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心理建设没有显性的意识形态张力，但内蕴隐性的意识形态功能。心理建设既是共产党人的思想建设内容，更是思想建设的方法。通过心理建设，可以引导受教育对象调整其认知结构、认知过程、认知机制、认知情感、认知意志。强化心理建设，有助于政治认知的塑造、政治情感的催化、政治意志的维持、政治信念的孕育、政治行为的促发。加强心理建设，有助于形成发生或者维持马克思主义信仰所需要的心理要件，据此克服社会存在对于具身性个体的社会意识的决定性约束，进而形成超然于社会存在的马克思主义信仰。
关键词：共产党人;心理建设;思想建设;教育心理化
中图分类号：D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9）02-0026-08
具身是参与性的基础、存在的方式，是人的行动及其意义的源头。具身作为哲学或者心理学概念，意指“人的物理的、时间的和社会的浸入的特定形态和本质是使有意义的经验得以可能的东西。”即是说，具身不是指个体化的人的肉体或者躯体，而是指人的生物有机体、社会有机体和精神有机体作为一体化结构与其环境系统基于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结构化存在。具身性（embodiment）不是指身体性（bodv ness），而是蕴含双重的意义，“既包含身体作为活生生的、经验的结构，也包含身体作为认知机制的环境或语境。”这意味着共产党人与一般意义上的人一样，其认知存在具身性，受制于其大脑、身体及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共同影响。对于具身性个体而言，共产党人思想建设的目标之一，就是克服社会存在对于人的社会意识的决定性约束，而形成超然于社会存在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强调思想建设，以期通过系统化的思想武装，增进成员的政治归属感和组织认同，进而形成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但关键在于，思想建设何以实现自外向内的有效转化、并且长时间维持动态的正向发展，乃至永久性地固化既有正向状态。如果没有从心理建设方法论层面逻辑地论证思想建设何以有效，思想建设的具身性个体有效性都只处于假设性状态。灌输式教育（也即外力推送式），理论上无法论证何以才能化解内在精神世界（即心理）对意识形态内容及其相应教育的拒纳。从心理维度阐明思想建设何以有效，理论上可以解释思想建设何以能够从具身性个体的心理建设层面取得突破。正如马克思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思想是人的行为的总开关，内在的思想观念通过人自身的思维过程及其结果支配人的具身行为。精神动力作为“红色精神的根本价值”，是思想建设的要义。
一、思想建设：共产党人的认识与实践
强调思想建设，是因为思想建设的重要功能。换句话说，是因为政治信仰对共产党人的政治实践具有极其重要的意识形态价值。因为信仰“常表现为人的高级心理活动。对某种理论、主义或宗教的信服、敬仰和尊崇。”而政治信仰作为信仰的一个子类，既具有信仰的一般属性，也内蕴独特的意涵。一般而论，政治信仰意指“特定社会和国家的个体在对某种社会政治体系及其理论学说的认同、信服、敬仰，进而成为自己政治生活的精神支柱的一种精神状态或精神体系。”一个社会的发展需要政治信仰的牵引。无论从理论探索角度还是从政党的教育实践角度，回首无产阶级政党的发展史，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发现众多文献涉及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及其建设问题。一是强调思想观念的无产阶级立场。例如，《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指出，工人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应该公开成立代表自己阵营的独立工人政党组织，并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相抗衡，而不是随声附和及充当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合唱队，“无产阶级的立场和利益问题应该能够进行独立讨论而不受资产阶级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强调代表工人利益的共产主义同盟应该公开建设属于自己的政党并且坚持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而不是附和资产阶级。恩格斯在《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提到，“单靠那种认识到阶级地位的共同性为基础的团结感，就足以使一切国家和操各种语言的工人建立同样的伟大无产阶级政党并使它保持团结。”在此，恩格斯乐观地认为，单纯认识到阶级地位的共同性（某种程度上基于感性认同的组织纯洁性）也足以推动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并保持组织的团结。二是重视通过教育统一思想观念。《共产党宣言》通过强调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此强化说明统一思想观念的重要性，引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三是强调对党员素质、能力的严格要求。恩格斯在给奥·倍倍尔的信中，着力解释并反对与拉萨尔派的合并，极力阐明及强调“政治纯洁性”的重要性。在给奥·倍倍尔等人的通告信中强调参加无产阶级运动的人必须“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列宁也指出：“我们的任务是要维护我们党的坚定性、彻底性和纯洁性。我们应当努力把党员的称号和作用提高，提高，再提高。”上述歷史文献的梳理表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强调无产阶级政党要保持思想纯洁性。
研读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的诸多历史文献，发现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强调思想建设、马克思主义信仰及具身性个体思想政治素质的重要性。一是重视思想理论建设。如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指出：“学会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我们所办的事才能办好，我们的革命事业才能胜利。”二是强调思想教育。如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强调，“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毛泽东强调：“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必须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指出：“根据延安的经验，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的学习运动，是非常必要的，对于全党干部党员思想的改造和工作的改进都是有极重大意义的。”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全党必须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并着重联系中国革命的实践，以达到进一步地养成正确的党风，彻底地克服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项倾向之目的。”1950年《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针对新党员“思想作风极为不纯”以及老党员老干部的“骄傲自满”等问题“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严格地整顿全党作风，首先是整顿干部作风。”1951年《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定》强调“这次整党是要通过思想教育和组织整理，保持我们党的纯洁性，提高我们党的质量和战斗力”。1952年《关于“三反”运动和整党运动结合进行的指示》及《关于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进行整党建党工作的指示》指出，“三反”运动“对于共产党员来说，是一次严格的考验，对共产党的组织来说，是一次实际有效的整理，即是一次更加实际与深刻有力的整党运动”。1989年《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对党的组织建设强调“认真做好清查和清理工作，纯洁党的组织”。2001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强调要将“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和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为目标。三是强调对党员素质的要求以及素质的价值与意义。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指出，人的能力有大小，只要学习白求恩的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1951年《关于发展新党员的决议》强调“一切共产党员必须努力学习，使自己懂得更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1980年《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作为一部比较全面系统的党规党法，强调要“坚持党性，根绝派性”。1983年《关于整党的决定》强调“纯洁组织，就是按照党章规定，把坚持反对党、危害党的分子清理出来，开除出党”。综上，思想建设是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核心工程。
从社会自组织角度分析，政治信仰是社会发展的序参量（或者序参数），社会一旦失去政治信仰或者政治信仰混乱，那么内生性的自组织动力就会因为无序化而导致社会自组织过程的混乱，随之而来的可能是外生性的他组织压力干预社会自组织的发展进程及其结果。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强化思想建设的内在动力逻辑，就是引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生成。因为政治信仰是人的理性与感性的发生物，是人的认知、情感与意志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共产党人的教育要务就是改造人的主观世界，概括地说，“就是要提高人们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能力，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因此，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而言，思想建设的基础问题之一就是人的心理或者精神系统的建构、建设问题。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认为，作为一般的社会成员，因其缺乏理性自觉的能力，需要具备理性自觉的先进阶层加以干预或者影响，使之发展、进步。列宁在《怎么办》中明确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从灌输论的理论逻辑出发，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发生需要一个合理的外界刺激。科学的靶向教育作为合理的外界刺激条件，将有助于人形成马克思主义信仰。靶向教育作为改变思想认识的武器，它是“按照一定的社会目的和要求，通过对知识信息的传递，来引起、激发、调节和控制人的生理和心理的发展过程的实践活动”。通过靶向教育，思想建设围绕政治的逻辑展开自外向内的具身转化。概而言之，思想上解决认同问题、政治上解决认知问题、行为上解决作风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人加强思想建设的要务、时务及实务。
二、心理建设与思想建设的具身性关联
形成认同、纯化认知、端正作风何以可能？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建设而言，在思想建设的主体、对象、内容与环境基本确定的情况下，挑战性难题在于思想建设方法论问题。心理建设方法是实现思想建设内容由外向内具身转化的关键。何其如此？其因果逻辑分析以下：
心理建设与思想建设之间的关联是具身性的。这是因为两者之间的关联内容、环节、路径、过程、方法、机制等因人而异。思想建设的内容结构包括思想理论建设、理想信念教育及思想政治素质培育三层次。从思想建设的内容维度分析，思想建设需要通过心理建设才可能最终达致思想建设的目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信仰在具身性个体身上的发生与坚守。通过理想信念教育工程，将思想理论建设内容靶向推送至思想建设的受体，需要经过必要的心理机制才能最终内化为人的思想政治素质。也就是说，思想建设作为外在过程或者外因通过作为内在过程或者内因的心理建设发挥作用，这是心理建设与思想建设之间存在的内因与外因或者内外过程转化的关联逻辑。心理建设指人以反思方式围绕知、情、意、信、行等优化心理过程、内容及其结构。从人的精神世界的发展过程及其结果分析，心理建设是累积强化、综合强化和反复强化思想建设的心理基石和前提。从政治心理学角度分析，心理建设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建设提供了心理学路径，心理建设事实上成为了“党的建设的第六维度”。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理建设需要从认知过程（包括认知的形成或者发展）、情绪情感过程（包括情绪情感的正或者负作用）以及意志过程（包括意志的坚持或者放弃）把握党员的心理维持、发展或者演变、演化机制。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理建设意指“为加强自身建设而在完善党的心理状况方面进行的一系列工作”。思想建设更强调思想意识的立场、观点，及其由外而内的思想灌输机制，重视思想生态（即精神世界）的纯洁性、同一性、方位性，而心理建设更强调心理结构（即心理空间）的协调性、统一性、健全性，及其自内及外的心理同化与顺应机制，重视心理环境的合理性、科学性、自洽性。
逻辑上，具身性个体的思想发展样态包括显性的正向维持式（正性→正性）、显性的负向转化式（正性→负性）、显性的正向转化式（负性→正性）、显性的负向维持式（负性→负性）、隐性的正向维持式（正性→正性）、隐性的负向转化式（正性→负性）、隐性的正向转化式（负性→正性）、隐性的负向维持式（负性→负性）。确保具身性个体显性与隐性思想样态的正向发展或者维持一致性，这是至關重要的。“党员的行为动因并非仅仅源于党性。”其行为同时受到党性心理、个性心理和社会心理的共同制导。作为社会的人，其社会心理的形成和发展同样经历一系列的社会化过程，这种社会化过程主要表现为人对环境的适应性发展。人对环境的适应性发展，意味着人不可能摆脱环境对人的影响，从而形成人关于环境的适应性意识。从社会意识的内容结构分析，人对环境的适应性意识，其内容结构自上而下包括思想体系、社会思潮与社会心理三部分。这种适应性意识如果未经反思性的思想论证或者自我批判，是否具备足够充分的合理性、科学性、自洽性、协调性、统一性以及健全性，不存在确定性的答案，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重视改造人的主观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总体而言，思想建设的心理机制为动机、价值观一认知、情绪→态度→行为。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思想建设影响人的行为，其实质是通过调整、改变或者维持人的特定心理内容而影响人的行为，而特定行为的发生依赖与之相应适应的心理路径。夏春涛等将“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列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建设的五大基本经验之一。从政治心理学角度分析，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需要得到相应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以及政治意志的合理支撑，才能正确展开或者推进。由此推之，思想建设与心理建设相通，但不绝然相同。其中心理建设是思想建设的心理条件，思想建设是高阶的、有序化的、精神化的心理建设。强化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建设及形成坚定的共产主义政治信仰，依赖于对人的心理建设的持续强化。“心理建设和党的思想、政治、组织、作风和制度等建设一样，都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因此，思想建设需要下移到心理建设层面加以心理固化，而人的心理建设需要上升至思想建设层面，通过反思和批判等方式加以思想武装。即是说，通过心理建设，干预人的心理发展过程及其结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建设提供可行的心理路径。
综上，加强具身性个体的心理建设，有助于形成发生或者固化马克思主义信仰所需要的心理要件。心理建设，没有显性的意识形态张力，但内蕴隐性的意识形态功能，可以实现思想建设的目的，这就是心理建设的意识形态价值。显然，追问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理建设的理论彻底性，同时从心理角度科学把握人的心因性发展，有助于从学理上解答“思想建设目的的实现何以可能”的实践诘问。“从政党心理学的角度来考虑，教育是使政党成员心理趋同最快速、有效的办法。”虽然可以感性直观地意识到，教育心理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强化心理建设的关键方法。但是，思辨性的逻辑推演才能更加合乎理性地确证心理建设作为思想建设方法论的价值。
三、心理建设：思想建设的方法论逻辑
教育是思想建设及培育政治信仰的关键。通过教育，思想上解决认同问题、政治上解决动机问题、行为上解决作风问题，进而确保受教育对象的思想变得纯粹、动机变得纯正、行为变得纯化、作风变得纯朴。就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建设而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建设得益于“有效的科学理论、有效的学习时间、有效的教育方式和有效的组织者”。在当时，思想建设目标的实现倚重基于灌输理论的教育方式，“党员基本上是思想教育和改造的对象，学习的方式也以自上而下的灌输为主。”但是，经验事实证明，教育作为首要手段并不具备天然的有效性。思想建设的成效取决于行为主体，“首先要求行为主体能够正确地认识客观事物，了解和掌握它的本质和规律。”在社会认知水平总体较低或者思想意识复杂性有限的时期，灌输性的教育比较容易实现思想建设的目的。随着社会结构阶层化、利益格局多元化、意识形态环境复杂化，灌输性的教育或者传统教育范式不再必然具备有效性。这源于教育主体和接受主体的主体性、客体性、方法性、环境性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展开而论，一是接受主体对教育主体的思想认同具有选择性，同时教育主体与接受主体在思想上存在双向相互作用;二是接受主体的需要与行为及其意向之间存在驱动关系;三是教育方法的影响;四是环境的影响。另外，因为受教育对象的思想、行为与其心理因素的多样性、心理结构的系统性、心理过程的复杂性、相互作用的多维性、干预影响的多端性之间等存在一因一果、一因多果、多因多果、多因一果等各种因果可能性。综上，思想建设是一种需要讲求方法的教育实践活动。
从心理建设维度强化思想建设方法论的重要性，源于心理建设理论中教育心理化的方法论价值。教育心理化是基于教育学、心理学等理论基础之上的关于教育的心理方法论范式。西方研究既涵纳教育的一般领域，也涵盖教育的道德、意识形态等领域，代表性人物包括瑞士的裴斯泰洛齐、德国的赫尔巴特、俄国的乌申斯基、美国的柯尔伯格以及杜威、瑞士的皮亚杰、前苏联的维果茨基、俄罗斯的A·科祖林等。裴斯泰洛齐反复强调教育心理学化的重要性。赫尔巴特在伦理学的基础上强调教育目的论，在心理学的基础上重视教育方法论。乌申斯基甚至认为，“心理学就其对教育学的运用，和对教育学者的必要性方面来说，当然站在一切科学的首位。”当代西方道德认知学派学者柯尔伯格提出，道德教育既是心理学的、又是哲学的。其道德教育理论强调，道德教育是对道德发展的促进而不是直接传授固化的道德准则。杜威对于教育心理化的重视也是不言而喻的。在他看来，“方法从来不是材料以外的东西，方法化实质就是让教材心理化，就是要求遵从学生学习活动的心理逻辑。”根据皮亚杰的发生心理学原理，认知发展与人的同化、顺应机制存在密切关系。维果茨基认为“人的心理过程的变化与他的实践活动过程的变化是同步的”，以此强调文化、社会对认知发展的影响。A·科祖林基于对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维果茨基的文化历史理论以及鲁文·福印斯坦（ReuvenFeuerstein）的中介学习体验理论等的结构性整合，提出心理工具是人的认知中介。
21世纪，中国学者逐渐关注到教育心理化在德育方面的功能、价值与应用。国内学者在关注西方相关研究视野的基础上，从理论梳理及实践应用两个维度推进教育心理化研究。例如，张晓宏提出德育要实行内容心理化、方法心理化、关系互动心理化、实践活动心理化。应力等认为，心理化教育应遵循身心发展规律，综合运用心理学的方式方法，持续促进人的人格完善、生命意义的不断彰显。任顺元围绕认知效应、情感效应、角色效应、态度效应、行为效应、人格效应、言语效应、人群效应、时空效应、管理效应等的心理机制及其潜在功能，考察诸心理效应对导学育人的价值与影响。卢家楣从理论和实践维度，梳理诸如注意、感知觉、思维、记忆、智力、情感、意志、气质、性格等心理因素的教育效应及其影响。崔景贵通过“现象學追问”和“解释学逻辑”，阐释心理教育模式的内涵与外延，探寻心理教育范式的认知方式，反思心理教育范式的发展之路，多视野观照心理教育范式，进而提出构建理想心理教育范式的策略。陈相光提出，人的心理机制的复杂性表现在“心理因素的多样性、心理结构的系统性、心理过程的复杂性、相互作用的多维性、干预影响的多端性。”根据其相关分析的推导，认知、情感、意志等心理因素必然多维度地影响思想建设的成效。而且知、情、意、信、行等因素对于思想建设的影响不是叠加性的，而是函数性的、非线性关系，同时因为认知过程、情感过程、意志过程等的内在复杂性，以及由这些因素构成的心理过程的总体复杂性，全面导致思想建设的复杂性。也因为认知过程、情感过程、意志过程之间存在多维、网状互动机制，致使思想建设的成效多维化，从而发生以下心理现象：从知、情、意、信、行中的任一因素作出某种特定的心理干预，都有可能影响思想建设的发展方向，进而导致思想建设的复杂性。上述分析说明，心理建设的内在逻辑、实践基础，源于教育心理化作为方法论的意义及其工具价值。即是：心理建设有助于受教育对象调整其认知结构、认知过程、认知机制、认知情感、认知意志，因而具备更强的诱导功能、导向功能、触发功能，进而有利于受教育对象与组织之间实现政治理性的共耦，有利于政治情感的催化，有利于政治意志的维持，有利于政治信念的孕育，有利于政治行为的促发。因此，从心理建设角度切入，合理、全面、科学地干预受教育对象的知、情、意、信、行等心理因素，化解以上不利因素的影响，理论上可以促发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形成并予以长期固化，实践上才可能实现受教育对象的思想认同以及政治认知的正确性、科学性。
虽然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在理论上系统地、充分地探讨思想建设、马克思主义信仰与人的心理之间的内在逻辑，但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而言，中国传统文化中丰富的心理学思想一直影响中国共产党人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建构及把握，其在具体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实践过程中，往往经验地、直觉地应用了各种朴素的心理学思想。综上，心理建设作为开展思想建设及培育政治信仰的方法论武器，具备传统教育范式所不具有的独特功能，具有一般教育所不具有的独特价值。由此观之，中国共产党人强调心理建设的重要性，原因在于政治信仰既是心理活动的过程，也是心理活动的结果。根据政治认知、政治情感等的发生、演化机制，心理建设作为方法论的价值逻辑是中国共产党人重视心理建设的价值判断。
四、心理建设：思想建设的具身实践及其方法论
思想武装作为中国共产党人“思想建设的基本内容和主要任务”之一，既要强调思想武装内容、同时也要重视思想武装方法的重要性。随着意识形态教育的发展，国内学者已经注意到心理建设对于思想建设的功能和价值。对于具身的中国共产党人而言，“心理建设，实质就是在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和社会心理的基础上，努力形成积极向上的政党心理，并通过相应的政党行为对党的发展产生影响的过程。”在人的政治信仰形成过程中，主体、客体、中介与环境之间相互联结的路径、过程、方式是可以干预的，干预也是可以成功的。诸如心理学上的首因效应、近因效应、刻板印象、晕轮效应等，表明各种心理工具潜在地存在锚定功能。心理建设需要根据人的心理要素设计实践范式，促使思想建设或者政治信仰培育与人的心理要素形成耦合、共振效应。相应的心理要素包括人的认知结构、情绪情感、意志信念等。进而言之，我们可以从工具论层面上的耦合剂、催化剂、触发器、培养基、助推器等工具形式，思考心理建设的隐喻功能及其工具价值，尤其是培育政治信仰的方法论价值。
发挥心理建设作为方法论的价值。一是发挥心理建设作为耦合剂的功能，塑造人的政治理性。政治信仰是以政治理性为基础的，而人的政治理性又与其内在认知结构存在因果逻辑关系。皮亚杰的发生心理学原理指出，人的认知结构的形成及其发展过程存在同化与顺应两种机制。我们需要将认知结构作为调整认知结构的认知工具，在同化功能与顺应功能之间取得合理平衡，既要发挥人的既有认知结构的同化功能，通过由内而外的同化机制实现人的内在认知结构与外在知识的整合学习;同时，也要重视认知结构的顺应功能，促使人的认知结构顺应外在知识的学习要求，继而通过由外而内的顺应机制实现人的内在认知结构与外在知识的整合。二是发挥心理建设作为催化剂的功能，催生人的政治情感。人的政治情感与其政治信仰互为表里关系，催发人的政治情感，必然有助于稳固人的政治信仰。中国共产党人的教育要从心理学角度善用情绪、情感工具，旨在促使特定政治情感的孕育，促进政治信仰的情感化发展。同时，又要发挥特定情绪、情感的认知启动功能，引导政治信仰的理性化发展。三是发挥心理建设作为触发器的功能，激发人的政治意志。人的政治意志是其坚守政治信仰的中流砥柱，而人对政治意志的坚持意味着人已在坚持什么样的政治信仰、又放弃其它什么样的潜在政治信仰之间有了选择性答案。中国共产党人的教育要在人的政治意志与政治信仰之间开凿出一条牢靠的心理通道。四是发挥心理建设作为培养基的功能，孕育人的政治信念。政治信念的孕育受到内源性与外生性两种因素的制约，而这两种因素之间又存在正向促进或者反向干预的可能效应。因此，创设合理的心理干预情境，合理发挥心理干预工具的功能，才能更好地实现政治信念上的驱邪扶正。五是发挥心理建设作为助推器的功能，助力人的政治行为。一般意义上说，行为的发生受制于人的心理动机、行为能力以及人对潜在行为的价值评估。特定政治行为作为一般行为的子类，同样受制于上述三项要素。而人的思想政治素质作为“思想建设的第三层次”，属于“思想建设外化在人们行为的表象层次”。逻辑上，内隐的思想政治素质与外显的社会行为之间既可能是一致的，也可能是矛盾的。在矛盾的状态下，内隐的思想政治素质被外显的政治行为以曲解方式表征。这样，如果内隐的思想政治素质不过关，但是外显的政治行为又表现出先进性、正确性，并因此蒙蔽了组织对于党员的政治考察，此情形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建设目标而言，其潜在的政治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因此，思想建设需要依据一般行为的发生原理，合理蓄积特定政治行为的心理能，以防止政治心理的逆向建构或者发展。综上，“思想上出现的信仰危机”作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思想建设的存在问题之一，可以从心理建设角度切入加以化解。由此观之，要优化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建设及其相关教育，有必要全面挖掘心理建设作为政治心理方法、政治心理中介、政治心理教育范式的方法论价值，这样才能更好地提升心理建设的教育功能。也就是说，借鉴、参照这些心理现象，通过强化心理建设，受体更容易形成政治锚定效应。（1）通过仿真、模拟人的政治心理过程，廓清心理建设的特征、环节、运行、运用规律，继而有助于澄清心理建设的可行性、方式、路径。（2）通过仿真建构社会政治情境，把握其相关特征、特性、价值，借助人的认知、情感、意志、行为机制，有助于优化中国共产党人的教育功能，进而实现中国共产党人的教育目的。
简言之，从方法论角度梳理心理建设的结构与体系，在比较中反思思想建设的传统教育范式的优缺点，更能发现心理建设范式的独特优势、功能及其价值。从理论角度审视，探讨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理建设问题，其理论价值在于：其一，通过梳理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理建设有关理论，从心理学角度揭示思想建设的关键，有助于形成基于心理建设的思想建设方法论。其二，从跨学科层面实现相关学科理论的科学耦合，有助于从教育方法论上使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理建设理论朝着更加系统化、综合化和科学化的方向发展。其三，通过针对性的探讨，实现心理建设理论对思想建设实践的理论指导，提升思想建设的合理性、科学性及其相关能力，进而增强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建设有效性，增进党员的政治认知，增进党员的思想认同、政治认同、组织认同、理论认同、作风认同以及行为认同。综上，心理建设作为无产阶政党的思想建设方法论，既是重要的思想武装内容，更是重要的思想武装方法。加强心理建设，有助于人的心理或者精神空间的改善或者调整，继而形成发生或者维持马克思主义信仰所需要的心理要件，据此克服社會存在对于人的社会意识的决定性约束，为最终形成超然于社会存在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提供必要的心理或者精神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