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战时期，初步形成体系的科学团体大部分内迁到大后方，特别是在西南地区，科学团体的密集聚集，打破了中国西部科学发展的沉闷局面。这些科学团体在注重研究的同时，通过编译科学名词、发行刊物、译著书籍、公开演讲、科学展览、无线电广播等方式与西南地区整个社会进行良性互动，对当时的西南民政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键词：抗战大后方；科学团体；大众；社会互动
“大哉我中华！东水西山南石北土真足夸。泰山五台国基因，震旦水路已萌芽。古代一代沧桑久，矿岩化石富如沙。降及中生代，构造更增加，生物留迹广，湖泊相屡差。大哉我中华！”①这是1941年，中国地质学会理事会通过的会歌。从歌词里面可以看出，抗战时期，科学团体在内迁之后艰苦环境里，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作为现代化的先锋，科学团体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初步形成体系，各个学科正处于方兴未艾时期，日本侵华的炮火虽然给科学进步带来重重困难，却无法阻止这种发展。目前学界关于抗战大后方科学团体的研究已有相当成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战时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内迁及嬗变；（二）战时大后方科技成果；（三）大后方科技进步的原因、意义。②而中国近代城市史目前的研究趋势是将围绕城市理论研究、个案城市研究、城市特征研究、区域城市研究、城市带和城市群研究、城市社会研究、不同类型城市研究、城市比较研究等方面进一步展开。从研究的对象来说，呈现出单体城市、区域城市与整体城市体系相结合的趋势；从研究的内容来说，呈现出传统性与现代性相结合的趋势；从研究的特征来说，呈现出共性与个性相结合的趋势，从研究的方法来说，呈现出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与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相结合的趋势；从研究的目的来说，呈现出学术理论研究与城市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的趋势。③鉴于此，笔者拟从城市的角度，对抗战大后方的科学团体在西南地区进行科学普及的过程中对这一地区社会互动的一个简单考察。
美国学者麦基佛曾指出：“社团是这样一种团体，它作为社区内部的一个器官，是为达到一定的特殊的目的并发挥作用而人为地组织起来的。”④而科学团体就是这样由科技人员按专门学科自愿组织起来的一种学术性群众团体，在科学交流、科学普及和科学研究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中国的科学社团产生于20世纪初期，在二三十年代得到初步的发展。抗战爆发后，这些科学团体大部分选择内迁，再加上战时国家政策支持和科学发展需求在大后方又成立了一大批科学团体，一举打破中国西部地区工业科技发展史的沉闷局面。这些机构和团体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隶属于政府各部、委、署的，一类是各大专院校、大中型工厂附设的，一类是民间组织兴办的。主要的机构团体有下列几个：经济部中央工业试验所、经济部冶矿研究所、兵工署的几个研究所（弹道研究所、材料试验处、应该化学研究所、西南联合工业研究社、中国工程师学会）。⑤这些团体在短时间内大规模的往西南地区内迁，必然对西南地区的自然结构和社会经济结构等带来很大的改变，人口的籍贯、年龄、性别构成、人口的素质、职业结构的现代化、家庭婚姻、教育等都会受到很大影响。而这些科学团体在注重科研的同时，主动的进行科学传播和出传播，与西南地区的整个社会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对提高大后方人口的科学素质、普及科学理念、破除封建迷信、弘扬中国古代的科学文化，促进抗战胜利等方面都有重大影响。
一、科学团体与社会的互动方式
科学团体与社会互动的方式，归纳起来主要有编译科学名词、发行刊物、译著书籍、公开演讲、科学展览、无线电广播等。
（一）编译科学名词
近代科学缘于西方，因此科学名词大多以西文（英、法、德等文）注明。中国想要发展近现代科学，势必首先克服文字上的障碍，编译科学名词以减轻学生在文字上的负担，从而推动科学教育的普及。为此，陪都各主要科学团体将编译科学名词，作为学会的重要工作之一。
抗战期间，中国物理学会迁抵重庆，名词审定委员会的一些委员如杨肇燫等，仍留驻上海。当时，由于研究及教学工作均因战事而停顿，杨肇燫等人在及其困难的情况下，以极大的热忱，专从事物理学名词的修订工作，以至于“有费数昼夜之思索而方得一确定之定名者”。⑥在他们的努力之下，有名词审定工作持续不断，取得丰硕成果。据统计，“抗战内所增订之名词，其量几超过二十三年（1934年）所公布名词之全部。”⑦编译名词工作虽然苦涩乏味，但是科学精英仍以此为乐，尤其是在战时，无论条件怎样艰苦，他们都默默无闻地耕耘着，其对科学的执着追求及对国家和民族强烈的责任感，无疑亦寓于其中了。
（二）发行刊物和译著
在综合性社团发面，《科学》月刊作为中国科学社的机关报，是其进行科学传播的主要载体之一。《科学》以“传播世界最新科学知识”为职志，声明“玄谈虽佳不录，而科学原理之作必取，工械之小亦载，而社会政治之大不书，断以科学，不及其他。”⑧《科学》之外，中国科学社的《科学画报》是为普及科学知识而创办于1933年，其宗旨为“把普通科学知识和新闻输送到民间去……用简单文字和明白有意义的图片或照片，把世界最新科学发明，事实、现象、应用，理论以及于谐谈游戏介绍给他们，逐渐地把科学变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⑨该刊物先为半月刊，1939年因经费紧缩改为月刊。由于其图片新颖，印刷精良，通俗易懂，故颇受欢迎，销数曾达2万份以上。中华学艺社的《科学杂志》内容十分广泛，涵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也是当时传播与普及科学知识的重要阵地。为传播与普及科学知识中华自然科学社1932年冬创办《科学世界》，旨在“供给中小学理科教师的参考资料，和增进国人的科学常识，使明白科学的应用”。⑩
各专门学会也基本有自己传播科学的阵地。中国化学会出版了3种刊物：《会志》、《化学》、《化学通讯》，其中《化学》则为一中文刊物，其论文除载研究论著外，兼登通俗性化学论著及与化学教育相关的文章，这就为普及化学知识及化学教育作出了贡献。⑩中国数学会的《数学杂志》，中华医学会的《中华医学杂志》，中国地址本学会的《地质评论》，中华麻疯救济会的《麻疯季刊》、中国工程学会发行的《工程周刊》，中国天文学会的《观象丛报》与《宇宙》，中国气象学会的《气象学报》、中国地理学会的《地理学报》等都适当登载一些通俗性的论著和文章。
译著书籍方面，为了适应抗战需要，许多科学团体侧重于军事科技，例如，中华自然科学社在抗战期间组织编写了《国防抗战丛书》，其中有《弹道学概论》、《火药》、《飞机原理》、《军事气象学大纲》、《国境筑城及要塞工程》、《军用轻便铁路工程》、《军用急造道路工程》、《交通之破坏、修复及遮断》、《枪炮射击学概论》、《军马之家畜之防毒》和《军中卫生》11种书籍正式出版。B11
（三）举行公开演讲
中国地质学会迁渝不久（1938年10月1日），即组织常隆庆、李善邦等著名地质学家在重庆社交会堂举办首次公开学术演讲。B13中华自然科学社“对于通俗讲演，素来重视进行亦力”，B12因此举行公开演讲也是中华自然科学社年会上的一项重要“节目”，1941年的第十四届年会上举办公开演讲五场，分别是王恒守《混油淘金法》、李寿同《滑翔运动之瞻望》、宋章《化学工程与抗战建国》、王鹤亭《代水泥发明经过及其作用》和李学清《陕西紫阳县之地质》等，演讲得到科学界的好评，在民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B15其成都、重庆、贵阳等分社皆致力于此，1941年，贵阳分社首次在贵阳举办科普演讲，伴以中学生科学常识测验，引起人们兴趣。B16
1939年12月23日至26日，中国工程师学会在昆明举办第八届年会。《昆明朝报》发表评论，认为时值抗战，中国工程师学会理应承担起发展工程学术及培养青年技术人才的重任，认为自抗战以来，以科学救国、实业救国计，大批青年对研习工程学科的认识其情至殷，因而“诸公对于此辈青年，必须具有诲人不倦的精神”，使之尽快成才，以“开辟建国复兴的大业”。B131943年10月，中国工程师学会在广西桂林召开第十二届年会，会议期间进行了10多场公开演讲。23日下午，美机械学会代表伊顿、电机学会代表麦美伦应机械工程师学会之邀请进行演讲，分别介绍现代美国机械工业和电气工业情况，听众千余人，历时2个多小时，会场气氛十分活跃，使与会者认识了世界电气及机械工业科学技术的发展走向。25日，与会代表分区举行公开学术演讲，主题为《中国铁路应采之十大政策及全国路线系统》、《机械工程在工业化运动中之重要性》、《中国电气工程》等。26日演讲的主题为《铁路机械事业之演进》、《中国水泥事业》、《铁路与工业建设》。这些演讲所涉及的内容虽然各不相同，但均注重对中国工业化发展道路的探索，使与会者深受启发。B14
（四）科学展览
这一时期，在科学展览活动方面最值得一提的是设在大后方的“科学馆”。20世纪4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意识到这类机构是实施民众科学教育的新阵地，遂于1940年和1946年先后颁布《省市立科学馆规程》和《科学馆规则》加以推行，还要求个省市都要设立一所或数所科学馆，其宗旨在于推行通俗科学教育并辅导学校科学教育。截止到1948年，全国各地公建科学馆15座，其中甘肃科学教育观是办得比较成功和有影响的一所。该馆设在兰州，初由中英庚款董事会所设，1944年改隶教育部，改名甘肃省立科学馆。1940年11月起，北京大学著名化学家袁翰青奉命执掌该馆。袁翰青把建馆宗旨确定为普及民众科学教育，管内设研究、展览和推广3个组，经常性工作有三类：增进民族科学知识；改进学校科学教学；调查研究西北科学资源。具体来说如，每两周一次编印科学副刊，每月两次编缮科学壁报，组织电化教育巡回工作对放映科技电影，每星期馆员轮流轮流赴甘肃电台主持“广播科学业谈”，设立科学陈列厅，开放科学图书阅览，举办通俗科学演讲，解答科学疑问，在民族地区举办医疗卫生方面的巡回施教等。B19
（五）无线电广播
利用无线电广播播送科学教育节目是这一时期科学普及活动的一个新载体。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民国政府感到更有推进教育播音的必要，通饬各省一律设置电化教育服务处。到1943年，全国相继有18个省市建立了此类机构。B15在教育广播节目中，面对中学生的“科学演讲”和面向民众的“科学常识”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分别占51.4%和44.4%。B16
二、科学团体与社会互动的特点
和前一时期相比，抗战期间科学团体与民众互动的工作有所变化。首先，根据战争的需要，这一时期的科普内容主要侧重在举办战时技术训练班和通俗军事科学讲习班；组织战时科学问题讨论会和战时科学服务团；向民众介绍各种军事技术和防空、防海、防疫、救护等专门知识等。其次，科普的主要阵地也从东部转移到西南地区，如当时的西部科学院联络内地13个学术机关，于1943年筹办西部博物馆，内设生物、农林、医药卫生等6个陈列馆，在1944～1949年接待参观人员达36万人次。B17许多社团在迁移到西南地区之后，很快就恢复工作，积极展开对西南地区民众科普工作。
另外，战前比较经常性的工作，如发行科普和编写科普读物等因经费困难和交通不便等原因而受阻，使较多的科普方式主要是定期和不定期的科学演讲和放映科学电影。尤其是科学演讲，或在公共场所直接面向民众，或有学校出面组织学生参与，或通过中央和地方的广播电台，或借助各省的民众教育馆，因其灵活方便而得以较多地进行。最后，与之前相比，一些科学家在教育自己学生的时候，更注重从培养学生爱国责任心和服务民众目的出发，要求学生把自己的学习和拯救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带领学生参与当地的农业生产，兴办养殖场和茶场、传授养蚕缫丝、选种育种、蔬菜种植，防治病虫害等技术，在向民众普及先进技术的活动中赋予了教育学生“亲民”、“爱民”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新内容。B18
三、科学团体与社会互动的影响
社会团体与社会的互动，具体一点来说，其实就是科学精英与大众的一种互动。著名学者爱森斯坦（Shmuel Eisenstadt）曾指出一些具备才能和意志的新精英在现代化中发挥极为关键的作用。他们催化旧秩序的崩溃，但同时负起重组社会的角色。B24在以科学家群体为中的新型精英以组织的各种社团我平台，抗战时期，努力进行科研的同时，积极将最新的科学和民众最需求的科学传播普及出去，在与民众、与社会的互动中，对西南地区整个社会产生深远影响，大体说来有如下若干方面：
（一）传播科学理念，介绍科学知识与原理；科学团体积极传播国外的科学知识与科学原理，涉及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农学、天文气象学、工程技术等诸学科领域及19世纪以来发展起来的一系列分支学科和交叉学科，如电磁学、热力学、细胞学、微生物学等。
（二）铲除封建迷信；针对民众封建迷信思想浓厚、卫生常识匮乏的现实，《科学》登载了《煤烟之四危害》、《论烟酒之害及于后裔》等文，指出了烟酒对气候、植物以及人们的身体健康等方面的巨大危害。医学的方面的刊物还在卫生保健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有意见解。《科学世界》专门开一个专栏对民间流行的一些天气歌谚进行通俗易懂的解释，使国人了解其产生根源。许多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天气歌谚、医药歌谚、农事歌谚、饮食歌谚、生理歌谚、数学歌谚等，页相继刊登在《科学世界》上。B19
（三）促进大后方人口素质的提高；根据社会学家孙本文调查，抗战时期中国知识界中“高级知识分子十分之九以上西迁，中级知识分子十分之五以上西迁，低级知识分子十分之三以上西迁。B26”这些科学社团的精英除了直接的示范和传导作用外，还把科技知识传给西南地区的职工。通过培训、进修等多种方式培养出一批新的科技人才和技术工人，他们为大后方工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和持续进步创造了条件，为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注解
①尹赞勋：《中国地质学会》，《科学大众》第4卷第6期，1948年9月。
②较有代表性的：潘洵，彭星霖：《抗战时期大后方科技事业的“诺亚方舟”——中国西部科学院与大后方北碚科技文化中心的形成》，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潘洵，李桂芳：《抗战时期大后方科技社团的发展及其影响》，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戴现华：《抗战时期大后方科学团体的嬗变研究》，西南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10年；张凤琦：《略论抗战时期中外科学技术交流》，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2期；范铁权：《民国科学社团发展变迁——中国科学社社员的时空分布透析》，《自然辩证法研究》，2005年第3期；唐正芒：《抗战时期西南大后方科技发展的特殊篇章》，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等。
③何一民：《21世纪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展望》，《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卷第2期。
④（日）横山宁夫：《社会学概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08页。
⑤黄立人：《论抗战时期大后方工业科技》，《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1期。
⑥陆学善：《中国物理学会》，《科学大众》第4卷第6期，1948年9月。
⑦陆学善：《中国物理学会》，《科学大众》第4卷第6期，1948年9月。
⑧《科学》发刊例言，《科学》第1卷第1期。
⑨《发刊词》，《科学画报》第1卷第1期。
⑩《发刊词》，《科学世界》，第1卷第1期。
⑩程雨辰主编：《抗战时期重庆的科学技术》，重庆：重庆出版社，1995年，第2111页。
B11沈其益等：《中华自然科学社简史》，见何志平等：《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143页。
B1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抗战时期西南的科技》，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第427页。
B12《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11页。
B15《社闻》第59期，1942年1月25日。
B16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州省志·科学技术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674页。
B13《中国工程师学会第八届年会开会概况》，载《工程》第13卷第1期，第89页。
B14范铁权：《近代中国科学社团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11页。
B19《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商务印书馆，1948年，第1130～1132页。
B15陈洪杰：《中国近代科普教育：社团、场馆和技术》，2006年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62～63页。
B16陈洪杰：《中国近代科普教育：社团、场馆和技术》，2006年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64页。
B17赵宇晓：《中国西部科学院》，《中国科技史料》。
B18霍益萍、侯家选、蒯义峰、刘伟伟：《科学家与中国近代科普和科学教育——以中国科学社为例》，科学普及出版社，2007年，第18页。
B24Shmuel Noah Eisenstadt：《adition，Change and Modernity》.New York：John Willey and Son，1973年，第36页。
B19范铁权：《近代中国科学社团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00页。
B26孙本文：《现代中国社会问题》（第二册），第2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