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金陵神学院开办的函授科

主任干事贾玉铭牧师密切合作，继续精心编著函授教材。函授科在神学院各专家的指导和协助下，函授教材内容更加充实，体系日渐完备。由于教材较好地将对《圣经》和基督教义原理的讲解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通俗易懂，很容易被中国教徒学员所理解和接受。不过数年，其函授学员已经遍及国内各个省区，远在海外的南洋、欧美等地的侨胞加入函授科毕业的学员，亦不乏其人。

1931年9月，赛牧师不幸病故，由毕来思牧师继任函授科科长。毕牧师长期主持金陵神学院的教学工作，富有神学教学经验，对神学院的创办和跨宗派合作办学等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所编著的正统神学教材，内容丰富，讲解清晰，被函授科用作一门主要课程的函授教材。另外，在毕牧师的鼓励和大力帮助下，函授科组织人员重译的《新约圣经》也得以顺利印刷出版，并被列为函授教材使用。

函授科自创办之日起，就始终坚持其一贯的信仰基础和办学理念，正如其招生简章宣称的那样，“本校专以教授圣经，修养灵性，仿纽约圣经学校之模范，合中国现今之时局，培植有志于圣工者为宗旨”。这一理念深得各地教会领袖的信任和赞许，于是，他们纷纷主动为函授科介绍和推荐合适人选，使教会中一些有志青年，经过函授科的系统培训，成为合格的宣教、传道人才。各地教会对函授科的充分认可和鼎力支持在很大程度上为函授科提供了充足稳定的生源，有力促进了函授事业的持续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的函授科

1937年震惊中外的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开始进入全面抗战阶段，东南半壁江山相继沦陷。在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下，金陵神学院部分同人西迁至成都，设立分部，尤其是与华西协和神学院密切合作之华西分部神学士科，在整个抗战期间一直开办，成为当时大学毕业程度神学生的主要来源，在此期间，除了正式的教学体制以外，金陵开办的函授科也培养了一批可观的具有大学毕业程度的神学专业人员，成为非常时期一支不容忽视的重要办学力量。

受抗战的严重影响，在南京本校的函授科亦遭重创，不得不停办。在征得金陵神学院的同意后，函授科被指派到华西地区并逐步恢复招生及教学工作。当时金陵神学院乡村教会科主任毕范宇博士已经与同人在华西地区成功开展工作。在中国基督教的乡村建设中，金陵神学院占有重要的地位，毕范宇作为主要负责人，功不可没，他于1929年在金陵神学院成立了乡村教会科。按照毕范宇的设计，创建乡村教会科是作为神学院研究和学习的地方，以达到服务民众、改进社会的目的。在抗战期间，迁至华西地区的乡村教会科与华西协和神学院合作办学，办学规模日益扩大，在乡村民众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有力改善了当地村民的经济和文化教育水平，因此，乡村教会科凭借其较大的影响力和社会信誉，在招生宣传、师资、教学等方面给函授科都提供了大力的支持和援助，在华西地区的金陵函授科很快便恢复了日常工作。为了取得其他教会力量的支持，函授科又与华西协和神学院、成都华英书局联合办学，由上述三个机构的六位同人组建的函授科委办会，共同指导函授科工作，制定切实可行的教学管理计划，按照预定计划循序渐进，推动函授事业的发展。

由于受到战争的严重破坏，在东南各省地区，原有教会系统的印刷事业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处于瘫痪停产的状态，所以复业之际，函授科面对的最大难题就是函授教材极度匮乏，幸好得到华英书局和广学会昆明分经理处的大力协助，它们承担了大部分函授教材的印刷业务，保证了函授工作的顺利进行。当时的乡村教会科编著的教会事工实验材料内容浅显，适合自学，便于实践，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经过函授科的重新编制和适当补充后，也被纳入函授教材使用。

抗战时期，函授科鉴于各地教会的实际需要，添加了一门事工（事工是指基督教会的成员执行教会所任命的工作。其中，一部分事工是针对教会内部的会友，其他事工则是针对大众而预备的。参与事工，以基督徒的生命去帮助别人，是《圣经》中所记载的使命之一）课程，特别注重训练教会所需要的事工人员，使学员对于教会机构、信徒的职责、服务的价值与兴趣均有相当深刻的认识；所讲解的圣经知识，则多注重个人心得体会与生活经验，因此除了要求学员认真研读函授教材外，还常常鼓励他们发表个人意见，讨论在工作中遇到的种种问题。金陵函授科共正式开设六大门类课程，分别是旧约、新约、基督教要道、基督教伦理、教会历史、教会事工。每一大门类的课程包括数种不等的函授教材。

在此国难期间，函授教材自然无法按照以前的标准向每位学员发放，为了使函授教育事业能够正常顺利开展，有效提高函授教学效率，迁移至华西地区的金陵函授科根据战时的特殊情况，灵活地将以前的四年制本科学历教学体制，改为“课目制”，即以所读课程为单位的学分教学体制，学期的长短并没有特别的限制。经过书面考核，成绩合格后，学员被授予修业证书。这种灵活的函授教学体制受到了广大学员的欢迎，给教学双方均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金陵神学院自从其创办之始，就是一所跨宗派或多宗派合作办学之高等神学院，其开办的函授科很好地秉承了这一办学模式，尤其是在抗战时期极其艰难的办学环境下，成功联合了其他宗派的教会力量进行合作办学，保证了迁至华西地区的金陵函授科教育事业的持续发展。自1940年秋季，函授科开始在华西地区招生，到了第二年，便有学员70名，以后学员人数逐年增加，到了1945年底，函授科学员人数前后统计已近400名之多。

战后的函授科

随着抗战的结束，函授科于1946年迁回南京本校金陵神学院，这一时期的函授科科长为著名神学教育家朱宝惠。综合战后的社会实际需求，经函授科委办会的认真考虑，反思函授事业的办学经验，一致认为，金陵函授科是推广神学教育之必要事工，今后应该加大力度，积极推进函授教育事业，以期将来为教会机构培养更多合格的宣教、传道专业人才；但当时内地交通依然困难，仍有许多严重问题亟需解决：第一是书籍问题，因教会的印刷事业尚未恢复，函授教材奇缺，对于学员不能尽量供应。其次是物价普遍高涨，书价印费与日俱增，此种困难使函授科很难做出经济预算。在此社会历史背景下，金陵函授科委办会为了更好地推进复校以后的函授教育事业，特制定了以下措施：

一、函授科复校后，宣传、发动各地旧有学员一律继续入学，并欢迎新学员的加入；呼吁各地教会同工同学，尽量介绍有志青年加入函授科肄业。

二、战前函授科为学年制，抗战中为适应非常时期之特别环境，暂时改为学分制，此不过为一时权宜之计。复校以后，恢复学年制，学员须读毕四年的功课后才准予毕业。因此旧有学员可以按照学分的多少及成绩的优劣，重新编列，插入适当的年级，循序渐进读完四年课程，经考试及格后，一律授予正式本科毕业证书，以资鼓励。

三、复校以后，函授课程大致与战前相同，但学员必须自行购买书籍，函授科编制了一份详细的课程表，按照课程表的要求，向有关售书机构直接购书。

四、复校以后，暂时规定新旧学员每年应缴纳学费一万元，读完一个学年、考试及格者，才允许缴纳次年学费，升级续读。

五、旧有学员近年来因工作繁忙、受恶劣环境所逼迫或其它特别原故，辍学者甚多，鉴于上述情况，函授科暂且保留其学籍，以后仍可缴费续读。

正是得益于上述一系列措施的制定和实施，金陵函授科迁回南京本校后，其招生规模并没有受到影响，截止到1948年3月，在读学员人数已达360余名，生源分布全国15个不同省区，来自于25个不同宗派的教会机构，从事着60个不同类别的职业。学员的年龄结构亦非常广泛，从15岁至65岁不等；在加入函授科之前，学员学历程度均是大学和中等学历水平，其毕业院校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有的毕业于医学院校，有的毕业于师范院校，还有的肄业于私塾学校。

迁回南京后不久，金陵函授科应广大学员们的要求，开始着手编辑学员通讯录，征集各地学员的皈主经历、信仰经验、工作兴趣、服务目的以及对人生意义的探讨等有关信息，函授科计划在上述活动中给予必要的鼓励和指导，希望借此机会，彼此互相交换相关经验，彼此互相为对方祈祷，使函授科与学员、学员与学员之间，成功构建一个属灵的团契。

综上所述，金陵函授科招收的学员不受年龄、职业、教派、学历的任何限制，这种突破地域束缚、打破时空藩篱的新型开放式教育体制显示出了较强的影响力和辐射力。金陵神学院通过这种非正规教育体制为民国宗教界培养了一批宝贵的本土成长起来的高等神学专业人才。金陵函授科理应在中国近代的高等神学教育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它是中国早期远程教育史中极其宝贵的篇章之一。

1949年10月金陵神学院基督教神学教育的自然发展随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暂时中断，其函授科当然亦不例外。1952年11月1日，金陵神学院与上海圣公会中央神学院、上海浸会神学院、杭州中国神学院、无锡华北神学院、济南齐鲁神学院、漳州闽南神学院、福州协和神学院、宁波三一神学院、镇江浸会圣经学院、济南明道圣经学院联合，成立金陵协和神学院，设置专科、本科、研究生科和函授部。至此，金陵高等函授神学教育事业迎来了一个新的历史机遇，步入其历史上又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责任编辑：顾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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