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之一,参与了护校斗争。
挺身而出同西农共存亡
1947年,解放军粉碎蒋介石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后,开始大举反攻。解放军所到之处,敌人望风披靡,人民欢声雷动。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第一次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号召。全国各个战场都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向国民党统治区挺进。西北野战军继宜川大捷后,于1948年4月12日发动了西府(西安以西泾渭两河之间地区)战役,挺进泾水、渭水间的广大地区,截断西兰公路,并在4月22日收复延安。
1948年4月,西府战役打响不久,武功解放,炮声传到西北农学院,我们站在教学大楼的平台上,盼望着解放军早些到来。当时,西北农学院地下党几乎天天组织进步学生收听新华社广播,教学大楼43号教室里每天都挤满了收听广播的学生。我们进步同学听到解放军在各大战场打胜仗的消息,看到解放战争曙光在前,胜利在望,都积极响应西农地下党的号召,团结一致,坚持留校,迎接解放。
在西府战役即将打响的时候,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就指令西农成立了所谓“应变非常委员会”,由校内组、处级以上人员和教授代表组成。该委员会成员讨论了学校的出路问题,有的主张将西农迁到汉中、成都,有的主张就近迁到西安,也有一些人主张迁到江南,议论纷纷,拿不定主意。
4月20日是西农校庆节,照例要开庆祝会。由于西府战役开始,4月18日,学校通知在校庆期间不再演戏,并叫学生自治会通知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来西农参加校庆、拟进行友谊比赛的球队从速离开;宣布校庆活动一切从简。
西府战役打响不久,武功解放。在解放武功隆隆的炮声中,学校当局和多数不明真相的学生纷纷离校跑到西安,校内只有200多名坚持留校、迎接解放的学生、教职工和家属。学校当局组建的所谓“应变非常委员会”宣告解体,院长唐得源不在校,教务长王×、训导长段××和总务长周尧三人留守学校。可是,王、段二人看到“局势已不可收拾”,不愿担此风险和重任,也仓皇逃到西安。
4月22日,100多名留校师生和家属冒雨站在教学大楼前等待校方的决定,总务长周尧先生非常激动,他站在凳子上流着眼泪大声说:“请诸位不要惊慌,我决定留下不走,我不能丢下学校和大家一走了之,我和西农有十年的历史关系,大家都把多年的心血倾注到学校,我们的图书、仪器和研究的成果及记录都留在学校,我不能撒手不管,我愿为学校牺牲,与学校共存亡!”周先生的讲话,使留校的师生非常激动,情绪顿时安定下来。
1985年,我到西安开会,恰巧碰到周尧先生,我们共同回忆了那段战斗生活。他说:“当时我所以自觉地站出来,愿意和西农共存亡,并非出于一时的激动,而是从自己亲身的经历中认识到国民党腐败无能,大势已去,必将为共产党所取代,我出于爱国、爱校、向往光明的意愿,才自觉地站出来担起护校的重任”。他在1948年5月1日的家书中,也谈到当时的思想情况,信中说:国(民党)军一度侵入学校,抢劫破坏,无恶不作,可见国民党统治中国多年,每况愈下,已近穷途末路,行将崩溃。相反据说共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则深得民心,由此可见,取而代之,势所必然。
把蒋军二十八团赶出西农
在西府战役中,西农留校的100多名师生和家属,在周尧先生带领下,开展了护校工作。西农的地下党起了领导作用。
当时,跑到西安的同学中的少数反动分子十分嚣张,他们四处奔走,大肆造谣,并向西安反动当局告发说,留校的师生“都受了共产党的蒙蔽”、“都是共产党”,“他们劫持学校,不让学生撤退”;并且还造谣说:“周尧已被左倾分子监视,退不下来,王×、段××都是逃出来的”,等等。西安反动当局下令要留校师生全部撤到西安报到,否则就派军队把留校师生押送到西安受审。然而,由于通向西安的漆水河桥被炸断,西去降帐的铁路也中断,其阴谋未能得逞。
西农的护校工作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从4月12日西府战役开始就全面展开了。公开活动是通过亢丁社、春草社等地下党领导的进步文艺团体和进步学生开展的。亢丁社的负责人马振被推举为留校学生代表之一,全面负责留校同学和教职员工管理小组的工作。当时护校的重点,我知道的有四个方面:
第一,办好伙食,安置住宿,吃饱睡好,安定人心。马振代表留校同学和教职工管理小组对应做的工作作了分工。分配我和左凤章、宗恩泽、李鸿恩四人的任务是管理生活工作。首先要安置好50多名留校学生的吃饭问题。我们立即投入战斗,着重抓了五件事:一是冒着大雨,夜以继日地干了两昼夜,将全校五个灶的米、面、油、菜造册登记,统一管理使用;二是组织留校学生集中在“战区学生食堂”用饭,既便于互通消息,又便于管理;三是尽可能帮助教师、职工解决生活上的一些困难;四是动员留校炊事员团结一致,做好饭菜,保证大家每天都能吃到三顿热饭;五是为了使学生和教职工能吃到新鲜蔬菜,我们还动员常给各灶送菜的菜农继续送菜,并且设法到附近村庄购买。
第二,保护图书仪器,保卫科研成果,确保留校学生和教职工及家属的安全。留校学生和有关管理部门将重要的档案和贵重图书、仪器装箱,送入保险库里。所有要害科室都贴有封条,并盖有学校和周尧先生的印章。我们和校警一起参加站岗放哨,我和左凤章、宗恩泽、李鸿恩的岗位就在校墙西南角的炮楼上。
第三,严加保护学校的水源,这是全校师生的生命线。西农的校址在杨陵镇张家岗,全校只有一口机井,用抽水机昼夜不停地抽水,才能保证全校师生员工的用水,一旦遭到破坏,吃水就成了严重问题。地下党把这项任务交给西农地下党负责人之一的王英杰负责。要他保证留校学生和教职工的吃水问题,如敌人进校,则伺机秘密拆藏抽水机零件,切断敌人用水,使敌人不战自溃。
第四,千方百计不许国民党军队进驻学校,保证留校学生和教职工的安全。
尽管如此,4月22日,国民党军队还是飞扬跋扈地闯进了西农。不知是哪个部队,只听说是“二十八团”。这个团据说是在陕北打了败仗退下来的。这些败军部卒,在战场上损兵折将,狼狈不堪,对待老百姓和学生却大抖“威风”,出恶语伤人,行如饿狼捕食,穷凶极恶,为所欲为。他们一进校门就吼叫“这里要打仗了,教学大楼要成为炮楼”。他们在教学大楼到处凿洞作为炮眼,在校园随时挖战壕构筑阵地;他们封闭教学大楼,不准留校师生出入;拆除校内电话总机,断绝与校外联系;并且强迫驱赶留校师生集中在院内西南角教授住宅区,不许随便走动;更有甚者,他们到学生宿舍,撬窗砸门,翻箱倒柜,偷盗东西。全校顿时充满白色恐怖,到处是一片混乱不堪的景象。
面对这群荷枪实弹、穷凶极恶的匪徒,周尧先生当即约邵敬勋和宋树藩两位老师一起和二十八团团长严词交涉,要他们整顿军纪,退出学校,并告诉他说:“我是西农的总务长,负责西农的留守工作。西农是高等学府,不能进驻军队,不能毁坏公物和乱抢学生的东西”。那位团长听了以后暴跳如雷地说:“是我们的性命重要,还是大楼、校园重要?我们的士兵是不会抢东西的,你指出来是哪一个人抢了学生的东西?”周先生听了非常生气,一拍桌子,拿起桌上的电话大声说:“请接胡宗南司令官!”那位团长立即从周先生手里夺过电话,态度顿时软下来,说:“有什么事可以坐下来谈,不必动火嘛!”经过一番争论,终于达成三点协议:一是答应整顿军纪;二是允许抢救学校图书仪器;三是所有公私房间门窗都要贴封条,每个封条都有“周尧封”的字样,没有得到周先生同意,任何人不得随意启封。达成协议后,学校的图书、仪器得以顺利地转移到校内的防空洞里。我和留校的同学大都参加了搬运图书、仪器的活动。
1985年,我在西安与周尧先生谈及在护校中赶走二十八团一事。他谦虚地说:“赶走二十八团,王英杰同志立了第一功。”他说:“王英杰同志是西农地下党的负责人之一,我当时毫无所知。地下党交给他的任务是:叫他保证西农留校学生和教职工的用水;但如果遇到敌军闯进西农、阻挡我军前进时,要秘密地、及时地拆毁抽水机,切断敌军用水,逼走敌军,配合解放军作战。”王英杰当时借住在周先生家中多余的一间厨房里,天天见面,相处友好。周先生回忆说:“当时对二十八团的所作所为,我受不了这口气,如何把二十八团的人赶出去?我就找王英杰商量,我说看来得从你处想办法。他心照不宣地笑了。不一会儿他到机房秘密地把抽水机拆了,把机器上的心脏零件(一根25cm的铁轴)拿来,从我家中取了两张油纸,把它包好,埋在我家的菜园中,我通知各家各户蓄水,然后让他把蓄水池的水全部放完。”
当时正值炎热天气,没有水,就无法生活。二十八团团长就威逼王英杰抢修,王说“机心”已坏,没有零件,无法修理。敌人就把抢口对准王英杰说:“你修不好,就枪毙你!”王英杰斩钉截铁地说:“没有机器零件,就是打死我也修不成!”因为无法解决吃水问题,二十八团只好夹着尾巴滚出了西农。
护校斗争中的师生情谊
二十八团撤离西农后,虽然周尧先生带领留校学生、教职工继续往防空洞搬运图书、仪器,打扫教学大楼,清理战壕、掩体,但校内仍然没有平静下来。
我们原以为解放军会很快解放西农,但解放军攻下武功后并没有进西农,而是沿着北原向西挺进了。后来才知道,解放军这时是去占领平凉,截断胡宗南和马步芳之间的联系,以便分别歼灭;王震司令员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入宝鸡,破坏了胡宗南的总兵站基地,为以后解放关中、缩短西北战争的进程起了巨大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西农的形势又突然紧张起来。
4月23日下午,一方面是逃到西安的人打来电话,命令留校的人立即全部撤到西安,被周尧先生断然拒绝;另一方面又来了一大批国民党军队要进驻学校,后来才知道这是国民党整编第一师,师长名叫罗烈。他带领大队人马,先从东西两侧把西农包围起来,但没马上闯进学校。这时周尧先生让发出警报,加强警卫,并在每个岗位增加一位先生和两位同学;然后将留校部分同学集合在教学大楼前,郑重地向大家宣布:“请大家听我们的指挥,不论来的是国民党哪一部分军队,我们都不能先开枪。否则西农就会成为他们攻击的目标,学校就会毁于一旦!如果他们一定要进来,先问明番号,然后让他们派人来和我接洽。”
这时,罗烈要带兵进校,被守门的警卫和同学挡住,告诉他们:“要进校必须经过学校负责人的许可。”这时我从炮楼上下来跑到现场,只听到这位国民党军官说:“嘿嘿!这时候还有负责人,好哇!那就请出来讲话吧。”我们立即把情况告诉周尧先生,他二话没说,就紧握腰间佩戴的手枪,快步来到现场,我和陈绍曾、王树权立即跟随在周尧先生左右,保护他。我们告诉罗烈说:“这是西农的总务长周尧教授,他是留校师生的总负责人。”这位国民党军官自我介绍说:“我是整编第一师师长罗烈。”周尧教授当即义正词严地说:“我是学自然科学的,不懂得政治和军事,但我有决心保护学校。请你站住,不准再前进一步,否则不是你流血就是我流血,士可杀不可辱!”罗烈对周先生说:他是“奉命”来“保护”学校的,只准备进驻师部,大约100人。当时周先生和我们几个在他身边的人及校门内的同学立即进行了紧急磋商,都认为只进驻师部的100人是可以的,但要有条件,不能让他们为所欲为。周先生和他们谈判的结果是:这100人只能进教学大楼第一层,不能进财务科和图书馆;学校大门和围墙上的岗哨,既有他们的士兵,也要有我们留校的同学和校警;师生员工可以自由出入大楼和校门。达成协议后,他们只进驻了师部的100人。
在西府战役中,解放军切断西兰公路、挺进宝鸡破坏了胡宗南的总兵站基地后,由于大决战的时机尚未成熟,即挥兵主动撤离西府一线,加紧休整,为在以后的扶眉战役中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接着国民党军队也撤出了西农。
但是,这时西农校内的形势仍未平静下来。特别是随着漆水河桥的修复,西安到武功的火车通车,西安的反动势力迅速向西农扑来,威胁更加紧迫。他们一方面命令留校人员全部撤到西安,被周尧先生断然拒绝,明确地告诉他们:“在困难的时候你们逃跑了,我和留校同学保护学校和图书、仪器,现在学校最困难的时期虽然过去了,但形势未定,我们不能离开学校,不能让保留下的图书、仪器再遭到破坏!”另一方面特务分子更加嚣张,扬言:“留校学生都赤化了,要到西农抓共产党!”周先生向留校学生表示:“我不问大家的个人信仰,几天来的事实证明,大家都是爱国的,都是好青年。我坚决不去西安,愿意继续同大家共患难。万一哪位同学因此被军警逮捕,我愿意陪他去坐牢!”这些铁骨铮铮的声音,进一步坚定了留校进步学生同国民党斗争的信心。
黎明前的黑暗虽然是短暂的,但却是漆黑而寒冷的。在这种情况下,西农两种立场、两条战线、两条道路的斗争愈来愈激烈。在周尧教授留校开展护校斗争问题上就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些人乘机对他造谣诬陷,诋毁他“护校是假,想把西农保存下来送给共产党是真”,为此特务分子盯住周先生不放。周先生对此泰然处之。1985年周先生在西安曾对我说:“我把西农保存下来交给共产党也是正大光明的,总比叫二十八团毁掉好。可惜那时我还没有这么高的觉悟,我只是想为西农保存一些元气。”
奇怪的是,一些人在攻击周先生的同时,对教务长、训导长临阵逃脱及二十八团在西农的种种劣迹却只字不提,而且还百般为他们开脱罪责。为了防止来自国民党方面的压力,周先生愤然辞去总务长职务,以省亲名义回家乡宁波。
周先生辞职返乡时,许多同学为他送行,有的同学流着热泪挽留他,怕他一去不复返。当时周先生也动了感情,答应暑假过后一定回来,同学们才送他东归。学生这样满怀深情地给老师送行,这在西农是少见的。只有在同舟共济的护校斗争这样特殊的环境下才能产生这种特殊的师生情谊。
(责任编辑 刘荣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