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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徽州古村落与古建筑中的众多文化符号，不仅特色鲜明、易于辨识，而且在所有徽文化符号中最具活力和再生性。它们的价值除了满足自然人的基本需求以外，还可以通过符号本身所包含的隐喻、象征和延伸意义，满足社会人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同时，这些徽文化的符号元素亦可作为消费符号，通过多种途径进入现代文化消费的场域之中，不断产生新的价值。从符号化的角度对徽文化进行研究，有助于深入挖掘徽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增加相关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并形成一种良性的学术发展态势。
关键词：徽文化;符号化;古村落;古建筑
中图分类号：K928.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9）04-0180-007
徽州古村落及古建筑是徽文化中的精品，历来有“东方古代建筑的艺术宝库”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之称，在中国乃至世界建筑史上独树一帜，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徽州古村落与古建筑中的众多文化符号，不仅特色鲜明、易于辨识，而且在所有徽文化符号中最具活力和再生性。它们的价值除了满足自然人的基本需求以外，还可以通过符号本身所包含的隐喻、象征和延伸意义，满足社会人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同时，这些符号亦可作为消费符号进入现代文化消费的场域之中，不断产生新的价值。纵观目前的设计市场，徽文化元素常被片面理解，徽文化的“蕴意”不仅没能得到充分展现，机械复制的作品反而显得不伦不类。如何在实践中传承并弘扬珍贵的徽文化遗产，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课题。本文将运用文化符号学的理论，以徽文化中的古村落和古建筑为例，通过提炼其空间形式、外部形式等方面的符号化特征，深入挖掘其中所蕴含的文化价值，通过典型的徽文化符号在现代设计中成功运用的案例分析，探讨徽文化符号应用的有效途径。
一、徽文化与符号化
徽文化又称“徽州文化”，指存在于历史上徽州地域范围内，同时又辐射于外的有形与无形的文化总和。徽州自北宋宣和三年（1121）设府，所辖六县，即歙县、黟县、休宁县、祁门县、绩溪县和婺源县，直至清末民初废府。徽文化的影响不仅深植于徽州本土，也包含了以其为核心而延伸的广阔领域，如由寄籍、侨居外地的徽州人创造并影响于外的、与徽文化关系密切的次文化。徽文化由于内容博大精深，具有显著的独特性、多样性与地域性，自上世纪30年代就已引起学界重视，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愈加丰厚，逐渐进入新阶段，并形成一专门学科——徽学，与敦煌学和藏学一起被誉为中国三大地方显学。可以说，徽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國本土文化中的典型，从符号化的角度和层面对徽文化进行研究，不仅可以丰富徽学的研究内涵，也有助于进一步挖掘徽文化的文化价值和意义，增加相关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本文所运用的符号化理论，主要源于西方语言学和哲学领域。所谓符号化，一方面是指思维赋予外界对象以形式与概念，使对象比在纯粹的自然中更容易认识;另一方面，是指人的活动不是被动地接受外来刺激，而是主动摄取。20世纪初，瑞典语言学家索绪尔（F.de Saussure）和美国哲学家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分别从语言学和哲学两个不同的研究层面，提出了符号化观念，奠定了符号化观念的理论基础。索绪尔的符号化观念主要来源于语言符号的结构，侧重于对符号的社会功能的研究。他指出任何符号化系统都是由“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两种元素构成。“能指”是符号的外在形式，表现为可感性，直接作用于人的感觉;而“所指”是符号所传递的意义，表现为抽象和不可感性，需要通过理解和推知获得。能指和所指之间通过意指建立联系，即二者通过符号本身所包含的隐喻、象征和延伸意义关联起来。[1]皮尔斯的符号化观念则将对符号问题的探讨推广到各种符号现象，侧重于对符号的逻辑结构研究。他认为所有的符号系统都是由“符号本身”（representamen）、“指代对象”（object）、“解释项”（interpretant）三种元素构成，其中“符号本身”与索绪尔符号系统中的“能指”对应，而“解释项”在一定程度上与“所指”类似，客观上沟通了索绪尔所建立的“能指”和“所指”二元关系符号系统。也就是说，只要某一事物被赋予另外的所指意义，并且能被理解和推知，这一事物就可以成为符号。[2]此外，皮尔斯又根据符号本身与指称对象之间的关系，把符号分为图像符号（icon）、指示符号（index）和象征符号（symbol）三大类。图像符号通过写实或模仿来表征其对象，指示符号通过指示或索引来表征其对象，象征符号通过约定俗成的方式来表征其对象。[3]皮尔斯关于符号理论的论述，使得一切事物都具备了在一定条件下成为符号的可能性，因此，运用符号化理论构建一个典型的徽文化符号系统亦成为可能。
由于徽文化的体量巨大、内涵丰富，不仅特指今天我们熟悉的徽州古村落、古建筑等实有之物，还涵盖了一些思想文化、民风民俗等非物质性的范畴，如学术理论、文化艺术、商业经营、宗法理论、民间信仰、风俗民情等，更多地体现了广义性的文化概念。限于篇幅，本文重点讨论徽州古村落、古建筑的符号化表征。
在徽文化中，最具标志性、象征性和符号性特征的，无疑就是徽州地域现存众多的古村落。由于这些古村落是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影响下，借助徽商和徽官财力，长期不断兴建聚集而成的，其根基深植于当地特定的自然生态环境中，因此村落中留存下来的民居、街巷、祠堂、牌坊、路桥、戏台、园林、雕刻、文书等有形的文化遗产，和渗透于其中的徽商文化、新安理学、风水文化、民俗文化等无形文化遗产，都深深打上了徽文化的烙印。因此，不论是从历时角度，抑或共时角度来考察徽文化，徽州古村落都是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们作为徽文化的主要载体，是徽文化的各种符号元素有机结合、互动多变的时空场域和文化场域。以下我们就以徽州古村落的布局与古建筑为典型，以索绪尔的符号化理论为基础，结合皮尔斯的符号分类观念，从能指和所指两个方面，对徽文化符号进行研究，探讨其内涵和表现形态之间的对应关系，挖掘徽文化的理论价值与实用价值。
二、徽州古村落布局的符号表现
注重人居环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徽州地域现存的众多古村落，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风水文化的影响，在当地的宗谱上，几乎都有某始祖卜居于某吉地，而后家族繁衍的记载。清初徽州文人赵吉士在其著作《寄园寄所寄》中曾说道：“风水之说，徽人尤重之，其平时构争结讼，强半为此。”[4]值得注意的是，徽州古村落不仅在选址上“无村不卜”，“枕山、环水、面屏”[5]，在结构布局上更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以地形、水源为代表的自然因素，以安全、农业制度、农业经营方式、社会风尚、社会习俗、对外交通等为代表的社会经济因素两者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着村落布局形态。徽州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形成了以集居型村落为主要形式的村落布局形态。徽州村落布局形态往往体现一种强烈的追求和精神象征意义，着意模拟一些有意味的图案，或反映崇拜祖先，或反映吉祥如意，或反映崇尚自然。”[6]整体来看，徽州古村落布局的图形，大致可分为直观图形和抽象图形两大类。
采用直观图形进行布局的徽州古村落，较为常见的有动物图形、植物图形和常见物品图形三种。
以动物为村落图形的，主要有牛形、龙形、鱼形、燕形、马形、龟形、蝶形、凤凰形等等。最具代表的是黟县宏村，这个古村落在最初规划时，就根据地貌及风水特点，仿造卧牛形状，建造出一座奇特的牛形村落。村落以雷岗山为牛头，村口两棵古树为牛角，由东而西错落有致的民居建筑为牛身，引清泉为牛肠，蜿蜒入村流至牛胃——月塘，再经过滤入河，环村四座古桥为牛脚，形状惟妙惟肖，仿若一头水牛静卧于青山绿水之中。（图1）
以植物为村落图形的，主要有荷花形、梅花形、海棠形、葫芦形等等。如建于北宋时期的绩溪县浒里村，由于其始建者极为喜爱荷花，于是依山就势，按照荷花的形状来建村，希冀族人以荷花自律，和睦相处。以动植物为村落布局的符号图形，充分体现出徽文化中对自然环境的尊重，以自然之象与自然和谐相处。
以常见物品为村落图形的，主要有船形、棋盘形、铜钱形、元宝形等等。如黟县西递村，整个村落仿船而建，借能指符号“船”，表“所指”借水而行，得神助，取真经，大吉大发之意，正是希望借此吉祥符号图形，使得村人顺应天意，大吉大利，升官发财。村内还有根据风水理论建造的用来镇守水口的文星阁、魁星楼、风水塔和观音楼等，以期增加财富和催发文运，让自己的子孙后代在学海、商海、宦海中大展身手。（图2）再如黟县里方村，其始建者为钱姓，于是根据地貌风水，按照铜钱形状，将村落建成圆形，正中留一方形空地，民居建于方形周围，整个村落犹如一枚硕大铜钱，姓氏、村名、村形统一而形象地表達出对财富的渴求。
采用抽象图形的徽州古村落布局，主要有八卦形、七星赶月形、九龙戏珠形等等。如黄山呈坎村，按照“负阴抱阳”的风水理念，巧借山水形势，将整个村落按照先天八卦图的主四卦布局而成——东乾、西坤、南离、北坎，隐喻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阴阳和谐、天人合一的观念。整个村落背山面水，坐西朝东，古街巷垂直相通，中有众川河自北向南蜿蜒穿村而过，宛如阴阳鱼分界线，与街巷自然组合成人文八卦图形。而村落周边的八座大山，则形成环抱之势，俨然八卦的八个方位，又共同构成了天然八卦布局，人文建筑与自然山水巧妙融为一体。（图3）
其实，不论徽州古村落的建造者们采用哪一种图形来布局建村，实际上都只是一种精神与理念的形象化模式，体现了他们的理想追求、价值观念、宗教信仰、人际关系与风俗习惯等思想文化与自然地理环境的整合统一。他们所要追求的不在于村落外在形象如何逼真，而是通过对物象内在本质的隐喻、象征与延伸，表达对生活的一种美好期盼。“村落的象征意义给予村民精神上的力量，强化了村落的凝聚力和村民的认同感。当今富有象征意味的村落布局形态更激起了世人了解徽州村落的兴趣，使之更具有文化魅力和观赏价值。”[6]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只要某一事物被赋予另外的所指意义，并且能被理解和推知，这一事物就可以成为符号。正是由于徽州古村落的布局图形被赋予了超越物象本质的内涵，使得它们具备了成为文化符号的基本条件。
三、徽州古建筑的符号表现
洛特曼指出：“文化是用特定方式组织起来的符号系统。”[7]文化符号，是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域、一个团体、一个阶层的富有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的载体。[8]徽州古建筑文化符号以其独特的建筑形式、丰富的文化内涵在中国乃至世界建筑史上独树一帜。从建筑本体上来看，其中最具地域特色的文化符号，无疑是马头墙、天井、商字门和牌坊等。
马头墙又称封火墙，主要是应民居密集而作防火、防风之需，在居宅的两山墙顶部砌筑的高出屋面的墙垣，因形似马头，故称马头墙。马头墙的马头，通常为“金印式”或“朝笏式”，折射出徽文化中的仕宦追求。徽州古建筑中的马头墙高低层叠，一般为两叠或三叠式，较大的民居可多至五叠，因此在徽文化中有“五岳朝天”的象征寓意。从高处向下看，村落中高低起伏的马头墙如同涌动奔腾的马群，在赋予高大呆板的墙体以生动美感之外，又有生机勃发、兴旺发达的象征意味。（图4）
徽州民居中的天井，除通风、采光、排水之用外，还被赋予了风水、哲学、伦理道德等多重文化内涵，形成了丰富的象征意义。其一，聚集财禄的风水思想。在古徽州风水理论中，“天井”和“财禄”息息相关。徽人不仅在建筑结构上设计出四水归堂的模式，即民居四面均向天井排水，再由地沟排出宅外，象征着财源滚滚、肥水不流外人田之意，而且石板地漏的图案亦被雕成古钱形，寓意漏下的雨水是财气之水。其二，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天井是模仿徽州地理环境建造的，徽州地貌一般四面环山，状似盆地，设置天井，寓意“可见天日”，将人与天衔接起来，象征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其三，礼制森严的理学思想。当地民居大都根据天井所带来的光线强弱来安排房屋，二楼采光最好的明间为祖堂，采光差的为闺房，一楼明间为客厅，然后是长房居所。其四，聚族而居的宗族观念。徽州民居常常以天井为基本建筑单元，聚合成整个大家族的居所，反映了当地“民不染他姓”的宗族文化影响。（图5）
此外，从建筑色彩来看，徽州古建筑以黑白灰为主的独特色彩也是非常鲜明的文化符号，尤其是“粉墙黛瓦”，几乎成为徽州建筑的色彩标志。以黑白灰为主的建筑色彩，不仅体现了徽文化中对清雅简淡的自然朴素美的崇尚，同时也成为徽派建筑文化自身独特的符号标识。而从建筑内部装饰来看，符号化最为显著的当属徽州三雕——木雕、石雕、砖雕，这些雕刻不仅技艺精湛，极具审美价值，而且所雕刻的内容也有着丰富的文化寓意。由此可见，与徽州古村落布局一样，徽州诸多古建筑元素亦已超越了物象本质的内涵，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寓意，具备了成为文化符号的基本条件。
四、徽文化的符号系统构建
以下以索绪尔的符号化理论为基础，结合皮尔斯的符号分类观念，从能指和所指两个方面，对徽文化符号进行研究，同时根据符号的类别和对应、转换关系构建其符号系统。
徽文化的能指符号是其有形部分，是由徽文化的本体构成的。诸如徽派建筑文化中的马头墙、天井、牌坊、粉墙黛瓦等，已成为徽文化标志性的能指符号。徽文化的所指符号是徽文化的无形部分，是附着在徽文化之中能反映先民生活理想和愿景的符号，如果说能指是“器以载道”中的“器”，则所指就是其中的“道”，所指多是通过谐音、联想约定俗成，表达了先民们祈盼富足美满的意愿。徽文化符号能指与所指之间存在约定俗成的对应关系。我们运用符号学的相关理论，对徽州古村落布局图形进行分类描述，其能指、所指对应关系大致如表1所示。
正是由于徽州古村落的建造者们将风水思想、哲学思想、理学思想、宗族观念、徽商文化等思想文化融入到村落的布局与设计中，以能指之器承载所指之道，通过对物象内在本质的隐喻、象征与延伸，表达对生活的一种愿景，从而使得这些村落的布局图形具有了符号化的特征和意义，也在客观上具备了进入消费领域的可能性。
同理，我们运用符号学的相关理论，还可以对徽州古建筑中的主要建筑元素进行分类描述，其能指与所指的对应关系大致如表2所示。
由此可以看出，徽州古建筑中的诸多文化符号，其价值既可通过能指的一面满足人们基本的生活需求，又可通过所指的一面满足人们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同时亦可作为消费符号，进入消费领域，产生经济利益。
在对徽文化符号能指和所指及其之间的对应关系进行探讨的基础上，我们针对上述徽州古建筑文化符号系统进行了初步的描述，构建了“徽州古村落布局符号系统”（部分）和“徽州古建筑符号系统”（部分）框架，大致如图6和图7所示。
通过前文所述及以上二图所示，我们可以看出，在徽文化的古村落布局符号系统和徽派建筑符号系统中，其能指符号与所指符号以指示、象征为中介，构建起紧密的联系。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徽文化的包容性与开放性，这些能指符号与所指符号之间，并不仅仅是简单的一对一的关系，而是呈现出一种较为复杂的一对多、多对多的关系。
本着这样的思路和研究方法，我们还可以对徽文化的其他样态进行具体研究，进而描绘、构建出整个徽文化的符号系统。通过对这个系统的研究，不仅可以归纳出徽文化的特征，探究其再生性规律和兴盛的原因，还可以引导人们消费，创造新的价值。
五、徽文化符号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
在大力弘扬和传承民族文化背景下，徽文化所蕴含的各种符号及其相应的文化价值，足以证明其已成为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标签，徽文化的符号化消费已经成为开发区域文化的重要路径，并且已经通过多种途径进入现代文化消费的场域之中。
在平面设计领域，徽派建筑中的马头墙、“商”字门、黛瓦粉墙、牌坊等典型符号被广泛应用，如图8、图9。
在“高炉家酒”的包装设计中，设计师提炼出牌坊门图案，运用借形巧妙地替换掉“徽风皖韵”中“徽”字的部首“山”，经过水墨化的浓淡处理，灰白色的背景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徽派建筑色彩特征“粉墙黛瓦”，几种符号的有机融合，不仅凸显了徽风皖韵的地域特色，也传达了返璞归真、自然醇厚的所指诉求，在成功地宣传了高炉家酒的同时，也激发了消费者的情感共鸣。
在现代建筑等空间设计领域，徽文化符号成功运用的案例更是精彩纷呈。
万科第五园，“有着骨子里的中国情结”。在其设计中，我们随处可以看到徽派建筑符号的影子，如青竹林、镂空墙、粉墙黛瓦等俯拾即是。如图10。
在色彩的运用上，万科第五园舍艳求素，追求朴素而简洁的外观效果和传统的雅致风韵。整体建筑全部运用“黑、白、灰”三种冷色调进行渗透，宛如一幅幅水墨画，置身其中，倍感淡雅恬静。在庭院氛围的营造上，设计师习惯运用竹子这一徽文化典型的“能指”符号，从白墙前、花窗后、小路旁、拐角处等视觉落点，株株翠竹摇曳，在社区高墙小院的映衬下显得意境悠深，既符合国人低调内敛的性格特征，也与南方地域气候十分吻合。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校区中不少建筑也是将具有徽派建筑特色的“能指”符号运用在具体的设计中，通过象征、隐喻与“所指”建立联系，创造性地实现了自然、文化、建筑三者的和谐统一，不失为探索传统建筑现代化的一次成功尝试。
粉墙是徽派建筑的典型元素，也是徽文化最有代表性的能指符号。宣城校区不少建筑大面积采用粉墙设计，与青山绿水相映，规整又不失变化，彰显地域风情又不失现代大学府的书院气息。以图书馆为例，整座建筑远观酷似一台式计算机，设计师运用隐喻的手法，揭示了整栋建筑的实际功能，赋予该建筑以现代气息。（图11）四面墙体均大面积采用“双墙”设计，主体是里层墙，按照现代墙体形式和需求设计，大面积、玻璃窗;外墙则采用传统徽派建筑设计风格，如小窗、窄缝。如此一来，不仅徽派建筑符号的“能指”即大面积“粉墙”“实”的效果和“所指”即徽风皖韵均得到传承体现，而且开窗、通风、采光、遮阳等宜居的现代建筑的实用性也得到了充分体现，里外墙之间很好地完成了从现代到传统的过渡。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设计师对传统徽派建筑元素的运用都极力避免机械复制和简单的生搬硬套，他们往往采用化繁为简、化具体为抽象的方法，追求神似而不求形似。虽然也注重传统文化符号的提取和拼贴，但是更注重借有限的“能指”形式表达更多更丰富的“所指”内涵。所有设计以人为本，最大限度地满足现代人宜居以及对美的追求。在具体运用中，推陈出新，或者传统文化符号的实用性有所削弱，装饰性、隐喻性有所强化，或者反则反之。设计师们有效的探索，为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提供了借鉴。
五、结 语
综之，徽州古村落与古建筑中的众多文化符号，不仅特色鲜明、易于辨识，而且在所有徽文化符号中，最具活力和再生性。它們的价值除了满足自然人的基本需求以外，还可以通过其中所包含的隐喻、象征和延伸意义，满足现代人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可作为消费符号，进入现代文化消费的场域中，不断产生新的价值。值得注意的是，进入文化消费领域的徽文化，在外化为符号元素的同时，必然要与不同地域、不同形态的文化进行交融和互动。一方面，徽文化通过汲取其他文化的有益成分，形成多种新的符号元素，获得持续发展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徽文化自身的元素也在与其他文化的交融中，以符号的形式被其他文化吸收，成为其他文化新的组成部分，从而不断扩大自身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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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黄胜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