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向西20000米

教育活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2010年，山江镇的人均年收入还只有1768元钱，还不到北京法定最低月工资的两倍。

湘西的“十字路口”

来湘西前，卯丁特意查了资料。苗人先祖蚩尤，从黄河流域迁徙至江汉、洞庭湖一带，后至湘西，最后至西南各地。在几千年历史中，它属于被边缘的山地农耕文明，封闭而缓慢地发展着。

直到21世纪，新兴的旅游业揭开了湘西苗寨的神秘面纱。

先热闹起来的是凤凰古城。卯丁记得，在作家沈从文笔下，这个凭水依山的小城有清澈见底的河流、攀引缆索的渡船和黄墙黑瓦的房屋，一切质朴而清新。

然而，2010年4月他第一次迈进凤凰时，却失望了。吊脚楼、白塔尚存，但凤凰已被其他事物占领：夜市大排档、叫卖的吆喝、酒吧里昼夜传出《两只蝴蝶》的走调情歌……小孩抱住游客的大腿要钱。有餐馆里备了两样菜单，用红菜单服务本地人，用黄菜单“宰”外地游客。本地人来吃，不只菜价便宜，分量也多。

几年前，山江镇被湘西州人民政府定为“湘西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基地窗口”。但作为保护对象，一些传统习俗，如正月的跳花节、农历逢三逢五开场的集市、进村寨前的拦客酒、对歌等等，都被开发成了旅游项目，成了经济来源，而丧失了文化意味。

艺术家们刚到不久，就目睹了一次“求雨”仪式。这是一次有观众的求雨，猪、羊等祭品和请巫师的费用都由旅游公司赞助。从外村请来的巫师插香点烛、打卦跪拜，不一会儿“洞神”附体，几经恳求，最后答应，早则当晚、最迟第二天天就会送雨来。

巫师说，这套法术是“五代单传”——艺术家们当然不信这一套。事实证明，之后几天并没有下雨。就连巫师在外打工的儿子也不信。他对老魏撇撇嘴：“这是骗人的，我才不相信这些东西。”

年轻人在这里是稀罕物。他们都流向了城市工厂的流水线，只有年底时才又出现在村里。他们染了黄色、红色的头发，穿上带链子和破洞的牛仔裤、衣服上标着“Niki”或“KABBA”，春节之后，又成群地消失了。

即便在村里，年轻人也以沉默应对沉默的留守父母。他们不再唱苗歌，只唱《荷塘月色》或是《老鼠爱大米》。女孩子不会编织了，一心一意想要嫁到城里、最不济也要到镇上去。村子里有失了火的老房子，主人常年打工不归，最终杂草丛生。

除了无奈，没有人心甘情愿留在这里，这是一个被嫌弃且放弃的故乡。尽管它已用修路、通水电、转播韩剧来表明自己追赶城市文明繁华的决心。

代价却是巨大的，除了安宁与温情，苗寨失去的还有更多。

一位智障女曾经四次嫁为人妇，但四次全被退婚——因为不能生养。如果不生下男孩，女人死后还不能被埋进家族墓地。

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造成男女比例失调，外村姑娘们又不愿意嫁进这穷乡僻壤，“媳妇”便成为苗寨里最稀缺的资源之一。结婚成本从10年前的1万元左右飙升到10多万元，其中，聘金就高达58888元或88888元。

能娶得上媳妇的都是富裕人家。结婚典礼上，穷亲戚送米、送被子，富亲戚则将印有毛泽东头像的红色百元大钞排列着贴上匾额，或是将崭新的十元钱一扎扎放在稻谷上，一路炫耀着抬过来——金钱与利益，同样因为稀缺，正成为苗寨新的衡量标准。

娶不上媳妇的，包括千潭村村支书的儿子在内，就成了“剩男”。在下千潭村的300多名男性中，竟有单身汉80多位。

老魏曾在一个清晨随意走进一个单身汉家。“剩男”张三刚醒，翘着腿、眯着眼，盯着床头12寸老电视里的三级片自个儿乐。见老魏进来，他才悠悠地起床，但没有关掉电视的意思。

68岁的张三与老魏的父亲年龄相当，老魏不自觉地拿他和父亲比：“大清早就看淫秽片，为老不尊，怎么能这么毫无羞耻心呢？”

但张三的真实生活，持续突破着老魏的底线。

2011年7月28日这天，张三拎着鸭子去赶集。当卖鸭子得来的68元钱揣进衣服里缝着的口袋，他突然像换了一个人，眼睛里闪烁着难得一见的兴奋。“赶场去！”张三冲着熟人大喊。

“赶边边场”原是苗族传统的恋爱方式，成年男女结伴赶集，唱着歌儿寻找意中人。不过，如今年轻人都出门打工，没人赶场了。老魏正疑惑着，张三先溜进药店，花8块钱买了两粒壮阳药，像鸭子吞食一般抽搐了几下吞进去，随后，哼着歌儿拐进一条小巷。

那里正是嫖房所在。给1块钱，可以和村妓打情骂俏、摸摸捏捏占点便宜，或是透过嫖房墙壁上的小孔“围观”。真正在嫖房里解决需要，要花40块钱。围观的、嫖房里的单身汉们如果恰巧认识，还会一边“办事”，一边热络地打个招呼。

张三从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便，相反，能在嫖房里是值得骄傲的——这表示他出得起钱、还有能力。

“外界的道德、安全这些衡量标准，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效力，”魏艺事后写道：“在还没有彻底远去的农业文明中，‘湘西’代表的是如画的山水、古朴的人情，但当我们把西方文明花了200多年完成的现代化进程压缩到30年里剧烈进行时，湘西就像一个忙于在城市中寻找立足之地的乡村少年，回不到过去，也不看到未来，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手足无措。”

我们也很想知道问题的答案

时间呆得长了，艺术家与村民们愈加熟稔，渐渐得到“村民”待遇。比如，在小店买矿泉水，游客是5块，村里人是2块5，艺术家们则是3块钱。倘若是不认识的小孩在卖，大人还会提醒：“不要卖贵了，他们是画画儿的。”村民结婚，艺术家们也会受邀赴宴，他们也入乡随俗，每人封100元的红包。偶尔，他们会和村民们一起种菜；每次回大城市，村民还会开口请他们帮忙带些先进的电器——用来放牛的望远镜、能听歌的MP3之类。

村民们到菜地里摘新鲜的黄瓜、红萝卜招待他们；还没有灶台高的小女孩踮脚在砖头上为他们炒菜；他们请单身汉们喝十几块一瓶的酒，单身汉们高兴得自己编词、咿咿呀呀地唱起调子悲凉的苗歌……

有一次，他们离开老家寨一户人家时，把仅剩的两个苹果留下。这家从贵州买来的智障媳妇，把苹果切成八瓣，先给公公、再给隔壁邻居家的孩子、然后给姐姐、最后是自己的孩子，轮到她自己时，苹果已经分光了。

接触得久了，老魏发现，他曾鄙夷的张三，其实是个热心肠、爱帮助别人、有着强烈自尊的男人。村里邻居有事，张三总是响应；集市上，老太太搬不动几十斤的稻谷，张三立刻上前。

后来，他称张三为“张先生”。张先生到集市上卖鸭子，左等右等实在没有主顾，眼看着要牵着鸭子原路回家，艺术家心生怜悯，暗地里安排了一个托儿去买。

偷拍村妓的纪录片时，不明底细的村妓们却以诚相待，向他们倾诉，由于生活艰难，不得不瞒着家人，用这种方式贴补家用，以至老魏每每提起，都心生愧疚。

为将一所老房子拆至北京布展，他们邀请了10位泥瓦匠和木匠到北京施工，最终来了11位。超额的这位是个老汉，为了这趟首都之行，他“贿赂”了老魏一包烟——他这辈子去过最远的地方，是生病了去凤凰看病。

在北京，艺术家们带他们去了长城、故宫。因为村民们大多没有手机、也不会普通话，魏艺觉得，带领这支队伍上一次厕所，比画一张画更费力。在鸟巢前，村民们拍单人照，有的蹲着马步双手合拢，有的踮直脚尖手臂上抬。这些姿势引得路人频频回头嘲笑，只有艺术家明白，这些全是苗人自幼习武、如今用来表达兴奋的动作。

布展结束后，村民们最先进行了参观，在雕塑、照片、油画前指指点点，啧啧称奇说“画得真像”。尽管艺术家们最后还为了老房子前的玻璃展墙应该多高、多远而争论不休，而完整“移植”它的工匠们仍然并不明白，为什么要把一座村里人都嫌弃的破房子摆在首都。

他们始终无法理解艺术家在做什么。

然而更令艺术家们心生感慨的是，他们无条件地接受这样的生活，从不质疑；也不知道，还有可以改变的途径。

“你对家庭现状有什么样的想法去改变？” 这是调查问卷中的一个问题。一个村民的回答是：“自己没本事，不怪人。”

“你对现行选举制度满意吗？”村民大多一脸茫然。

“请问十年前的收入怎么样？”没人想得起来。

“你对国家的农业补贴政策有什么看法？”“你认为农村医疗保险完善吗？”每当艺术家们想与村民讨论这些话题时，对方都毫无反应。

“好像是你一个人在那儿瞎激动”，老魏说，“他们可能之前也思考过、愤怒过，然而，要经过多长时间的苦难才可以让人到达这样的麻木？”

无论这次“艺术调查”的效果如何，艺术家自己是最受震撼的人。从湘西回城后，他们开始提醒自己“已经非常幸福”，生活有肉有汤，不为生计发愁，差一点在大城市害上的抑郁症，回想起来也有点矫情。有孩子的老魏和月领，甚至计划带上孩子重回苗寨体验生活，不过又担心那儿食物和水的安全，最终作罢。

艺术家们也希望自己能为苗寨做些什么。两年间，他们送给希望小学一些文具和书本，资助了一个上高中的女孩，给千潭村留下4万块钱修路，还给单身汉们送去了充气娃娃。

“我希望这次调查能成为‘探照灯’。”卯丁说，湘西苗寨的村庄和文化正在慢慢消失，然而新的经济模式和生活方式尚没有建立。从某种程度来说，无依无靠困境中的湘西上千潭村，也是众多中国内地农村真实生活的缩影。

“我们所能做的全部努力，无非是记录和呈现。”魏艺说，“至于问题的答案，我们也非常想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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