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岳石刻“古”“多”“精”“美”“特”，具有“早期中国石窟不能替代，晚期中国石窟不能超越”的居间地位，为世界石窟艺术史在公元8—12世纪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凭着有缘安岳石刻艺术的情怀和对佛教艺术的高山仰止，1986—1988年，我在北京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现为中央文化和旅游管理干部学院）就读期间完成了《中国佛教与安岳石刻艺术》一书的写作。这是我的第一本著作，于1989年、1991年由中国旅游出版社初版和再版。
就字数而言，这本著作算不上厚重，甚至书名的概念亦偏大，但我尽力而为，即努力将安岳石刻艺术置于中国佛教文化的背景中做纵横十字架构的讨论。由于安岳石刻研究起步较晚，这本书客观上成为研究安岳石刻艺术的第一本专著。出版社在出版立项书中写道：“安岳石刻在我国雕塑史上有极高的价值，可以与云冈、龙门、大足石刻媲美，但至今没有一本系统介绍安岳石刻的书，该书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追溯起来，其影响、价值和意义，大概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传播有效。书两次印刷共计15000册（1989年版10000册，1991年版5000册）。在那个以纸媒为传播主体的时代，此印数对于安岳石刻艺术在海内外，特别是在学术界的传播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令人称奇的是，该书现在已经是“一书难求”，淘宝网上的价格已攀升至原书定价的若干倍。
二是学界认可。除出版社关于“填补空白”的肯定，海内外学界有若干评价和鼓励，如鲁迅美术学院李浴教授来信说：“内容我大致拜读了一下，感先生功夫甚深，非我所能及”;浙江美术学院（现为中国美术学院）史岩教授来信说：“与古典文学联系，很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历史学者杨挺来信说：“该书确有不少新观念，特别是安岳石刻学的立论观点非常新颖”;台湾艺术学院（现为台湾艺术大学）何怀硕教授来信说：“您的大著也同样表现了弘扬佛教艺术的热切。安岳石刻有您的宣传，应获得云冈、龙门一样的名气和重视”;美洲中华艺术研究会会长陈哲敬来信说：“书中有很多新见解，难能可贵，文笔很美”;日本泛亚西亚文化交流中心专门委员、金刚院主持山田一真来信说：“拜读了您的大著，收获甚大。我非常希望能与您加强联络及交流，并期望近期在日本或中国相逢”;日本泛亚西亚文化交流中心专门委员、东京大学名誉教授镰田茂雄来信说：“该著对于研究中国佛教史和佛教文化的人来说，的确是一本珍贵的书”……更有甚者，本书中的有关学术内容作为论文提要选录至《龙门石窟15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提要集》（1993年）、《1994年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提要》作大会交流，让安岳石刻首次走上国际学术论坛。
三是媒体关注。本书有幸由《中国旅游报》《四川日报》《四川文物》《内江师专学报》等17家报刊给予报道或评论。这在媒体欠发达的当时，算是有点“轰动效应”。本书还获得内江市首届文学艺术创作奖金牌奖（一等奖）、四川省美学学会社会科学研究优秀奖。
屈指算来，《中国佛教与安岳石刻艺术》一书出版已30年。其间，因工作角色转换，除努力做好行政工作之外（曾担任数职），我的主要精力和重心转移到文艺创作及对张大千、张善子、大风堂门人及再传弟子、地方志的研究上，先后出版了15部著作，报刊对其评论近百篇，《人民日报（海外版）》也有6篇报道。30年间，我对安岳石刻一直不失情怀和思考。特别是在1995年之前，我除继续撰写有关安岳石刻的文章外，还行路万里，礼佛探艺，专程前往观赏“中国四大石窟”，即北方以中国佛教文化为特色的巨型石窟景观——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并顺道探访属于北方石窟范畴的新疆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甘肃炳灵寺、河南巩县石刻;又就近考察四川乐山、夹江、广元、巴中、内江、资中及重庆大足石刻等。后来，我还去山西体验了天龙山石刻，赴柬埔寨观赏了驰名世界的吴哥窟石刻艺术。2004年，我作为四川唯一代表，被推选为重庆大足石刻研究会第六届副会长。除在“石窟艺术圈”活动有年，我还与李再钤、温玉成、郭相颖、陈明光等学人多有交谊，故时有学者朋友告诉我，新闻界、学术界以及有关部门一直在引用《中国佛教与安岳石刻艺术》中的内容，特别是一些重要论点，但却不说明出处来源;更有甚者，有的学术期刊及在全国有影响的地理类期刊亦“抄用”和“借用”我对安岳石刻的赏析以及对安岳石刻的论述。朋友对此“抱不平”，我除拱手道谢，便是一笑，因为早就将“我佛慈悲为怀”诠释为“学佛宽容”了。
2017年，在一次與安岳朋友的聚会中，没想到《中国佛教与安岳石刻艺术》一书竟成为热门话题。在谈及书中的若干内容曾作为专文在中国新闻社（向海外发表）、《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旅游报》《文物天地》《旅游》《中华文化论坛》等报刊上发表或在学术研讨会中宣读时，朋友们声称，该书曾影响甚至激励过他们，并期待我能修订再版。正是这种寄望，使我萌发了修订《中国佛教与安岳石刻艺术》，并将书名改为《安岳石刻艺术》的念头;尽管知道修此功德需要大修为。回到家中，我即在电脑中系统搜索并查阅手中搜集的有关安岳石刻资料，不由底气大增。因为这些年媒体发表的诸多研究文章，并未突破我在30年前提出的“承上启下论”、立论的“安岳石刻学”等主要学术观点及表达的基本内容和诸研究方法等相对系统性框架。至于我率先提出并论述的安岳石刻总论、安岳石刻研究角度、安岳石刻艺术美的形态、安岳石刻审美定势等内容，可以说在相关领域中仍然是领先的。
为此，我凭借20年修志工作的积累，从地方志书及相关古籍文献入手，再度查阅《安岳县志》（清康熙、乾隆、道光、光绪本），并旁及《舆地纪胜》《四川通志》（清雍正、嘉庆本）、《潼川府志》（清乾隆本）、《安岳县乡土志》（清光绪本）等典籍文献和《珍稀四川地方志丛刊》等资料，或探源考流，或志海撷珠，或做比较研究，意在拓展一条有别于其他学者研究安岳石刻艺术的路子。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我对全书做了重大修订和补充，增加约十余万字。所谓重大修订和补充，即把安岳石刻与云冈、龙门、敦煌、大足石窟（刻）做了一番比较研究，并涉及对四川广元、巴中石刻的相应解读。这的确是一个庞大的构架。虽然解读可谓蜻蜓点水，浮光掠影，但能自圆其说，大致厘清了安岳石刻与之的基本关系，进一步确立了安岳石刻在中国佛教石刻艺术史上的地位。自然，这个重大修订和补充也算得上对安岳石刻研究的一个突破。此外，全书除概述、总论之外，分“安岳石刻研究”与“安岳石刻艺术赏析”两章，意在“研究”“赏析”齐驱并驾、互为表里，以更好地扩展对安岳石刻讨论范围，有益于读者对安岳石刻的认知和审美体验，有益于进一步推进安岳旅游和安岳石刻申报《世界遗产名录》。
近年来，安岳向世人乃至向世界打出了两张亮丽的名片。一张是“中国佛雕之都”，于2000年9月被文化部批准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石刻艺术）”;一张是“中国柠檬之都”，于2018年5月跻身中国地理标志区域品牌百强榜，位列24名。这两张名片，一古一今，一人文一物质，具有品牌价值体系张力，相得益彰，托起了安岳的历史标志与当代标志，当为之深深点赞。
然而，在大自然的肆虐面前，“中国佛雕之都”的这张名片实在脆弱不堪，风化等灾害的加速破坏不可逆转，而人为的保护则显得那么有限乃至苍白。这诚如敦煌、云冈、龙门、大足等石窟（刻）以至东南亚的佛教石刻艺术所面临的问题，属于世界性的一道难题。对此，在多方位打造安岳“中国佛雕之都”这张名片中（包括保护体系的建立、川渝石窟保护项目的列入、全景式的宣传、旅游规划等），应当格外强调以下三个“进一步加快”：
一是进一步加快安岳石刻数字化的建设，以“互联网+安岳石刻”行动计划为抓手，此系新时代文物保护利用的重要举措。在现实中，文物生命总有一天会终结，但文化精神却是永恒的。通过数据库建设，就是为了科学地保存安岳石刻的历史信息和全部价值，创新安岳石刻的传播方式，让“文物信息在数字世界中永生”（樊锦诗语），让不可移动的安岳石刻可以“移动”而产生“活化”的综合利用价值（包括建立科学保护、监测、表述、旅游管理体系等），使“古”“多”“精”“美”乃至笔者补充的“特”的面貌永驻人们的视野，成为旅游业的新动能和增长点。安岳石刻数字化建设属于保护性举措范畴，迫在眉睫，当与时间赛跑。虽然数字化建设投入不菲，但近年至少可以集中力量做好卧佛院、毗卢洞、华严洞、千佛寨、圆觉洞、茗山寺等主要石窟的数字化。30多年前，我曾较系统地考察安岳石刻，包括1982年3月首次报道安岳卧佛的“发现”，深感历经千年岁月沧桑的石刻已经不起哪怕是轻微的磕碰了。相比其他石刻，安岳石刻风化速度太快，超过龙门石窟。究其原因：一是石质属于砂岩，抗压度不够;二是当地湿度较大;三是酸雨影响;四是龛窟大都较浅甚至暴露在外;五是比较分散，保护的局限性较大。至于石窟艺术的数字化建设，敦煌研究院已走在前面，特别是当年樊锦诗院长的许多观念和举措值得借鉴。2018年4月22日，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祝贺信中强调“以信息化培育新动能，以新动能推动新发展，以新发展创造新辉煌”。这对于安岳石刻数字化建设的起飞，无疑是一个难得的契机。
二是进一步加快安岳石刻的学术研究步伐。学术研究成果是提高安岳石刻文化竞争力的关键，也是安岳关于“中国佛雕之都”建设的“根基”。因为无论是安岳石刻的世界文化遗产申报程序，还是对其特殊价值的判断，以及其在中国佛教石刻艺术史中地位的认同乃至提升，均需要学术支撑和学术认同。这一点，邻近安岳的大足已走在前面，值得学习、借鉴。
三是在安岳泛石刻基础上，进一步加快实现品牌效应最大化。品牌是安岳石刻竞争力的综合体现，也是其融入中国佛教石刻艺术整体化乃至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资源，具有画龙点睛之妙和很强的带动性。提升安岳石刻品牌价值，可以从多个细节入手：安岳卧佛，“中国十大”卧佛中颜值最高的卧佛（它拥有诸多特色乃至唯一性。其涅槃时的微笑，堪称继龙门石窟奉先寺主尊大卢舍那佛之后的又一个“大唐的微笑”，宛如中国佛教石刻造像这部小说集里的鸿篇巨著，体现了一个时代高度，具有一当十乃至一当百的效应，不仅可以申报《吉尼斯大全》，而且有利于安岳石刻走进《世界遗产名录》）;安岳紫竹观音，“中国最美的石刻观音”（此结论，乃系从其凿刻年代、规模、精美度、质地、表现难度、创造性等指标综合评估的结果）。当然，还可以打造如华严洞——中国宋代最精美的石刻;安岳石刻佛经，中国南方规模之首，与北京房山石经堪称中国石刻佛经星空中的双子座;卧佛院《一切经论目序》《檀三藏经》，“普天之下，仅此一刻”;毗卢洞“十炼”，由人到佛的华丽转身;“十最”等品牌。
综上所述和建议，或许有的内容已经突破本书研究和讨论范畴。我以为，这本书的修订出版，对于安岳石刻研究大格局思考，对于安岳石刻学术研究走向深邃，对于“中国佛雕之都”名片——特别是在中国佛教石刻领域中不可取代的地位认知的文化支撑，对于安岳石刻的审美需求，对于安岳石刻进一步传播和品牌效应的放大，对于资阳市首部地方性实体法规《资阳市安岳石刻保护条例》（该《条例》为五章三十三条，已于2018年10月16日由资阳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并于2018年12月7日由四川省第十三屆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批准，将于2019年2月1日起施行）的助推，对于安岳石刻“活化”利用工作和安岳石刻文化的发扬和传承工作的再上台阶，对于打造巴蜀文化旅游品牌及精品环线旅游（大足—安岳石刻），特别是对于安岳石刻跻身《世界遗产名录》而进一步拓展四川石刻的国际影响力等，不仅提供了一个视角，而且有了擂鼓三通及“我以我心荐安岳”的意义。
是为自序。
作者：一级文学创作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原副巡视员
（本文系汪毅《安岳石刻艺术》序，巴蜀书社2019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