党不管党”。他提出要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和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在此基础上,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指出,党不是向群众发号施令的权力组织,也不是行政组织和生产组织。党的领导主要是思想政治和方针政策的领导,不应当等同于政府和企业的行政工作和生产指挥,党不应当包办和代替它们的工作。

随着改革开放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政府包揽过多(实际是党包揽一切)与市场经济取向改革要求越来越不适应,政治体制(包括执政方式)改革随即提到中央的议事日程上来。1986年9月,邓小平指出:“改革的内容,首先要党政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1987年6月。他又强调党的十三大要“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日程上来”。党的十三大指出:“应当改革党的领导制度,划清党组织和国家政权的职能。理顺党组织与人民代表大会、群众团体、企业单位的关系,……做到各司其职,并且逐步走向制度化”。“党政分开”成为这一时期党的执政方式改革和创新的主要成果。

与此同时,党深刻吸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把健全民主法制作为改革执政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147页)

(三)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执政方式的探索。

党政分开的初衷是良好的。但作为执政党,必然与国家政权紧密相连,党政不可能完全分开,更不能完全对立起来。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积极探索,在党的执政方式上寻求新的改革和创新。

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法治经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社会经济成分、经济结构、利益关系和组织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必然要求转变党的执政方式以适应形势的要求。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提出实现“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作主的统一”和“改革与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命题。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宪法。这标志着党的执政方式由过去主要依靠政策、依靠行政手段,转向主要依靠法律手段,这是我们党对执政规律认识的重大突破。

进入新世纪后,党的十六大重申要“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指出:“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坚持依法执政,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这是党的报告中第一次出现依法执政的表述。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应有之义,依法治国必然要求依法执政。它要求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善于经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以法律的形式实施。依法执政是对党执政方式的重大发展。

(四)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执政方式的探索。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深化对执政规律的认识,推进党的执政方式的新探索,并取得重大成果。2004年9月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这是对依法执政的新发展,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提高执政水平的新阶段。科学执政。就是党要结合中国实际不断探索和遵循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按照科学的思

想、理论和科学的制度、方法来执政,把党的执政活动建立在更加自觉地运用客观规律的基础之上。民主执政,就是党要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以发展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巩固和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依法执政,就是党要坚持依法治国,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

2007年党的十七大重申:要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三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科学执政是前提,民主执政是核心和本质所在,依法执政是基本途径,构成了当前党执政方式的基本理论框架,这是党在执政方式上取得的重大进步和创新。

二、60年党对执政方式探索的启示

60年来,党对执政方式的探索道路曲折,经验丰富,给予我们多方面的启示。

第一,对执政方式的探索,应与时俱进,根据形势的发展和要求,以渐进式改革为宜,切忌大破大立。特别不能像“文革”中,将原来的领导体制和执政体制彻底推翻,用“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的方式来变革党的执政方式。要结合中国实际不断探索和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要以科学的思想、科学的制度和科学的方法来执掌政权;要坚持为人民执政、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要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挥其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应有的立法和监督作用,以保障人民权利为出发点,以规范执政党的权力为手段,最终达到人民权利与中国共产党权力的和谐发展。总之,科学、民主、依法,体现了党的执政方式探索的价值和目标的统一,党的执政方式必须以此为起点和方向,不断深化和发展。

第二,要注意处理好党政关系。党的执政地位是通过党对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来实现的,但党不能代替国家政权机关,不能越俎代庖。党要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按照人民代表大会的要求和宪法、法律的规定,科学规范党委与国家政权机关的关系,既保证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又充分发挥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的职能作用,支持人大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支持政府履行法定职能,依法行政,保证国家政权机关应有的权威和效率。这是党依法执政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党要善于运用国家政权处理国家事务。总而言之,执政党不能削弱国家政权,削弱了国家政权,就削弱了执政党本身。党要依法在国家政权体系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

第三,处理好政策与法律的关系。“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政策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要甚至是主要的手段与方式。但随着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从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执政党转变为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执政党,党的历史方位发生了重大转变,党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新问题的考验,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必须随之转变,将主要依靠政策转向主要依靠法律来实现对国家的治理,积极发挥立法、执法、司法工作的相对独立性和权威性。当然,这并不否定政策的作用,如当法律的规定与社会发展发生冲突时,我们党提出正确的理论和政策,就显得尤为重要。

责任编辑 余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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