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挑战是否预示着新一轮“史学危机”的来临，是否又意味着“历史学的终结”?它至少引发了当代西方史学思想的一次新震荡，并从理论层面波及到历史写作的实践领域，其影响甚至超出学术范畴，直达人们对社会历史的普遍认识。而所谓“历史学的终结”也并不意味着历史学科的消亡，仅仅意味着一场新的史学变革。西方主流史学家试图从历史学的多重特性、客观性的限度与历史事实的建构等几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展开与后现代主义的论争，在回应挑战中捍卫历史学的合法性与谋求学科发展的新途径。尽管在现代与后现代史学之间仍然存在着深刻的理论分野，但它们似乎在尝试以某种方式共存，即融合现代与后现代的历史视角，一方面运用后现代主义的理论锋芒消解现代史学的顽疾与弊端，另一方面又以现代史学长期积累的经验体系来规训后现代意识中某些极端化的思想倾向。双方的相互交锋与激烈碰撞逐步演化为当代西方史学变迁的推动力，也预示着未来史学发展的可能性选择。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挑战；史学危机；终结论；捍卫历史学；历史事实。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1)06-0110-07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后现代主义的挑战，西方史学界对于史学理论问题的研究表现得异常活跃，越来越多的史学理论家、历史哲学家、史学史家，甚至不少经验历史学家纷纷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加入到这场讨论中来。西方史学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历史学自身的理论、方法和学科发展问题，更加积极地对历史研究的性质与原则做出新的反思。这些讨论的重要性在于它直接触及了现代西方史学长期建立起来的核心观念和主流范式，影响到历史研究中既有的史学规范和传统，似乎也预示着新一轮“史学危机”的到来，抑或让史学家们隐约听到了历史学科的丧钟。
一、“史学危机”?
至20世纪末，大部分西方史学家已不能再像1960年代爱德华·卡尔和杰弗里·埃尔顿当年那样保有对历史学和历史知识不断进步的乐观情绪，他们中的一些人已敏锐地感觉到“史学危机”的到来。早在1980年代末，美国史家彼得·诺维克就曾发出：“历史学科作为一个广泛的话语共同体，作为一个依靠共同目的、标准和共同追求的目标联合而成的学者共同体，已不复存在了。”思想史家大卫·哈兰也认为，历史研究正经历着“一场大范围的认识论危机”。至1990年代，美国女性史学家乔伊斯-阿普尔比、林·亨特和玛格丽特·雅各布在合著中指出：“历史学的科学性与文化基础业已动摇。”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则在其《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一书中特辟专题讨论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挑战，其下又设专章题为“语言学转向：历史学作为学术的终结?”(第三部分，第10章)英国新文化史家彼得·伯克则从史学史的角度系统指出，历史意识在现代经历了17世纪和如今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两次危机，其间历史学作为获得真理性知识的学科地位都受到了动摇和冲击。世纪之交，英国《观念史》杂志编审贝弗利·索斯盖特在其出版的《为何烦扰历史——古代、现代和后现代主义的动机》一书中分析说，历史学正受到来自不同方向的威胁。从外部的现实而言，政治的“现代主义者”意欲摧毁所谓“传统的陷阱”，从而消除过去对新时代的影响；从历史学内部而言，在其心脏地区，历史学家正被迫承受着后现代的挑战，他们不仅质疑其学科以往实践的合法性，而且质疑整个历史研究的最后防线。在这个危机时刻，我们更加需要重新反思“为何研究历史”这样的老问题，追问从历史学科产生之日起就为那些富有自觉意识的研究者所思考的问题(前言，Pix-xi)。作者以历史的视角考察了不同时期人们涉足历史、研究历史的动机问题，并将其归纳为“无目的”论、示范目的、心理因素、政治动机、宗教(神学)目的、职业教育等方面，希望以这种方式探究后现代主义挑战的原因与史学危机发生的根源。
21世纪初，西方史学史研究者发现历史学在此前经历的两次世纪之交的发展表现出某种相似性。19世纪末，卡尔·贝克尔和亨利·贝尔等人也曾为历史学在社会科学的急速现代化中的生存权而担忧。随后出现的新史学为20世纪的历史学提供了取代传统史学的新范式，它以深层、大众、结构的历史超越了表层、精英、事件的历史，以可计量的、社会科学的普遍性方法超越了单纯定性的、个别性的分析方法，以广阔的社会生活视域超越了政治、外交、战争的狭隘性。最终新史学以社会史的形式在不同国家发展出多个变种，诸如美国的进步史学、社会科学化的史学，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德国的日常生活史等。至20世纪的最后30年，新崛起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呼吁抵制现代主义的史学方法。他们主张偶然的、断裂的、边缘化的、被压制的、独特的、视角性的、不可言说的历史，拒绝现代主义的历史进步观和真理观，力求解构现代化的一切结果。美国著名史学史家恩斯特·布雷萨赫认为，后现代主义的历史思想及其引发的在实践中的变化将不仅否定现代主义的史学，而且也将否定大量长期建立起来的“做历史”的理论框架。所产生的影响不仅涉及作为学术领域的历史学，而且也涉及作为人类生活重要实践领域的历史活动。
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影响真的如此深远?它真的会威胁到现代西方史学的思想体系、瓦解历史写作的基本原则吗?虽然后现代主义所引发的有关历史、真理和客观性的辩论早已蔚然大观，任何人都无法漠视，但在很多经验历史学家看来，历史学还远未因此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不少知名历史学家对后现代主义的挑战表现出泰然处之的态度，尽管有学者指责其为“僵化的自满”。显然这里涉及的要害问题是，如何看待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质疑及以何种态度应对这种挑战。对此，英国史学家理查德·伊文思强调说：“对历史学家而言，收起通往自己学科堡垒的吊桥，并非明智之举。数百年来，由于相邻学科的渗透，历史学家从中可谓受益匪浅。”从19到20世纪，历史学分别吸纳了文献学、地理学、经济学、统计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各类学科的影响，那为何不能同样将来自语言学分析、后结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等方面的影响化作良师益友，并将后现代主义提出的种种困惑和问题转化为促使历史学家重新审视自己学科的理论与实践，使历史学超越学术边界、追求更广泛意义的动力呢?
从总体上看，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挑战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构成了对现代西方史学体系的一种冲击，尽管史学界目前对这种冲击的程度是否足以构成全面的“史学危机”估价不同，但无论如何它确实引起了当代西方史学思想的一次新的震荡，并由此波及到历史写作的实践领域，其影响甚至远远超出学术范畴，直达人们对社会历史的普遍认识和现实活动的选择。
二、“历史学终结”?
在英国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家凯斯·詹金斯和艾伦·穆斯洛合编的《历史学性质文选》中提出，在后现代降临的时刻，“我们所知的历史”似乎在某种程度上
已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历史学家抑或应该自觉意识到“历史学的终结”(导言，P5)。作为职业历史学家中的一分子，詹金斯却主张以开放而乐观的态度看待这一明显带有悲剧性的结局。难怪有学者讥讽说：“奇怪的是，竟然会有少数人热情地欢迎自己学科的死亡。”(导言，P13)从表面上看，这确乎令人费解，但从其后现代主义的理论立场分析即可深入洞察这种主张的思想实质。
詹金斯的主要依据是，现代西方主流的历史观念正处于危机之中。自19世纪以来，西方的历史观念一直强调历史(过去)本身所固有的内在价值、目的意义，并表现为某些物质结果，这种意义投射为进步的目的论模式，即历史是一个有起点终点、有固定目标方向的过程(这种观念源自西方的宗教哲学，但在18世纪以后世俗化为进步理论)。这种目的论如同其他所有的目的论一样，都以某种终结的形式实现其自身的目标。比如，历史最终使人权共同体以两个基本形式获得解放，资产阶级的自由资本主义形式或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形式，社会结构被理解为不平等的各阶级之间利益的对抗，这导致了敌对、革命、战争和所谓的“理性方式”，最终却酿成20世纪的大灾难。西方民族国家作为平息对抗状态、追求和谐共存的人权共同体，最终却反讽性地成为地球上最高效的杀人机器。而后现代主义的实质就在于，从社会的普遍存在状态到思想文化等各个层面颠覆现代性，因此它应该被理解成一个“困惑自觉的时代、难以决断的时代、质疑元叙述与形而上学的时代”，这同样适用于职业历史学。由此所带来的是，现代西方历史编纂的至上法则——真理观、客观性、科学性等观念也都走到了终结的时候。在詹金斯看来，正是在上述后现代主义的破坏性力量之下，孕育着新的史学产生的潜能，这当然是令人可喜的。
我们还应注意到后现代主义的时间观念，他们常常将过去、现在与未来视作一个混沌，完全放弃编年史观念。因而，很多“终结论”者在不同程度上都主张放弃历史，其中比较典型的是英国学者伊丽莎白·厄玛思对时间观念的激进反思。其主旨强调，抓住某种存在的状态，而不再关心历史是否还能延续下去。她同样认为，伴随现代性产生所形成的元叙述和职业历史学，在后现代性之下将走向终结。此时应该选择忘记以往“我们所知的历史”，而去讨论更急需解决的东西，讨论我们对时间的想象，思考“我们生活的时代”，以不再受到旧史学污染的方式去思考现在。如同19世纪尼采宣布“上帝之死”一样，厄玛思以这样的方式宣布了“历史之死”。
总体而言，后现代主义提出的所谓“终结论”基本上可以理解为两个层面的含义：从狭义而言，当是指元叙述的崩塌，抑或说是大写历史的终结；从广义而言，则可归结为在现代主义观念主导下的历史写作的终结，这显然涉及到小写历史(职业历史学)的领域，其结果必然导致在后现代状态下重塑历史的开始①。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所谓“终结论”本质上并不意味着历史学的彻底消亡，而只意味着一场由后现代主义引发的史学思想的革命。
对于这种“终结论”的主张，西方史学界的反响是比较强烈的。杰弗里-埃尔顿以《回归本质》为题，较早提出为历史学的生存权而战，再次强调以过去为中心、以历史学家的专业技能为手段来发展历史学，反对“终结论”的论调。澳大利亚学者凯斯·温德斯舒特以《谋杀历史》为题，归纳出语言学、解释学、后历史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各种理论是如何消解历史、对历史学科的规范和史学研究造成破坏的。
美国宗教学会、教会史学会主席伊丽莎白·克拉克也出版专著《历史、理论和文本——历史学家和语言学转向》，探讨了后结构主义、叙事主义、文本主义等理论对历史研究的影响，尤其是对前现代思想史、基督教史研究的影响。与前两位学者不同的是，她断言哲学家和理论家对历史学的挑战反而预示着思想史研究的“复兴”，尤其对以文本为中心的前现代研究而言，唱响所谓“终结论”的悲歌是毫无根据的，事实上这会更加激起人文学科内部大范围的新一轮争论，以及思想史家之间的重新对话。但同时她也指出，对于那些漠视理论转向的研究者而言，也许“终结论”本身也揭示出为何某些研究取向将被抛弃。
在这类回应后现代主义挑战、捍卫历史学立场的研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是理查德·伊文思撰写的《捍卫历史学》。该书从理论上较为全面地讨论了后现代主义提出的多方面质疑，包括历史学的科学性、客观性，以及有关历史事实、史料性质、知识与权力、历史中的因果关系等若干重要问题。在伊文思看来，近年立场各异的历史学家不约而同地感到笼罩整个史学行业的危机正在呈现出来，对此他的基本态度是，直面那些极端相对主义者和怀疑论者对历史学的质疑，并与之进行有效的辩论，反对无视他们的存在和粗暴地遮蔽他们的声音。此书的显著特点是，一位长期埋头于实际历史研究工作的史学家在后现代主义引发的激烈论争的喧嚣声中猛醒，意识到必须对此做出来自历史学实践领域的回应。他的研究表明，经验历史学家对待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理论的应有态度——不应将问题拱手让于理论家去解决，历史学家所具备的实际研究的经验使其能够做出自己特有的贡献，并足以引起理论家的重视与对话，甚至修正原有的理论观点。
三、捍卫与发展
1990年代以来，当代西方史学界在与后现代主义的论争过程中，试图从历史学的多重特性、客观性的限度、历史事实的建构途径等几个相互关联的方面，系统且深入地反思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和立场，在回应挑战中谋求捍卫历史学的合法地位与学科发展的新途径。
(一)历史学的多重特性
随着后现代主义挑战的深入发展，尤其是“史学危机”与“终结论”的提出，我们发现历史学的科学性正在遭到新一轮的持续性攻击。海登·怀特宣称：“历史在当今意义上不是，也永不可能是一门科学。”他提出历史学是一门技艺，而不是“运用技术语言、受试验方法控制的假设一推理论断，以及具有业内人士共同遵循的试验程序的科学”；它“更像一门类似手艺的学科，抑或说更倾向于服从成规惯例而非方法论与理论，它所使用的语言是日常或自然的”。
伊文思针对怀特的观点反驳说，首先我们已经了解到实验方法和实验室的程序并不是以观测为主的科学(如天文学)的必要因素，不少科学学科的训练相当一部分也是在于学习材料和掌握辅助技术中完成的，历史学的职业训练也即如此。另外，历史研究也有自身形成的共识性程序，因此在本质上历史学与科学之间的差异并非如此巨大。伊格尔斯也曾指出怀特科学观念中的问题，即怀特在《元史学》中毫无批判性地接受了一种19世纪的科学观念，在历史学与科学之间做出了截然区分，这表明他过分忠实于英美的科学观，而在欧陆的传统中还存在着对于文化和历史更为开放的科学观；怀特的矛盾之处在于，“他一方面拒绝了历史学是一门科学的观点，另一方面又以一种带有浓厚科学主义色彩的图示来对历史话语进行分
析”。伊格尔斯强调，历史学不是物理学意义上的科学，而且“物理学并非科学的唯一样板”。历史学可以是一门科学，但它是比经典的自然科学更加难以捉摸的科学。之后他又撰文补充说，历史学的性质在整体上介于学术与诗歌之间，兼有科学与艺术的成分。
历史学与文学、艺术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历史写作与小说、诗歌的创作有何不同?对此怀特曾反复论证说，历史研究保有修辞性和文学性，历史学家运用的比喻性虚构不仅是某种叙述的形式、修饰或风格，而且还是构成事实与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怀特并不认为历史学家应该摒弃历史写作中的文学形式或诗性特征，相反比较推崇他们运用充满想象力的、生动的叙述方式来表现历史，并试图弥合历史与文学之间的界限。但正如有的论者已经注意到的，如果细阅怀特自己的修辞就会发现“那种咄咄逼人的科学语言和口吻”，同样另一位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家拉卡普拉也表现出一种对“没有技术含量的文体”的蔑视。这在一定程度上会令人觉得有点诧异，似乎在反对历史学科学性的很多后现代主义者的作品中却严重泛滥着众多的科学术语，以及更为严格的逻辑性科学分析。
正如德国历史哲学家吕森所指出的：“当前的史学理论中有一种精神分裂症。”即对历史学中接近于文学的语言、修辞、叙事的程式保持着敏锐的意识和反思，而在理论层面对历史研究的技巧、量化、统计学等有助于历史学家从史料中获取有效信息的辅助手段却缺乏重视，“这两方面之间没有令人信服的关联”。这种情况可能会导致历史研究丧失作为一门学科在文化生活、主要是在政治生活中所发挥的传统批判功能，它可能使人们片面地将历史研究理解为以文学和语言策略创造意义的方式，这就忽略了历史研究在其科学化过程中所发展出来的批判潜能。
对此伊文思认为，史学著作没有理由拒斥文学和语言学的分析，因为这样可以使人更敏锐地了解历史学家的想法。历史写作的风格多种多样，但无论历史作品的语言学、文学价值有多高，归根结底衡量它的最重要标准还是其作为历史研究的价值大小。历史之诗意是历史学最富吸引力的地方，然而这种诗意却并非由漫无边际的想象力构成，它必须要接受事实的规训。最后，伊文思总结出历史学具有的多重特性。其一，它在很大程度上应被视作一种科学，但它可能是最微弱意义上的科学——它是一套有序的知识体系；其二，历史学不只是一种最低限度的科学，它还是一门艺术——可以运用文学形式与语言来表现历史；其三，历史学还是一项技艺，史学工作者掌握了一套如何处理材料及其利用它们的工具。
历史学之所以具有如此复杂的性质，不仅由于它是一门无所不包的、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更在于它永远身处社会生活的流转与变化之中，况且实际上不同历史学家的研究取向又往往带有强烈的个性差异。如何将历史学作为一套知识体系、一门艺术与技艺的多重特性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也许恰好是当前历史学回应后现代主义挑战、摆脱自身危机的正当途径。
(二)客观性的限度
历史学科的客观性问题一直是史学理论领域争论的中心议题，也是和历史学科的发展紧密相连的敏感问题①。1960年代，爱德华·卡尔在讨论该问题时就曾指出，所有关于过去的认识并不都同样正确，真正的危险在于因“过度诠释”而“蹂躏事实”。他强调，客观的历史学家不是只能找到事实的人，这里的客观性还应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意味着他不为所处的社会及历史情势所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超越这种限制；其二，意味着他所具有的宽宏视野和贯通性思考远超同时代的历史学家。因此，实际上卡尔所讲的客观性既包含了历史认知层面的事实客观性，也包含了超越时代、社会以及个体局限达成的真理性认识，更包含了从过去、现在、未来的广阔视域中发现的某种目的论，抑或元叙述层面的意义的客观性。
后现代主义在历史学领域产生的巨大理论效应之一即是严重冲击了上述客观性信念与原则。后现代主义者一般视自身为政治上的左派，他们认为将历史学从客观事实的羁绊中解放出来，会让历史变得更加民主、更具质疑性、更加宽容。他们所主张的相对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并行，这使得他们将为弱势群体争得诠释历史的同等权力视作己任。但事实上，如果历史研究彻底沦为关于现实政治或社会权利的争论，后现代主义是否就会为歪曲、隐匿、压制过去的人打开潘多拉盒子，而最终丧失掉历史学自身的立场和存在的正当性。伊文思举出保罗·德曼(Paulde Man)事件的例证，指出德曼通过解构主义的文学理论暗含否认自身在德国占领时期为纳粹写作的通敌卖国行为。问题的关键似乎还并不在于德曼的支持者如何瓦解其卖国行为与其文学理论间的关系，为其卖国的事实进行辩护，争论的真正意义在于，包括后现代主义者在内的辩论双方是如何诉诸于客观实在性和证据的一般标准，他们是如何就一系列文献进行推论和解释的实际操作过程。
伊文思又举出关于大屠杀问题的讨论，认为从1970年代中期以来，大屠杀否认者活动的广度与强度日趋加剧，“这反映了后现代主义思想气候的猖獗”。更为重要的是，大屠杀否认者通过学术伪装制造出一种虚假的“真实效果”，向人们不断发出历史中没有真实、没有固定的意义和内容、任何事实和真理都可以被重构的信号。这就预示着某种危险的出现，它不是只针对个别现象和某些具体的历史事实，“它对所有相信知识与记忆是我们文明基石的人们造成了威胁，甚至对所有相信理性的终极力量的人们造成了威胁”。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极端相对主义可能会制造出某种“令人瞠目结舌的虚假共识，其获得是通过误读或操弄证据、隐匿关键事实，以及在那些可能尚存自主记忆的人身上制造一种趋利避害的健忘症”。
正如托马斯·哈斯克尔所强调的，我们不将客观性同中立性(neutrality)、冷漠(indifference)或缺乏热情混为一谈，历史研究要求实践者尽可能地克制和自律，要求做到诸如放弃想当然的思考、抛弃不良信息、放弃那些无法证实却合乎自己意愿的解释等。更重要的是，需暂时搁置自己的认识，怀着同情之心进入那些可能令你生厌的对手的观点中。因此，历史学的客观性确实意味着历史学家不得不发展出一种不带偏见的认识方式、一种自我批判的能力、一种理解他人立场的能力。
无论如何，在后现代主义挑战之后，我们应该以更加谨慎的态度来理解历史学的客观性，尤其需要明晰其达成的限度与条件。从学界目前的讨论看，其中比较重要的支撑点应当包括历史学家学术共同体内部的共识性、认知层面的史实的融贯性、历史解释效力的最大化、结果的原创性等几个方面的内容①，这些也许可以作为我们考量历史研究所具备的学科客观性的基本要素。
(三)历史事实的建构途径
海登·怀特提出，一个事件是以前发生过的，而一个“事实”则是由历史学家建构出来的，因此“事实”是不稳固的，是语言学意义上的存在体。对于过去的任
何事件，历史学家都难以达成普遍性共识，历史事实是处于一种开放状态的、描述之下的事件，它要接受来自各种立场的修正和进一步解释。拉卡普拉也认为，历史学家在分析文本时，往往会过分简单化地理解其语言与意义，而忽视文本所包含的思想意蕴，这会导致一种“对文本和档案的化约式使用”。
问题之一在于，历史学家在何种程度上利用史料，并藉此建构事实。他只是为了建构某些具体单个的事实，还是将其作为一种依据进一步去建立一个更加宏大而又普遍联系的解释模式。历史学家常常会从文献叙述中辨析出记载者自身的视角与好恶，也有可能会解构出某种潜藏的权力意志或文化疆界，但这些就足以使历史事实的建构完全成为不可能吗?实际上，很多历史学家已经充分意识到在处理原始文献时的重重困难，意识到历史事实远比预想的要复杂得多，真实世界远比史料所能揭示的“事实”要广泛得多。例如，意大利微观史学家卡洛·金兹堡就曾提示说，我们无法保证所知的历史就是重要的部分，“大部分世界上真正重要的事可能从未传递下来，也从未被记得过”。
问题之二在于，历史学家以何种主观意图去解读史料、建构事实。无疑，历史学家一般都带有其自身的政治、伦理、意识形态的各种意图，其所处时代或社会的知识、观念与理论将会在事实的建构中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而历史知识和历史理解的进步恰恰也是由于历史学家对新材料的主动发现及其对史料的创造性诠释才获得的。因此，问题显然并不在于史学家是否应该带有某种主观动机去认识历史，而在于他带有怎样的主观意图(内容与方向)，及其对历史事实的建构产生何种影响。当然后现代主义者论述历史的主观意图是显而易见的，在整体上它既是当代西方社会发展阶段的产物，也体现了某种现实政治的变化或权力中心的转换。
问题之三在于，历史学家运用怎样的语言形式或结构来表达事实。在大多数情况下，历史学家是依靠日常语言呈现事实的，但语言本身并非透明地反射事实，它也发挥着自身潜在的隐喻性功能。那么经这种语言处理过的事实是否就失去了真实的意义而将历史写作直接降格为一种文学文本?后现代主义从“语言学转向”中汲取灵感，以叙事主义历史哲学向历史学家工作的终极阶段——历史表达提出了挑战，令我们深思表现历史的各种语言形式中可能蕴含的实质性内容。但这些是否就足以使历史学家完全失去了表达事实的恰当途径，以及在话语、文本与事实之间谋求多种合理性安排与解释的空间呢?
伊文思在检省后现代主义关于历史事实的观点后指出，后现代主义令所谓历史事实的概念已经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中，一手与二手材料之间的区分也被消除了，历史与小说之间的鸿沟被弥合；尽管打破这些传统的界限可能会给历史学带来一些有益的机遇，但这类观点在多大程度上经得起严格检验，尚有待进一步证实。
历史学的发展是否仍然需要以历史事实为基础，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一方面，某些极端的后现代主义者将历史研究和历史学家的工作简单化约为意识形态的产物；另一方面，他们又力倡彻底抛弃束缚历史学家的那些“清规戒律”，这可能出于解放史学的美好初衷，但也很有可能会引发肆无忌惮地歪曲或误读史料情况的大量涌现。这就要求历史学家更加严格地审视自我，批判性地去面对史料，并敢于从事实出发修正原本崇信的常识性知识、理论体系、政治观念、伦理道德、宗教艺术等主体意识形态。毕竟历史学家工作的重心并非是其政治、伦理、审美目标的现实实现程度，而在于他们所做出的历史论断与史料之间的契合程度，以及所依托的事实如何，这些是最终决定历史学家个人和历史学科整体成败的基础。
四、结语
后现代主义对于历史学的挑战，促发了当代西方史学界关于“史学危机”与“终结论”的热议。从表象而言，这似乎只是一场在激进的理论界与保守的历史学界之间进行的屡见不鲜的论战，可以简单归为历史学的内部与外部关于史学自身的学科属性和基本原则的一场思想交锋。但事实上，这其中透露出西方史学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某种悄然而又巨大的变化，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其实仅仅是这种变化的契机。
从表面的喧嚣程度上看，尽管后现代主义似乎已离我们渐行渐远，但这也许恰好表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从水火不容走向并存共处的趋向。正如英国社会文化史家帕特里克·乔伊斯所言，史学实践中“已部分且务实地接受了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因素”。波兰史学理论家托波尔斯基也指出，后现代主义挑战之后将会呈现的发展趋势是“各种各样的历史写作方式的共存，其中包括后现代主义的”。尽管在传统史学、现代史学与后现代主义之间仍然存在着深刻的理论分野，但它们之间可能以某种方式共存。从中我们大体可以窥见此次西方史学思想变化的主流趋向是，融合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视角，即运用后现代主义的理论锋芒消解现代史学的顽疾或弊端，同时又试图以现代史学长期积累的经验体系来规训后现代意识中割裂、叛逆、非理性等极端化的思想倾向。其间双方激烈碰撞或彼此互动的张力逐步演化为当代西方史学变迁的动力，也预示着未来史学发展的可能性选择。
从更广泛的意义而言，后现代主义并非只是一种单纯的思想运动——批判与超越现代性的禁锢，它很有可能是西方社会和历史正在经历的一个新的现实阶段——后现代状态。因而，它不仅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历史学原本的发展轨迹，而且也许会在更大范围内对人类生活的历史理解产生整体上的影响。当然它自身所包含的一切也会随着条件的不断变化而逐步散发和融入到新的现实中去，构成西方社会、文化和史学未来创造的资源之一。
(责任编辑陈朝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