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采用天津市2004—2013年的农林牧渔业产值和中间消耗品投入的数据，研究其十年间的投入产出效率水平并进行比较评价，评估模型的输入输出指标体系如表5所示。因为包括了中间消耗，所以产出方面采用农林牧渔总产值指标，操作运算中用生产总值指数中第一产业指数进行折算，中间消耗价值用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中农副产品类指数折算。
运用DEAP2.1软件，将投入产出指标的相关数据带入求解，经过计算分析得到天津市2004—2013年农林牧渔业投入产出的效率评价结果（表6）。
整体来看，2004—2011年处于总规模报酬递增阶段，该期间投入的持续增加提高了总体效率水平，而2011年之后处于总规模报酬递减区间，主要体现在规模效率上，表示其规模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一味增加投入将会降低边际报酬。从2011年至今的实际来看，经历了2005年来农业投资力度显著增加的时期，投入增加带来的边际效益在递减，农业投资的产出效率有待提高。说明2011年起农业已经进入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的拐点，即投入增加的同时需进行相应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变，才能实现农业发展的规模报酬不断增加，因此调整产业结构的力度还有待于加强。从效率分解来看，2011年的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都是1，表明该年份投入产出水平最为合理，2004、2007、2011、2012、2013年代的纯技术效率为1，说明这几个年份的产出水平从技术增长来看最优。而10个年份中仅有3个年份出现技术效率大于规模效率的情况，且除了2011年以外都存在规模效率不足（小于1），说明规模效率成为天津市投入产出效率不足的主要原因，证实了调整农业产业规模，对于实现产出增加的重要意义。综上，针对目前这种规模效率不足情况下，应注重在现有规模基础上调整产业结构，合理分配投资，在产业规模方面优化投入结构和转变发展重点，以提高规模效率。
进一步对于规模效率的影响因素和作用程度进行分析。采用Tobit模型方法。因为针对部分离散分布的因变量，Tobit模型能够实现对于[0，1]截尾数据的处理，考虑到DEA计算出的效率值是截尾数据，直接用OLS方法所得估计量是有偏和不一致的，因此采用Tobit模型进行最大似然函数估计。模型如下：
定义yi为DEA模型得到i年份的规模效率水平，yi*是潜变量，满足计量模型的经典假设，xi是效率值影响因素。当yi*大于0时，因变量取实际观测值，当yi*小于0时，因变量受限制取0值。
xi为可能影响规模效率水平的变量，本研究选取x1为耕地面积（万hm2）；x2为林地和果园面积（万hm2）；x3为水产养殖面积（万hm2）；x4为机械总动力（万kW）；x5为化肥投入（万t）；x6为一产从业人员（万人）；x7为一产固定资产投资（亿元）；x8为农林水事务支出（亿元）。（数据来源：《新中国60年农业发展统计汇编》、《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天津统计年鉴》、《天津调查年鉴》）在进入模型前进行对数处理。由于x7（一产固定资产投资）和x8（农林水事务支出）两项指标加入后模型显著性下降其自身显著性差，因此剔除，采用最大似然法回归结果如表7。
除变量x6均通过1%显著性检验，可认为模型结果符合实际，拟合程度较高。从结果看，耕地面积x1的影响为负向，程度为每变化1%，则引起效率30%的减少，说明耕地资源投入过多并未带来应有的产出，存在土地资源浪费情况，在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背景下，需考虑减少粗放型的粮食种植面积。林果面积x2的提高对于规模效率有正向作用，应适当增加面积，这与全市“一减三增”的发展战略一致。水产养殖面积x3负向影响但作用程度有限，应适度减少面积，并保证产量，提高健康水产养殖的集约化水平。机械总动力水平x4的影响为正，且作用程度最为明显，其变化量1%，则引起效率2.77%的提高，说明机械化显著提高了产出效率，应继续结合不同产业特点予以使用和推广，并加大对机械化应用的补贴和扶持。化肥已经对效率产生负向影响，说明在土地承载能力有限情况下已经投入过度，与前文分析一致，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应适度减少化肥投入。农村劳动力的影响虽然为负，但不显著，说明农村尚有一定规模的剩余劳动力，应加快农业劳动力的城镇化转移。
本研究从定量分析手段出发阐明了提高规模效率的实证原因，以及在保障农业可持续发展中调节投入结构，特别是减少化肥使用的重要意义。同时结果很好地论证了目前天津市实施“一减三增”的合理性。
3 发展思路与重点
3.1 种植业适度规模
根据天津市农委重点项目《天津现代都市型农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研究》，粮食种植面积由2014年的34.58万hm2减少到2020年的25.33万hm2，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由2014年的16.65万hm2增加到2020年的25.33万hm2，届时粮经比由2014年的1∶0.5达到1∶1。本研究提出到2020年，在完成天津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目标的基础上，通过加大实施现代都市型种植业建设，实现优化结构和提升拓展，结合定量分析，设定种植业规模指标如表8所示。
其中，粮占耕地面积稳定不低于20万hm2，播种面积稳定在26.67万hm2，其中小麦稳定在8.67万hm2，玉米稳定在16万hm2，水稻稳定在2万hm2，年总产量稳定在150万t，自给率保持在30%左右；蔬菜占地面积稳定在6.67万hm2，播种面积达到10万hm2，年总产量500万t，主要蔬菜自给率保持90%左右；水果种植面积达到4万hm2，水果产量达到35万t，自给率达到55%。
建设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制度化管理和信息化监管的“放心菜基地”4万hm2，年产优质“放心菜”250万t，占蔬菜总产量的50%以上；对1.33万hm2以新型节能日光温室为重点的现代化种植业设施进行基础设施、专用技术、质量安全、配套设施提升，提高设施蔬菜生产水平和周年供应能力，满足全市人民对地产优质放心蔬菜的质量与数量需求。
优质水果基地稳定在4万hm2，主要位于蓟县、武清、静海、滨海新区等，以万亩为单元重点打造苹果、梨、桃、鲜枣和葡萄5个传统优势品种标准化示范基地；同时积极发展甜樱桃、蓝莓、树莓等新品种和设施果品栽培，满足市场对果品的多样化需求。
在现有及规划建设的2万hm2现代农业示范园的基础上，完善和建设20个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坚持规模化发展、标准化建设和产业化带动。积极探索新型土地经营管理模式，鼓励土地向种植大户、专业合作社、农业公司等各类农业经营企业集中，在远郊5个主要农业区县探索建设土地规模化经营创新城乡一体试验点，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的规模化水平。
3.2 养殖业适度规模
到2020年，畜牧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进一步优化，综合生产能力显著增强，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畜牧业向资源节约型、技术密集型和环境友好型转变。建设国内一流的现代畜牧业产业园区13个，按照现代都市型畜牧业标准化建设要求，对200个规模养殖场进行改造提升，带动55个畜禽养殖基地发展，畜禽规模化养殖比重达到：生猪95%、奶牛100%、蛋鸡90%、肉鸡95%，无公害畜禽养殖比率由2014年78.2%达到85%以上，主要畜禽良种覆盖率达98%以上，规模化畜禽养殖粪污综合利用率达90%。发展农牧、林牧等复合生态农业生产模式，建设2万hm2全株饲料玉米基地和0.67万hm2优质苜蓿基地，实现农牧的有机结合。
全市涉及畜牧养殖的区县划分为环城协调发展区和远郊综合发展区，按照生产相对集中原则，打造55个养殖基地，形成东北、中部、西南3条现代畜禽产业带。环城协调发展区主要包括东丽、西青、津南、北辰4个环城区以及滨海新区汉沽。以生猪、奶牛、肉鸡为主，除北辰奶牛养殖规模较大外，其他区县各种畜禽养殖规模整体较小。该区域未来将控制养殖规模，总量逐步减少，对已有项目进行提升改造，养殖畜种以生猪、奶牛、肉鸡养殖为主。远郊综合发展区主要包括蓟县、宝坻、武清、宁河、静海、滨海新区大港以及农垦。该区域主要以生猪、奶牛、肉鸡、蛋鸡为主，并积极发展肉牛、肉羊、长毛兔等草食动物，将进一步促进产业升级，大力发展畜禽良种产业，向标准化规模养殖、生态养殖和特色养殖等方向转变，提高综合生产能力。
进一步调整水产养殖生产布局，促进水产养殖业健康持续发着市场供应，到2020年，水产养殖面积稳定在4万hm2以上，其中淡水养殖面积稳定在3.6万hm2，海水养殖面积稳定在0.4万hm2，水产品供给能力稳定在60万t左右。控制养殖规模和密度，推广健康生态养殖模式，继续开展健康养殖示范场建设，扩大示范带动规模，建设35个水产品生产基地、45个设施渔业示范区和6个渔业产业园区。保护和改善养殖水域生态环境，保障水产品质量安全，科学合理利用天津水产种质资源，鼓励并促进养殖渔民推广、采用集约化和规模化养殖、生态健康养殖等新模式。
4 政策建议
首先，控制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分行业制定和落实生态标准。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制定专项实施规划，尽快建立市、区县级的农业生态环境监测预警系统，保障农业生态安全。根据种植业、畜禽养殖业、水产养殖业和农村生活产生的主要污染物种类、产生量、排放量及其去向，摸清农业面源污染物排放规律和主要影响因子，掌握农业污染的动态变化趋势，为合理规划农业生产布局，指导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从源头控制农业污染提供科学依据。
其次，创新土地流转形式。根据天津村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区位条件、村级产权制度改革进程、农民非农就业水平等特点，实施多层次、差别化的土地流转制度创新。包括直接出租、反租倒包、承租返包、股份合作等形式，以及建立土地银行、土地基金、土地流转信托中心或土地股份合作联社等。结合土地整理项目，将整村土地甚至几个村一同流转，建立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实现农用地的园区化。
最后，严格划分行业生态标准，根据种植业、畜禽养殖业、水产养殖业、休闲农业等行业各自特点和发展目标，在保证农业与生态协调可持续而又不影响安全农产品基本供给水平的前提下，分别制定化肥、农药、饲料等投入品的实施方案和标准，通过点源控制、以点带面、逐步展开的形式，严格落实。对于涉及的部分重点整治项目，如饮水安全、节能减排、绿色生产、生活垃圾处理等，进一步完善相关指标，健全生态环境保护定量评价制度与利益补偿机制。
参考文献：
[1] 潘丹，应瑞瑶.中国农业生态效率评价方法与实证——基于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分析[J].生态学报，2013，33（12）：3837-3845.
[2] 潘洁，肖辉，陆文龙.天津市畜禽养殖粪便产生量估算及耕地负载初步评估[J].山西农业科学，2014，42（5）：517-520.
[3] 屈志光，陈光炬，刘甜.农业生态资本效率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7）：81-87.
[4] 宋小青，欧阳竹，柏林川.中国耕地资源开发强度及其演化阶段[J].地理科学，2013（2）：135-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