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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在可持续发展观念的指导下，基于贵州省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城市化步伐的加快以及经济快速发展可能给生态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应用相关理论和方法，对贵州省经济环境复合系统的协调发展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贵州省生态环境与经济状况当前属于优质协调发展类的环境滞后型。在此分析基础上，进一步对贵州省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进行探讨。
【关键词】 贵州省 生态环境 经济发展 协调发展 产业路径
一、引言
人类进入21世纪，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可持续发展要求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升级，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得到提升，举措得到改善，生态环境优良，人与自然能够和谐相处。对于可持续发展而言，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协调是其实现的支撑力和助推力，而中间层面的产业是经济和生态环境两者之间联系的重要桥梁和载体，恰当的产业路径选择也应成为两者协调发展的重要的抓手。为了研究区域经济中的生态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关系及对策，近年来国内外学者进行了两者相关方面的研究。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社会环境会议的召开，引起了人们对经济系统和环境系统相协调的思考。国外大多数学者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从根源治理入手，使经济发展生态化。如Herman E.Daly（1971）等经济学家提出的稳态经济理论，是一种把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相互结合的模式，认为一般情况下不应该通过对生态资源的大量消耗来求得短期的经济增长。国内学者盖凯程（2008）运用生态足迹模型、生态承载力模型以及EKC模型对中国西部地区环境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内在数量比例及相关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就西部地区生态与经济未协调运行的机理形成进行了详细分析，提出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发展污染无、污染小的产业；华娟（2013）以重庆市涪陵区为实证研究对象，运用协调度模型，从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两大方面建立了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度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协调度模型检验其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程度，提出了调整产业布局、优化产业结构的对策。生态环境问题的产生，与人类作用于社会经济的方式有很大关系，人类为了经济增长，对生态环境自然形态的物质进行加工，将其转化为另外一种形态或另外一种用途。随着人类作用于自然不合理方式选择的叠加，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之间的关系正不断恶化。任勇（2007）認为，我国当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不能再满足当前人类的需要，生态环境应该主动地去优化经济的增长，经济的增长也应该对生态环境的优良状态进行保持，也就是经济的增长一定要与资源环境互相协调。
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对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及策略研究不断深化，产业路径的选择成为一个人类社会必然要面对的选择和话题，而国内外学者大多只简单论述产业结构、产业布局等方面较为笼统的政策建议，且对经济欠开发而生态环境优良的贵州省没有较为深入的研究。本文通过建立贵州省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在信息论中，熵是对不确定性的一种度量。信息量越大，不确定性就越小，熵也就越小；信息量越小，不确定性越大，熵也越大。根据熵的性质，我们通过计算熵值来判断某个事件的随机性及无序程度，并且用熵值来判断某个指标的离散程度，指标的离散程度越大，该指标对综合评价的影响越大。）对各项指标权重赋权，研究贵州省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状况，在这个视角下试图更深入地探讨贵州省促进其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的产业路径。
二、实证研究
本文根据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选取了《贵州省统计年鉴》中关于经济和生态环境进行统计和度量的指标，包括：选取森林覆盖率、二氧化硫年均浓度值、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城市污水处理率、城市可吸入颗粒物年均浓度值、城市燃气普及率、环保资金投入占生产总值比重这八项指标作为生态环境系统的评价指标；选取GDP增长率、人均GDP、第三产业占GDP百分比、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进出口总额、最终消费率、资本形成率这八个指标作为经济系统的评价指标。根据2005—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贵州省统计年鉴》，以熵值法为计算方法得到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评价模型。
首先计算生态环境与经济系统的协调度：
C（t）=f（■，t）f（■，t）f（■，t）f（■，t）2■■
上式中，C（t）为生态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度，f（■，t）代表t年度的生态环境系统评价值，f（■，t）代表t年度的经济系统评价值；k是调节系数，取k？叟2；0？燮C？燮1（本研究取k为2）。C值越大，经济与生态环境系统间就越协调。通过计算，得到贵州省生态环境与经济综合发展水平及生态环境与经济系统的协调度，如表1和表2。
从上表可以看出，2004年—2010年，贵州省的生态环境发展综合水平总体上高于同期的经济发展综合水平。2011年—2013年间，贵州经济效益明显提高，经济成果显著，经济总量较快增长，与此同时，生态环境治理相对滞后，经济发展综合水平超过环境发展综合水平。
表2所反映的生态环境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协调度，与表1相比，表2所反映的生态环境和经济的综合发展水平趋势并不一致，而是上下波动。因此贵州省生态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度仍待进一步调整模型，以期作出更准确的判断。
计算生态环境与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度D（t）。由于协调度C（t）是相对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来说的，很多时候反映不出生态环境与经济效益协调的整体大小。因此，加入生态环境与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指数，改进了协调度，变为协调发展度来度量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的高低。其公式如下。
D（t）=■，其中T（t）=？琢f（x，t）？茁f（y，t）
上式中T（t）是生态环境与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指数， ？琢、？茁为待定权数，我们在这里把经济发展和环生态境保护看成同等重要，？琢、？茁都取值为1/2。
表3显示，2004年协调发展度为0.45，2013年协调发展度为0.82，呈稳定上升态势。（本文参照郭任的协调发展类型评价判别标准，即按照协调发展度的大小将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分为三个大类，具体评价标准见表4。）将其与表4的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评价判别标准表相对照，贵州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协调发展阶段处于优质协调发展类的环境滞后型。究其原因，是贵州省产业发展的粗放型方式没有得到彻底转变，尤其是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失衡发展，重工业的污染、过度依赖自然资源及过度开发等原因。从全国来看，贵州省的经济发展还处于落后水平，生态环境和经济协调发展在未来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因此，今后致力于生态环境改善的同时，要积极寻找和创新产业发展路径，大力培育新的产业经济增长点，提高生态经济发展水平，增强贵州省的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互相促进作用，以向更高层次的协调发展水平转变。
三、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
基于上文对贵州省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评价分析，笔者认为贵州省生态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仍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因此，今后要继续努力保持经济的稳速增长，增强区域经济实力，以经济实力支撑环境状况的改善；同时更要加注重生态经济的发展及本研究视角下的区域产业路径选择。结合省情，笔者提出了以下产业发展可供参考的路径选择。
第一，促进产业生态化。产业生态也就是产业发展和生态环境两者的良性互动。产业发展如果能够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其发展带来的资金、技术等要素的增加和提高则能够改善、促进生态环境的优化，生态环境反过来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好的空间和支撑。贵州省可以从生态环境系统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效率着手，构建生态环境与产业经济发展两个维度的产业生态化模式，实施从保护客观的生态环境转到选择主观的产业发展路径，使其达到战略高度。
企业和环保产品进行第三方认证等；开展生态环境技术的开发和产业化，提高环保企业的竞争力；环保产业的管理向行业管理的转变，既实现了生态环境保护的产业化，又实现了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第三，发展知识经济和循环经济。知识经济是指将智力资源作为依托，信息经济作为核心产业，高技术产业作为支柱而使经济活动转向知识化的经济（张栋、程晓舫，2013）。大力利用知识型产业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如大数据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对于贵州省某些仍有潜力的传统产业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应该加以改造提升，跟紧世界产业创新的步伐，加快研究和发展工业3.5和4.0模式。发展循环经济，就是要最大限度对环境污染物的循环利用，发展新兴产业，注重产业融合模式的优化和运用，提高发展效率，缓解生态压力。对于微观生产主体的厂商，应大力支持其进行绿色生产、清洁生产产业园区生态化，鼓励不同企业之间资源耦合、资源共享，促使再生资源产业化。
第四，确立优势主导产业，发展生态经济。我省拥有非常丰富的自然资源，如生物、矿产、水能、地热等资源。应立足贵州省的资源禀赋，根据可持续发展的原则确立主导产业，基于现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加快建设优势能源基地，提高我省能源利用效率和推进资源整合力度。尤其是要大力发展资源精深加工产业，工业和特色农产品对接，做强做大新兴接续产业，拓长拓宽产业链。二是政府应鼓励优势环保型主导产业的发展及优先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型产业。三是围绕可持续发展战略，对生态建设和生态环保产业实行政策倾斜，加快发展生态平衡与经济良性循环主导产业，逐步形成环保产业新经济增长点。四是大力发展生态旅游。生态产品市场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大力推广生态农业成果，全面开拓生态经济市场，发展有机食品、无公害农产品、绿色产品的种植等。
第五，实施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生态补偿机制作为一种环境经济政策，主要是根据生态系统服务所体现的价值、生态保护所产生的成本、发展的机会成本，运用市场和行政两种手段，调整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建设之间的利益关系。根据贵州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建立环境与经济的生态补偿机制可从以下两方面入手：第一，明确和扩大生态补偿机制的范围区域，细化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补偿措施；第二，设立及完善贵州省生态补偿的专项基金，扩展筹资渠道，提高生态补偿资金的比重。
【参考文献】
[1] 王维国：协调发展的理论与方法研究[M].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2000.
[2] 郭任：长株潭城市群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11.
[3] 李国柱：经济增长与环境协调发展的计量分析[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
[4] 万力：构建评价贵州省生态经济协调发展指标体系研究[J].山东工业技术，2013（11）.
[5] 华娟：重庆三峡库区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以涪陵区为例[D].西南大学，2013.
（责任编辑：陈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