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大物博，地势西高东低，自西而东构成了三级阶梯，从雪域高原过渡到山地、盆地，再过渡到丘陵和平原。气候同样是复杂多样的，从南到北跨越热带、亚热带、暖温带、温带、寒带等气候带。与这种地理形态的自然级差相对应，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也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经过反复的筛选和积淀，创造了多元而丰富的文化。就文化类型来说，尽管狩猎与采集类型和斯威顿耕作类型正在逐渐告别自己的舞台，但鄂伦春、鄂温克等狩猎民族和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依然在顽强地赓续这两种文化传统的香火，它们和畜牧类型、农业类型、工业类型等交相辉映，五大文化类型共存，在教科书上属于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文化在广袤国土上呈现出奇妙的并置状态。从中国的东部走向西部，犹如置身于一条奇妙的时间走廊，在岁月的河流上逆流而动，让你感受从后现代、现代上溯到前现代社会的文化时差。生存环境的多样化催生了文化的多样性，恰如美国历史学家B·M·费根所言：“文化是我们适应所处的环境的重要手段。”
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西北、西南和东北等地区。中华文化融汇多民族文化于一体，并长期保持各民族文化的特色。多元复合的文化结构与内在的差异性带来了生生不息的活力。拉兹洛在《决定命运的选择》一书中说：“真正的创造性并不导致一致性。……不同文化的人所信奉的许多不同的观点和观念只要互不对抗，就能使当代世界增添丰富性和活力。”不强求一致，不妄自尊大，尊重文化的差异性，兼收并蓄各种优质文化因子，这为文化的反复选择与再生提供了多种途径。即使在汉族文化内部，不同民系、不同聚居区和不同阶段之间，也存在显著的差异。在这样的文化视野中，中国本土文化的自我更新就获得了一种新的可能性，中华文化内部的主流因素与异质成分的撞击与交融，有利于打破沉闷、僵化的格局，获得崭新的活力与生机。中华文化的未来选择也不必长期地陷入要么西化要么国粹的怪圈，多民族文化的相知与互补既是重要的价值参照系，又是不可或缺的文化追求与建构目标。
在全球化的潮流中，市场化、工业化和殖民化进程都在推广西方文明的现代化经验。当英语的版图不断扩张时，越来越多少数族群的语言正在消亡，据说新世纪每年平均有20种语言失传，这意味着通过这些语言记忆并传播的文化也同时湮灭。西方的价值观念和可口可乐、麦当劳一样，如水银泻地一般，渗透到世界上最为偏远的角落，与此同行的还有环境污染、疾病和犯罪。即使在白雪皑皑的珠穆朗玛峰，在海拔6500米以上的区域也不难见到帐篷、煤气罐、塑料袋、氧气瓶、电池等废弃物。在中国各地的城市，隆隆的铲车以城市改造的名义，冠冕堂皇地推倒那些保存了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古建筑，取而代之的是千篇一律的西式水泥丛林。走进那些偏僻乡村的古老民居，你能够轻易地发现走出老屋是那些居留者的梦想，搬进洋房是他们的人生目标。当人们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一体化的漩涡时，幸福的含义也就不能不变得苍白而贫乏，每个人的标准都大同小异，环球同此凉热。从文化的兴衰更替来看，那些处于环境封闭、社会发育迟缓状态中的民族与地区，要毫无保留地拥抱“现代化”，就必须放弃自己的民族同一性和文化价值观，而坚守自己的文化特性往往意味着与外来文化绝缘，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拉锯式的冲突，是一个世界性的两难困境。
让人纳闷的是，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人为什么总是理所当然地把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当成水火不容的东西，甚至心安理得地认为割裂传统是“现代化”的必要代价。就像各地热火朝天的城市建设，总是追求焕然一新，似乎非要把所有旧时代的印迹连根拔除不可。中国人谈论各地的城市，最不屑一顾的评价莫过于“太土了”或者“整个一个大农村”，“土”和“农村”就意味着糟糕。在各大城市，“乡巴佬”也还是对人最蔑视的称呼，吐出这样的字眼的人，口气中总是充满了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和恶毒的快意。任何一个在厚实的乡村传统中建立起来的中国城市，大概都难以摆脱这种过渡性的“郊区化”特征。乡村记忆一如孙猴子的尾巴，他就是会七十二变，也顶多只能将尾巴变成旗杆。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无不打上了以农耕为本的家族文化的烙印。事实上，中国如果能够有一座城市将现代文明的好处和田园风光的美妙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才是真正完美的、人性化的城市典范，也是对世界文明的莫大贡献。其实，在西欧发达国家，传统和现代水乳交融，最古老的传统依然鲜活，像一棵棵根深叶茂的大树一样，依然开花结果，参与光合作用。遗憾的是，我们的传统却在逐渐枯萎，像冯骥才等有识之士苦心孤诣地抢救民间文化遗产的实践，旨在保留文化的火种，但是，我们从现实的虎口中抢出来的，常常是一些无法呼吸的传统，真是让人痛心。
那些民间的、边缘的文化本来就是一种隐性的、被压抑的、被遮蔽的文化，难道彻底湮灭是它们难以摆脱的宿命？事实上，这些脆弱的、原生态的文化就像深藏的地下水一样，滋养着一方土地上的一方人群，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潜移默化犹如遗传基因一样，塑造了濡染其中的民众的独特气质。那些中心的、主流的文化经过理性化的修饰和改造，就像奔涌在运河中的流水一样，是一种具有表演色彩的文化象征。而且，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唇齿相依，一旦地下水系枯竭，地表水系就水落石出。为了避免使自己成为平均化的全球公民，以外来文化作为镜子，开掘沉睡于脚下的土地之中的民族文化记忆，抗拒遗忘，才能将厚重的传统资源转化成社会发展的动力，打破封闭的心理定势，激活曾经长期被抑制的边缘文化的创新能量，优势互补，形成互动共生的良性循环格局。在生态学的视野当中，文化的等级关系应该被深刻质疑，我们不能用单一标准来判断复杂而多样的文化的价值，我们必须把共同历史时空中的所有文化存在当成有机的生命系统，平等地看待它们的存在价值，而不是唯我独尊地以一种价值形态排斥其他的价值形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看清每一种文化形态在功能系统中的独特位置，才能维持文化的结构平衡。就自然生态而言，生物的多样性增强了环境的稳定性，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是环境恶化的重要表征，比利时科学家P·迪维诺在《生态学概论》中说：“在退化的情况下，一个具有多样性的生态系统转变成单调的生态系统时，伴随出现的将是由稳定变成不稳定。”与此相应，在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某种性质、功能单一的文化形态一元独大时，文化环境也呈现出恶化的趋向，文化应该在连续性的、自由竞争的、多元共存的、在正常的新陈代谢中平稳过渡的环境中走向繁荣。在文化的精神生态中，各种力量必须在相互制约中相互依存，如果某种力量成为绝对强势的权力，霸权意志都必然使文化自身的规律遭到破坏，文化形态将变得单一、僵化，被纳入森严的等级体系。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认为要在全球化时代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必须开展积极的文明对话：“我们希望通过文明对话来鼓励各种积极的全球化力量，从而增进物质的、道德的、审美的和精神的愉悦，并特别关注那些在当前经济发展潮流中陷入困境的、受到损害的、沦为边缘的和孤立沉默的人群。我们还希望通过文明对话促成对个人知识、群体凝聚力、自我理解以及个体和群体认同意识的有益探索。”
我们推出《边缘中国》丛书，倡导以美文笔法，从文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地理学等多学科交叉的文化视野，对中国边缘地区的风土人情和人文景观进行审美化的描述，对其文化形态进行深层的、立体的散点透视。丛书邀请生长于这些地区或长期在这些地区生活、工作的著名作家与学者撰稿，他们以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揭示这些地区的文化底蕴，向外部世界掀起其神秘面纱的一角。这些地区地理形貌雄奇、壮丽，展示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社会民情保留着相对淳朴、本真的状态，在人性层面上也呈现出更为原始的野性与活力，同时这些地区的地理环境比较闭塞，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值得注意的是，在尊重与包容差异性的前提下，经济水平不能成为衡量一种文化的优劣的唯一标准。丛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重点介绍这些地区的自然风貌、民居、民艺、民俗，进而以精炼的文字，言简意赅地探问其背后的历史源流与文化成因。
“边缘”意味着多种可能性，意味着多元的文化融合，边缘地带与中心地区的交流互动，能够激发社会、经济、文化的多重活力。边缘与中心的异质异趣的相互沟通，相互补充，相互激发，有利于形成健康的、丰富的、具有创造活力的经济结构与文化生态。
（责任编辑 北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