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至过后，“年”便如一场长途比赛的终点，慢慢地可以看到它的影子了。关于小时候过年的记忆便如那挂在终点的晃动的红绸，永远那么鲜艳。
杀年猪
记忆中的过年，是从一 阵又一阵“嗷嗷嗷”的杀年猪的嚎叫声开始的。
腊月以后，“嗷嗷嗷”的此起彼伏的嚎叫便响起在村庄。家家户户开始杀年猪了。
民谚：“养鸡为换盐，养猪为过年。”平常日子过得好不好要看鸡屁股，过年过得好不好要看猪屁股。年猪的重量决定了过年的质量。那时候家家户户都是要养几条鸡，养几头猪的。养鸡不是为了吃，而是为了下蛋，换盐；养猪不是为了卖，而是为着等过年杀。过年时杀猪不叫“杀猪”而叫“杀年猪”，就是这个意思。一条年猪，绝大部分都要烘成腊肉，过年的那几天要吃它，正月来了待客要靠它，开春以后肚子闷了解馋要靠它。没年猪杀的人家，男人没笑容，女人唉声叹气，靠从市场称点猪肉从亲戚家赊点猪肉烘十几块腊肉对付过去。
杀年猪前几天，父亲母亲便把杀年猪的日子告诉了所有的本家、亲戚、好友，请他们喝“猪血汤”。
头天晚上，母亲会比平常多舀几瓢潲倒到潲盆，让猪吃得饱一些。母亲说，不能让猪当饿死鬼。
天麻麻亮，母亲便会把我的耳朵扯起，“杀猪了！杀猪了！”。急急忙忙爬起来，打着电筒往老屋赶。父亲、大舅、小舅，还有几个本家叔叔、哥哥已经把猪赶出了圈，出了门楼往堂屋方向赶了。母亲在堂屋早就摆好一张高凳，一个放了清水的木盆。快到堂屋，父亲大吼一声，揪住一只猪耳朵，大家便揪耳朵的揪耳朵，扯尾巴的扯尾巴，抬脚的抬脚，把猪抬到堂屋，架到高凳上。父亲用棕绳把愈发“嗷嗷嗷”大叫的猪嘴巴捆住。旁边的人把杀猪刀递过来，父亲用刀背在猪喉咙上拔几根毛，对空一吹，把刀对着那猪喉咙稳稳地捅进去，直到刀柄埋没，再一抽，便有猪血喷泉般地喷进盆子。母亲用手在盆里急急地搅着。待血放尽，父亲喊一声“放”，大家把猪往后一甩，那猪挣扎一阵，便往极乐世界去了。
有一年杀猪，不知是父亲的刀法走偏还是血未放尽，那猪竟然还围堂屋走了几个圈，实在是好玩而又惊险。
接着要刮毛。刮毛就像给猪洗一次热水澡。猪这一辈子（实际上也就是一年，最多两年，有的只有半年）都在又脏又冷又湿的粪坑里滚，却没想到能在死后干干净净地洗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热水澡。刮毛前，要把猪吹得圆圆滚滚，刀好用力。先在猪脚踝割一个小口子，用一根钢筋四处通一下，然后用嘴对着口子吹，吹一阵，扎住，用捣衣棒猛捶几下，再吹，再扎，再捶，直到把猪吹得圆圆滚滚，才用绳子把口子扎住。七手八脚地把它抬到架了一根板子的木盆上，开始刮毛。水是早就烧得滚开了的，打一壶开水慢慢地烫过去，那刀便“嚓嚓嚓”地刮起来，毛和污垢应声而落，逐渐地白多黑少，那猪变成了一个白白胖胖的新娘子了。
然后是开膛、破肚。一头被刮得干干净净的猪，毛重起码在二百斤以上。要把这么一个庞然大物开膛破肚并非易事。父亲要把一架楼梯取出来，摆在地上，把猪抬起，放平。把猪的后脚用绳索栓住一根棒槌，再把棒槌反扣住楼梯，大家“一二三”“一二三”地喊，齐心协力地把梯子慢慢地举起，靠墙立住，然后从容地开膛破肚。大肠、小肠要趁热取出来，洗干净，板油、猪肝、腰子放簸箕。这猪便只剩下一具骨架子了。再用斩骨刀把猪从背脊中间破开，卸下半边放案板，然后再卸楼梯的另一半放案板。
一头年猪，除了杀猪那天剁十多斤，请亲朋好友吃猪血汤之外，其他的都要用斩骨刀慢慢地一小块一小块地开出来，放进早已洗净的几口大缸里，倒醋、白酒、生姜、鹽，搅匀，盖好，入几天味，拿出来，一块块的挂在堂屋的楼板底下，就像一排排小小的瀑布，看着就欢喜。
晾几天，水干了，这些腊肉都要再取下来，横一排竖一排地挂在火炉头，用灶火的烟气熏。过不了几天，这腊肉就会慢慢地由白到微黄，再由微黄到黝黑，最后由黝黑到苍黑，就像《水浒传》里李逵的那张脸。
那烟火熏出的腊肉，真正是香，而且解馋。来客了，不用花钱去街上买肉，取一块或割一截，炒了或蒸着吃，都很好。夹一小块腊肉，就能喝一大杯酒，宾主都喝得满脸通红，油光满面。若是“五匹马”、“八福寿”、“九长春”地再喊上几拳，那就实实在在地太尽兴了。
有些客少而节省的人家，头年的老腊肉可以接吃到来年烘的新腊肉呢。
如今过年，“嗷嗷嗷”的杀猪叫声已经少了。青壮劳力都到广东打工去了，养猪的少。过年到集市上称几斤猪肉，凑合过完年就走了。
养狗的却多，一到夜晚叫得欢。
大年三十
过年就像一部轰轰作响的列车——狂吃狂吃狂吃，四处乱走，到处狂吃，所以苦，所以累。
大年三十作为一年中最重要，也是最后的一天，更要千方百计搞点好吃的，做年夜饭便是许多家庭的核心任务。在我们家，那是母亲的核心任务，父亲的核心任务是写春联。
那时候我们村子过年时贴的春联大半都是父亲写的。
头几天晚上，父亲便拿一支铅笔，几张稿子，坐在火炉边，琢磨对联了。父亲高小文化，当过民办老师，是方圆十几里很有点名气的读书人。父亲写对联，不像别的农村写手，只知道照抄挂历本上的对联，而是根据什么季节，主家什么家境，办什么事，有什么想法琢磨出来的——这已经是写对联的较高的境界了。后来我到政府办公室搞材料，给领导写讲话稿，主任告诉我们要考虑到“此情此人此景”，和父亲琢磨对联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文化程度不高的父亲总结不出来罢了。记得我刚考上大学的那一年，内心喜欢的父亲在堂屋的屋壁写了几幅对联，其中一幅“堂小更易闻风舞，檐低更易见鹏飞”，一直被我牢牢记得。另有一幅贴在八字门楼的长联，写得很好，在村里引起了轰动，内容却不记得了。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知道排比、对仗，乃至后来到政府办公室搞材料，又走上文学道路，父亲的启蒙与影响是巨大的。
可是父亲的毛笔字却不算好。小时候的那一点童子功，被那长年累月的锄头、镰刀练坏了，基本属手写体，不过，在农村也算是好的了。父亲的另一个特点是胆子大，写什么东西，用铅笔先写出来，裁好红纸，叠好格子，拿起毛笔，一挥而就。不像我，要想好想好，比划好以后才动笔——我本身就是一个拘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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