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土地革命时期，面对严重的战争伤残和流行疫病，苏区政府通过发展壮大医疗卫生队伍、提高医疗技术水平、创办红军医院、拓宽医药器材来源渠道、普及宣传医疗卫生知识、初步构建医疗卫生组织机构、建立健全医疗卫生制度等措施，从红军到各个苏区都初步建立起了医疗卫生防疫体系的基本框架。苏区医疗卫生防疫体系的初步构建和医疗卫生活动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苏区的医疗卫生条件，提高了苏区治疗常见病的水平和抵御流行病的能力。
关键词：土地革命时期；红军；苏区；卫生防疫体系
中图分类号：K2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4）12-0148-04
由于苏区经济社会比较落后，卫生条件相对较差，加上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和经济封锁，使苏区军民的医疗卫生状况面临着严重的挑战。为保存红军有生力量，提高根据地军民的健康水平，从中央苏区到鄂豫皖等地方苏区，都先后通过发展壮大医疗卫生队伍、提高医疗技术水平、创办红军医院、拓宽医疗卫生器材来源渠道、普及宣传医疗卫生知识、初步构建医疗卫生组织、建立健全医疗卫生制度等，初步构建起了一套医疗卫生防疫体系，并在治理常见病、预防流行病、普及卫生知识、优化生活环境等方面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学界在土地革命时期苏区医疗卫生防疫等方面虽然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但依然存在不少深化拓展的空间。①本文在借鉴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对土地革命时期苏区医疗卫生防疫体系的构建及其成效作些分析探讨，以就教于专家学者。
一、苏区所面临的医疗卫生问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无论是中央苏区还是其他革命根据地，都存在医疗卫生条件差、医务人员不足、医疗技术落后等问题。
1.伤病员缺医少药
土地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大多地处偏远的山区，交通比较闭塞。伤病员往往无处求医；即便有为数不多的医院，也因收费太高，一般民众根本看不起病。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不少伤病员，起初就只能在七里坪郑位三父亲所开办的郑大生祥药铺及其他私人药店中通过中医或土法疗养。②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虽然设有红军医院，但无论是医务人员还是药品、医疗器械都极度紧缺，医院方面和800多病号都眼巴巴望着能“送几个西医和一些碘片来”，却迟迟“不见送到”。③红五军在成立之初虽然成立有卫生队，但因缺医少药，不少伤病员被迫留驻在农家。尽管王首道、腾代远几次向中央提出，派几位能打针、能开刀、能调药的“西医官”，可是一直没能如愿。④在湘赣边苏区，伤兵多时达五六百人，虽然设有医院和中药西药处，但“医生很少，且手术不好，药又不多且不好”⑤。
2.生存环境比较恶劣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实行经济封锁，使得革命根据地的食盐、布匹、药材等日用品严重缺乏，加上住户“厨厕相连、人畜共处，牛溲、猪便、狗粪、鸡屎恶臭扑鼻，污秽盈庭”⑥，极易滋生疫病。在鄂豫皖苏区，除了因缺乏碘和其他微量元素发生克汀病、地方性氟中毒和甲状腺肿等地方病外，由于当地存在一些不良生活习惯，如炎热天赤膊露宿遭蚊虫叮咬、冰冷天烤火取暖受烟熏火燎，也经常导致发生烂眼、疟疾、秃疮、丝虫病等时疫或杂症。⑦尤其是红军战士，经常因敌人突然来袭，往往饭菜未熟、水未烧开就直接食用或边吃边走，因而肠炎、痢疾时有发生。每当红军穿梭于杂草和灌木丛生的羊肠小道，因饥饿、疲劳、缺盐、缺水等，极易发生中暑或感冒。
3.烂腿、烂脚问题比较严重
“烂脚不是病，行军要老命。”由于山区丛林中因树枝草叶刺激、蚊虫叮咬皮肤发痒，挠破后极易感染发炎。足部起泡后一旦磨破极易因流水而发生溃疡，或因鞋袜潮湿，糜烂发炎。加上行军时腿脚包裹严实形成静脉曲张，破损后难以愈合。与此同时，敌人还在红军经过的地方喷洒化学糜烂性毒剂。一旦沾上这种毒药，轻则痒痛难耐，重则肤肉溃烂露骨。在湘赣苏区，仅1931年就有2000人左右下肢患“烂疤子”病。⑧在鄂豫皖苏区，烂腿、烂脚等现象尤为严重。穿过荆棘丛生的山路后，生疮中毒、红肿发痒的“烂脚”司空见惯，倘一抓破皮，就转化为痛痒不堪的“回血管疮”，医治异常困难。⑨据徐向前回忆，红四军西迁时，被转移到老君山一带红军医院的伤病员中，有一半都患有烂脚病。⑩在中央苏区，红八军后方医院的烂脚病患者在2100人左右，与伤病数目和前方战士几乎持平，严重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
4.传染病肆虐
在鄂豫皖苏区，1930年、1932年、1933年分别流行天花、疟疾、痢疾，1935年伤寒肆虐，并伴以霍乱、疟疾等烈性传染病。在中央苏区，赣东北疟疾、痢疾较为普遍，玉山、上饶、余江等地十人九病，很多村庄几无活口。不仅瘟疫的传播速度较快，而且感染者死得也快，慢者不到两天，快者几个小时就会毙命。1932年初，江西富田和闽西地区出现瘟疫，富田一天就因感染瘟疫死了60多人。1932年，瘟疫逐村传播到整个江西苏区。据当年11月份的疫情报告显示，当地至少有1167人感染上瘟疫。宁都县在六七月份因感染瘟疫死了40余人，赣县的白路、良口、清溪疫死人口不可胜计。在川陕根据地，1934年死于痢疾者日最高纪录达170余人，而近200名中医中，死于痢疾的就有六七十人。
二、苏区医疗卫生体系的初步构建
苏区医疗卫生防疫方面存在的上述问题，不仅影响了苏区经济社会发展，而且削弱了红军的有生力量。为此，从中央苏区到各个革命根据地都先后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
1.优待医生，壮大医疗卫生队伍
1930年3月，中共中央通知要求各省委、军委及各级党委从速调查所辖同志中有无军医人才，列表统计，送上级党部转交中央军委。8月3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出通告，要求各级党组织为红军找医生、找药材，并组织医务人员到前线救死扶伤。为贯彻中央精神，闽西苏区要求“各级政府尽量搜罗并招请各地专门医治枪伤的中医生”到医院服务，同时扩大卫生队，招收医院实习生。鄂豫皖苏区颁布的《优待医生暂行条例》规定，凡在苏维埃政府注册的医生，享受苏维埃公民权利；医生及其家眷若自国统区来，政府尽量维持其生活；医生在革命机关中服务，发给月薪；医生家属愿耕种者，享有分配土地权；医生子弟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医生可分配较好的房屋，不用交租金。这些优待政策，调动了一些医务人员的革命积极性，并纷纷主动来到苏区。
2.培训医疗卫生防疫方面的技术人员
1930年6月，红三军团在大冶动员普爱医院地下党员成立军团总医院，并设一所医务政治学校，传授医学知识。1931年11月，为快速培养政治立场坚定、技术过硬的医务人员，尤其发挥中医中药的作用，中央军委又批准创办了红军军医学校。截止到1934年10月，共培养军医班、调剂班、看护班、保健班、研究班等学员686名。其所学内容，除有卫生勤务、卫生学防毒知识外，还涉及解剖、生理、病理、细菌、药物、诊断等课程，覆盖内、外、眼、耳鼻喉、妇产、皮肤等科。并将人体解剖学、中草药知识等列为西医和中医专业的必修课。通过培训，为苏区输送了不少医疗卫生方面的专门人才。
3.组建红军医院
在中央苏区，1931年11月建立了红军总医院。截止到长征前，又先后建立了10家后方医院和10家预备医院。另有6个兵站医院、2个残废医院和1个疗养院。为充分发挥中医的作用，红四军总医院还将原来只有3人的中医部扩展为拥有50余人的中医院，并通过中医进修班、中医研究班充分发挥老中医的传帮带作用，不断扩大中医队伍。在川陕根据地，则开设了23家工农分医院、160家工农药店或药铺，鼓励开业医生继续营业，并通过发动群众采集中草药、开办中医班和看护训练班、成立中医学术研究会，提高医生业务水平和治疗效果。
4.拓宽药品及医疗器材来源渠道
最初，红军所需的药物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到白区购买，二是从敌人手中缴获。1928年5月，红军打下永新县城，部队将缴获的五六百担药材运到距茅坪不远的茶山源，成为红军最早的药材库；1931年5月，红一军在建宁战斗中又缴获国民党两个团的卫生队和师、军医院的全部药材。1930年，毛泽东、朱德提醒红军各部要“注意尽量多买西药”，尤其是海碘酒、碘片、酒精、纱布等，还要求打扫战场时对医药用品、医学书籍特加留意。革命根据地建立和巩固后，开始搜集有关药书，研发并生产一些日常医药和卫生用品。1932年，中央苏区在瑞金开办卫生材料厂，利用当地原料加工脱脂棉、纱布、漂白粉、酒精、丸散膏丹、龙胆酊、碘酒、钢镊子以及能治伤风感冒和痢疾的片丸等医药或医疗器材。
5.宣传普及医药卫生知识
为提高苏区医疗卫生的总体水平，中国工农红军总卫生部除编辑出版《健康》等报纸、《红色卫生》等专业杂志及《卫生讲话》等通俗性卫生常识读物外，还在红军总政治部出版的《红星》、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的基础上，以专栏或社论的形式介绍医疗卫生知识。中国工农红军总卫生部还将编印的《内科学》《临症便览》《最新创伤疗法》等业务参考书和各种教材发给部队，供医务人员在职学习。由于当时部队比较分散，加上交通不便，卫生部门、卫生人员之间难以面对面交流，这些报刊书籍对指导卫生工作，加强在职学习，宣传普及卫生医药知识，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6.设立医疗卫生组织机构
为加强对卫生工作的领导，1930年红一军总政治部印发的《红军士兵会章程》要求，在连士兵委员会设卫生委员、团（营）士兵委员会设卫生科，除要求饮食卫生外，还特别注重宿营地清洁和身体保健，如“定期清扫房屋”“定所大小便”“早晚加盖衣被”“勤洗衣洗脚”等。1931年7月，鄂豫皖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定的《苏维埃临时组织大纲》规定，在内务委员会设卫生局，县设卫生科，村设文化卫生委员，具体负责检查指导卫生宣传和环境清洁工作。1931年11月，党中央决定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总军医处，并要求军、师、旅、团、营、连都设立相应的组织机构。受战时条件限制，这些组织机构虽然还不完备，但在部队中初步明确了各级卫生组织的职责、任务和隶属关系。
7.建立医疗卫生制度
除了设立医疗卫生组织机构外，红军总军医处还陆续颁发了一些医疗卫生工作方面的法规、条例、规则和纲要。如1932年颁布的《卫生法规》除了出台一些具定规定外，还将“留医调查表”“卫生干部表”“看护调查表”“处方笺”“诊断书”“药品器材单据”“负伤部位月报表”“战役伤病分类统计表”“残废证”“住院证”等用格式固定下来，方便了卫生工作的有效管理。次年1月，中央军委发出通令，要求新入伍战士必须接受体检，在役人员每年1月和7月各检查一次身体。并规定老弱痼疾与传染病患者不能留在军中。1933年10月，中革军委又发布了《暂定传染病预防条例》，针对霍乱、天花、肠伤寒、流行性脑脊髓或脑脊膜炎、猩红热、鼠疫、斑疹伤寒、白喉等传染病，还制定了疫情报告、病人隔离和卫生消毒等方面的防疫措施。
三、苏区医疗卫生工作的主要成效
土地革命时期，苏区在创建医疗卫生体系的同时积极开展了一系列医疗卫生工作，并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
1.摸索出了一些常见病的治疗方法
对感冒、疟疾、痢疾、烂腿烂脚等常见病，苏区探索出了一些以中药为主的治疗方法。如服用鸦片酊止血、止疼；服用以陀罗花、樟脑酊或黄芩、蒲公英参入鸦片做成的“十滴水”治疗肠胃病；服用以半夏、柴胡做成的药丸，并辅以大蒜、艾叶灸疗来治疗疟疾；用柴胡、葛根、桔梗熬汤来治疗感冒；用黄酒浸泡或桔梗水煮过的纱布包扎伤口；等等。至于手术器械，镊子、探针以竹子为主，锯骨以木锯代之，有时伤口用口嚼树叶敷治。这些医疗方法一定程度上缓解或治愈了患者的病痛，鼓舞了苏区军民的士气。
2.探索出了一些控制疫情蔓延的办法
1932年，针对富田一带出现的严重疫情，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重点针对霍乱、赤痢、伤寒、天花、斑疹伤寒、猩红热、白喉、鼠疫、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等9种传染病，在疫情报告、病人隔离、消灭病毒、清洁卫生等方面制定了一些相应的具体措施。如发现传染病后要写明病状、病名，及时向上级及相邻区报告；隔离传染病人，其所用衣物非经煮沸消毒不能使用；如果传染厉害则要设立隔离带；病人死后必须24小时内下葬并深埋；焚烧病人排泄物及其被服、布片、便器和其他常用器具。每月大扫除一次；街道、铺店保持干净；疏通水道水池，排除污水；垃圾污物运到村外焚毁；沟渠扫净冲洗后撒石灰，用石灰刷墙；家庭用具、衣服、被褥洗涤干净，在日光下暴晒；管理好水源饮食卫生；扑灭苍蝇、老鼠；在群众中做好卫生宣传工作；等等。这些措施有助于破坏疫病流行的传染链，有效防止了疫病的进一步传播。
3.开展了一些卫生知识的宣传普及活动
在川陕根据地，徐向前于1933年8月撰写的《简略卫生常识》一书，针对中暑、烂脚病、伤寒、痢疾、疟疾、疥疮、感冒等提出了一些相应的预防措施，并号召开展群众卫生运动。中共川陕省委宣传部编写的《卫生常识》，重点介绍了烂脚病、痢疾、疟疾的症状及其预防治疗办法。在闽浙赣根据地，方志敏在1934年所写的《建设我们铁的红军》一文中，把“军队到处清洁、严格遵守卫生条件、不乱吃一点不卫生的东西、减少疾病的发生”作为建设铁的红军的六项举措之一。
4.改善了苏区公共卫生环境
1932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发布《苏维埃区域暂行防疫条例》，要求各级政府通过举行卫生防疫运动消灭瘟疫。运动从是年9月20日开始，除了对个人卫生、公共卫生、驻军卫生、行军卫生、医院卫生等分门别类细化为具体条目进行专项整治外，还通过组织卫生委员会，加紧宣传，开展卫生检查、竞赛和评比活动。中央还要求各级红军卫生机关将活动开展情况及时向总军医处呈报。这些活动的开展使苏区卫生环境得到了改善。
5.积累了一些医疗卫生工作方面的经验
1933年9月，红军总卫生部拟定的《卫生工作巡视大纲》规定，巡视员必须经常下部队了解卫生委员会在群众中的作用、卫生员在群众中的作用、卫生员在群众中的威信、卫生员能否号召群众有组织地进行卫生工作、群众是否注意卫生、生病人数及其致病原因、部队的清洁状况怎样、各种卫生运动进行情况、部队中有哪些不卫生的地方、医院中患者与病房的卫生状况、医院在卫生方面的宣传活动以及医院工作人员的卫生状况等方面的情况。巡视的内容不仅涉及卫生员与群众的关系，而且涉及群众对卫生防疫工作的态度以及卫生防疫如何扎实开展等。既是对当时医疗卫生工作的部署也是对医疗卫生防疫工作经验的总结。
注释
①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张晓丽的《20世纪30年代苏区卫生防疫运动述论》（《安徽史学》2004年第4期）；唐国平的《中央苏区红军卫生防疫工作的经验》（《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试论中央苏区卫生防疫宣传的特点》（《党史文苑》2008年第6期）；田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区卫生防疫运动》（《北京党史》2007年第3期）；刘禄山等的《中央苏区卫生防疫运动及其道德效应泛论》（《赣南医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韩平、陈兰英的《论中央苏区医疗卫生工作的人本取向》（《学理论》2010年第5期）；顾鑫伟、刘善玖的《试论中央苏区医疗卫生管理体制建立与完善》（《赣南医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等等。②⑨张全德、王先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医药卫生史料简编》，河南省卫生厅、信阳地区卫生局，1986年，第8、104、105页。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5页。④⑥邓铁涛、程之范：《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年，第550、43、555、568、559、550、566、551、149—150、568、573、568、575页。⑤⑧高恩显、高良、陈锦石：《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资料选编》（一），人民军医出版社，1986年，第2、10、16—17、61、64—65、149—150、19、44—45、75—76、45—47页。⑦王先发、张全德：《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医药卫生史简编》，河南省卫生厅、信阳地区卫生局，1986年，第96页。⑩侯元德：《鄂豫皖苏区卫生》，河南省卫生志编辑室：《河南省卫生志参考资料》（四十六），内部资料，1986年，第42页。河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河南省志·卫生志·医药志》第58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13页。信阳地区卫生局、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信阳地区卫生志》，内部资料，1986年，第162、422页。邓铁涛：《中国防疫史》，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第513页。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37—238页。高恩显：《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工作历史简编》，人民军医出版，1987年，第61、61、21页。朱克文：《中国军事医学史》，人民军医出版社，1996年，第180页。
责任编辑：南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