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诠释范式作为一种理性认知结构，总是通过对经典的解读反映着历史主题的凸显和转变，刻写着社会变革发展的逻辑演进。《资本论》作为马克思主义重要经典，自19-20世纪之交传入中国，其诠释范式几经转换扩展，必然地、合逻辑地展现出前后相继的四范式，即“政治-经济学”范式、“理论哲学-经济学”范式、“实践哲学-经济学”范式和“中特理论-经济学”范式。正是这四范式的依次展开、丰富发展、引领实践，彰显出《资本论》的真理光辉，引领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尤其是“中特理论-经济学”范式，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阶段，指导着“两个百年”中国梦如期实现。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经典，《资本论》，诠释范式，逻辑演进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7）05-0064-08
自《资本论》于19-20世纪之交传入中国，中国的思想理论界便开始了不断的中国化解读或诠释。纵观这一东方文化背景下的中国特色诠释史，可从其各时期最显著特征上划分出前后相继的四范式，即“政治-经济学”范式、“理论哲学-经济学”范式、“实践哲学-经济学”范式和“中特理论-经济学”范式。正是四范式的依次展开、丰富发展和引领实践，推动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展示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中国化诠释的逻辑演进。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版出版150周年之际，深入总结探索马克思主义经典诠释四范式及其逻辑演进，对于进一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两个百年”中国梦，具有直接的重要意义。
一、“政治-经济学”范式
从《资本论》传入中国到1949新中国成立大约50年间，正值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灾难深重的历史低谷，救亡图存和争取民族独立解放成为时代主题。在此历史背景条件下，中国的先进分子把《资本论》当作观察和改变中国命运的先进理论，以此探求救国救民真理和民族独立解放之路，开启了这一“工人阶级的圣经”的中国化诠释历程，形成了《资本论》“政治-经济学”诠释范式。
“政治-经济学”范式的突出特点，就是从政治最紧迫课题理解和驾驭经济基础问题，又从经济基础问题阐释和论证政治最紧迫课题，从而为社会革命提供充分的理论依据。这里的“政治”既是理论的也是现实的，即中国救亡图存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革命的思想与实践。毛泽东就申明：“哪个主义能救中国我就研究哪个主义。” 〔1 〕89在这样的范式上，中国的先进分子站在了前列，把通过《资本论》的诠释寻求救国救民道理作为理所当然，作为救亡图存的必然担当，而且贯穿了民主革命艰难卓绝的全过程。由此就决定了该范式并非纯文本、纯学理的，而是以本阶级的使命和主张有重点的解读，无产阶级革命和阶级斗争学说即是诠释重点，《资本论》中的依据就是“两个必然”结论。在此范式中，自觉应用《资本论》对照分析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问题，回答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前途成为致力方向，用马克思主义之“矢”锁定中国革命之“的”。
此范式最有影响力的成果，先期是李大钊的《唯物史观》《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等，继之是毛泽东的相关著作包括《新民主主义论》等。同时还有李达的《社会之基础知识》，王思华的《〈资本论〉解说》，王亚南的《中国经济原论》，许涤新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等。这些成果立足中国实际和中国革命的紧迫课题来诠释《资本论》，使马克思主义快速中国化，在此条件下最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些成果的重点和亮点，主要集中在如下方面。
（一）为进步的政治主张寻求根据或钥匙。我党早期领导人李大钊认为，剩余价值学说“揭破资本主义的秘密，是马氏学说的特色之一” 〔2 〕198。“劳动者做十点钟的工，除拿五点的工作维持他们的生命外，其余五点的工作，都被资本家劫去一样。这被劫去的五点工作，便是剩余劳动，便是剩余价值，便是资本家要想劫夺的东西！”。李大钊通过对剩余价值的研究，得出只有变革现行制度，才能彻底消灭剥削的结论。而资产阶级理论家对资本积累和“两个必然”理论采取了相反态度，如朱执信就明言，“然彼之志，固欲以奖励之，使成资本家，非出于求助资本扶劳动之意也” 〔3 〕17，他认为马克思无意通过消灭资本的方式以扶持劳动者，而是要设法使劳动者成为资本家。李大钊进一步揭露抨击资本积累及其导致的恶果，指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像卡特尔等大工业“不止吸收小独立产主，并且把中级产主都吸收来，把资本集中一处，聚集在少数人的手中。于是产业界的权威，遂为少数资本家所垄断” 〔2 〕209，其结果就是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矛盾激化，就是社会革命。李达也认为“资本积累和资本集中的结果，劳动阶级的人数便增加起来，同时劳动群众也随着积聚于大资本家的企业和大工业中心地这种事实，越发促进劳动群众的团结，促进劳动运动的发展，加强劳动斗争的力量，因而短缩了现代市民社会的运命” 〔4 〕532。这就充分论证了《资本论》所揭示的“两个必然”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
（二）为中国革命阐发阶级斗争理论。19-20世纪之交，“燃眉之急的中国近代紧张的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 〔5 〕475，使“马克思主义一进入中国，就与救亡图存的革命实践联系在一起。实践者拿到阶级斗争的武器，随即进入实践中运用，历史形势不容他们去探究其根源和目的” 〔6 〕。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受到启示，更加重视挖掘《资本论》中的阶级斗争学说。李大钊认为《资本论》是用阶级斗争这一条金线联络起来的，是“首尾一贯的根据那‘在今日社会组织下的资本阶级与工人阶级，被放在不得不仇视、不得不冲突的关系上’的思想立论” 〔2 〕177；公有制不能坐待自然成熟，离开阶级斗争的实际活动，就不能推翻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毛泽东于1936年接触到《资本论》第一卷中譯本 〔7 〕151，通过精心研读认定：“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马克思做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8 〕《资本论》翻译者王思华也认为：“马克思是用《资本论》把无产阶级及劳动人民在思想上在理论上武装起来，使他们认识自己阶级的力量，来争取无产阶级及全人类的解放的。因此，把《资本论》看成一部纯粹学术上的著作是不正确的。它是充满着战斗性的。” 〔9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