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七世纪初，希拉克略统治下的拜占庭帝国控制了几乎整个地中海东岸地区，其中，犹太人是帝国境内重要的非基督教徒群体。就帝国内部而言，犹太教在东部行省仍然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是几个世纪以来基督教化过程中亟待肃清的“异教”势力；从区域外交的角度看，在拜占庭与波斯、阿拉伯的军事角逐与政治博弈过程中，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群体相继为后两者提供支持，加剧了帝国在东部边疆的统治危机。基于此，希拉克略使用了驱逐、强迫改宗等暴力方式对犹太教加以限制与迫害，以践行帝国宗教一体化的根本宗旨，同时也具有归化犹太人以消除政治威胁的现实目的。
关键词：拜占庭帝国；希拉克略；犹太政策；基督教化；政治忠诚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17.03.005
希拉克略（Heraclius，610—641年在位）时期是拜占庭帝国统治叙利亚-巴勒斯坦行省的最后历史阶段。波斯帝国和阿拉伯人的先后侵扰，使得帝国在该地的统治岌岌可危，既经历了“真十字架”流落波斯的宗教耻辱，也遭遇过屡败于穆斯林的军事惨祸，最终以边境线永久后退的历史悲剧收场。在这场边疆危机中，原本处于拜占庭帝国统治下的犹太人（以叙利亚-巴勒斯坦行省为主）却背离帝国，投靠甚至帮助波斯、阿拉伯人，引导战局加速向不利于拜占庭人的方向发展。就此，吉本曾直言不讳地指出：“犹太人……对于侯斯洛埃斯（ChosroesII，波斯王，590—628年在位）的成功有很大的贡献”；1耶路撒冷的陷落，也“要归咎于犹太人……”2由于犹太群体积极参与帝国与波斯和阿拉伯人之间的政争，导致这一时期的犹太人问题尤为突出。基于此，希拉克略改变了早期帝国相对宽容的犹太政策，驱逐、屠杀甚至强制犹太人改宗基督教，使得“拜占庭犹太人首次经历了中世纪风格——以强制洗礼为形式——的迫害”。3
犹太历史编纂传统在古代晚期至中世纪的缺失，4凸显拜占庭史作家的重要性。亚美尼亚主教塞贝奥斯（Sebeos）的《历史》、5《复活节编年史》（Chronicon Paschale，截止628年）1以及修士“忏悔者”塞奥法尼斯（Theophanes）的编年史2
是考察希拉克略统治时期拜占庭帝国犹太政策的主要史料。近现代犹太史学家对拜占庭犹太人的关注相当晚近，自撒母耳·克劳斯（Samuel Krauss）涉足该领域后，具有影响力的学者及其著作逐渐涌现。3翻检犹太通史类著作，在古代中世纪反犹史的序列中，总是能够发现希拉克略及其犹太政策的身影，甚至有学者将希拉克略的反犹法令抬高到“罗马法中首个以强制改宗为形式的律例”的地位，4视7世纪为拜占庭犹太社团最为黑暗的历史时期。5然而，对于希拉克略犹太政策形成背后的原因，多数学者语焉不详，缺乏对其政策出发点的客观考察。本文旨在借助有关史料和现有的研究成果，梳理希拉克略时期拜占庭帝国犹太政策的具体体现，并尝试从宗教、政治两个层面对其政策动机进行分析，以有助于对古代晚期至中世纪早期拜占庭帝国犹太政策的进一步探究。
一、早期拜占庭帝国的犹太人
巴尔·科赫巴起义失败开启了犹太人的大流散时代。此后，犹太人以少数民族的身份生活在罗马-拜占庭帝国境内，并逐渐向祖居地巴勒斯坦以外的地区流散。晚期罗马帝国和早期拜占庭帝国奉行相对宽容的民族政策，犹太人得以进行社团结构的重组和宗教经典的编纂。5—6世纪，拜占庭帝国废除了犹太族长制度，并通过立法活动为犹太群体设置了众多规范，推动帝国的对犹政策由相对宽容向适度限制的转变。
早期拜占庭帝国统治下的犹太人口数约为五十万，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左右，6分布在南意大利、小亚细亚以及埃及等地区。其中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口比较集中，从北部的安条克、阿勒颇，到中部的海法、拿撒勒，一直到南部的希伯伦、普伦，都有大量犹太社团存在。7基督徒修士巴萨乌玛（Barsauma）曾记载，他在5世纪中期到达巴勒斯坦时，该地区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居多，基督徒人数有限。8
公元212年，卡拉卡拉（Caracalla）颁布处理罗马公民权问题的敕令，9犹太人开始享有合法的公民地位，自哈德良时代以来，犹太人与帝国统治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因此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背教者”尤利安10（Julian）在位时期，犹太人迎来极为短暂、但最为宽容的发展时代，奉行宗教自由政策的尤利安不仅允许犹太人重新回归埃利亚·卡帕多利那（Aelia Kapitolina，即耶路撒冷），1也对后者重建犹太教公会和所罗门圣殿的行动给予支持。此后，帝国的犹太政策仍不乏宽容。阿卡迪乌斯（Arcadius）就曾在397年以自己和洪诺留（Honorius）的名义颁行多项旨在保护犹太会堂和减免其公职义务的条令。2塞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Ⅱ）的皇后尤多西亚（Eudocia）甚至允许犹太人公开前往耶路撒冷朝圣。据基督教修士巴萨乌玛记载，曾有一波加利利犹太人前往皇后尤多西亚的居住地请愿，恳请后者允许他们自由前往圣殿旧址祈祷，尤多西亚同意了这一请求，以致该年有近十万犹太人在住棚节（Feast of Tabernacle）期间聚集耶路撒冷。3
借助早期帝国的保护和相对宽容，犹太社团在经济和宗教领域都比较活跃，积累自身财富的同时也为帝国创造价值。定居城镇的犹太人主要从事纺织、印染和皮革等行业；分布在巴勒斯坦沿岸港口地区的犹太人则从事地中海东部、北非以及意大利南部之间的转手贸易，同时涉足君士坦丁堡的商业，承担首都与埃及粮仓之间大宗货品的运输和贩售。4作为帝国臣民，犹太人还通过上交人丁稅、缴纳罚款以及向皇帝进贡等方式补充帝国国库。对内，为了维持流散时期社团的正常运转，犹太人坚持教育投资，兴建会堂，延续传统文化；制作和销售符合犹太教律法规范的洁净食物（Kosher）；为律法学者提供职薪，维护族长制度和犹太教法庭的日常功能；并与巴比伦、亚历山大等其他地区的犹太社团保持频繁的经济往来。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