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今天已经成为高频词汇和重要概念的“世界”，主要是指称全球，并包含价值判断，寄托国人学习西方、融入全球的追求。这是近代演化的结果，而非古代运用的成例。源自佛典、兼具时空的“世界”在后汉到六朝时期，基本局限在佛教或与之相关的领域。隋唐开始，渐渐突破僧界的范围，出现于文人笔下，或是表达某一具体场景，或是概括整个人生世道，用法有所扩张。宋明以来，世俗化运用更加灵活多变，日趋精细，普及于各阶层。“世界”的时空双重性构成了近代地域指称落实的基础，世俗运用的多样性又方便人们对新含义的接受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引申和变异，从而形成虚实相生、主客观并存的复杂局面。这也对历史地把握这一重要观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关键词世界佛教观念史
〔中图分类号〕G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8）08—0100—10
有着两千年历史的“世界”一词，在今天具有地域和规格层面等义项。地域层面上主要是指地球上所有地方或所有国家，同时又有“中国与世界”“走向世界”之类的说法，仿佛中国在“世界”之外。而流行的种种“世界级”，则作为一种规格和档次，带有明显的褒扬。可见“世界”已经被灌注了价值判断，寄托国人学习西方、融入全球的追求。“世界”不仅是高频词汇，更是重要观念，关乎近代国人对于自我与他者关系以及自身发展方向的基本认识。对此，学人已有专门论述。
“世界”用来指称全球并包含价值判断，不过百余年的历史。而问题的另一面是，源于佛典、兼具时空的“世界”一词在中文文献里早已存在。朱维铮在質疑“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说法时，即提出该词“古已有之，讲汉语的无不习用”。那么，该词在古代的运用情形究竟如何，与近代意义有何联系，值得仔细追究。对此，文学和哲学方面的学者做过有益的探索。鲍永玲结合多种文字，仔细辨析了“世界”的语义构成及其来源和内涵，也涉及到含义的流变，还特意注意到了其中的关键环节。由于视角不同，诠释的色彩大于历史感。钟书林立足于词语义项的研究，包涵古今中外，基本涵盖“世界”语义的各层面，也注意到近代转变，并特别点出其与“文学”的结合，整体方法上采用横向分类的归纳，纵向发展的脉络不甚清晰，偶尔判断不尽准确。从历史的角度，注重使用场景和事实联系，历时展现“世界”一词在古代的演化轨迹，仍有较大空间，揭示其与近代转变的关系，提示分辨两者的注意事项，亦有必要。
一、后汉六朝：浓厚的宗教色彩
“世界”源出佛典，语言学者常常将其作为佛典翻译影响汉语的一个典型例子，各种梳理佛教用语的著作或工具书，基本包含“世界”。东汉明帝夜梦金人，派遣使者赴天竺求法，使者归来时，请来了印度僧人迦叶摩腾、竺法兰。两位僧人在洛阳白马寺翻译了一批佛典，这是汉译佛典的起点，此后层出不穷，公元二、三世纪出现小高峰，“世界”一词正是藉此潮流而产生。要想找出明确的第一个，恐怕是不可能且没必要的。据鲍永玲的研究，目前可以确定最早的“世界”见于汉末支娄迦谶（简称为支谶）所译的《般舟三昧经》《佛说无量清净平等觉经》，其中有“流沙之世界，复倍不可计”“如一佛国尘世界，皆破坏碎以为尘”“设令满世界火”“众世界诸菩萨”等语。鲍氏还指出，“世界”一词是从梵语loka词簇翻译而来，并且在构词法上可能受到固有词语“宇宙”的影响，即由两个意思独立而相关的字连缀构成新词，并糅合二者。支谶本是月氏国人，汉桓帝末年来到洛阳，灵帝时开始译经。据《祐录》卷七之《般舟三昧经记》，支谶译成此经，得到了洛阳孟福、南阳张莲的帮助，由二人笔录成文。鲍氏据此推测“世界”一词可能来源于洛阳熟语而在翻译时化用，或者还有西域月氏、安息、康居三国的背景。
上述“世界”还比较零散和孤立，并未形成较为稳定的结构，今天读来显得有些陌生，此后渐有突破。三国曹魏时期，印度僧人康僧铠所译《大无量寿经》出现了“无量世界”“一切世界”“诸佛世界”“三千大千世界”“十方世界”等表述，很自然给人一种囊括时空的广阔与深远之感，不过与实实在在、仍有边际的地球仍有不同。
印度僧人鸠摩罗什于十六国的姚秦时代译出的《妙法莲华经》中，“世界”是高频词汇，用法大体与《大无量寿经》相同。其于公元402年首译的《金刚经》（现今《金刚经》的流行本），除“三千大千世界”外，“如来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作为一种固定句式反复出现，与“诸微尘，如来说非微尘，是名微尘”“如来说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等相类。这表明“世界”在译者的心中已经成为固定专有名词。稍晚的东晋义熙年间，印度僧人佛陀跋陀罗到南京道场寺同中国高僧法显合译出《摩诃僧祗律》40卷，其中也有大量的“世界”，如“世界主”“他方世界”等。其时“世界”之频现可见一斑，且中外人士共同参与。
南北朝时的高僧僧祐鉴于“方等大典，多说深空，唯《长含》、《楼炭》，辩章世界，而文博偈广，难卒检究”，于是“抄集两经，以立根本，兼附杂典，互出异同，撰为五卷，名曰《世界集记》”。显然，僧祐以教门中人的眼光，很自然认为“世界”并非“深空”，而是实在物事。该书成为中土编撰佛教世界观经文的第一部专书，现已亡佚，其序言则依托《出三藏记集》可览。关于“世界”非空而实，其中说道：
寻世界立体，四大所成，业和缘合，与时而兴，数盈灾起，复归于灭。所谓寿短者谓其长，寿长者见其短矣。夫虚空不有，故厥量无边，世界无穷，故其状不一。然则大千为法王所统，小千为梵王所领，须弥为帝释所居，铁围为藩墙之域，大海为八维之浸，日月为四方之烛。总总群生，于兹是宅，琐琐含识，莫思涂炭。沉俗而观，则迂诞之奢言，大道而察，乃掌握之近事耳。所述如此这般的佛教“世界观”，在中国引发一定的影响。《牟子理惑论》甚至受此启发而质疑华夏中心论而提出天竺中心论，认为中国虽在地之中，但非天之中，而天竺则处于天地的中心。佛的世界更为广大，甚至成为信仰的依据，因此才能“大道而察”，与僧祐深具默契。对于身处本来相当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大多数人来说，只能“沉俗而观”，难免视为“迂诞之奢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