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由高教出版社出版的林志纯先生的《日知文集》第五卷是未刊稿。未刊稿内容丰富，辑入了6种科研成果，共34万余字，可归纳为三类：第一类是世界古代史学史研究；第二类是世界古代史研究；第三类是王国春秋——中国东周历史研究。这些科研成果有的是论文，有的是讲授提纲，有的是教材讲义。不管形式如何，都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其中部分成果在有限的听众、读者中间流传，如今结集出版，使更多的读者得以学习，意义重大。作为丰硕的学术资源，未刊稿一方面展现了学术研究的成果，另一方面可以从中探讨林老师学术研究的历程。下面谈谈我们学习未刊稿的一些初步体会：
《西方史学探源》系林老师1963年3—4月在厦门大学历史系讲学用的讲义。在这部讲义中，林老师在评述西方史学的起源和古文字的释读上花了很大的工夫。虽然写作于20世纪60年代，但我们今天读来仍颇受启发。其重要原因在于它是根据原始资料写成的，并且图文并茂。林老师用心地手绘了古文字的图形，表现他掌握了古文字的特点及原意。这一部分可以说是中国学者的首创，至今比之同类论著仍然是相当详尽的。这篇未刊稿中有关外国古文字评述的介绍对我们了解外国古文字很有帮助，可称之为学习外国古文字的初阶。值得注意的是林老师在这篇文稿中还提出了值得深思的两个问题：为什么最古的文字本身没有发展成为字母文字？为什么唯独只有汉字和字母文字并存？在《西方史学探源》这篇文稿中，林老师还极为重视年代学的问题。所谓年代学（Chronology）是关于历史事件发生、发展和结束的时间或排列顺序的科学。它是历史研究的前提条件，也是构成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在世界古代史研究中，年代学尤为重要，因为在古代时期，人们（包括史学家）纪年的观念极为模糊，纪年方法笼统且多种多样。因此，为了搞清历史事件的时间概念，必须寻找确定出一种比较科学的方法。林老师重视年代学的学术理念在20世纪60年代有了起步，后来一直在延续，90年代，由他主编的《世界诸古代文明年代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①一书终于问世。它包括古代近东和西方古典的年代学，共12篇文章。此书列入《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集》，意在促进中国上古史的研究。林老师在前言中强调指出年代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这是中国学者填补古典文明研究空白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
《古代世界史学史简编》是东北师大历史系用的教材。这部教材内容丰富，对埃及学、亚述学、圣经学、印度学的产生与发展所做的系统而又全面的评述，颇为精辟。关于这部分内容从20世纪60年代直到现在只见于外国学者的有关论著中（有的有中译本），但中国学者对有关内容全面的评述，林老师则是首创。尤其是有关印度学的内容，直到现在在中国学者写作的外国古代史学史著作中还是绝无仅有的。在印度学研究中，林老师应用了中国古籍，引述了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的报导：“记言书事，各有司存，史诰总称，谓尼罗蔽萘，善恶具举，灾祥备著。”②强调指出古代印度各地都有自己的史官和历史记录，特无传而已。林老师善于利用中国古籍提供的资料治外国史，在此又一次“闪亮登场”。
这部未刊稿的第三章古代希腊史学部分是林老师大手笔的作品，学术亮点很多，如把散文史家的演化作了详尽的评述。再如对修昔底德史学观点的评述，指出修氏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所以重视经济因素的原因，在于当时雅典商品生产、货币经济的发展。林老师这一精辟分析是其他学者所未言及的。在这一章中，更重要的是林老师对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第四章有关德拉古立法内容的辨识，指出这部分内容不是出于亚氏之手，而是公元前5世纪末寡头政治时添加的东西。林老师还曾指出：亚氏的《雅典政制》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林老师的这些观点有理有据。①关于《雅典政制》一书有失实之处，黄洋、晏绍祥所著《希腊史研究入门》一书没有指出，至为遗憾。②
接着再来看看林老师关于《世界古代史学史》的研究，他对这项研究曾有过颇具规模的计划。1978年曾拟出“世界古代史学史”编写计划，并列出总目，共五章，打算以《世界上古史纲》编写组为基础联合有关高校教师进行编写。后来不知由于什么原因，编写工作未能展开，这是林老师留给后人的一项遗愿，有待后人完成。我们满怀希望，期待在不远的将来完成《世界古代史学史》专著的编写，将此献给林老师。
《奴隶制国家的若干问题》是林老师1963年3—4月在厦门大学历史系讲学用的讲义，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雅典国家起源的若干问题。这一部分充分利用了古典作家提供的原始资料，并严加考释，着重探讨的问题是雅典氏族制度制残迹问题。到20世纪80年代，林老师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写出《关于雅典国家产生的年代问题》《梭伦以前雅典政治简史——从君政王政到贵族政治》等后续文章。③《奴隶制国家的若干问题》的第二部分是《苏美尔国家起源问题》，这部分的中心观点是认为苏美尔国家不是自始即为专制主义。林老师针对《苏联大百科全书》第14卷第2版（1952年）和《苏联小百科全书》第3卷第3版（1959年）有关条目认为，专制主义始于古代东方原始奴隶制君主国的说法，提出自己的质疑：专制主义是东方国家特有的吗？是起源于古代东方吗？马其顿君主国、托勒密王国、塞琉古王国、罗马帝国的专制主义从何而来？古代东方有没有民主政治？进而林老师又针对苏联久梅涅夫院士主张的古代东方自古即有的专制主义起源于灌溉工程一说提出质疑：专制主义到底是如何产生的？灌溉关系不是东方各国均有的（如亚述帝国就没有）？没有灌溉关系的国家又如何产生专制主义？古典世界也有专制主义国家（马其顿、罗马帝国）又如何产生专制主义的？值得注意的是林老师这些学术观点发表于1963年。在研究上古苏美尔国家制度时，林老师提出它经历了军事民主制、贵族政治、专制政治三个发展阶段。这些看法为后来他提出民主始于苏美尔的这一重要观点开辟了学术思路。林老师还根据“左传”有关民众会的记载，认为上古中国也曾有民主政治，这可能是他首次提出这一学术主张。《奴隶制国家若干问题》的第三部分是《古埃及由托勒密至拜占廷时期社会性质问题》，其中心是如何确定这一时期埃及社会是奴隶制社会，它是什么样的奴隶制社会。看来林老师想通过解决这些问题，参加奴隶制社会是否是必经阶段这一问题的讨论。林老师简要地探讨了第一个问题，列举了纸草学上有关奴隶制的材料，提出思考这一问题的史料根据，遗憾的是林老师没有就这些问题展开论述。
关于国家起源问题的研究，林老师可以说是连续作战。1965年他向吉林省历史学会第二届年会提交了《埃及国家的起源》。在这篇论文中，争论的对象已经扩大到苏联学者阿甫基耶夫、斯特鲁威、凯切江和苏联十卷本《世界通史》的作者。④林老师认为他们也主张古代东方自古即为起源于灌溉工程的专制主义。林老师密切注意国外学术动态，发现1957年出版的三本著作仍然坚持上述的传统观点。这三本书的作者分别是苏联的久梅涅夫、民主德国的威尔斯科普夫和美国的威特福格尔。⑤在论文一开头，林老师说：几十年来苏美尔学的发展和南部两河流域考古成就证实了那里最早的国家是奴隶制城邦，而不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帝国。但是，古代埃及国家仍然是“东方专制主义”说的堡垒。林老师为攻克堡垒，就古代埃及国家起源问题进行了研究。论文运用了大量国外埃及学研究的成果，其中心论点是古埃及不是自古即为专制主义国家。林老师指出在公元前3000年代初期，“埃及南北各地出现了许多城邦，城邦和城邦间争地以战，争城以战的现象愈来愈多见，这在图刻文献上有所反映”。为论证这一看法，林老师对有关图刻文献做了细致的考证与阐释。在此文的末尾，林老师强调指出：
古埃及的统一大概要到传说的第二王朝末以后，而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形成要更晚。从研究中国古史经验看问题，统一并不等于中央集权。西周曾统一全中国，但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帝国到秦始皇之世才建立起来。埃及古王国虽然把埃及统一起来了，但并未做到中央集权，也不能算是专制主义的一人统治，当时只是贵族政治。国王和中央的命令并未能直接深达到底，地方官（地方贵族）做什么事也往往可以自我作主，不用事事问于朝廷。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论文中林老师提出了古埃及国家经历过城邦阶段。这篇论文既有明确的论点，也有充分的论据，并科学地运用了中外历史比较的研究方法，虽然写于四十多年前，但今天我们读来仍然感到新鲜，大开我们的学术视野。
未刊稿的另一项科研成果是1972年为吉林师大历史系工农兵学员编写的教材，名为《古代世界史若干问题》，限于讲授课时数，因此比较简略，共四章，第一章为人类社会的起源：氏族公社。第二章为阶级和国家的出现。第三章为东方专制帝国与古典城邦共和国的实质。这一章有两个附件：一为古希腊氏族制的解体与国家的形成，二为罗马奴隶起义、内战、共和国的覆亡。第四章为奴隶制的灭亡（公元1世纪至五六世纪）。
这部教材在体系和内容上都有创新，大致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体例上在说明古代文明世界的形成与扩展时，以生产力发展为纲，分述金石并用时代、阶级社会和奴隶制国家在某些地区的形成、青铜时代奴隶制地区的扩大、铁器时代奴隶制地区的进一步扩大。在论述这些情况时，指出相应的今日所在的国家，这样的古今对照令读者颇有现实感。
二、认为古代东方各国的历史和古典希腊、罗马历史一样，先有奴隶制城邦、后有专制帝国。古代埃及的州即是城邦，苏美尔城邦的文献证明奴主的民主制或奴主共和国，在古代两河流域比之古欧洲早两千多年以前已经有了。两河流域的亚克得王朝和乌尔第三王朝结束了城邦的历史，开始向帝国过渡。在埃及，帝国形成于新王国时期。奴隶制城邦的灭亡，以及向奴隶制帝国的转变，这是奴隶制发展、阶级斗争激化的结果。这种军事独裁制用中央集权加强对内镇压、对外展开大规模征服。这样，林老师主张的从城邦到帝国的上古体系已初见端倪。
三、归纳古代希腊城市国家的形成有三种途径：移民式殖民；由于征服；经过长时期氏族制的解体。
四、指出古希腊氏族贵族统治时期是奴隶制城邦的最初阶段。氏族部落组织的残迹在各邦延续很久。农村公社或氏族公社土地所有制的过渡关系在这时期的各邦均占优势，政治制度和宗教、思想意识则有更明显、更长期的旧的氏族制残余。氏族贵族奴主阶级总是维护和利用这些旧的残余来为自己服务。
五、认为在青铜时代世界四大文明扩展为五大文明（中国、印度、巴比伦、埃及再加上希腊）。
六、高度评价了上古奴隶制文明的贡献：农艺、冶金、机械、造船、航海等生产技术，天文、数学、地理、历法、医药、物理等自然科学，朴素的唯物论、原始的辩证法，哲学、历史、文学，等等，在古代都达到相当高度的水平，为后世文明打下了基础。劳动人民伟大的智慧结晶和勤劳勇敢精神还集中表现于中国万里长城、埃及的金字塔、罗马的水道、希腊的美术雕刻，印度的佛教建筑等等。
《日知文集·未刊稿》的最后部分是写作于1984年的《王国春秋》，包括前言、编年和结语。所谓王国春秋是指自周东迁至东周灭亡（公元前770—公元前249年）这五百余年霸政由盛而衰，亦即城邦由兴而亡的这段历史。这篇文稿是林老师为研究中国古代城邦史而写作的。在这篇文稿中，林老师又展开了中外历史的对比。指出城邦和城邦联盟总是同时出现的，这时出来的首领往往各方面都有，各邦的领导人和各联盟的盟主，在苏美尔有恩、恩西、卢伽尔，在迈锡尼有巴西勒斯和瓦那克斯，在古代中国有君与王或侯伯与王子。①
最后就《未刊稿》所反映的林老师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谈谈我们的感受。
林老师素有雄心壮志，不畏艰难险阻为在中国填补世界文明史研究的空白而不断奋战。他的未刊稿绝大部分写作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时的政治环境不利于开展学术研究，正如他自己所言，是冒着被审查、批判的危险，搜集西方学术动态和学术书刊的。①就是在这种条件下，林老师艰苦地进行攻坚克难。他重视发现新材料，注意吸收新成果，又富有独立思考能力。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他的学术研究已经显示了跳出苏联的窠臼，并非一切皆以苏联史家之是非为是非，并且能与苏联史家展开争鸣，在那时就已经就“东方专制主义”问题提出了颇有见地的看法。林老师不盲从既有成说，敢于向权威挑战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他就专制主义问题的研究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其学术观点日趋成熟，这绝非一日之功，而是多年研究的成果。令人敬佩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已进古稀之年的林老师仍然勤奋工作。1984年7月，我去长春看望林老师时，他告诉我为了继续研究中国上古城邦史，正在撰写《王国春秋》一文，这花费了很大工夫，用了大量时间查阅资料，排比资料，思考问题。我听后为林老师老而弥坚、老而仍勤的精神所感动，下决心继续刻苦学习，努力工作，不辜负他的言传身教。
从《未刊稿》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运用的史学方法之精湛，在他的视野中，不仅中外历史本身是可以相通的，而且其间的研究方法和路数也是可以相通的。他常言“要用治中国史的方法治外国史”，即详尽占有材料，辨析材料，考证材料。这些方法在《未刊稿》中有充分表现，以《埃及国家之起源》一文为例，他运用的都是第一手资料，并且对资料严加考证，在此文中有注释30多条，有4条注长达600余字。考证之精细令人折服。
从《未刊稿》中我们还可以发现林老师在掌握外国文字语言工具方面颇有成就。他不仅掌握了英文、俄文、德文，还掌握了拉丁文和希腊文。他也熟悉埃及象形文字、西亚的楔形文字、爱琴文明的线形文字B的特点。这在《西方史学探源》、《古代世界史学史简编》等中有充分的反映。这就为他攻坚克难、填补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的空白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未刊稿》也给我们研究林老师的学术研究历程提供了资料，从中我们可以摸清他的重要学术观点的来龙去脉。他的《未刊稿》可以与20世纪80年代以后发表的论著对照，加以研究，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他构建的世界上古史新体系的一些新观点非一日之功，而是多年不断钻研的结晶。他践行了“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治学理念。林老师不愧为一代宗师、学界楷模，作为林老师的开门弟子和再传弟子，我们当立志：不断进取学先辈，薪火相传永攀登。
【作者简介】李长林，男，1931年生，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西方古典文明史、中外关系史研究。
杨俊明，男，1958年生，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西方古典文明史、中外关系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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