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近代科学不是西方文明独有的产物，而是不同文明特别是东西方文明间相互融合、共同创造的成果。在历史上，古代希腊科学没能直接发展成近代科学，而东方文化对西方科学中过度的理性主义传统却起到了纠偏、涵化和升华的作用，对其疏离价值、缺少人文关怀的“先天不足”作了适当的“培补”和“修复”。这些不仅体现在东方科学文化所给予的大量科学思想启迪中，而且表现在西方近代科学研究方法的嬗变中。没有东方文化的这种影响，近代科学(革命)是不可能发生的。
关键词：东方文化 近代 科学革命 历史影响
美国科学史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在其《近代科学的起源》一书中说：“直到16或17世纪，我们整个地球上的文明有数千年之久一直集中于地中海沿岸附近。在基督教时代，地球上的文明也大都是由古希腊——罗马和古代希伯莱人的文化构成。”他还说：“我们必须把科学革命看作西方的创造性的产物——取决于只有在西欧才有的那些复杂的条件。”然而，这种观点会遇到下面这样的反诘：既然古代希腊——罗马文明一直占据着人类文明的主导地位，为什么她不直接产生近代科学，而非要经历一个漫长的中世纪?为什么近代科学一反古代唯理主义的传统，本质上是经验和实验的，与东方传统科技倒有许多相似之处?
毫无疑问，近代科学的确产生于西方。但是它的产生除了经济、政治和地缘因素外，不同文明特别是东西方文明间的相互融合与创造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这里说的东方文明或文化是一个异质于古希腊及整个欧洲文明或文化的整体。她包括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等，这种整体的东方文化包括宗教、哲学、科学、技术、文学、艺术、语言等。过去有关东方文化与近代科学(包括科学革命)关系的研究，较多地是把东方文化中的某个单一的民族文化拿来进行比较，缺乏整体的观照意识；或者满足于一一对应式的比附，把东方文化纳入先入为主的西方近代科学的概念框架中，这在无形中消解了东方文化的独特性，以西方文化中“所有”来对应东方文化中“所无”，自然也就谈不上东方文化对西方近代科学的影响。笔者认为，东方文化在近代以前很长时间向西方传播的过程中，对西方文化中过度的理性主义传统起到了纠偏、涵化和升华的作用，对西方科学中疏离价值、缺少人文关怀的“先天不足”，起到了“培补”的作用，在总体上对近代科学(革命)产生了潜在的、积极的、持久的影响。可以说，没有东方文化的这种影响，近代科学(革命)是不可能产生的。
一、 古希腊科学遗产的局限性
毋庸置疑，古代希腊的科学体系为人类奠定了认识和理解自然的基本方式，古希腊科学成为人类科学精神的重要起源地之一。然而，古希腊科学自身也有其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几何学的片面发展。几何学是古代数学的一个分支，然而，古希腊有影响的自然哲学家、天文学家和数学家都把几何学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认为几何学是认识和理解自然的一种最基本的、甚至是唯一的工具和途径。随着欧几里德几何学体系的形成，希腊几何学更是君临一切。例如，大哲学家柏拉图曾在其创办的学园门口高悬“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内”的牌子。古希腊的哲学家和数学家们普遍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几何学的公理是不证自明的，只有用几何学说明的科学真理才是完美的。这样做的结果是，希腊人把数学主要限制于几何，从而延缓了算术和代数的发展。随着数学范围的扩大，用几何方法会使证明变得越来越复杂。为了清晰地表达概念，避免矛盾性，希腊人把几何作图仅限于直尺和圆规，数学表达仅限于正整数。这虽然有利于一些数学问题的解决，却也回避了不可通约数和无理数。正如数学史家克莱因所指出的：“由于他们未能把无理数定义、接受并且在思想上搞通它是数，他们就硬是把数和量区别开来。结果就把代数和几何看成是不相干的学科”。同时，“由于他们怕无穷步骤，所以他们也与极限步骤失之交臂。”“希腊人坚持要有准确的概念和证明这个美德，从数学创造发明来说却是一个缺点。”
第二，对演绎推理逻辑的过分推崇。从早期作为演说术、论辩术的“辩证法”，到后来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希腊的逻辑学形成了一个完整体系。不过，这个逻辑学主要是以演绎推理为主的形式逻辑。形式逻辑原本是科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和方法，是由已知进到未知的重要逻辑工具，但在希腊人那里，这种逻辑工具受到过分的推崇，即使在美学和艺术领域，演绎推理也成了一种必不可少的手段。亚里士多德在其《伦理学》一书中就说道，艺术就是创造能力的一种状况，其中包括真正推理的过程。这样做的结果，显然不利于科学的发展，也妨碍了人们对自然的探究。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还有重演绎、轻归纳的倾向。这一点，对形式逻辑本身是致命的。正如科学与哲学史家罗斑所说：“亚里士多德对于科学所想的这种完全是逻辑的观念，表面的严格性是很吸引人的，却对后来的自然科学有很大的阻碍。”例如，有一些概念具有明显的经验性质，他们很难像亚里士多德所希望的那样被归入证明的科学。人们处理实际的变化事物时，不可能每次都从原因直接推论出结果。
第三，对纯心智概念和形式化的迷恋。与上述两个局限性相联系，希腊人迷恋于纯心智的概念和抽象思维。他们普遍强调理性高于感性。柏拉图认为，“要真正研究天文学，并且正确地使用灵魂中的天赋理智的话，我们就也应该象研究几何学那样来研究天文学，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而不去管天空中的那些可见的事物。”由于这样一些观念，希腊人在科学探究活动中，往往不是从研究的特定对象出发，而是从纯粹的心智概念系统出发，以经验事实穿凿附会于既定的概念、形式系统。这样，“早期的希腊哲学坦率地建立在对可见世界的观察基础上面。到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手中，哲学的探讨更进一层，从现象问题追究到背后的实在，从自然哲学走到一种带有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倾向的形而上学，‘希腊人的心灵被自己的创造迷住’。”例如，在天文学领域，亚里士多德把运动分为不完善的直线运动和完善的周围运动，而本体的运动是圆周运动，因而是完美的运动。他进一步以地球为中心，把宇宙划分为由若干同心圆组成的封闭的圆周状体系。尽管当时也有人根据观测事实而加以反驳，然而，由于对所谓“形式完美”的追求以及“神”的外在表形的力量，亚里士多德“地心说”得以保存下来，并经过托勒密的系统化，统治天文学界达1000多年。对此，科学史家李约瑟总结道，亚里士多德的“水晶球”体系“是希腊几何学精神出人意外坚固的物质化”，它造成了“理论上的极端化和混乱”。
第四，轻视经验技术，忽视科学的功利性。古希腊人始终抱有以数学特别是几何学的方法揭示自然奥秘的信念，对自然的好奇和理性求知的态度，对他们来说是值得尊敬的，是一种美德的体现。苏格拉底与美诺讨论什么是美德这个问题时说：“美德即知识。”可见，古希腊哲学家并不乏对科学进行伦理学的思考，强调了求知与求善的统一。然而，他们对科学的价值评判更多地是局限于知识论的领域内，他们通过求知而对自然的认识并未同对自然的利用和改造联系起来，因而，那种面向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