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环境决定文化，还是文化塑造环境，似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谈也空乏。但在二十世纪初环境决定论通行天下的语境里，提这个问题倒别有一番深意。美国地理学家卡尔·索尔（Carl Sauer）质疑，自然气候、地貌未必单向决定社会行为和心理。一九二五年在论文《地理景观的形态》（The Morphology of Landscape）里，他探讨知识、文化、习俗、政治事件、经济形态等，也会介入自然景观的形成，并反思地理学科的界定。地理学的对象未必仅是地质、生物、气候、考古等“地球科学”，还须揭示空间与文化的关系，或可称之为一种“现象学”研究。近一个世纪过去，人们仍关注索尔的思考，地理学界出现不同流派的“文化地理”，人文学者也从他那里获得灵感，将方法引入文化研究、城市研究、后殖民批评，甚至女性研究。大家意识到，空间与观念和情感之间，有复杂的关系尚待揭示，从这一视点进入或可开拓一片新天地。
城市研究将空间做文化的介质，而非认识论上与主体相对的“自然物”。文化学者要追问：如何理解城市空间和建筑的人格性？景观蕴含怎样的文化与社会意义？建筑师透过城市建设表达价值观，这是尽人皆知的常识，但居住者的意识如何被冷冰冰的建筑和空间所塑造？城市文化研究认为，城市空间乃展示人类状况的画布，尽世态之炎凉、穷善恶之两极，从中可窥见人性之真谛。但这画布不客观，也不中立，无从观察到城市全景，却能看到文化角色的博弈盛衰；城市也非一幅静态图，而更似一张可反复涂写的“羊皮纸”（palimpsest），时间的沉积一层层叠加在空间上，不同时期的建筑与历史角色遥相呼应，携手涂抹痕迹，不断改写景观（Richard H. Schein，“The Place of Landscape：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Interpreting an American Scene，”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 87， No. 4， Dec. 1997， pp.661—2）。因此，书写景观的文化变迁才是索尔的意义，但不该如此抽象谈问题，索尔最反对从理论范式做逻辑推演，认为是空中楼阁、过眼烟云，唯有事实本身才持久切实。我们不如放下理论，走进城市，做一手观察，切身感受地理空间表达的人情物理。
进入纽约市
纽约有“都市之都”（the city of cities）的美誉，是城市研究理想之地。从北京搭乘航班直飞纽约，或降落肯尼迪国际空港（JFK，纽约皇后区），或飞纽瓦克国际空港（EWR，新泽西）。到离市区近些的机场，须转机落拉瓜迪亚机场（LGA，也在皇后区）。赴纽约比以前便捷多了，通关回答一两个问题即可。但一九二七年以前，情况大不相同。亚欧旅客在海上熬过无尽的颠簸，客轮才抵达纽约港，泊在曼哈顿岛南端一个小岛——爱丽丝岛（Ellis Island）上。旅客们提心吊胆等待入境。头等、二等舱的富客尚好，坐在舱里接受移民检查。三等和统舱的穷移民就惨了，他们须上岛过堂，回答二十九个问题，长达四五个小时。如一个问题答错或被草率的移民大夫查出沙眼，则递解回国。据记载，体弱的旅客经长途跋涉后，再经不起这番折腾，有人从此没离开这个小岛，死在移民医院的人数竟达三千多，因此得名“洒泪之岛”（The Island of Tears）或“心碎之岛”（Heartbreak Island）。自一八九二年启用到一九五四年关闭，不少于一千二百万的美国移民（这一时期移民总数的70%）由此通关。后来新泽西州把该岛辟成博物馆，让美国人记住血泪移民史。如今游览自由女神像的游船会顺访小岛。
虽号称世界之都，很多人一到纽约却有“上当”之感。十九世纪下半叶，怀揣淘金梦的意大利移民流传这样的段子：赴美前总听说纽约遍街铺黄金，到了才发现，街上非但没有金子，连路还没铺，单等咱们来修马路呢。如今路铺好了，大街小巷还是脏乱差，常有北京来的朋友一出机场就嚷“堵心”，既不赏心悦目，又没安全感。外州美国人常说纽约不算美国，纽约人听了非但不恼，还品出褒奖的意思，以城市与众不同而自豪。纽约市有何独到之处？
城市空间
要了解城市地理，先从市区地图着手。纽约市地图上标有五个区：布朗士（Bronx）、布鲁克林（Brooklyn）、曼哈顿（Manhattan）、皇后区（Queens）和斯坦顿岛（Staten Island），共八百五十万人口。曼哈顿是城市心脏，其他区的市民来曼哈顿叫“进城”。“城里”的空间如何布局？曼哈顿街道为棋盘状，街区整齐划一，街道宽度一致，大多以数字编码。东西横向一律叫“街”（Street），以阿拉伯数字排序，从北向南街号由大变小。南北纵向街则称“大道”（Avenue），也多以数字编排。最南端的下城街道名称混乱，数码与文字混用。
这一格局产生于一八一一年，是那种最缺乏想象力、纯粹实用的城市规划。瑞士学者艾琳·索特（Irene Billeter Sauter）说，土地对于欧洲人乃文化认同的基础，而对美国人只是资本，一种投资形式而已，曼哈顿的几何形规划，就为开发商投资便利，丝毫不考虑建筑艺术因素（Irene Billeter Sauter， New York City：“Cilt Cage”or“Promised Land”？ New York： Peter Lang， 2011，p.38）。但美国城市设计者弗里德里克·豪威（Frederic C.Howe）看法不同，认为功能才是设计城市的圭臬。他比喻街道为城市“身体”的动脉系统，给“器官”（社区）提供“血液循环”，如设计合理，城市所需“氧气”供给顺畅，城市机体就不会“患病”，因此，城市空间决定市民的生活质量，不仅是地理的自然属性，还体现城市的精神风貌（同上，86页）。
豪威的拟人比喻很有启发，如果想象曼哈顿这个刀片形半岛是生物体，则镶在岛两边的滨河高速路——哈德逊（Hey Hudson Parkway）和罗斯福高速路（F.D.R Drive）便如两条食管。曼哈顿不停地大口吞食，每天深夜，一车车蔬菜、肉类、粮谷、日用品、家具、电器从“食管”摄入，物流分拨货物到上城、中城和下城。商品穿街过巷送达店铺，迅速被城市机体吸收。十九世纪纽约人还吃得上本地产的农产品，现在一切从外面输入，寸土寸金之地只知消耗，不务产出。进食、消化后的排泄，垃圾处理乃所有城市最头疼的麻烦，但也是最赚钱的生意。曼哈顿的“粪便排泄”一度在“小意大利”（Little Italy）。百年前，休斯敦大街与唐人街之间狭窄的街区里，涌入大批意大利人。他们来自贫瘠的意大利南部，西西里或拿波里。信天主教、家庭观念强的意大利农民很抱团，从垃圾处理起家，把贫民窟似的小意大利改造成黑手党的乐园。从垄断垃圾到现代黑帮网络，他们经营非法或合法的各种生意，电影《教父》的原型就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纽约黑手党。当年有五大家族，甘比诺（Gambino）、卢切斯（Lucchese）、杰诺维塞（Genovese）、布亚诺（Bonanno）和科洛博（Colombo）家族，触角伸到美国各地。杰诺维塞家族至今控制大西洋城和拉斯维加斯的某些赌场，马龙·白兰度饰演的教父唐·科里奥尼影射的就是这个家族，杰诺维塞一家恰好来自名叫“科里奥尼”的贫瘠的西西里小镇。
曼哈顿吞食、消化、排泄，生长迅速。一八一二年纽约市才十五万人，一八八九年人口已达一百五十万，仅一年后，又激增到二百万，如今直奔千万。增长速度如基因突变的肿瘤，越到晚期，扩散越快。可是所有的城市不都是地球上人类栖息的“肿瘤”吗？它们以几何速度增长，吞噬大量“营养”——蓝色星球上的资源。它们没有边界，只有郊区，郊区不断蚕食乡村，最终必将所有城市连成一片。“癌扩散”有个冠冕堂皇的名字，叫“城市化进程”（urbanization）。纽约像贪婪的魔兽，大口咀嚼食物、水、能量和人口，却回馈以新观念、音乐、诗歌和故事。
空间与身份
从地图鸟瞰曼哈顿，如明信片上的西洋景，置身度外的旁观而已。索尔强调如果从居住者的内在视角，去理解景观与生活的关系，还要追思故人、故地，在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上想象地理的文化意义。如何做到？办法就是徜徉曼哈顿街头巷陌，在人行道上摩肩接踵的人海里，品味起居、出行与地理；走进城市博物馆、图书馆，查阅档案，细读城市的历史和故事，移情到积岁经年的日常繁冗之中，让地域独有的气韵，丰富对城市的认知。
E.B.怀特说纽约有三种人：一是土生土长的老住户，二为匆匆的过客，三是外国出生的移民。老住户让城市积习相沿，维系其连续性，而通勤上班的过客使城市喧哗与骚动，移民却给城市以激情和诗意（E.B.White，“Here is New York”， Essays of E.B.White，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2， p.121）。曼哈顿第五大道上能看到纽约的沿袭。从十九世纪开始，十四街沿第五大道北上至中城（Midtown，十四——五十九街），为时尚显贵地段。成功人士、纽约新贵小心翼翼与中下阶层保持距离，画地为牢，分隔空间以确保身份的优越。作家伊迪丝·沃顿（Edith Warton， 1862—1937）写过多篇纽约故事，深谙十九世纪纽约人的身份政治。纽约虽没有像欧洲那样血统纯正的老贵族，却不乏财大气粗的新贵。他们模仿欧洲贵族的情调，追逐巴黎时尚，在第五大道、百老汇大街上展示“贵族品位”。沃顿的长篇《纯真年代》（The Age of Innocent）勾勒出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纽约上流浮世绘。那时有几大望族，挥金如土，起居奢靡，尤其敏感“社交版图”，特别骄矜自持。贤媛名士以“老纽约”自居，他们的沙龙排斥“外来户”（intruder）。
外来户并非中下层或移民，而是一夜暴富却“没教养”的西部富翁，或来路不明的远方阔客。女主人公艾伦本是“老纽约”，知根知底的，却远嫁到一个波兰伯爵那里，得个女伯爵称号。一个斯拉夫爵位有多少含金量？老纽约很势利，颇有微词。她做事“不检点”，租了一处西二十三街的宅子，只有不入流的才靠近“下西城”，所以“圈子”里看待她就是眉高眼低的。小说里的纽约上层，像门户紧闭的铁屋子，天使也未必能打开紧锁的铁门。如今，中城的第五大道仍是世界最贵地段，但已不靠出身或名头，赤裸裸的天价呵护着这爿空间的“品位”，比老纽约直白肆意，财富的天文数字蔑视“纯真年代”。因此，纽约市的空间早超出地理属性，每个地址、方位或街道编号不只是地标，还指向身份、权力和资本，居住者的身份与自我，被空间区隔建构出来。
变化与生成
与第五大道的持久相比，联合广场（union square）体现着变化。南北战争结束时（一八六五年），纽约人口近百万，85%的市民挤住在联合广场四周不到两英里的社区（十四街与百老汇街交汇处。Mona Domosh， “Those‘Gorgeous Incongruities’： Polite Politics and Public Space on the Streets of Nineteenth—Century New York City”，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88，No.2，Jun.1998，p.213），以中产阶级、中下阶层为主，剧院、夜总会、饭店、时装店林立，气象不凡，一时成时尚之都。但刚步入二十世纪，这儿迅速衰败，高档时装店、俱乐部纷纷迁离，下城行业工人“占领”了广场，工会常年组织“五一”游行，政治抗议也青睐这里。“九一一”发生时，纽约人齐集联合广场，为死难者守灵，花圈、照片、蜡烛挤挤挨挨堆在那里，广场顿显局促仄狭。为什么不找个宽敞地方？也许，城市记忆将此地编码为公共表达空间，无可替代了。
联合广场以南是“曼哈顿下城”（lower manhattan），更显生机勃勃，升沉无定。沃顿曾把十四街当分水岭，之下（南）为人间地狱；之上，沿第五大道至三十四街，为享乐天堂。下城一度遍布商埠、码头、仓库、工厂，赤贫的新移民多居于此，即怀特说的第三种人的活动范围。“下东城”曾是贫民窟的代名词，移民的“隔都”（ghetto）。十九世纪末来了一批意大利移民，先落脚下城的“小意大利”（休斯敦大街与唐人街之间的几个街区），渐渐发迹，站稳脚跟。不久，中国移民从福建、广东步其后尘，涌入毗邻的唐人街，开餐馆、洗衣店，虽没有像意大利人打入主流，但吃苦耐劳，地盘一点点扩充，最终蚕食掉“小意大利”。如今“小意大利”只剩一条“桑树街”（Mulberry St），名存实亡，个把意大利餐馆权当遗迹。错落嘈杂的中餐馆之间，偶尔有意大利遗老逸民游荡，早无西科塞斯电影里意大利社区的气象，好事者为抢救桑树街，拍纪录片缅怀意大利移民的曾经辉煌。
已成滥调的纽约故事曾是：个人奋斗打拼，积攒巨额财富，第一件要做的事，避瘟疫般逃离下城，在十四街之上置地购房。中城一座座Brownstone（赤褐色砂石上流住宅）拔地而起，既巩固已有的空间秩序，又僭越景观表达的地缘身份。敏锐作家的城市经验往往比市政档案更“切实”，沃顿作为一个“老纽约”，她的写作给城市以感性与时代氛围。《纯真年代》中还有个角色叫博福特，来路不明，风传国外挣了邪财，在第五大道的最好地段盖了豪华洋楼，内设让显贵艳羡不已的大舞厅。他诚邀几大家族聚会，名媛士绅起初不屑与暴发户有瓜葛，攻守同盟拒他于门外。但纽约毕竟不是欧洲，金钱胜过门第，博福特只要挥金如土，不愁叩不开“圈子”紧闭的大门。很快他成了红人，便趁机撺掇阔佬们投资海外。谁料集资圈钱的掮客投机惨败，一文不名，让老纽约们叫苦不迭。纽约是开放的，二十世纪的曙光照进旧世界。男主角纽兰·阿彻虽保守、文弱，但知道儿子要与博福特的女儿结婚时，也毫不犹豫为他们祝福。这是沃顿的纽约印象，她眷恋老纽约昔年的“纯厚”，也拥抱新世纪的曙光乍现。她在绘制一幅印象派画，光影变幻之际，时间印刻在景观上的色彩熠熠层叠，时代神韵呼之欲出。
世纪之交，空间、身份已物换星移。下城不再令人却步，华尔街正异军突起，贫民窟摇身一变成世界金融之都，寸土寸金。沃顿另一长篇《欢乐之家》（The House of Mirth），写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华尔街的新资本如随行魅影，渗透、啮噬着上流社会的温文尔雅。莉莉·巴尔特家道中落，却不忘大家闺秀的身份，一心钻营，想回到第五大道的沙龙里。她与当时的老纽约人一样，不肯面对华尔街无情的现实，金融资本扫荡了模仿老欧洲的智性优雅，那造作的纯真已水月镜花，他们不过是在枉逐落花梦影而已。
百年间，华尔街蹿出一只欲望之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让新大陆一夜升为金元帝国，美元是通行全球的纸黄金。可它也捣鼓了个次贷危机，把美国经济拖入深谷。爱恨交织的纽约人，占领了这不起眼的街道，拥在街角喊口号打标语，想扼住这法眼通天之兽。百年前沃顿笔下的博福特不正是“高盛”（Goldman Sachs）的原型？新、老纽约人莫不为之既怨且怒。倘若作家再经历一个世纪之交，必与纽约人一道体验创伤性经验。几何速度聚拢的财富，让纽约人信心满满建造出个“通天塔”，伸手可及上帝的居所。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曼哈顿下城平地拔起的世界之巅——世贸“双子塔”，二○○一年一个早晨却被夷为平地。从新泽西隔岸哈德逊河远远望去，下城像被拔掉两颗门牙，两条白色烟柱冲天而起，似漏风的嘴巴咕哝着含混的句子。
景观的时间维度
十九与二十世纪之交，曼哈顿市区尚以阶级阶梯分布空间，但进入二十世纪后，族群、肤色渐渐重构了城市地理。十四街以下主要为亚洲移民聚居，“下城”涂抹上淡淡的黄色调；十四到五十九街仍以老纽约为主，“中城”点染些许白色调；从九十六到一五五街的哈林区，以非洲裔移民为主，黑色调是主旋律。时光荏苒，时移事去，纽约市不停息地流动、变化着，空间与时间交点处新意生生、变幻无穷。这色调图到二十一世纪又明日黄花，人口、族群、阶级、性别交错混杂，各种力量角逐博弈，空间的流变凸显了时间的维度。在讨论横向“街道”空间被数码区隔指向身份之后，还须思考纵向“大道”如何被时间分割。
十九世纪有份畅销的刊物《纽约新闻画报》（New—York Illustrated News），在一八六三年一月号上，登出图文并茂的“百老汇大道的经典时段”（Cited from Domosh， pp.216—218）：
一、早晨7：00：劳工、店员、工厂女工出行，开始一天的忙碌。
二、上午9：00：商人、公司职员行色匆匆，奔向商埠。
三、中午12：00—下午3：00：窈窕淑女、时尚佳人粉墨登场。
四、晚上：夜色笼罩下的百老汇大道鱼龙混杂，底层妓女、乞丐、游荡者出没于昏暗汽灯下的肮脏街道。
一天中不同的时段，城市角色粉墨登上百老汇大道这个“舞台”，时间如隐形的藩篱，规划出阶级与肤色的“出场”次序。贤媛淑女不该下午四点之后还流连街头（Domosh， p.218），有色人种不许星期天下午到第五大道招摇。《画报》同一期还有一段耐人寻味的点评：
最近，我们有头有脸的黑人公民居然在众目睽睽之下，周日或节假日的下午出现在第五大道。他们招摇而且满不在乎的神情，颇让审慎的头脑感到震惊。他们穿着与身份不搭调的楚楚衣冠，面带造作的风雅表情，与周围含蓄低调的白人相映成趣，让伤心人可发一笑。（Cited from Domosh， P. 219）
第五大道上住着富裕显赫的“老纽约”，有上流俱乐部、奢华教堂。周日上午做完礼拜，中产白人之家穿金戴银，专程跑来第五大道一展风采。经典画面是：丈夫一手拿《圣经》，一手挽夫人，妈妈牵着女儿，一家三口在橱窗前做真人秀（Domosh，p.219—220）。虽为殷实中产，也鲜衣华履，如黑人穿梭白人士女之间，便分外扎眼，很不受用。这儿没有黑人教堂，也无黑人住宅，不探亲访友，他们跑这儿来纯粹是显摆，挑战身份秩序，与白人竞争第五大道上的述行话语。几个月后，黑人为此付出巨大代价。十九世纪中纽约曾有移民高潮，大批爱尔兰人涌入。他们为逃避大饥荒才远赴纽约找生计，刚迈出舷梯，脚尖未及海岸，便被征入联邦军，当了内战炮灰。为发泄愤怒，爱尔兰人找更穷、更弱的少数族裔充替罪羊。一八六三年七月臭名昭著的纽约征兵骚乱，爱尔兰人在大街上毙伤数千黑人，还口口声声是黑人抢了饭碗。
如今的曼哈顿，工作日上午八点至九点，从市郊四面八方涌入白领上班族，进市区的大小公路、地铁、火车、巴士都塞得满满的。晚上，他们又退潮般涌出，回到郊外的家里。这群人的共同身份是“通勤族”（commuters），也即E.B.怀特所说的第二种人。怀特形容他们每天早晨蝗虫般吞没纽约，晚上再吐出来。他们让城市百物飞腾、心浮气躁。这里毕竟不是他们的家，进城办事购物，沸反盈天热闹一日，晚上回到新泽西或康州家里，静静过上凡庸的美国中产生活，抛下“土著”们留在刺耳的警笛声中，孤灯挑尽难成眠。
结语
拉拉杂杂说了好些纽约的事，看似作一篇城市概论。但偌大都市，纵修一部“四库”也未必面面俱到，即谦退一步说挂一漏万，也太狂慢，一篇文章岂能道出纽约万分之一。既然如此，不如敬惜纸墨，付之阙如。但希望表达一种城市经验，不在数量涵盖多少，也无须由点及面，不在意思是深是浅，也不管内容或简或繁。曾读过些游记，其中尽有乘兴游览名胜古迹，纪念碑、大教堂、博物馆或皇宫庭院之际，印象式地发一发思古幽情，感悟式议论番中西“文化休克”（cultural shock），顺便批一批国民性，叙景言志。但如此即景抒情，与参观的城市有多大关系？还有一类城市文字，板着面孔，客观陈述，城市人口多少，经济、工商、建筑、历史、气候如何，一一过硬的“事实”，系统且全面。读来如地理教科书，若是如此，有谁能比维基百科更包罗万象——匿名作者，无须主观经验，时刻更新信息。除此两种之外，还有没有其他讲述城市的方式？
卡尔·索尔有“文化地理”，以空间为媒介，把景观作结果，研究空间与文化的互动，因物达情，文化研究从物质性的实在材料入手。经验并非始于概念，而从触手可及的实物开始。因此，我们设空间与身份为议题，辅之以时间性维度，探索表述城市经验的新可能。然而，时、空乃康德所谓“感知的先验形式”，不可视为外在的认识对象，两者先在地决定如何经验。在索尔的实践中，无论是以旁观者视点的从外观察，还是以居住者视角的从内体认，都被视作单向度的对象性认识，无法构成“真实”经验。他强调观察者与居住者对话，从当下认识去勾连历史记忆，在差异性的多重经验反复碰撞中，发现新意义。因此，我们索引纽约的历史、档案和轶事，穿插沃顿小说中的城市记忆，与作者的观察对话。作者的旨趣统摄征引的素材，并构造表达经验的形式。然而，什么样的材料让经验更具质感？经验如何凝结成概念而形成新知？
有纪游文通篇征引某城市古今中外的典故隽句，从典籍里寻章摘句，补缀而成一篇文章，雅达有余而诚不足。周作人喜谈草木鱼虫，写过一篇小文《萤火》。他从《礼记》、《本草纲目》、《尔雅》一路考证到清末汪曰桢的《湖雅》，发现所有文献都相信“腐草化为萤”之说，以讹传讹，相互引证，竟无人肯捉一只萤火虫观察一番。十八世纪有个英国人怀德，随手写了几句夜观萤火的琐事，周氏认为其诚恳比典籍更可珍重。阅读经验固然重要，但归纳好并凝固成型的经验未必可靠，更不屑说创新了。周作人珍重直接观察，并非不知个别经验有限而缺乏普遍意义，他实在怀疑“多学而识之者”，纵破万卷书，也难免人云亦云。只有将典籍引入特殊语境或个别事件，才能揭示其普遍性。怀德孤立、有限的观察，被结构到周氏文章的整体布局中，才有微言大义。周氏谈问题，总从身体所在的极小处，扩展到眼光所见的极大处。
文章开头提的问题：地理环境决定文化，或反之？此问隐含一个站不住脚的前提，即环境或文化两者之中有一个为恒常、不变的本质，另一个是派生的幻象，即柏拉图所谓“现象”。本质是超越、永恒之源；现象被本质生成和决定，变动不居。纽约根本没有不变的本质，空间与文化处于不停的流动与变化状态。单向决定关系乃头脑的想象，现实只有互动、相生、勃勃生机。画地为牢、分隔空间在时间中总遭挑战、制衡、修订和置换。地理与文化之间是开放和“生成”（becoming）的关系，生生不息的现象才是城市经验之源，故索尔称之为“景观的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landsca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