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孙方友，男，1950年生，中共党员，河南淮阳县新站镇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南郑州小小说学会副会长。1978年开始文学创作，至今已在《人民文学》、《钟山》、《花城》、《中国作家》、《大家》、《北京文学》、《青年文学》、《作家》、《山花》、《天津文学》、《作品》等刊发表作品500万字，作品曾多次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国文学》、《中华文学选刊》、《作家文摘》等刊转载，著有长篇小说及作品集二十余部。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法、日等文字。现为河南文学院专业作家。
老 冯
老冯是山西人。
旧社会，镇上山西人不少，而且多是有钱人。他们在镇上开酒馆，赚了银子，还在镇西街建了一座山峡会馆。镇上人皆称山西人为山西佬。山西佬是敛财的典范，置业的能手。有很长一个时期，山西人即是镇人排外的主要对象又是他们暗自学习的楷模，连山西话都成了当地的“洋滨”。所以，当老冯操着山西口音来到镇子时，众人非但没感到别扭，反而却感到十分亲切。因为那时候，大多的山西后裔早已回了原籍或被同化，正宗的山西人已寥寥无几了。
老冯是当兵转业分来的，在西街粮库工作。因为有颍河，镇上的粮食仓库为中转仓库，很大，光筒子仓就有十几座，并在颍河里建有专用码头。从这里下船，运至上游漯河装火车。那时候，粮食为统购统销，属国家管理物质。所以，在粮库工作的人就显得很重要。
我和老冯的儿子是同学。老冯的儿子叫铁锤，大名就地垒，就叫冯铁锤。粮库离山峡会馆很近，只一墙之隔。但由于两个院子都很大，围墙高，大门又不是一个方向，所以要转很长一段路。当时的镇小学就建在山峡会馆内，十二个班级，为完小。记得小时候，我曾去过冯铁锤家几次。粮库只有一个小家属院，在粮库一角，有三四户外地人住在里边。记得老冯家是两个正室加一个灶房。冯铁锤当时已兄妹三人，住房自然不宽裕。老冯的主要工作是在粮管所给一些吃商品粮的人称油称面。他常年戴着袖头，浑身上下全是面。太忙的时候，连眉毛和胡须上都沾有面屑儿。我们去他家，他只是友好地朝我们笑一笑，并不与我们说什么话。因为他对镇里人已经很熟，去了新同学他只是问问是谁家的孩子就算是对号入座，然后就剩下笑一笑了。
那时候供应商品粮全凭粮本，用粮票到粮管所买面是买不到的，只能到饭店里买饭吃。当然，粮票也是极难弄到的。当时拥有粮票的人多是工人家属。这些工人家属从丈夫那里弄回粮票后，就想托老冯买面粉。老冯呢，与镇上拥有粮本的人很熟，有些人家节约下面粉，就想托老冯换成粮票保存或换成别的什么东西。这样，老冯无形中就成了中间人。能为别人办事就能落下好人缘，所以老冯的人缘就极好。
每每用粮票换成面粉后，老冯趁天黑给工人家属们送去，而且是很神秘的样子。神秘的原因有多种，最主要的是两条：一是证明粮票换面粉的难度太大，开后门必须在黑暗中进行。二是亲自送货上门能表示一种关怀和亲切，让你感激之余再感动。果然，如此送来送去，就有不少女家属感动万分。为了报答老冯，也因丈夫不在家的寂寞，最后就在老冯怀中“感激涕零”了。当然，那些女人被老冯“浮虏”后，转脸就又俘虏了老冯，托老冯买面就变成了命令老冯。老冯呢，也甘心情愿地为她们服务，整天像头小毛驴儿，驮着面粉，今天去这家，明天去那家，很是辛苦。
与老冯众多相好的女人当中，有一个叫柳叶的少妇，很漂亮，也最遭老冯喜爱。柳叶家住在镇北街口处，当时她年不过三十，丈夫在宁夏石嘴山煤矿当工人。由于宁夏太远，一年里还不回来一趟。柳叶漂亮，又有些水性扬花，所以相好的也就不止是老冯一个。据传这柳叶靠色情不但俘虏了老冯，也俘虏了食品公司卖肉的老赵，卫生院里的名医生老吕，公社武装部里的部长老胡……反正凡是用得着的，几乎全让她给“俘虏”了。所以，这柳叶就很有面子，坐在家中不动，就有人送米送面送猪肉送钞票，连看病吃药都不需花钱。为不让这些相好的走碰了头，时间全由她一人安排。只是其他人全都听话，唯独那个姓胡的武装部长很霸道，说来就来。这胡部长是行武出身，找相好的也是军人作风。据说他调来不到半个月，就看上了柳叶，当即命令通讯员将柳叶叫来，说是让她参加基干民兵训练。那时候柳叶刚结婚，还算女青年，又加上能参加公社组织的民兵训练是别人求之不得的事情，于是就很爽快地答应了。训练当中，胡部长每天晚上都找柳叶谈心，帮她纠正姿势，让她吃小灶，然后就命令柳叶上床练习仰卧……
训练结束，老胡就成了柳叶家的常客。
由于老胡的霸道，老冯就曾吃过几回闭门羹。黑灯瞎火地扛一袋面去了，却叫不开门，只好呼呼哧哧地扛回来。第二天一见柳叶，方知老胡在，不便开门。为此，老冯就仇恨上了老胡，心想你他妈是军人出身哪个没扛过七斤半？谁怕谁？！有这种心理作怪，老冯就想在柳叶家会一会老胡，打一打他的嚣张气焰！
这一天，他计算着老胡又去柳叶家了，便扛起一袋面闯了进去。那时候老胡刚要好事，突见粮管所的老冯闯了进来，十分气恼，愤怒之余，顺手就掏出手枪朝老冯打来。老冯在部队里当过侦察员，自然眼明手快，将肩上的面袋一横挡住了射来的子弹，然后趁老胡惊诧之机，一家伙踢飞了他手中的“五四”手枪，并顺势将面布袋恶狠狠地砸在了老胡头上。令老冯想不到的是，由于用力过猛，面袋又是只老面袋，一下炸开，将老胡的头套在了面袋里。老胡的鼻子眼和嘴一下被面粉包围，一呼吸，干面被吸进了呼吸道。面见唾沫变粘，堵了肺管，不一会儿，就伸腿儿抓胸，一命呜呼了。
此时的柳叶早已吓傻了，现在又见出了人命，更是害怕。老冯开初以为是老胡故意装孬孙，没当回事儿，后来一见老胡真的伸了腿，也吓白了脸。但他毕竟是男人，定下神后，安排柳叶说：“你不要怕，就说他闯入民宅要强奸你，被我发现。他开枪射击，我反抗，才闹出了人命！”说完，就径直到公社自首了。
武装部长死于非命，这当然是重大案件。县公安局、县武装部都来了人，先调查柳叶，柳叶就按老冯说的说了。后审老冯，老冯与柳叶说的一个样。公安局验过面袋上的弹洞，找出了里面的子弹头儿，皆证明胡部长真的开了枪。又加上胡部长死在了人家家中，首先就输了一半理。最后经法院审理，老冯为自卫杀人，判刑15年。押送到很远的一个地方去了。
老冯被判刑不久，他的家人就回了山西老家。这事儿已过去多年，不知老冯现在还有没有。若活着，大概也年过古稀了。柳叶还健在，只是早已去了宁夏，听说孙子都七、八岁了。
梁满屯
梁满屯是个老码头，扛大半辈子脚夫，有一年盐垛歪塌被砸断了一条腿，干不动重活了，就在码头上发签儿。
很早的时候，脚夫扛包是计件儿，从船上扛上岸或从岸上下船都要领一支签儿，到天黑算账。有时场场清，有时让记工的记在账簿上，到月底凭账本上的数目使工钱。
码头上的签儿多是竹签儿，有一尺来长，一头是尖的，有的还刻了牙儿，涂了红漆或绿漆，目的是怕人造假。竹签儿一尺长，是便于携带。因为脚夫领了签，不能拿在手中，不利干活，多是别在后腰间。别腰间弯腰伸腰的短了易脱落，所以要长一些。根据他们的经验，一尺来长正得，一不误腾出双手扛包，二是弯腰时也不硌腰。脚夫们扛包时都储备有披单,三尺宽，五尺长，朝头上一搭，弄不脏衣服，也省得硌脖子朝脖子里掉东西，当然，也有递包的，递包的多是两个人，二人抬起一包，同时喊：一个包子上来了，上来吆荷！音落包起，扛者将腰一弯，头一伸，那包正好落在肩上。扛包不能平放，要楞起来，尽量挑选着肩少的地方，省力。也有扛站包的，二百斤重的粮包，立起来扛，更省力，但这需要技术，没几年扛功是干不得的。
扛包的技巧除这些之外，还有上下跷下垛等技术，从船上沿跷下来，脚要稳，身子要朝上稍仰，尽量让人体与肩上的重物成直线。上船时，身子自然要朝前倾，不然，肩上的包会失重掉进河水里。湿了一包粮或盐，扣工钱不说，很可能成为脚夫们一生的黑点。
梁满屯在过去是扛包的行手，尤其是装船下底舱，总少不了他。因为船舱只一人高，加上粮包，就超了限，所以下到船舱内要含腰前进。这一含腰是需要力气的，一般人干不了。因为船舱高度不到不说，还狭窄，跷木放下来，很陡，下跷要顶到对面仓壁，脚夫扛包下去后需要磨头朝仓里走。这不但需要力气，更需技术。这个技术就是下跷后不能扭脸，因为一扭脸肩上的包就会碰到甲板木上，必须先下一只脚，那只脚还要向后迈，这叫倒行一步，含腰后再扭头。船很大，从仓口到底仓有几丈长的路，一直弓着腰扛过去，费力又费工。后来就是这个梁满屯带头，向船家提出抗议，将甲板改成了活的，一下省了不少力。
我认得梁满屯的时候，他已年过花甲。解放后镇里成立搬运队时，因他是残疾没加入,但政府看他无依无靠又残疾,便让搬运队给这个老码头每月15元的生活费,那时候人民币扛值，15元已足能让他吃饱穿暖。记得梁满屯住在河边，有一个小院，周围全是一种葛针树，一种常年青的灌木，性很硬,而且身上长满硬刺，可长一人多高，相互缠绕，是一种很天然的绿色围墙。梁满屯还养了一条大黄狗，那狗和他几乎形影不离，有围墙又有狗，他又无亲无故，就极少有人去他家，于是，他的小院里就充满了神秘。再加上他喂的那条狗是条母狗，他又是个老光棍，就有好事的人编排出了他与那条母狗的故事。当时我还小，不懂这些。但我见过那条老黄狗，一点也不凶，双目里透出一种狗的善良。老黄狗身上的毛很黄，肥的时候透出金色。肚下有一排黑色的狗乳头儿，很像城里的贵妇人穿着一身狗皮大衣带黑色的排扣儿。
我见那条老黄狗的时候多是在河边。可能是年老无事，那时候梁老汉经常在河边钓鳖。
梁满屯钓鳖用的是直钩儿，饵是鸡小肠，他每天搬一个小马扎儿，带一个小茶壶，拄着拐杖下河，寻到一个地方，坐下来，燃着烟，边吸边很静地等待。当时我们那里的人对鳖是不屑一顾的，没人吃这种东西，因为它太腥，而且还被人称为灵物，但梁满屯不在乎这些，钓上来，就用草戏出鳖头，一刀剁了，洗一洗，然后烧热水煺掉外层薄皮儿，温火熬熟了，连汤一起喝光。有人说他是治什么病，说他年轻时多次去周口万贯街嫖妓伤了元气，现在要用王八汤补一补。也有人说，梁满屯吃鳖是想活大年纪，千年王八万年鳖，吃鳖能长寿。还有人说他的那条狗也同他一样爱吃王八肉，每当梁满屯钓鳖的时候，那狗就卧趴在一旁一动不动，双目直盯河面，一旦梁满屯钓着了，它就显得很兴奋，望着主人，嘴里发出一阵“呜呜”的叫声，像是在表示祝贺。
听人说，这梁满屯一生未娶，年轻时曾在周家口扛过脚，挣了钱，就去万贯街找一个名叫嫣红的女妓。周家口解放那年，上头改造妓女后，让她们从了良，嫣红从此就不见了。那时候，梁满屯已被遣回原籍，闻听嫣红嫁人就专去周口寻找，找了一个月也没找到。据镇上人分析，梁满屯找不到嫣红的原因有多种，但重要的一条是他忽略了妓女从良后的心态，因为妓女从良后多是一年半载很少出门，而且还要改名换姓，在妓院里用的艺名从此消失。再说，她们更怕遇见老嫖客，目的自然是遮丑。找不到心上人，梁满屯很伤心，回到码头上干活心不在蔫，提不起精神。有一次盐垛歪塌，他正好在垛下，别人都躲了，唯有他只顾害相思没躲，从此丢了一条腿。
日子本来过得安稳，不想到了1958年，搞起了大跃进，镇里要建工厂，将人全赶进了“集体农庄”，轮到梁满屯搬迁时，他坚决拒迁，并以死相威胁。那年月不讲法，对这种钉子户多是硬对硬，说你梁满屯不迁照样要扒房，限期6个小时。不想还未等到6 个小时，梁满屯却放火烧了自家的房子，而且是紧顶房门，他与狗全在屋内。等搬迁队闻迅赶来时，大火已经着起，好在那天没风，没造成大的灾难，只是梁满屯的三间草房变成了焦土，人和狗全成了肉碳，样子很惨，像一尊痛苦扭曲的黑色雕塑，人与狗就那样很静地坐着，让人触目惊心。
让人惊奇地是，梁满屯的身旁还有一尊泥雕，是一个裸体女子，通过大火焚烧，那女雕显出红色，竟栩栩如生起来！
这时候，有人突然喊道：“嫣红！看，嫣红！”众人顿时醒悟：这梁满屯一直生活在幻想里，为护心上人，他才宁死不愿离开这个小院！
袁文流
袁文流是东街人，在东街口住。他爹叫袁老实。袁家在过去也算是殷实人家，有地有牲口，只是人丁不旺，几代单传，传到袁老实这一代，连人的质量也下降不少。这袁老实名副其实，老实得有点儿过度，几乎近似傻了。可傻人有傻福，娶了个婆娘却是百里挑一的美人。袁老实的婆娘姓侯，叫侯月英，颍河南岸侯家楼人。侯家楼是我们那一带出美女的地方，皆说是“要挑美人头儿，周庄候家楼”。侯月英确实是个“美人头儿”，苗条细腰，杏眼柳眉，小脚如莲，肤白如玉。这些古书上形容美女的词儿用在她身上一点儿也不为过。据说侯家也是殷实人家，侯月英姐妹三人，她是小三儿。大姐找的是个商人，奸巨滑流，连岳父家也敢骗；二姐找的是个读书人，很酸腐，自认是贵人之体，目中无人，婚后从不来娘家走亲戚。为此，侯老先生很生气，扬言要给小三儿寻下个老实人。消息传出，就有人介绍了袁家的独生子，说是你们两家不但门户相对，而袁家公子也正是您要寻的那种老实人。不想过门一瞧，方知“看走了眼”。但旧社会媒妁之言不便更改，只好认命。大概过门后不久，侯月英就被镇上大户崔洪儒看上，将其包养了。那时候袁老实的父母已死，他又呆如木鸡，自然不会管婆娘是否忠贞。而崔洪儒当时刚过而立之年，个高一米八左右，一身儒雅之气，与袁老实形成天壤之别，侯月英自然心甘情愿充当崔家老爷的红颜知已，后来就有了袁文流。
这个袁文流，无论从长相到走路的姿式，都像是崔洪儒的种。当然，崔洪儒明知袁文流是自己的骨血，但由于名不正言不顺，袁文流不能认姓归宗，只能记于袁老实名下。尽管不能姓崔，但他身上毕竟是崔氏一脉。也可能是遗传基因之故，袁文流从小就聪明伶俐。可惜，由于袁老实是个呆子，侯月英一妇道人家不善持家，袁家当时已沦为贫民阶层。为供养袁文流读书奔前程，崔洪儒特认下其为干儿子。一开始，袁文流同崔府的几个少爷同读私塾，到了上洋学的时候，他以优异成绩考上了陈州“成达中学”，后来又考上了天津南开大学。不料就在这时候，崔洪儒死了。崔老爷一死，崔府的人就不愿再供袁文流学费了。袁文流本想到校后勤工俭学，不料此时父亲病故，母亲又体弱多病，无奈，只好回到小镇上，耕种自家仅剩的二亩薄地。
大概就在袁文流回来的第三年，土改运动开始了。土改工作队的队长姓杨，叫杨林泉。这杨林泉也是公子哥出身，只不过在学校时就加入了地下党。他与袁文流是中学同学，当时杨林泉还曾启发过袁文流参加革命，怎奈当时的袁文流一心想考学深造，忽略了杨林泉的启发，错过了一个好机会。现在，老同学带着工作队来镇上搞土改，对袁文流比较了解，进镇后就劝袁文流参加土改工作队。袁文流知道土改运动就是斗地主分田地，而他的干爹崔洪儒就是镇上数得着的大地主，如果自己参加斗争，定要与崔家为敌，镇人肯定会说自己忘恩负义，是个小人。人生在世，立德是大事，怎能落下小人之名？他为此思考了好几天，最后还是婉言谢绝了老同学的好意。杨林泉见袁文流有点儿消极，再加上他来到镇上后也听说了袁文流与崔府的特殊关系，便不再坚持，私下对老同学说：“你不参加工作可以，但千万要配合我的工作。”袁文流自然能听出老同学的话外之音，为避嫌，他开始闭门不出，每天把自己关在屋内，读书练字，一直到土改结束，他才出屋。那时候，新政权已经成立，崔府里的大少爷、二少爷全被镇压，土地也被分给了农户，崔家人全被撵出了深宅大院，住在几间马棚里。崔府大院改成了人民政府所在地，出出进进的多是带枪的民兵和工作人员。这翻天覆地的变化是袁文流没想到的，他像做梦一般，恍如隔世。那时候他的老同学杨林泉已担任新政府的区长，他对袁文流说：“现在土改胜利了，你配合得不错，你有文化，要支持新政权，去西街山峡会馆教书怎么样？”袁文清问：“教书？教什么书？”杨区长笑道：“你这阵子闷在屋里，思想上落伍了呀！西街成立了个小学校，区里准备聘请你当教师哩！”袁文流一听让自己教小学充当孩子王，就觉得老同学小瞧了他，苦笑了一声说：“我娘身体多病，你们还是另请高就吧！”杨林泉看出了老同学的不乐意，又说：“这样吧，你如果不想教书，区政府刚成立个食堂，缺个会计你能否屈尊？”袁文流又苦笑了一声说：“你这不是拿我当猴耍吗？你明知我的数学最差，怎能胜任那些柴米油盐的事儿？”杨林泉望了望袁文流，知道他心境太高，却不知从头干起的道理，长叹了一声，说：“你日后会后悔的！”
不久，杨林泉被抽调到外专署工作，袁文流就被“窝”在了家里。后来也有几任领导得知他是老牌高中生，家庭出身也清白，就想给他找个事儿做，可再往深里打听，方知他是大地主的孽种，对他立刻就另眼看待了。
袁文流看着不少不如自己的人都有了工作，吃上了皇粮，心里很别扭，对任何事儿都显得消极，当然也极后悔不该错过当初杨林泉给他的几次机会。但人不是神，也没长前后眼，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如果当初干爹不死，恰好自己大学毕业那年全国解放，现在说不准正在哪个大都市工作哩！后来见当年被聘为西街小学校当教员的人大多被划了右派，他还很为自己的远见庆幸过。只是那种侥幸的心理不是太长，大多的时候是苦闷和不甘心。更令人料想不到的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人们竟因他与崔府的关系而不自觉地将他划成了另类，让他与地富反坏右一起劳动，开贫下中农会也不通知他。他无形中竟成了没戴帽子的坏分子。
他受不了这种污辱，在一个狂风凄雨的夜里，悬梁自尽了，享年42岁。
那时候，他的母亲已死。虽然他一身儒雅，但由于他的另一个隐形身份，一生未娶，孑孓一身，死后三天才被人发现。
镇上人说，这袁文流虽是崔洪儒的骨血，可由于生在袁老实家，仍然受袁老实的影响，最终还是太老实了！人呀，命好不如运好。不老实吃亏，太老实更吃亏。可怜袁文流，白喝了那么多墨水子呀！
王庆典
王庆典的老表在镇里当过书记，那一年正是1958年，到处是大食堂。王庆典原来是个蒸馍匠，借着他表兄的威风就当上了大伙的主任。那是个饥饿的年月，有着“淹三年，旱三年，饿不死的炊事员”之说，何况王庆典又是个大伙主任呢？所以，他就成了镇东街的土皇上。最鼎盛的时期，每晚睡觉都有两个女人相陪。
好在那种时候不长，两年未过，大食堂就散了伙。王庆典的表兄调走后，他自然也就没戏了。当时有个运动叫“反五风”，主要是让老百姓给当官的算账——尤其是大跃进中那些横行霸道的当权者。王庆典做恶多端，自然名列其中。辩论会开过之后，又将其送往县收容站劳动改造了几个月。回来后，一身肥膘没了，眼中的霸气没了，那股“骚虎”劲儿也没了。因为他得罪人太直接，几乎半条街的人皆与他有仇气，很少有人与他搭言。王庆典呢，当初动不动就“砍”人家的伙食，说饿谁就饿谁，现在也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了，整天像个刚出洞的老鼠，不敢抬头看人。平常时候，他极少出门，整天装病在家里。开初，还有些不习惯，后来，竟养成了孤癖的性格，别人不理他，他也不理别人。一般性格较孤癖的人多分两种，一种是在家闷着，很少户外社交；另一种是利用某种爱好——而且是鲜为人知的某种爱好，用以释放和压抑自己爱热闹的那一面。比如热爱无线电或研究一种什么超出常人想象的东西。这是一种有理想有爱好的“大痴”。这种人物说不准还真的能弄出一个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来。当然，这也多以周围环境和个人条件为前提。这自然要比闷坐着的那一种档次高。那种闷坐型的孤癖者最后多发展成极端，被送进精神病院。而王庆典的孤癖与这两种都不搭界，他在家中一不研究二不呆坐，而是闲不住。他几乎包揽了家中的所有活计，做饭涮锅，洗衣服扫地，劈柴掏厕所……也就是说，他把自己变成了机器人，不辞劳苦地从早运转到晚。只可惜家务活毕竟有限，要想闲不住，还必须找别的活计。开始是整院子，打院墙。这一切都干完之后，他突然感到了恐惧，因为没活干了，一闲下来，那种负罪感立即就占满了他的心房。为赶跑那些罪恶的回忆，他决定寻找一种春夏秋冬都忙的活，最后选中了养花。在那个年代，花还属贵族们的东西，王庆典先从小处着手，买了十几个花盆，在院里建了个小花房，又借那个当书记的表兄的面子，到县城公园讨了好几个品种，开始了养花生涯。
这个转向对王庆典的一生很重要，也就是说，他不知觉地走向了那种有爱好的自我封闭。开初养花只为消闲，目的是怕见到四邻，躲避他大跃进时期管食堂时犯下的错误，慢慢地，竟迷上了培育花的品种。当时县城花园里有一个姓王的花匠，其父亲曾在南京总统府里当过花匠。这王师傅门内出师，也掌握了一肚子花经。王庆典不知怎么就和他交上了朋友，一年里总要去县公园几趟求师学技，养出的花也越来越上档次。他在小院里还建了两个暖房，无论冬夏，这里总是花的世界。
这一年，来了个“四清”运动，镇里的“四清”工作队长姓胡，50多岁，胖胖的，满嘴外地口音。当时搞“四清”的人都对自己的官职保密，众人猜测这胖老胡是个大干部，但到底大到哪个级别，没人说得清，只知道他是从大城市来的，很讲究工作环境。他一来到公社大院，见大院里又脏又乱，很是不高兴，就号召工作队员和公社干部先打扫卫生。该拆的拆，该修的修，不几天就使公社大院焕然一新。环境修整后，他说还需要美化，就问此地哪里有花儿。有人说乡间极少有人种花养草什么的，要买得去县城公园。也有知情人告诉他说，这镇上就有个爱种花的人，家中养有不少花，只是不知他卖不卖。胡队长一听镇上有人养花儿，很高兴，忙派人去打探。不料去的人回来说，人家说参观可以，贵贱不卖。胡队长问花的品种怎么样？去的人回答说品种不少，有好多盆，只是自己不懂花说不上好与歹。胡队长一听，颇感好奇，觉得这养花人养这么多花不卖肯定是个花痴。在这偏僻乡村出现这种花痴很是出人意料，他就决定亲自去王庆典家看一看。
胡队长突然来访颇使王庆典有点猝不及防和受宠若惊。因为自他下台之后很少有人来家，更何况是一个外地干部还是工作队队长。胡队长倒很家常，对王庆典说来没别的意思，只是想看看您养的花，以饱眼福。王庆典虽不卖花，却极欢迎别人来观花。于是，他忙领胡队长进了花房。胡队长一进花房，一下就瞪圆了双目，连说了几个“了不得！”接着，他又一盆一盆的观赏，而且边观赏边评价，说这墨菊是珍品，说这盆君子兰也成了上品。知道中央领导同志谁最喜欢君子兰吗？是朱老总……王庆典一听胡队长是内行，像碰了知音一般，说：“同志，你若也喜欢，我这就送给你！”说着，端起那盆君子兰就要送胡队长，胡队长急忙拦了，婉言谢绝道：“老王呀，君子不夺人之爱，谢谢你的好意喽！”
这以后，胡队长闲暇之余，常来王庆典家赏花，并说自己也是爱花人，家中也养了不少名品。王庆典多年没朋友，现在碰上胡队长，又有共同的爱好，慢慢地话多了起来。有一天，胡队长问他是如何爱上花的，他终于把不住，便向胡队长讲了自己养花的起因，并说自己在58年犯过错误，得罪了不少乡亲，自觉没脸见人，所以多年不出户，关起门来忏悔自己的罪过，才以养花养性。不料那胡队长一听，脸色沉了许久，好一时才说：“在这一点儿上，有多少人都不如你呀！比如我，大跃进时在一个地区当专员，那个地区后来饿死了不少人，可我，照样升官，从来没像你这般忏悔过！”王庆典一听这话，先是惊诧如痴，最后竟突然跪在了胡队长面前，泣不成声地说：“我忏悔这么多年，等的就是能有人给我说出这句话！只可惜这话不是众乡邻说的，而是出自你这个外乡人之口。看来，乡邻可以原谅上头，却不愿原谅我了呀！”胡队长扶起王庆典，沉思了好久方说：“一个有错的人，要想在犯错的地方站起来是极难的，换换环境会好一些。”王庆典说：“我人好几辈都住在这儿，怎能换环境？”胡队长望了王庆典一眼，说：“你若真要重新做人，就瞅机会吧！”
一年后，“四清”结束，胡队长临走时，悄悄给王庆典透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并对他说：“你稍等一等，待我回去后，再帮你想办法！”据说这胡队长是个副部级干部，他原打算让王庆典去他掌权的部门当花工，不料刚到家不几天，“文革”就起来了。他已自身难保，哪还顾得上什么王庆典。王庆典呢，还在家中很认真地等待消息。有一天，突然等来了一大帮人，他们戴着红袖标，上去就将他揪了出来，给他打了花脸，戴上纸糊的高帽子，敲锣打鼓地开始了游街示众。人们看到王庆典，压抑在心中的那股仇恨又被点燃，乱朝他啐口水，掷砖头。王庆典这才真正看到自己的罪孽是乡人不可饶恕的，当天夜里，就悬梁自尽了……
几年以后，那位队长又重新站起来主持工作。有一天，别人送给他一盆君子兰，说是花几万元买的。胡队长听后吃了一惊，突然也就想了王庆典的花房，忙派人去打听。后来听去的人说王庆典是因游了一回街而自杀了，胡队长很是不解，惋惜万分的地说：“这人脸皮太薄了！”
雷家弹花店
雷家弹花店的主人叫雷邦汉，外号“财捞”。“财捞”是“守财奴”之意。就是光知拼命捞钱而舍不得花。土改以后，财捞开的是弹花店，家有弹花机和轧花机。记得雷邦汉个子很高，由于常年劳动，背有点儿驮。他穿的很破，用一根布条子织成的带子扎着腰，还戴着一个脏兮兮的口罩。他家喂有一头驴骡子，专用来拉弹花机。轧花机是用人工踩的那种，需要两个或三个人操作，下面有踏板，蹬动踏板引动大轮，一个人趴在机器平板上，边蹬踏板边给机器喂籽花。另一个人手拉从房梁上吊下的绳套（以防站不稳），一只脚用力蹬踏板。老式轧花机工作起来“嘎嘎”的，声音很响亮。雷家弹花店是三间作坊，窗户棂上粘满了花絮。从外朝里望，一片迷茫。那时候小镇上就他一家弹花店。河南岸北的庄户人都来这里轧花弹花，每到天气变冷时，要排队候等。如此好的生意，时刻都刺激着雷邦汉的发财梦。不久后，他又先后买了两头骡子和一架弹花机，并雇用了三个工人。可以说，解放前他苦熬苦奔没能实现的愿望，没想到在解放后不几年，便使他梦想成真了。
如果照此下去，雷家弹花店很可能会有更大的发展，说不定他很快就会成为共产党得天下后的第一批暴发户。可是，雷财捞的发财梦只作了没几年，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就开始了。面对公私合营高潮的到来，雷邦汉的态度是消极的，将辛辛苦苦挣来的一份财产“充公”，他无法接受，在他看来，“公私合营”与“没收财产”没有什么两样。因此，他到处散布不满，然后将营业执照交给工商所，扬言雷家弹花店已关张，而私下想把轧花机、弹花机和三匹骡子卖掉。不想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上头早已注意了他的动向，先警告镇上人不准购买他的机器、牲口什么的，然后派人暗中监视。因为当时全国都在搞公私合营，雷邦汉的机器什么的想卖也没人要。那时候正赶冬季来临，轧花弹花的人很多。雷邦汉舍不得大把票子朝外流，便开始夜间偷干。这一下，正中上级下怀，他刚开业没几夜，工商所的人便走进了弹花店，以无照经营为由，将其财产查收。这一下，雷邦汉算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连“公私合营”也没资格了。
人好像再没有“理想被毁灭”所受的打击大了，雷邦汉从此一蹶不振，先是想不通，最后由想不通转变为仇视一切，尤其是对共产党的各项新政策，他一律是抵触情绪，有时竟敢公开散布反动的言论。开初，没人理他——没人理他主要是没人汇报他。因为众人心里有杆秤，认为他一下损失那么多财产是有点儿亏，换换自己心里也不会平衡，人家发几句牢骚也有情可原。不想后来他越说越不像话，到了三年困难时期，他仿佛找到了非常有力的佐证，竟然公开说：“跟着毛主席，饿的两张皮”之类的反动歌谣，这还了得，便有人汇报了上去。
上头自然不会饶过他，立刻传他到了公社派出所，尽管雷邦汉当时已反动透顶，但他毕竟还是狡猾的。面对公安人员，他很快悟出了自己是“祸从口出”，既然祸从口出了，那就得来个“祸用口消”。他开初拒不承认说过什么反动歌谣，只说饿死了人，因为他自己就埋过不少饿死鬼。因为饿死人是真实的，而且是有不少据证可查的，又是有目共睹的，派出所的同志只好将他放了，对他说：“你记住，日后就是真的也不许乱说！”
从此，他便被划入了反动分子的行列。1965年“大四清”运动中，他被名副其实地戴上了坏分子的帽子。
接下来的文化大革命，他自然是被专政对象，挨斗、陪斗、游街示众，被整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也大概就在这时候，他的几个孩子长大了。孩子们长大，就面临着上学、当兵、当工人。乡间的年轻人，都想扒个门路，吃上皇粮。雷邦汉的大儿子与我同岁，叫娃。雷娃初中毕业后，上头让推荐上高中，因他父亲是分子，自然没他的份儿。他想报名参军，大队里连名也不许他报。雷娃很颓丧，回家对爹说：“咱几代都是中农成份，你咋弄了个坏分子？”雷邦汉见儿子抱怨，心里很不安，便从头至尾将事情的发展过程说了一遍。雷娃一听本来很简单的事情被父亲弄复杂了，很是窝火，对雷邦汉说：“说来说去不就是几个钱吗？人家花了钱买了个积极，你破了财又弄了顶坏分子帽子，值得吗？”雷邦汉一想也十分后悔，想想不该与共产党对着干，现在得不偿失，不但自己受苦受气，还连累了孩子。他哭丧着脸说：“现在到了这一步，怎么办？”雷娃说：“怎么办？没一点儿办法！你就是再拿钱也买不回清白了！现在你只能充分表现积极，努力改造，争取早日摘帽儿！”
雷邦汉一想也是，只有摘掉坏分子帽子，孩子们才可能有出路。怎样才能争取进步呢？他想了半宿，终于想出了个高招儿。第二天天一明，他就寻了个破铜锣，走到大街上一边敲一边喊：“共产党是人民的大救星！爹亲娘亲没有毛主席亲！”如此这般来来回回地喊，就引来了不少人看热闹。众人皆以为他神经了，他说我一点儿也不神经，并特别强调说：“这全是我的心里话！”说完又开始喊，直喊到天大黑，街上没人了，他还在喊。后来还是雷娃将他拉回了家，问他这是玩的哪一套？他说我这就是进步呀！并说从此他每天都要喊这些积极的话，一直把头上的坏分子帽子喊掉为止！雷娃想想也没有别的办法让他表现，只好由他。于是，敲锣喊口号便成了雷邦汉的职业。自然，镇上人也就觉得他是真的神经了。
上头见雷邦汉得了神经病，也没人去理采他，尽他喊，反正他喊的都是红色口号，你若不让他喊反倒不对了。当然，开分子会什么的也不再让他参加了。雷邦汉因喊得福，竟然获得了自由，心中禁不住为自己的英明决策而庆幸，越喊越有劲，越喊越想喊。不想喊了几个月后，把声带喊出了毛病，一下塌了音，最后连话也说不出了。但他很害怕突然停喊又要去参加斗争会什么的，更害怕摘不掉头上的坏分子帽子，仍每天坚持上街，把锣敲得山响，嘴巴张得老大，可就是发不出音。众人听不出他喊的是什么，只能看到他的嘴巴一张一张的，像一个黑洞，很深很深……
〔责任编辑 宋长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