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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环保宣教工作结缘，始于“文革”被遣“五七”干校时。当时我们亲手将一条山沟的树木砍光，使这条山沟的溪水从此枯竭。后来我被分配在广州市农委工作，请教过一些农业专家才知道，当年在干校我们干了一件破坏陆地生态环境的大蠢事。此后适逢省里成立《环境》杂志社，我便毫不犹豫地要求调到杂志社工作，以便后半辈子做点福荫子孙的好事。
边做边学边受教育
刚踏入环保大门时，我的环境科学知识几乎是一片空白，一切都是在摸索中学习。我一方面不断加强自身的理论知识学习，另一方面充分利用杂志的平台，在会议和采访中向专家、学者请教；选定主题请专家讲解，我再根据录音整理成文，再由专家审阅后发稿。
在杂志社时，虽然每年近半时间在外采访，经常夜以继日加班，但当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时，心情还是无比的愉快。二十年来为了采访工作，我除了西藏、台湾外，几乎跑遍全国各省区，包括北纬3°57"南沙群岛的曾母暗沙。
办环境科普刊物，是向人们普及环境科学知识。“教育者先受教育”，我在二十年编辑生涯中，自己时刻也都在受教育，其中有几点感触是我至今无法忘却的。
人与自然要和谐相处
1980年，我在广东电白县小良镇采访，那里的环境变化历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百多年前，小良地区覆盖着茂密的森林，后来树木被砍光，裸露的地面被豪雨冲刷了一个世纪，一米多厚的表土被冲到海洋里；地表从此寸草不长，硬似石头，连蚂蚁都无法生存。1957年小良建立水土保持站，经过23年努力，当地的恶劣环境才算得到初步改善。
2000年的时候，我带珠影的同志到小良拍电视时，小良水土保持站才现出绿树成荫、瓜果满园的景象。事实再一次证明：破坏一片森林，只需几年甚至几个月的功夫，而要恢复原来的生态，则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后来我又采访了肇庆市的鼎湖山，那里的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保护得非常好，被联合国“人与生物圈”选定为自然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誉为“物种的资料库”、“北回归沙漠带上的绿洲”。鼎湖山保护得好的原因很多，其中一条是山上有两座寺庙，其中一座还有皇帝赐予保护山林的手谕，周边群众出于敬畏，不敢也不忍损坏山中一草一木。
通过采访的积累，我逐步认识到，工业文明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给人类的生存环境带来了深深的伤害。当全球每年有600万公顷土地沦为沙漠、1200万公顷森林被毁，产生100多亿吨垃圾和60多亿吨二氧化碳的严酷事实摆在人们面前时，进行一场“环境革命”已是大势所趋，通过这场革命，人类将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改变我们传统的发展模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摒弃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黄色文明和黑色文明，建立一个人类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绿色文明。这就是当代人需要共同肩负的使命。
一定要坚持可持续发展
我初到杂志社时，经常接触到一些国外设氧吧、销售新鲜空气罐头以及警惕全球缺水的稿件，当时我总觉得这是小题大做，杞人忧天。
到了八十年代末，随着经济迅速发展，我国的空气也愈来愈污浊，不仅北方缺水，多雨的南方水质性缺水也日益严重。这时我才意识到，不仅不可再生资源（如矿产、石油）正面临枯竭，作为可再生资源的淡水也危机重重，中国的发展已面临严峻挑战。
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第二次人类环境会议及时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告诫人们不要再干“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的蠢事，社会发展要选择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和消费方式，要为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必要资源和可以继续生存的绿色环境。
环境的好坏是人类健康生存的关键
1981年在南海县平洲公社采访时，有一件事给我极大震动：一对广东省首批万元户夫妇，因为长期饮用被电镀废水污染的河水，双双患肝癌撒手人寰。当地群众说，不治理污染，有命赚钱也无福气享受。
之后在贵阳市参加全国地球化学与人体健康研讨会上，我结识了不少教授专家，从他们口中我第一次听到“环境病”这个词，知道了黄曲霉毒素、苯并[a]芘和亚硝酸盐这三大污染食物的致癌物质，知道许多怪病、新病，都与自然环境或人工环境密切相关。比如克山病，是因为黑龙江省克山县的地质环境中缺硒而导致的一种地方性心肌病；而矽肺病则是矿工的职业病。
地方病和职业病都是环境病。由于现在全球每天有上百种新的化学合成物生成，全球每年排出的有害化学废物达4亿吨，因此，与化学污染有关的药物和食品中毒事件屡屡出现，像一度震惊世界的日本水俣湾事件、还有德国孕妇因服用妊娠反应药“反应停”而造成8000个缺手少脚的“海豹儿”怪胎事件。这些都是二十世纪出现的因环境变化而引发的新病种。但长期以来，医学界并没有环境病的正式称谓，直到二十世纪中叶，出现越来越多震惊世界的病例之后，环境医学才逐步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许多医科大学相继成立环境医学学院或环境医学系。
对下一代进行环境教育非常重要
教育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有什么样的社会，就会向教育提出什么样的需求。环境问题也向传统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兴起并重视环境教育，以促进人们、特别是青少年一代去认识并关心环境，端正对环境的态度，学习环境科学知识，掌握解决环境问题的技能。
如何去进行环境教育，我们曾作了较长时间的探索。1979年底，我参加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科普教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上作了两条决定：一是通过北师大做工作，高考中加入一些有关环境的作文题；二是选定几间中小学、幼儿园作环境教育试点。后来，在八十年代连续有两年的高考作文题目都是与环境有关，这对全国兴起环境教育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1982年，我采写报导了广东省潮州市成立“三位一体”环境教育领导小组，对学生进行“课内渗透”外加第二课堂的环境教育经验，得到国家环保办和国家教委的肯定并向全国推广。随后联合国环境总署授予潮州市环境教育领导小组以“全球500佳”金质奖章。潮州经验在各地推广后，取得很好的效果。我曾多次向国外客人介绍潮州的做法，他们都表示赞赏：“想不到中国的环境教育进展如此快，取得这样好的效果。”上世纪末，国家环保总局在潮州经验的基础上，决定在广东、上海开展“绿色学校”活动试点，将环境教育推向更深的层次。
20年的环保开荒牛没白当
我将以上认识融会贯通在《环境》的编辑过程中，力图使更多人能提高环境意识，为保护环境多尽一分责任。在我担任编辑的二十年间，杂志多篇文章获得广东省和“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环境》被评为全国及广东省的“优秀科技期刊”；我个人也获得“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
从事环境宣传二十年，别人教育了我，我则通过各种宣传手段将学到的知识传送给更多的人。经过长期的耕耘，使我感到欣慰的是，广大群众的环境意识已极大提高，许多人都把“这不环保”、“这样做环保”挂在口头上。保护环境已在各级政府中成为一个热点，西北还在开展“退耕还林还草”，洞庭湖经过“退田还湖”，讯期湖面比千年前增加了几百平方公里；中央台每天都播放全国城市空气质量情况；各媒体都把环境新闻作为自己报导的一个重点；市长县长镇长也常把环境保护作为政绩考核的一个标尺。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建设中；广东省提出既要偿还过去三十多年高速发展的环境欠账，也要解决当前发展中新的环境问题，正确处理好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关系，将生态文明建设各项工作做实做优，开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局面。
看到这些，我心里感到踏实，觉得这二十年的环保宣教工作没白做。因此，退休后强烈的责任感仍驱使我继续做好环境宣传工作：编了一本书，帮助珠影拍了4集环保电视片，多次应邀到学校、机关作环境知识介绍的报告。在环保宣教工作上，我尽了自己应尽的义务。（作者系本刊资深老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