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53年初中共中央发起了一场以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为主要内容的“新三反”运动，这是建国以后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取得了较大的成效。本文主要对运动中的有益作法进行总结，分析、探讨其对当前强化执政党建设的历史镜鉴。
[关键词]“新三反”运动 官僚主义 命令主义 违法乱纪
1951年11 月至1952年10月的“三反”运动在实质上主要是反贪污、反浪费，对官僚主义没有实质性的触动，甚至中下层党政机关内滋生着极为严重的官僚主义现象，为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于1953年初开展一次新的三反运动，主要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这场新的三反运动，主要针对官僚主义，为党以后反对官僚主义、强化执政党建设积累了重要历史经验。
一、“新三反”运动的由来
建国初期的“三反”运动，早已家喻户晓，但“新三反”运动，则知之不多。“新三反”运动可以说是“三反”运动的继续，主要是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1952年11 月17 日，向明以山东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名义，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交了一份长达1、8万字的《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意见的报告》。报告中指出在区、乡、村的基层组织干部中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现象，已发展到极为普遍和极为严重的程度，但是不少领导机关对基层干部的这些严重错误，采取了官僚主义态度，漠不关心。要求结合当时中心任务和整党工作，对那些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加之许多地方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江苏、湖北、浙江、安徽、四川、江西等省在1952年秋季征粮工作中采取强迫命令的办法,都曾导致农民自杀事件的发生,苏北区有19人自杀,68人自杀遇救。为此，中共中央于1953年1月5日发出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并转发了山东分局纪委的报告（压缩至6000余字），从而在全国展开了一场新的三反运动。
1953年1 月19 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题为《认真处理人民来信,大胆揭发官僚主义罪恶》的社论。2月7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闭幕式上讲话,要求全国进一步深入开展“新三反”运动。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作了《我们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和各级机关中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和反对违法乱纪的坚决斗争》的专门讲话，“我们认为完全有必要把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继续坚持下去,并把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与反对强迫命令、反对违法乱纪的斗争结合起来。”在中央文件及毛泽东讲话的指导督促下,全国各地各部门认真地开展了“新三反”运动。山东于2 月10 日派出检查组分赴十一个专区检查，邮电部组织六个检查组、劳动部组织了13个检查组，同时商业部、全国总工会、重工业部、水利部以及江苏、上海、山东、河北、天津等省市都在《人民日报》上公布了本部门、地区开展“新三反”运动的情况。1953年3 月中央先后发出两个文件，解决乡村“五多”问题和中央一级机关开展新三反运动。至1953年夏，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将重心转到反对分散主义，“新三反”运动基本上宣告结束。
二、“新三反”运动的主要举措
（一）全党、全民动员，刹歪风，树正气
毛泽东阅读向明的报告后，意识到山东所反应的问题不仅是山东一地存在，“这件事应当唤起我们各级领导机关的注意。这个问题不但是山东的，而且是全国的。”认为完全有必要开展一场新的三反运动，亲自起草中共中央指示并附向明的报告转发全党。1953年2 月7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发表讲话再度强调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要求“这次会议以后，要从我们中央开始，带头下去检查。这样才能带动大行政区一级，省市一级，专区一级和县一级，我们才有资格责备下面，才能真正解决问题。”《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及各地报刊纷纷开辟专栏，宣传“新三反”运动，动员广大群众勇于揭批官僚主义，全党、全国形成了强大的“新三反”运动的舆论氛围。
（二）反对官僚主义首先从正确处理人民来信着手
毛泽东要求全国仿效山东作法，“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分子的情况，并向他们开展坚决的斗争 。”毛泽东认为人民群众在来信中提出对政府的批评、指出缺点表现了群众的高度政治责任感，表明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信任，由于部分干部在工作中采取官僚主义态度，漠视群众要求，致使人民群众的来信得不到及时处理甚至导致来信日益减少。仅山东省政府就积压了七万多封群众来信，全国各地积压的信件就更多了。为此毛泽东认为“新三反”运动应该首先从处理人民群众来信入手，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坚决走群众路线。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正确处理群众来信的社论，各地认真总结教训，探索新途径，正确处理群众来信，有的地方还建立了接待制度，专项检查制度。
（三）贯彻惩罚与教育、刹歪风与树正气相结合的方针
在“三反”运动中，对刘青山、张子善的处理对党内的贪污腐败分子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对普通党员干部、群众起到了良好的教育作用。对于“新三反”运动，毛泽东主张违法情形严重者必须给予法律制裁，如是党员必须执行党纪，要求“各级党委应有决心将为群众所痛恨的违法乱纪分子加以惩处和清除组织，最严重者应处以极刑，以平民愤”，同时也要利用对违法乱纪分子的惩处来教育干部和普通群众，实现惩罚与教育相结合。河北省委书记林铁明确地将这一斗争方式概括为“典型处理,教育一般”。山东、河北等地都处理了一批典型，教育了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向明的报告主要集中于揭发坏人坏事，可以说是全神贯注于揭发，毛泽东认为那样做是必要的，只有那样才能引起全党的注意，但同时也强调“在开展反坏人坏事的广泛斗争达到了一个适当的阶段的时候，就应将各地典型的好人好事加以调查分析和表扬，使全党都向这些好的典型看齐，发扬正气，压倒邪气”，实现刹歪风与树正气相结合。
（四）优化领导方法，服务于中心任务
官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领导方法的问题，命令主义、强迫现象的产生主要是因为官僚主义的存在。毛泽东意识到官僚主义不但在目前是个大问题，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都将是一个大问题，但同时强调“如果我们的领导任务有所加强，如果我们的领导方法有所改进，则危害群众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就可以逐步减少”。党在反对官僚主义时就开始注意到自身的领导方法的问题，并以改进领导方法来逐步消除官僚主义。全国从上到下通过检查、自检、揭批不断改进领导作风，优化领导方法。
“新三反”运动并没有采取单纯性的运动方式，而是结合当时的中心工作开展的。向明在报告中就指出应结合当时的中心任务和整党工作来开展“新三反”运动，毛泽东在指导“新三反”运动时也一再强调不能孤立的进行“新三反”。同时，1953年是我国进入大规模建设的第一年，也不允许孤立地进行“新三反”。《人民日报》对此发表了社论，强调“如果离开了当前的重要工作,放松了当前的重要工作,去孤立地进行什么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不只是发现不了因而也打击不到官僚主义的要害,而且还会因为放弃了或放松了当前的重大工作,给国家人民带来更多的损失。”“我们必须紧密地结合当前的各项工作来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现象,而决不应该把它作为一个什么单独的运动,不应该也不可能把这一斗争作为短时期内压倒一切的突击任务”全国各地的“新三反”运动基本上依据这一方针来开展的，确保了“新三反”运动与当时中心工作的同步发展。
（五）自下而上、自上而下与舆论监督相配合的立体式运作方式
官僚主义产生的后果最终要由人民群众来承担，因而人民群众应是反对官僚主义的首要主体。毛泽东主张“新三反”运动采用群众运动方式，发动群众自下而上的揭发，坚持走群众路线。在运动初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人民群众纷纷揭发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但官僚主义的产生根子主要还是在上面，因而同时要求党的领导机关自上而下彻底检查存在的问题。实现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有效的打击了官僚主义。同时在运动初，《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及各地方报刊从一开始就积极参与“新三反”运动，《人民日报》在“新三反”运动中多次发表社论，总结、交流、肯定各地成功经验，引导运动不断向纵深发展，其它各地报刊专门开辟专栏反映存在的官僚主义现象，通报运动情况。总起来说，三者的之间有机配合基本上构建了较为成功的运作方式，确保了“新三反”运动的功效。
三、“新三反”运动对当前强化执政党建设的借鉴意义
当前党已是一个有着五十多年执政经验的政党，但面对着市场经济的新形势，党需要不断的总结执政经验，探索执政规律，进而提高执政能力。五十多年前的“新三反”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是党对自身执政进行的一次有益探索，力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其中许多有益的探索对我们今天强化执政党建设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
（一）以民为本是扩大执政资源的有效途径
任何政党的兴衰、国家的兴亡，都同民心向背紧密相连。“新三反”十分关注这一问题，运动主要针对区、县、乡、村一级存在的命令主义、违法乱纪及自上而下的官僚主义，这些均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部分干部的恶劣行径严重影响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毛泽东将这些作风称之为“国民党作风”，若不为人民群众着想，坚决消除这些现象，党可能会丧失执政地位，因而整个“新三反”运动都着眼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发挥群众的积极性，特别是消除农村中“五多”现象更是深得人心。“新三反”运动以民为本，大大提高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基本上消除了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为引导全国人民积极投入到1953年的经济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通过这一运动，党获得了党内外的一致赞同，执政资源得到了扩充，为党进一步动员全国人民建设新中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前党面对市场经济的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党必须与时俱进，努力扩展执政资源，以期更好的领导全党全国人进行现代建设。“新三反”运动以民为本的作法将是党不断扩大执政资源的有效途径，党只有在新形势下，真正地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坚持以民为本，才能确保执政地位、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可以说是否坚持以民为本、密切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党能不能执政和实行有效领导的根本基础。
（二）优化领导方法是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途径
党的领导地位是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的，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党面临新的领导任务，同时新时代也要求党要有新的领导方法。早在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就告诫全党要继续保持优良作风，戒骄戒躁，担当起领导中国人民建设新世界的重任。建国后部分干部沾染了恶习，形成了不良的领导作风，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强迫主义日渐漫延，毛泽东意识到必须克服这些不良的领导作风、领导方法，并认为这本身也是党的领导方法不当造成的。从而开始从优化党的领导方法入手加强执政党建设，取得了较大的成效，这对今天的执政党建设仍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江泽民同志反复强调新的历史条件给党的执政和领导各项事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党必须认真研究自身建设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善于学习和提高，善于改进和加强领导”“必须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优化党的领导方法可以提高党的领导艺术，更好的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优化党的领导方法可以保证决策的正确，减少决策失误，提高党的威信；优化党的领导方法可以自信地面对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增强执政信念；优化党的领导方法可以使党永葆先进性，与时俱进。新形势，要求党必须不断提高执政能力，优化党的领导方法则是不断提高党执政能力的重要途径。
（三）密切联系实际、与时俱进的工作方式是提高执政威信的有效方法
毛泽东在指导“新三反”运动中，并不拘泥于某一工作方式，而是依据实践要求，不断改进工作方式。在运动初期，主要集中于对官僚主义现象的揭批、惩处，后发展为惩处与教育相结合，到一定阶段后，在打击的反面基础上开始树正面典型，在运动后期，解决农村“五多”现象时又着手于对落后制度的改革。密切联系实际的工作方式，有力地推动了运动向纵深发展，解决了存在的问题，从而大大提高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当前部分干部的工作方式僵化，唯上不唯实，工作方式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党的威信，群众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如不能正确解决这一问题，党就可能面临着执政危机。党的一切工作都应着眼于实际、着眼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工作方式，与时俱进。
（四）强化制度建设是优化执政能力的制度保障
“新三反”运动分析了官僚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也试图从制度方面探求官僚主义产生的根源，特别是在消除农村“五多”现象时，党意识到不良制度的危害，着手从改进制度方面加强党的建设，许多地方在处理人民群众来信方面探索建立接待制度、专检制度。但由于当时认为依靠群众就可以达到反官僚主义的目的，从而没有坚持下去，不过其可贵的探索，对今天的执政党建设仍有着较大的借鉴意义。邓小平文革结束后就强调“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新时期，党必须不断加强以依法治国为核心的法律制度建设、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的政治制度建设、以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为核心的政党制度建设和以发扬党内民主为目标的党内监督制度建设及以德治国为理念的先进文化建设，只有这样才能为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提供制度保障，才能使党在激烈地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五）立体监督是提高执政能力的外在保障
党作为一个全国执政的大党，掌握着巨大的权力资源，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不良现象的滋生。建国后，中下层干部基本上无人监督，致使命令主义、强迫主义和违法乱纪现象丛生，严重损害了党的威信。在“新三反”运动中，强调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不仅要求群众主动揭批不良现象，而且要一直起到监督作用，随时反映存在的问题。同时，党内自上而下主动进行检查，提前处理问题，监督下级干部的行为，《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等报刊一开始就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揭批不良现象，树正气，较好的引导了运动的发展，同时党也号召民主党派积极参与“新三反”运动，从而形成立体式的监督体系，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提供了外在保障。
新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着更加艰巨的任务，党必须探索执政规律，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增强拒腐防变能力。加强党的建设不仅需要党自身的自觉性，也需要外在的监督，特别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党风廉政建设更需要外在监督。《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的出台就是顺应了形势的要求，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提供动力、保障。只有有效的监督，党才能始终真正地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制订、执行正确的有利于人民群众的政策，才能在良好的外在环境中不断实现党的奋斗目标。
作者简介：徐锋（1965-），男，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