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6月18日，火车把父亲送进天津这座城市。这是他第三次来天津生活，与前两次来学英文、教国文不同，这次他是来落户、住家的。大病三年之后，他将走进天津师范学院（河北大学前身）的校园，重登睽别四年的讲台。他在天津度过了一生的最后七年，河北大学是他的终老之地。
一、衣、食、住——新生活的开始
父亲到津后给好友卢季韶的第一信报告起居，先说到的就是住：
宿舍系楼底：书室、卧室、厨房、厕所各一。书室、卧室之大，一间可抵李广桥三至四间，高爽、干燥，颇合理想。
学校给父亲安排的住房是马场道校园内的第二宿舍——有地下室及顶层阁楼的二层西式小“洋房”，所谓“楼底”即一层。父亲刚入住时，为了来访人的方便，在书室门框上贴了一张名片大小的纸片，上书“顾随书房”四字。
北京传统的四合院，虽有着深厚的文化内蕴，但没有上下水道，没有卫生间，打开屋门就是冬日的寒风、夏日的热浪，对于父亲这个久病新愈的“年迈”人（尽管他当时只有57岁），不能不说是最大的不宜居；且父亲在旧京安家22年，一直租房而住，为了减少房租的压力，他四易其居，条件每况愈下。如今有了天津这样的居处，怎能不让他感到“颇合理想”？我曾想，学校为父亲提供这样的居所，未始不是父亲愿意离开古都定居津门的原因之一；而这套住房为父亲晚年的讲坛生活提供了一份重要的物质条件。
在穿着上，我以为人鲜有能不“趋时”者，只有或快或慢、或多或少的区别。父亲在衣着变化上，属于甚慢甚少者，1953年6月出京之前，一直是中式着装，无论冬夏，在家是中式裤褂，外出是中式长袍——这些衣服大半是我母亲亲手为他量裁缝制的，脚上穿的是从鞋店买来的老北京布鞋；而我小时候见到的父亲的老朋友冯至、杨叶九，都已是全副“西装革履”。父亲的着装也有微小的“趋时”之变，那就是至晚到外出上大学之时，他就不再用“包脚布”，不再穿家做的老布袜子。我还见过父亲有一双黑皮鞋，硬牛皮底，方头儿、“三接头”式样，但始终没见父亲穿过一次。那鞋的质量一定极好，二三十年下来，几乎是没有走一点儿样。
我一直纳闷儿，父亲不穿洋装，何以有兴趣买一双皮鞋？近年整理叶嘉莹教授上学时的听课笔记，得知一次父亲在讲到人的审美趣味与习惯时，说此中常有一种看似没理的“理”，如人着一身中装，脚下登一双皮鞋可以，若是一身西服脚下穿一双中式布鞋就不成样子……这大概就是父亲有一双皮鞋的原因。他买了皮鞋却不愿意穿，父亲在穿戴上一向是舒适第一，样式其次。
1953年秋季开学，父亲重登讲坛，仍是一身中式长衫。至1954年春，在津以缝纫为业的我的大姐之秀为父亲量身缝制了两身“制服”，灰色斜纹布料；两件衬衫，本白色平纹布料。1954年初夏，父亲开始改变服装，穿起了上衣有4个明口袋的制服。父亲瘦高的身材，穿起制服来很是精神，我甚至觉得他比穿长衫显得年轻了几岁。秋凉以后，大姐又为他“扎”了一套藏蓝色的毛呢制服，那呢料是我在北京西单拐角处一个名叫“北京市供
期销合作总社”的大商场里给父亲买的——北京清河制呢厂生产的新中国第一批国产毛纺呢料，质地厚实，每米价13.60元。
父親被高教部定为二级教授后（他是学校文科唯一一位二级教授），政府为他提高了工资，他用补发的工资为自己和老妻每人做了一件澳毛厚呢料长大衣。父亲的大衣是深灰色双排扣的式样，由于衣料和做工都十分考究，父亲穿起来显得相当气派。不过天气最冷时，他还是要在中式驼羢袍或羊羔皮袍外，罩上20年前做的一件“狐肷”大皮袍——看来呢子大衣虽气派，御寒效果与舒适度到底比不上中式大皮袄！
关于食，父亲到天津不久，就喜欢上了这里的早点——烧饼果子。他依故乡的叫法，呼之为“火烧油炸果”。烧饼果子本是京津一带平民化的街头早餐。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自幼直至1953年父亲调往天津，全家一日三餐都是家里自做。父亲到津就订了《人民日报》，由于住所距大门口不过二三百步，居处安排停当之后，他就不再烦收发室那位和善的老工友把报纸送到家里，每天早晨自己去收发室取报纸。可能正是因为早晨出去取报纸，发现了学校对面的大院门口有卖早点的——火烧油炸果，偶然买来，一尝之后觉得味美无比，于是三天两头去买，母亲只须在家给他煮好了牛奶再“卧”进一个鸡蛋。后来他又见大院门口那个摊煎饼的车子旁总是围着几个买主，也摊上一套回来尝尝，不想香软可口，是20余年客居旧京所没见过的新鲜东西，于是也常买回来和我母亲同享。
那时我们姐妹都在北京，有时趁周末来津看望父母，父亲总是在周日一大早到校门口给我们买回烧饼果子，或摊上两套带鸡蛋的煎饼（当时一般煎饼是不加鸡蛋的，加蛋属于高一级品种）。从我记事时起，父亲自己拿钱到街上去买的东西只有两样——书和纸烟，大约是这两样东西妻女代办不了。而这时，父亲亲自从校门外给我们买回早餐，这是我们自小所不曾有，吃起来更觉鲜香满口，心里是加倍的甜美与温暖。
更有趣的是父亲还把吃“火烧油炸果”的事，在信札里写给亲近的弟子、天津人氏周汝昌，留下一段既充溢着生活情趣又流溢出诗人天真的文字：
“果”字如此写是本字，俗从食旁，决是后起。都中乃曰油煠鬼，“鬼”盖“果”之音转。今吾乡犹读“国”若“鬼”也。又居京前后近卅年，独不喜食彼中之烧饼油煠鬼，以为淡而无味，虚有其表。廿余年前客津时，正在废止朝食，遂与此二物交臂相失。此次来津，一尝之后，几乎成癖，隔日不食，辄复相思，如忆良朋也。
我之所以不计篇幅之长、说话之絮聒，深衷只在于借助衣食住这一话头，展现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清平年月，新社会新政府为老一代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多么优裕的生活条件，让父亲在晚年过上松心日子：他没有了后顾之忧，再不必为了生活“天天演着三四小时单口相声”，他得以用生命最后的能量撰著新稿，开设新课，吟咏新词。
二、撰写讲义讲稿——晚年的学术著作
建国初期在大学里，没有统一编订的教材，老师上课，或选用书店出售的相应书籍为底本，或者自己编写讲义。父亲在天津师院，凡他所开的课程，都是自编讲义，有时还要写出详细的讲稿，而且都是毛笔行楷竖行写在稿纸上。如“元明清戏曲选”“元明清戏曲史”“唐宋诗词”“佛典翻译文学”“中国古典文学批评”“毛主席诗词笺释”等近十种几十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