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所在的成都，乾隆年间建的高家大院被拆毁，这是市区所存最老民居。河山万朵，多有追魂的斑驳。对于传统木构建筑来说，时代的铁笼不断在合围，铁笼与铁笼之间是跨越式的铁条，这些铁条用锐利的方式呈示了祖传之所的沦陷。幸好，在时光魔幻的云收雾卷中，尚有一些根块像漏网之鱼留下来，比如五台山的佛光寺东大殿。
细雨发出空谷之音，令居于幽处的佛光寺示现阴翳之相。幽境若碧岩生出的片片黛色擦过灰鹤之背。虚空遍浮云气，一团湖白云气垂向东大殿前的古松，光柱、柔影出没于宽大松枝，重重翠盖冒着澄明灵意。7月23日正午，当我穿过一个拱形劵洞，沐于东大殿的大唐之美时，深为所动，感受到了当年梁思成发现这一唐代古物时的“瞻仰大殿;咨嗟惊喜”。东大殿浑朴，雄沉，丰韵高华，深藏万籁，深远的出檐宽达3、96米，遒丽简洁的双抄斗拱有若巨大的鹤嘴，我从未见过如此真力弥满的木构建筑，构式天然，万千元气蓬勃逸出。一千二百年来，它像一只世外大鸟，雄踞于无尽的纷乱红尘之外，以坚韧的隐秘步幅，保持着大唐原初的真如之身（佛光寺全称为佛光真如禅寺）。
上世纪30年代，梁思成曾四次赴山西进行古建筑考察：即1933年9月的大同古建筑、云冈石窟和应县木塔考查，1934年8月的晋汾古建筑考查，1936年10月二次晋汾考查和1937年6月的五台山考察。正是在第四次考察中，梁思成发现了佛光寺，当时他同“营造学社调查队莫宗江、林徽因、纪玉堂四人，到山西这座名山，探索古刹。到五台县城后，我们不入台怀，折而北行，径趋南台外围。我们骑驮骡入山，在陡峻的路上，迂回着走，沿倚着岸边，崎岖危险，下面可以俯瞰田陇。田陇随山势弯转，林木错绮;近山婉婉在眼前，远处则山峦环护，形式甚是壮伟，旅途十分僻静，风景很幽丽。到了黄昏时分，我们到达豆村附近的佛光真容禅寺，瞻仰大殿;咨嗟惊喜，我们一向所抱着的国内殿宇必有唐构的信念，一旦在此得到一个实证了”（见梁思成撰，《记五台山佛光寺的建筑》） 。
75年过去后，对比老照片，我惊讶地发现除了东大殿的青瓦近年被翻修过，大殿旁北朝时的祖师塔被整饰过之外，佛光寺的整体格局基本未发生变化，连东大殿庙檐下那口铭刻着“殿宇乃是解脱祖师之道场”的宣德大铁钟仍原封不动地摆放在原位。青灰色的云气低得撩人，直含额头，天地上下一清，大唐丰神射人的斗拱映着我，在清新得令人空掉肉身的古调中，千年湛然，昨日洞穿了今日，而今日亦洞穿了昨日，时光幻化为一种深邃的涌动之恩。这是周游烟水、笑傲浮生的时刻，灵性被一股很空很明的神秘之力抬起，刹那间，纷繁的念头被大唐的大雄之气截断，我似感到自己正暖暖卧在诸神吉祥的巨掌中。东大殿为七开间，有五扇魁伟的唐代木门和两扇素窗，每扇木门上有两个大大的圆形门环和五排铁钉，其中一扇的内侧遗有唐人手迹，大殿的正立面从下自上依次现出朴质的土红色、粉白色、灰褐色和深青色，8根斑驳粗大的原装木柱下，放有漂亮的宝装莲花卷头柱础。柔光随着推开的巨门涌入，打在35尊彩绘唐代塑像上，各种菩萨、胁从菩萨、供养菩萨、金刚力士丰衣褒带，面如满月，有如一座仙林，环绕着正中趺坐在须弥座上的释迦牟尼佛，遗憾的是，在梁思成考察时，“这些像都在最近数年间，受到重妆的厄运。虽然在形体方面，原状尚得保存，但淳古的色泽却已失去;今天所见的是鲜蓝鲜碧及丹红粉白诸色，工艺粗糙，色调过于唐突鲜焕，”这种“唐突鲜焕”的恶俗之彩，至今煞气俨然。
英文版《亚洲杂志》1941年7月号，梁思成发表的《中国最古老的木构建筑》一文中记述道：
“第二天开始了仔细的调查。斗拱、梁枋、棋盘式的天花以及雕花的柱础都细看过了。无论是细部或者整体，它们都明白无误地显示了晚唐时期的特征。当我们爬进天花板上面的黑暗空间时，令我们大感惊奇。我在那里看到的屋顶架构，以前只是在唐代绘画中见过。它使用两根‘主椽’（借用现代桁架的术语），而不用‘中腹杆’，这和中国较后的结构正好相反，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这个‘阁楼’里住着成千上万只蝙蝠，它们聚集在脊檩上边，就像涂了厚厚的一层鱼子酱一样，这就使我无法找到可能写在梁上的年代。另外，又有千千万万吃蝙蝠血的臭虫。我们所站的天花板上面覆盖着厚厚的一层尘土，可能是几百年来积存的，到处散布着蝙蝠的尸体。我们戴着厚厚的口罩，在黑暗和恶臭中一连测量、绘图和用闪光灯拍照几个小时。当我们终于从屋檐下钻出来呼吸新鲜空气的时候，发现背包里爬满了臭虫我们自己也被咬得伤痕累累。可是我们的发现的重要性和意外收获，使得这些日子成为我多年来寻找古建筑中最快乐的时光。”
梁思成的考察队在细查东大殿过程中，林徽因素来远视，发现有根大梁底部写着“女弟子宁公遇”，她喊其他人来看，可是都无法看清，因墨迹被一层土朱所复盖，而大梁离地面有9米高。其他大梁也隐约有墨迹。于是请庙里的和尚去远处的村子找人，折腾了两天总算搭成简易木梯，大家把被单撕成碎块，浸上水传递上去。土朱着了水，字迹渐渐显现出来，但是，水一干，就又看不见了，费了很大劲才把梁上所有的题字读完。与此同时，林徽因又在大殿前建于唐大中十一年的陀罗尼经幢上，找到了被称作“佛殿主”的“女弟子宁公遇”。于是，幸存的东大殿的确切创立年代，从涣漫时光的秘洞中被清理出来：大殿建成于唐代大中十一年，即公元857年，主持工程的是愿诚和尚，两大功德主是宁公遇和姓王的右军中尉，唐代后期担任右军中尉的都是宦官，故可推断该王姓功德主是一个级别较高的宦官。
大中十一年，为浓丽迷离的李商隐辞世前一年，当时他在江南出任小小的盐铁推官，于鸟啼花落的寂寥中新添了许多白发。这年，耀照百代的从谂禅师80岁，行脚至赵州古城，从此结束随缘任性、遍历南北的云水生涯，驻锡观音院传云门禅法40年，道化大行，120岁时方圆寂，人称赵州古佛，晚明高僧莲池为此写过一首偈子：“赵州八十犹行脚，只为心头未悄然，及至归来无一事，始知空费草鞋钱。”梁思成考察佛光寺时，寺内只有寥寥几个和尚，其中一个小和尚法号湛瑞，1937年6月27日黄昏，正是他蹦蹦达达迈出山门时，在几抹橘色夕阳中看到了梁思成的驮队正走过来，于是热情地将他们迎进寺里。1981年，梁的得意门生张锦秋前来考察东大殿时，在遍披幽白月光的寺中散步，忽听到建于辽金时代的文殊殿中传出孤独的诵经声和木鱼声，循声而去，见一个僧人趺坐在微茫的烛光古佛旁深自做着功课。这个法师正是梁思成在这里发现唐代建筑的见证人湛瑞法师。数十年的清苦坚守，足见佛子之坚韧，他那白白月光下的诵经声，当是清明如月下甘泉了。而如今，佛光寺早已收归文管部门管理，寺内无一个僧人，湛瑞法师已杳不知迹。
现已知国内遗存至今的唐代木构建筑共有4处，都在山西，除佛光寺东大殿外，尚有芮城五龙庙、平顺县天台庵，五台山南禅寺，这三处都是小庙，比东大殿小得多。来佛光寺之前，我专门去芮城看了五龙庙，甚是荒芜，1957年大修时改建甚多，在现场遇数十白羊，羊倌说几天前殿内的部件被盗。南禅寺建于唐代建中三年（公元782年），比佛光寺早75年，1953年时发现，此寺为单檐歇山顶，面阔三间，小而精妙，澹淡之品，含敛着一股大唐的精魂之气，我在现场倍感其单纯的洁净、无邪的真朴、辽阔的灵意。南禅寺与佛光寺东大殿被称作“五台双壁”，仅相隔十多公里，1937年，梁思成等人正是在南禅寺所在的东冶镇下汽车后，换乘驮骡前往佛光寺的，仓促之间， 与这座中国现存最早的木构建筑失之交臂，真是大憾！
关于找寻佛光寺的最初缘由，梁思成从未在文章中提及，据其友人所述（包括费慰梅），他是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图录》获得的线索，该书刊录的莫高窟壁画《五台山图》上，有座“大佛光之寺”令梁格外关注，遂促成了其五台山之行，出发前，他特意到北京图书馆查阅了《清凉山志》（五台山古称清凉山），查阅了佛光寺的相关资料。然而，除此之外，是否尚有其他线索拨动了梁的灵感呢？
实际上，1922年9月，专注于佛教美术的日本净土宗学僧小野玄妙便在寻访五台山灵迹的过程中到过佛光寺，寺内的彩绘塑像深深吸引了他，他拍摄了几张照片，这些照片包括佛光寺远景照出现在他刊印于1924年的《五台山写真集》中，显然，东大殿卓绝的建筑范式未引起他的关注。小野的成果获得了日本研究中国建筑史的大家常盘大定、关野贞的肯定，在1925年他俩出版的5卷本《支那佛教史迹》和在此基础上于1938年修订出版的12卷本《支那文化史迹》中，都刊登了佛光寺的塑像照，奇怪的是以常盘和关野的一流专业修为和在中国考察过大量古建筑的眼力，居然未提及东大寺的唐构问题，要知道东大寺虽比日本唐构建筑典范奈良的招提寺金堂晚98年，但二者的结构极为相似。真实情况是，两人都未亲历现场，20世纪70年代再版的《支那文化史迹》明确说明，所使用图片是1925年常盘大定委托太原城内美丽兴相馆的老板拍的，遵照常盘的嘱咐，这位老板拍摄了东大殿内的全部彩绘塑像，却忽略了建筑本身。以梁思成对日本学界的熟悉和《支那佛教史迹》在当年的影响力，梁应该会注意到关于佛光寺的照片，之前他考察蓟县辽代独乐寺、应县宋代木塔等等，都是先看到照片才赴现场的。所以，或可说是日本人的学术疏忽，给梁思成留下了历史机遇，使他的团队成为东大殿唐构建筑的发现者。在中日拔剑相刺的狼烟年代，梁思成很少在著述中提及日本人对中国建筑的研究，这很容易理解。晚年时，他在为纪念鉴真和尚圆寂1200年时撰写的《唐招提寺金堂和中国唐代的建筑》中，以平和之心写道：
“我出生在东京，后来在横滨和神戶附近的须磨渡过了我的童年，到十岁时辛亥革命之后才回到我的祖国。五十余年来，我并不讳言自己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深切仇恨，但脑子里童年的美好回忆却始终如一地萦绕着……当然，在我开始研究中国建筑史的时候，日本先辈学者如伊东、关野等先生的著作对我的帮助是巨大的……当我执笔凝思的时候，一个童年的回忆又突现在我眼前，那可能是明治末年或大正初年的事了。我随同父母到奈良游览，正遇上某佛寺在重建大殿。父母曾以一元的香資，让我在那次修建中的一块瓦上写下了我的名字。半个多世紀过去了，我童年的綿綿心意还同那片瓦一样留在日本。我不知道当年是否到过唐招提寺，但是今天当我紀念鉴真而执笔的时候，我仿佛又回到童年，回到奈良去了！ ”
梁思成在上文中提到的伊东，是第一部《中国建筑史》的作者伊东忠太，而关野，即民国前期无数次考察和拍摄中国古建筑的关野贞，他曾在《支那文化的遗迹和其保存》中写道：
“距前两回考察仅十二、三年，遗迹破坏废灭之大令人吃惊，其保护已是刻不容缓。而我国的文化自古又是从中国而来，日本当局和学者，应该向中国当局提议保护建筑古迹。日本学者尽快前往中国进行考察，在日本尽快建立博物馆，收集中国各时代的遗物。”
关野贞在1920年的这番呼告真是令中国人无地自容了，中国人的文化古迹，却需要日本人来保护。今年，是2012年，恰好距中华民国成立100周年，100年来，以各种“善”的名义、“正确”的狂飙，中国人将“传统中国”几乎消灭殆尽。几年前，一个锋利的法国人对一个中国人调侃道：你们中国动辄宣称自己有5千年的文化，这些文化现在在哪里呢？对了，你们叫china，你们把它——拆了。
诚然，China的历史，就是“拆”的历史。佛光寺正是在一场著名的拆迁运动后重建的——唐武宗会昌三年至五年（公元843年至845年），在会昌法难中，全国共拆毁大型寺庙4600余所、小型寺庙4万余所。而过去的100年，更是狂拆的100年，连根拔起的100年。当一朵花飘下，它已找不到根，对传统而言，今天是耗蚀一空的年代。正是在耗蚀一空的消逝与旋转中，我来到佛光寺，被它钝剑式的瑰姿摄住，被它丰硕的斗拱、素柱、丹壁现出的万千天然之美所倾倒，并从中体验到持之非强、来之无穷的汉风之精气。东大殿在中国能幸存下来，是一件神秘的事，祈愿这一神秘一直保持下去，且不遭受“唐突鲜焕”的重妆之厄运。
在这个每件纯东方的事物都摇摇欲坠的时代， 我有幸来到佛光寺 ，其实是出于学习——吸收到真实的地气，而不是一堆纸。苏珊·桑塔格说：“历史在继续加速变化，过去本身已经成为最超现实的主题”。这是无言之境。大唐建筑所含敛的气息和心根，表明了任由机器、知识冒然以精神自居，是一条失败的放逐之路，毕竟，花实累累的无根之树，终是不能持久的。
作者简介：
白郎，原名和文军，纳西族，云南丽江人，1968年出生。随笔作家，现居成都，任《读城》杂志社副总编。2011年度成都文学院签约作家。具有丰富的媒体从业经验和田野采访经验。已出版著作《中国人文地脉》（北方卷、南方卷，成都时代版）、《中国地脉》（台湾晨星版）、《月亮是丽江的夜莺》（重庆出版社）、《吾土丽江》（四川人民版）等;主编有《锦官城掌故》（成都时代版）、《火焰与柔情之地》（重庆出版社）、《茫茫归途》（四川人民版），合编有《四川纳西族与纳文化研究》（中国文联版）、《锦官城遗事》（成都时代版）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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