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战略与提升中国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

强国的水平。参照联合国出版物的定义，文化类跨国公司为在母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投资大量文化产业资产，并且实际控制和管理这些资产的企业。它们拥有中央决策体系，确立了全球性战略目标和适宜于全球化竞争的经营架构，把下属的各个实体通过所有权联系起来，其海外资产、海外员工、海外营收在公司整体业绩中占有35%以上的比重。其中如亚马逊、迪士尼、时代华纳、Facebook等主业涉及文化产业的跨国公司对于全球文化产业的格局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近年来，中国跨国公司稳步成长，2015年，中国100大跨国公司入围门槛为资产26.67亿元，同比增长5.67亿元，海外员工754，731人，平均跨国指数达到13.66%，保利等主业涉及文化产业的企业集团名列其中。实践证明：培育中国的外向型文化企业和文化跨国公司，必然有一个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作为它们的重要基础，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国家文化出口重点项目正在逐步壮大。这些企业和项目在有关省市的数量、结构、集聚度等，直接影响了中国文化产业对“一带一路”的地缘布局和国际竞争力。2015-2016年度，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共有353家，集聚度最高的是北京（70家）、上海（35家）、广东（24家）、江苏（23家）、浙江（18家）五个省市。2015

2016年度，国家文化出口重点项目共有140个，集聚度最高的是北京（38个）、上海（15个）、广东（5个）、江苏（5个）、浙江（7个）五个省市。

而在中国的东北和中西部的一些省份，拥有的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国家文化出口重点项目数量比较少，有的省份的年度拥有量甚至为0。从总体上看，是沿海地区即海上“丝绸之路”经过的地区，外向型文化企业和重点项目发育比较领先，规模效应逐步形成，而中西部内陆地区即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向西延伸的沿线省份，则相对薄弱。有鉴于此，东中西部城市都要因地制宜地积极培育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文化出口重点项目，形成由下而上逐步壮大的培育机制。其中，四川在培育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项目方面令人鼓舞，2015-2016年度达到12家和3家。它们包括把闻名遐迩的文化遗产——自贡彩灯开发成为大规模的文化出口项目，涌现了澳洲华人文化创作有限公司中国彩灯文化推广项目、国产移动互联网游戏《龙之守护》海外出口运营、数字化国际汉语教育节目（上述项目分别由四川天煜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成都博瑞梦工厂网络信息有限公司、成都乐知软件有限公司等运作）等一批优秀企业和项目，体现了从“天府之国”走向“一带一路”的空间跨越和国际视野。

依托“一带一路”战略，提升中国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要积极引导中国文化企业的对外投资。中国要成为世界文化产业强国，必然要有在全球进行投资、进行全球战略布局、整合全球资源的能力。从2014年开始，中国成为全球第二个经济总量超过10万亿美元的经济体，也是全球第一大对外贸易国。当年中国共实现全行业对外投资1，160亿美元的目标，如果加上中国企业在第三地的融资再投资，中国对外贸易总规模约在1，400亿美元左右，中国开始成为全球的资本净输出国。2015年，我国对外投资同比再次增长6.1%。其中，中国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投资增长迅速。2015年中国企业共对“一带一路”相关的49个国家进行了直接投资，投资额合计148.2亿美元，同比增长18.2%，占总额的12.6%，这为中国文化企业的对外投资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中国首倡“一带一路”战略的背景下，中国文化企业的对外投资，要把握好重点目标地区，体现文化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产业的特点。中国首倡的“一带一路”以“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有鉴于此，中国的对外文化投资、并购、贸易等活动，必须体现出双向输出的鲜明特点，即不但有正向的FDI，通过向发达国家的投资，获得高端的文化科技研发机构、人力资源、核心技术、品牌要素（包括院线、品牌、会展、服务平台），以及知识产权资源（包括专利、著作权、技术秘密、反不正当竞争权等），抢占全球文化市场的地缘中心，也有反向的FDI，及早进入人口众多、市场广阔、尚未充分开发的发展中国家，不失时机地介入通讯、院线、网络、新媒体等重要平台，推动当地民众对中国文化产品的认同，掌握东道国市场和利用当地丰富的劳动力及初级资源，从而形成体现全球战略的文化产业集群和竞争优势。以上海为例，根据国家商务部的有关数据和抽样调查，截至2016年初，上海有167家文化企业开展了对外投资，其中向发达经济体的优质资源投资约占61%，对发展中经济体的市场类投资约占39%。2016年1月到5月，上海企业海外投资之路越走越宽，特别是把文化娱乐业成为新崛起的重要对象，上海文化传播和娱乐業的对外投资达到6.35亿美元，同比增长高达20.6倍。投资对象覆盖了美国、加拿大、欧盟、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而且多家中国文化企业正在把正向和反向的FDI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并购高端文化资源与开拓新的市场空间结合起来，如2015年4月中国复星集团与德州太平洋集团（TPG Capital）联手收购加拿大太阳马戏团，总交易金额约为15亿美元。复星集团采用了股权投资基金引领产业互动发展的双轮驱动模式，突出“以中国动力嫁接全球资源”。太阳马戏团是全球最大的戏剧演艺制作公司，演员来自全球49个国家，2014年，太阳马戏团门票收入高达1，200万美元，超过百老汇所有歌剧项目的门票收入之和。通过这一跨国投资，双方计划联手依托太阳马戏团的优势，在杭州新天地等多个国内外旅游胜地打造专属剧院和驻场秀，在欧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开发休闲演艺项目，增强中国在全球演艺市场的话语权和占有率，从而探索一条高端投资与市场扩张相结合、股权投资基金引领产业互动发展的新模式。

三、扩大中国文化服务出口与顺应国际贸易新规则

跨入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以来，以移动互联网、大数据、智能制造等为代表的数字科技深刻地改变了全球文化市场和文化贸易的规则，中国文化产业提升国际竞争力，贯彻“一带一路”戰略必须把握好这一历史潮流。数字化技术给全球文化产业带来的最大影响就是推动文化产业的加速融合，由此催生了裂变型的新商业模式。所谓融合，根据联合国发展计划署等《创意经济报告2013》的分析，共有三种类型：一是技术融合，即电影、出版、音乐和游戏等媒体所有权类型的转变；二是媒体融合，使用户可以通过一台个人终端（如PC、智能手机、iPad、可穿戴视听设备等）同时享受不同的媒体服务；三是接入融合，所有媒体和服务的制作、发行都重新处理，以适应分布式的网络平台，即所有一切在网络上都是可得的或者可行的。在这种背景下，全球货物的流量从1980年以来增加了10倍；全球服务的流量从2000年以来增加了3倍；全球投资的流量从2002年以来增加了2倍，全球外籍员工的数量在2005年已经上升到全世界人口的3%；全球超过三分之一的互联网用户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到2013年前后，发展中国家的“互联网人口”已增长到全球互联网人口的60%左右。

数字技术对文化产业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相比较之下，数字技术通过“嵌入式”（数字技术嵌入到原有的文化生产方式和生产装备中）和“推动式”（数字技术催生了全新的文化生产样式和形态）而催生的新兴文化产业领域增长最快，大大超过传统文化产业如电影、视觉艺术品等的增长速度。根据2015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干事长博科娃作序的EY研究报告，2013年，全球数字文化产品销售额达到660亿美元，其中，北美占30.6%，亚太地区占16.1%，欧洲占15.4%，在全球形成了“新三国演义”之态。而全球文化产业和文化贸易增长最快的就是由数字化技术带来的裂变型商业领域。从2011到2014年，以亚马逊（Amazon）为代表的网络服务销售增长了44%，以奈飞（Netflix）付费用户为代表的互动电视服务增长了61%，以谷歌（Google）为代表的搜索引擎用户增长了18%，以Face-book为代表的社交网络用户增长了39%，而以众筹为代表的文化创意融资网络让千千万万的中小微投资者可以方便地参与，因而其总量增长了81%。它们显示了资本、科技和创意相结合所迸发出来的巨大活力，成为全球文化产业增长最快、最有活力的新引擎。在这种大融合的背景下，其他领域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也会被吸引进入，担当跨界的新角色，例如，智能手机生产企业参与移动电视发行、亚马逊参与中小微企业的培育和孵化、Google等网络搜索引擎越来越多地参与智能手机业务，可见，文化产业实际上还涉及零售、制造、消费服务等一系列相关产业。这必然导致新进入者不断增加、产业链不断延伸、国际文化市场更加活跃的新局面。

面对数字化技术带来的裂变型文化产业新模式，中国文化产业可以依托巨大的互联网用户人口，快速发展的通讯、互联网和软件产业，数量众多的文化生产企业，争取“弯道超车”而追赶发达国家的进展，形成新兴产业领域的竞争优势。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文化产业在这些新兴领域的核心竞争力还不强，中国对外文化贸易最主要的优势领域是在文化创意产品出口方面，也就是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中低端领域，而美欧日等主要发达国家的主要优势，是在文化创意服务出口方面，也就是在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中高端领域，并且不断地开发创新型的商业模式和产业领域。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教科文组织统计学院的研究报告，中国从2004年到2013年的文化出口产品增长率为全球第一位。中国2013年的文化出口产品（包括设计、视觉艺术、工艺品、图书、视听艺术等）的出口总量为全球第一位，达到601亿美元，显示了中国迈向全球文化产业和文化贸易大国的步伐。在文化产品对外出口额方面，中国、美国、英国名列前三位。但是，在文化服务出口领域（包括知识产权授权使用、电脑服务、工程与建筑及技术服务、音乐服务、视听外包服务等），美国的增长率和总量保持了全球第一位。美国2013年的文化服务出口额高达686亿美元，同时，在全球文化服务出口额最高的15个国家中，中国没有名列其中，而韩国、芬兰、意大利、比利时、卢森堡、瑞典、荷兰等一批人口和经济总量远远低于中国的发达国家，却在全球文化服务出口的前15个国家中榜上有名。中国与美国在这两个领域中的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恰恰说明：在全球文化产业新一轮的竞争中，一个国家拥有的人口、国土、自然资源、经济总量等不是决定性的因素，而它拥有的优秀企业、资本、科技、高素质人才、国际联系和制度优势，才是它的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中国文化产业必须在大力发展国际化的文化服务贸易方面，奋起直追，占领诸多的制高点。

针对数字化技术与文化产业深度融合的潮流，中国要大力发展创意密集型、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优势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重点拓展创意设计、数字出版、电子信息、会展服务等文化出口市场，推动“文化+科技”、“文化+金融”、“文化+旅游”等的跨界发展路径。在商业模式的层面上，要以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自媒体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催生具有开放式融合效果和闭环式价值链的运作机制，努力推动对外文化交流与文化贸易的大融合与新业态，争夺全球文化交流和文化贸易中最为活跃的成长领域。中国的文化产业和文化贸易正在这方面出现良好的势头，比如2014年，我国自主研发的网络游戏产品在海外销售收入达到30.76亿美元，同比增长69.02%，其中，客户端类游戏占总出口网游数量比重达27.7%，网页游戏比重达30.9%，移动类游戏数量比重达41.4%，实际销售收入12.73亿美元，同比增长高达366.39%，而且带动了我国电讯、出版、设计、影视、文化用品等企业的对外贸易，显示了我国网络化、数字化文化产品出口的良好前景。而富有创新活力的经营模式，归根结底主要来自于文化企业的自主研发，比如：中国电视剧上市公司第一股华策影视（300133），是一家全国领先的电视剧制作和发行公司，擅长国际市场的营销，它参与建设的中国（浙江）影视产业国际合作实验区，成为全国第一个以文化出口为导向的国家级影视产业基地，它依托资本运作，不断向产业链的上下游和横向拓展，形成功能多元的平台体系。2014年12月它旗下全资孙公司香港投资使用约3.23亿元，收购韩国NEW公司发行的178.6万股新股，获得其15%的股权，成为其第二大股东，帮助电影、音乐、表演以及相关附属版权产品发行公司NEW上市等。而近期河马动画与喜马拉雅FM的联手，更是引起了业内外人士的广泛兴趣。河马动画是中国率先打破西方国家在三维动画技术领域封锁的文化科技型领军企业，拥有强大的三维动画创作能力和优秀的IP知识产权内容，而喜马拉雅FM是中国最大的音频分享平台，拥有“随时随地听我想听”的产品特性，风格多样、体量丰富的内容，能够满足用户在移动互联网环境下对于听的需求。双方共同开展音频内容版权开发合作，将优质音视频内容联动转化，包括把喜马拉雅FM自有人气自媒体节目的音频进行视频化创作，联手推出人气主播动漫形象及配套网络动画栏目等，共同打造音视频IP内容库并于喜马拉雅FM上线“喜马拉雅一河马动画”专区等。它们与炫彩互动网络科技、北京聚合影联文化、上影联和院线达成长期互补性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通过发挥各方优势，整合资源，致力打造动漫影视作品制作宣发联盟、音视频版权联动孵化转换平台、影视游戏一体化平台的全流程、全方位、多元化业务合作，共同结成河马动画泛娱乐业务矩阵。像这样的跨界整合与IP转化工程，在中国文化产业的各个领域将会进一步展开，也应该是多多益善。

四、联接“丝路城市”，扩大中国文化产业的国际合作网络

中国文化产业提升国际竞争力，要重点联接“丝路城市”，以扩大国际合作网络。当代意义上的“丝路城市”（Silk Road Cities）特指位于“一帶一路”沿线范围内、具有战略意义和影响力的枢纽性城市，在地缘上包括七大板块，即东亚、东南亚、中亚、南亚、西亚、北非、中东欧。其中的东南亚、中亚、南亚和西亚构成了空问板块的连续性主体。“丝路城市”有两大特点：第一是发展中心，即成为该地区的主要发展节点和区域中心；第二是通商枢纽，即成为该地区与世界联通的主要门户，汇聚了各种资源、人员和信息的交换条件，商贸往来达到规模化的水平。习近平主席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这就要在已有基础上，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发展战略相互对接、优势互补。中国文化产业提升国际竞争力，应该依托“丝路城市网络”，加强资源的流通和利益的分享，同时提升自身在“一带一路”沿线的辐射力和影响力。

中国文化产业与“丝路城市”形成国际合作网络，必须加强调查研究，突出重点，以把握战略性的资源和空间。国内外大量实践证明：可以与中国文化产业开展对接的“丝路城市”，必须具有如下的条件：（1）有一定的经济集中度，具有承接文化投资和文化贸易的基础设施；（2）具有规模化的人口优势，形成比较大的文化消费能力；（3）具有与国际接轨的经贸制度，其金融、税收、海关制度等有利于中国文化产业的投资；（4）对周边地区乃至全国有广泛的影响力。而许多“丝路城市”的重要特点，就是人口增长很快，而且相对年轻化。以东南亚为例，它包括11个国家，除了近年独立的东帝汶，还有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后10个国家组成了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东盟）。东盟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实力排在全球第7位，预计到2030年东盟将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GDP达到4.5万亿美元，东盟人口总数超过6.3亿人，劳动人口位居世界第三。据欧睿（Euromonitor）机构的研究，东盟国家占60%的人口年龄在35岁以下，15至64岁的劳动人口占65%。作为消费中坚力量的中产阶层人口预计将继续增长，从1.5亿增至2020年的4亿人。2015至2020年，东盟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年增长率将达5%左右，将催生大量的消费需求（包括文化娱乐休闲需求）0。这正是中国文化产业在未来10年要把握的战略性市场空间。

中国文化产业与“丝路城市”开展合作，必须注意到它们在城市化发展水平的不同阶段，从核心城市人手，突出重点，梯度布局。以东南亚和西亚为例，大多数国家都在经历着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但是它们的城市化水平悬殊。根据2012年亚洲竞争力研究所（The Asia Competitiveness Institute）针对64个全球城市考察所获得的《全球城市活力排名报告》（Global Ranking of Liva-bility），新加坡排名第3名，吉隆坡排名第32位，曼谷排名第41位，河内和胡志明市并列第52位，金边名列第61位，雅加达排名第64位，主要产业和大量人口也集中在首都和中心城市。在西亚地区，沙特阿拉伯主要城市控制的财富总量占海湾地区的41%。在海湾地区的主要城市中，利雅得占38%，阿布扎比占18%，迪拜占17%，多哈占11%。这种单极化现象第一是与产业布局和机构密切相关。东南亚和西亚地区原来经济比较落后，仅有的产业集中在首都和中心城市；第二是与社会文化有关，当地多个国家有中央集权的传统，首都便成为全国经济、文化和政治等多种功能的中心；第三是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有关，当地多个国家为了快速发展经济和贸易，必然要在原有的产业基础上进行快速扩张，从而吸引大量资源和年轻人进入核心城市。有鉴于此，中国文化产业应该把有关“丝路”国家的首都或者第一大城市作为联接的战略节点。

中国文化产业与“丝路城市”开展合作，必须开发更多适销对路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以适应这些城市日趋增长的年轻化人口和大量的文化消费需求，特别是适应互联网时代“丝路城市”信息化技术快速普及的趋势。2004 2013年，中国创意产品向发达经济体出口额为5，619.25亿美元，而向发展中经济体出口额为3，475.89亿美元，但是中国创意产品向发达经济体的出口比重在下降，从2004年的69.79%逐步降到2013年的51.27%，而对发展中经济体特别是东南亚国家等的出口比重也在上升，从2004年的27.08%逐渐上升到了2013年的45.36%。长期以来，北美、日本、欧盟是中国文化创意产品出口的主要目的地。近年来，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发展应用，“丝路城市”中的大量人口特别是年轻人迅速进入到互联网时代，与互联网相结合的文化消费产品和服务也获得了广阔的市场。2000年阿联酋的个人互联网使用率仅仅为22.64%，而到了2014年它的个人互联网使用率已经达到90.4%，沙特阿拉伯的互联网个人使用率也从2000年的2.21%快速上升到了2014年的63.7%。这就要求中国文化产业进一步扩大文化科技融合的研究开发，建立跨境合作与合资的网络文化服务平台和内容配送体系，为“丝路城市”的人民提供更多适销对路的数字化文化产品。

中国文化产业与“丝路城市”开展合作，要因地制宜地把握不同国家和城市的法律制度、经济水平、市场特点、文化背景等，选择多种有效的模式和策略。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有关数据的预测，到2020年，中国对发展中经济体的创意产品出口额将逐步高于向发达经济体的出口额。发展中经济体包括印度、南非、巴西等金砖国家和东南亚国家，将在2020年左右成为中国出口创意产品的最大消费市场。在升级版中国东盟自贸区和RCEP的制度性框架安排下，2020年中国与东盟问的贸易额将扩大到1万亿美元，到2020年的双向投资将新增1，500亿美元，其中有许多内容和领域与文化产业密切相关。中国文化产业要敏锐地把握这一趋势，在继续保持向美国、日本等传统市场进行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出口顺差的同时，继续大力开发“一带一路”沿线的新兴市场。近年来，中国文化企业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采用了多样化的举措，如百视通进入雅加达，与印尼电信以合资的形式共同开发TMT新媒体技术的产品化与产业化合作，包括共同进行内容制作、电子游戏、动画制作、多媒体管理系统、数字影院系统、直播卫星及有线电视经营、电子商务等业务，逐步向号称“千岛之国”的印度尼西亚全境辐射，合资总额达2，000万美元左右；时代出版集团先后开发合作伙伴15家，集中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欧美主流大国，如马来西亚彩虹出版集团、阿联酋视博国际集团、印度NCBA集团等。从总体上看，中国文化产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将从文化产品贸易扩大到文化服务贸易，并且不断地向知识产权授权使用、电脑服务、文化科技与文化装备产业、工程与建筑及技术服务、音乐服务、视听外包服务等领域推进，扩大中国文化产业的战略空间和资源优势，也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人民创造更多的文化财富和共享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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