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施莱尔马赫普遍诠释学带来的诠释学现代转向，受康德主体性哲学的影响至深。这种影响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有局部观念的影响，也有宏观理念或整体理论构架的影响；有外在显形的影响，也有潜在隐形的影响。分剥、盘点施莱尔马赫诠释学中的康德哲学影响，不仅对于还原现代诠释学的哲学根基至关重要，同时也是关系还原现代哲学源流本身并涉及更为庞大的哲学史的重新书写，及其复杂的哲学史悖论难题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施莱尔马赫 康德 普遍诠释学 主体性哲学
一
普遍诠释学（general hermeneutics）的历史性发端，可远溯至十七世纪的丹豪泽尔（Johann Coad Dannhauer）。1629年他便开始使用“诠释学”（Hermeneutica）一词。由亚里士多德《解释篇》（peri hermeneias）的分析陈述逻辑出发，他青年时代便孜孜以求的科学理论——“普遍诠释学”（hermeneutica generalis），实际上本质属于逻辑学。①这意味着，“诠释学”这个词，类似一百多年后出现的鲍姆伽登（Alexander Gottlieb Baumgarten，1714—1762）的“?sthetik”（“美学”或“感性学”）一词，它的出现即是一种哲学化进程的开端。这一普遍诠释学的哲学化进程，到了十八世纪迈耶尔（Meier，1718—1777）的符号诠释学达到一个顶峰。当代诠释学史家格朗丹（Jean Grondin）甚至认为，这种诠释学可以在两个方面与现代诠释学关联：一是自尼采开始的视域主义；二是从符号学角度预示了当代结构语言学的解构主义范围内的诠释学思路。但随着启蒙时代的来临，传统与权威不断面临自由主体观念的挑战，于是诠释学不再吸引人们的关注，这个理性主义时代思想语境中产生的“普遍诠释学”也就悄无声息地埋入历史的尘埃中，一百余年的建构努力宣告无疾而终。②
到了浪漫主义时代，阿斯特（Georg Anton Friedrich Ast,1778—1841）、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D.E.Schleiermacher，1768—1834）等重提普遍诠释学话题，其间已有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消寂，以致施莱尔马赫几乎根本不知道曾经存在有这样一个统绪、这样一批先驱。甚至狄尔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也不知曾有丹豪泽尔其人其说，他的《诠释学的起源》（1900）便不曾提到这位普遍诠释学的真正鼻祖。浪漫主义诠释学无疑以施莱尔马赫成就最大，其学说经由其再传弟子狄尔泰的发展，成为现代诠释学的发端，现代哲学诠释学无论倾向如何，俱可溯源到他的普遍诠释学，故施莱尔马赫才是真正的“现代诠释学之父”，他的学说才是现代诠释学的真正奠基。
施莱尔马赫在现代学术史上常为人轻视，但他有两个奠基性的贡献，却是无论谁都无法回避的。第一是他对现代新教神学的奠基，他身后不仅产生了利奇尔（Albrecht Ritschl）、哈纳克（Adolf von Harnack）、特洛尔奇（Ernst Troeltsch）、饶申布什（Walter Rauschenbusch）这些所谓自由派神学的传人，也激发了克尔凯郭尔（Sren Kierkeggard）、巴特（Karl Barth）、布龙纳（Emil Brunner）、尼布尔兄弟（Reinhold Niebuhr and Richard Niebuhr）这些新正统派保守主义神学的思考，故而其当之无愧为“现代新教神学之父”③。第二便是他对现代哲学诠释学的奠基，但他的这一开创性工作，因受伽达默尔的误导，学界普遍地不予重视。学界一般认可的施莱尔马赫在现代诠释学史上的地位，是所谓从特殊解释学（special hermeneutics）向普遍诠释学（general hermeneutics）过渡的方法论转向。他的普遍诠释学，在伽达默尔看来，只是一种关于解释的方法论抽象，远不能称为一种哲学。所以，伽达默尔晚年撰写《康德与诠释学转向》（1975）一文时，丝毫没有考虑施莱尔马赫，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将施莱尔马赫计算在他的现代诠释学至少是哲学诠释学系谱中。但实际上康德与诠释学转向问题，是应该从施莱尔马赫开始梳理的——毫无疑问，施莱尔马赫是现代诠释学转向的真正奠基人物。施莱尔马赫被低估了。
如前所述，自诞生之日，诠释学便开始了其哲学化历程。施莱尔马赫建构其普遍诠释学时，也曾明确地讲，“言说的艺术与理解的艺术彼此对立（又相互关联），而言说只是思维的外在形式，故诠释学被认为是与艺术相关，并且因此是哲学的。”④这也是为什么《施莱尔马赫全集》第一版将其诠释学部分的著作编入“神学部”，而后来编者又劳神费力将这一部分内容移入“哲学部”再版再印。这里岂不明摆着一个事实？正如其《诠释学与批评及其他作品》一书的英文编译者所讲，“诠释学明显地在作为一个整体的施莱尔马赫哲学中起着中心作用。”⑤
虽然头顶“现代诠释学之父”、“诠释学的康德”的光环，施莱尔马赫却不仅在现代诠释学史上被低估，而且他与康德的深层精神关联也往往为人忽略。狄尔泰在《诠释学的起源》中既使提到先验哲学对施莱尔马赫诠释学的哲学奠基，也没有深入到他与康德的思想渊源的实质性分析——“在施莱尔马赫的思想中，这种语文学技巧是第一次与一种天才的哲学能力相结合，并且这种能力是在先验哲学里造就出来的，正是先验哲学首先为一般地把握和解决诠释学问题提供了充分的手段：这样就产生了关于阐释（Auslegung）的普遍科学和技艺学。”⑥许多学者，尤其是神学家，往往因为看到施莱尔马赫身上的浪漫主义烙印，看到他的伦理学和神学对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神学的调拨与反诘，甚至草率地认为施莱尔马赫天生即是与康德格格不入的哲学敌人。这种流行的误解不得不让人警惕，因为它常常遮蔽思想史的真实，让人无法看清一些重要的思想流变轨迹。譬如，不理解康德哲学如何影响了施莱尔马赫诠释学或诠释学的现代转向，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二元论的康德如何与诠释学转向相关，并发展出反二元论的哲学话语这一现代哲学史悖论。现代西方美学论域抗辩形而上学二元论的一条主要进路是哲学诠释学奠立的，海德格尔、伽达默尔诸诠释学大师俱主张主体对理解—对话活动过程的介入，从而消除审美的主客二元对立。这一思想实际溯源至施莱尔马赫的普遍诠释学，而施莱尔马赫诠释学本身却深受康德哲学的影响——或者甚至可以说，康德哲学内在地奠定了施莱尔马赫诠释学的根基。所以，为解决这样的问题，按照诠释学原则——哪里有误解，哪里就有解释——理清施莱尔马赫与康德哲学的源流关系于是成为正本清源的必需环节。
古典诠释大师施特劳斯（Leo Strauss）的弟子罗森（Stanley Rosen）二十年前发现康德哲学的“自主性”（Spontaneitt）概念中预设了哲学向诠释学的转向⑦；十余年前格朗丹也看到了康德哲学对浪漫主义诠释学具有根本性的促进作用⑧。这些学者不断地在印证之前保罗·利科（Paul Ricoeur）的断言，“一切诠释学都是康德式的。”⑨但对于康德如何在一开始影响了施莱尔马赫及其诠释学，几乎所有人都语焉不详。连伽达默尔这样的浸淫诠释学几十年的大师，讲到“施莱尔马赫遵循康德的美学基本规定”[10]，也只是从艺术学的角度涉及一些浅层的分析。可想而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也许正如弗瑞斯（Horace Leland Friess）所言，“我们只是略微知道，施莱尔马赫自始至终在其信念方面是个康德分子。”[11]如此而言，至于关于二者更清晰的思想传承图景，却似乎一直如雾里看花。故这里有必要首先“主观地重构”施莱尔马赫的思想历史，以便更多地揭示他与康德哲学的外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