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杨义《中国叙事学》是中国叙事学研究的第一本专著，杨义在融汇中西、贯通古今的基础上建立了完整的中国叙事学体系。本文将从三个方面：文化学之本、知识考古之脉、分析形式法则之枝来探讨杨义在建构此理论时的逻辑思维方式，即最核心的是把握中国文化与中国叙事学之间的紧密联系，将中国叙事学纳入到文化的理念之中，对叙事学相关话题进行知识考古、细微的分析，最终回溯到中国文化之中。
关键词：《中国叙事学》；叙事学；文化学；知识考古学；西方分析法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9-0029-02
叙事学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欧兴起的文学理论，它是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为原则的一门学问，80年代之后传入到中国，受到中国学者的力捧，出现大量对西方理论介绍和应用的文章与专著，形成强劲的学习西方叙事学的热潮。然而国内对中国自身的叙事学却缺乏自己的研究。西方叙事学传入到中国以来，第一本关于中国本国的叙事学的研究的专著就是杨义先生的《中国叙事学》，杨义先生之所以能应运而作, 是其身上有当代学者难以企及的优长: 一是以细读作品的渊博基础所进行的知识储备。二是1990 年代在英国访学期间,他从若干宏观的角度清理了对中国文学, 尤其是它的叙事体系的把握, 并且摸索与西方学术界进行对话。三是学术著述丰厚, 为其高屋建瓴、大处落墨, 小处发微, 建树中国叙事学原理提供了极好的学养。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杜书瀛推荐所言“杨义同志的《中国叙事学》填补了一项学术空白，第一次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与西方体系可以对峙互补的叙事学体系，因此，该书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具有重要的价值，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杨义《中国叙事学》书中建立中国叙事学理论所运用的方法独特，具有非常研究价值。
一、中国叙事学建立的根基——探寻思维与文化密码
杨义在“导言：叙事理论与文化战略”中谈论建立叙事学方法时，采用的是与西方语言学思路不同的路径，他采用的是“文化学思路”。“作为理论的探讨的一种方法论，‘还原——参照——贯通——融合’的思路，更完整的表述是‘返回中国文化的原点，参照西方现代理论，贯通古今文史，融合以期创新’四句话”。他明确提出“合理的思维方式应该是，对本民主千年间尽可能丰富的叙事文学资料和典籍，进行直接的感悟，并在以感悟所得进入更深层次的理性思维的时候，参考外来的理论加以辩证，启发自己创造性的思维。关键在于返回自己所在的圆本身，找出它的圆心，以便从圆心出发，进行既有主体、又讲求开放性的理论思考。”
杨义在建立中国叙事学时，首要采用的是文学文化学的观点，它将“叙事”放在正是中国文化的框架之中，中国叙事中一个基本原理: 对立者可以共构, 互殊者可以相通, 那么在此类对立相、或殊相的核心, 必然存在某种互相维系、互相融合的东西，或者换用一个外来语，存在着某种‘张力场’。这就是中国所谓‘致中和’的审美追求和哲学境界。内中和而外两极, 这是中国众多叙事原则的深处的潜原则。”
例如，杨义在“结构篇第一“中，谈到在中国视野中 “结构是极其哲学意味的构成，甚至可以说，极有创造性的结构是隐含着深刻的哲学的，以叙事结构呼应着‘天人之道’，乃是中国古典小说惯用的叙事谋略，是它们具有玄奥的哲理意味的秘密所在。”因此他在对文学结构的分析时，始终是将个人的体验、人间体验、生存哲学和宇宙意识加以表述的生命过程结合在一起的。如他在分析《金瓶梅》一宅二寺院重复的结构时，就将这些认为是体现着一种哲理意蕴和命运感；《三国演义》与《西游记》擅用三、五、六、七、九之类的数字连接成一个叙事结构单元。《三国演义》是“借助某些数字的宗教神秘感加强叙事的神奇色彩。也就是说，它更多滴寻找神秘数字与结构之道的深层联系”,《西游记》则是采用数字表现出追求真理和理想境界的精神模型。
在“时间篇第二”中，杨义也明确地指出“时间观念上的整体性和生命感，使中国人采取独特的时间标示的表现形态”。与时间呼应天道的思维方式，具有类乎宗教信仰的仪式感和典重感，在古老的时代已经沉积为中国人的精神原型。这种精神原型的生成，意味着中国的时间标示已经不能看做一个纯粹的数学刻度，它已经隐喻着某种关于宇宙模式的密码。因此，杨义会分析出中国人表达时间的顺序为年-月-日，而西方则是日-月-年，这是中西方时间观的差异，中国人思维是整体性的，西方是分析性的。
在视角篇中，杨义认为“视角的功能不仅可以表现独特的世界感觉，蕴涵某种人生哲学和历史哲学，而且它的执著和独到的运用，可以导致叙事文体的变异和革新。”。他分析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历史故事新编这一门，主要是通过以现代人的历史观念、哲学观念、文学观念和社会感受，重新来提供一个新的叙事视角。比如说施蛰存的小说《石秀》就是借鉴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转换视角，将《水浒传》中的“石秀杀嫂”写成了石秀因为嫉妒潘巧云与报恩寺和尚裴如海奸情，自身的性需求受压抑而变态杀嫂的故事，完全颠覆了中国传统的英雄的形象。
二、中国叙事学建立的脉落——回溯本源，知识考古
杨义在建立中国叙事学，对其进行分析时，所采用的都是回归到历史的现场，考察其文字的起源。当然他之所以要对其进行溯源，主要还是把握建立的基础——解读文化的密码，因为在杨义看来“文字创造的过程，是把对外间世界的体认，通过民族共同的心理基础转换成表意符号的过程。中国人由事物形状到意义转借的实践证得的思维方式，于此表现得非常切实。因而在中国，语义学问题隐含着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成分。”所以，杨义在建立中国叙事学理论时，首先要返回到中国叙事本身。从文字本身去探索“叙事”，得出叙事不仅字面上有讲述的意思，而且暗示了时间、空间的顺序以及故事线索的头绪，叙事学也在某种意义上是顺序学或头绪学。通过进一步的知识考古发现叙事其实作为一种文体而区别于其他的文体，并且考古出中国古代叙事文类成为范式者的是历史叙事。这一结论的得出，使得中国叙事学的研究突破了文学的领域，延伸到了历史领域。对中国叙事文类的考古，发现中国叙事文体包括历史方面，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纲目体、典志体、会要体、学案体、方志体，小说方面，志怪志人、杂史杂传、传奇话本、笔记章回，还有现代主义小说，浪漫主义小说、现代主义小说等等，戏曲方面，唐代参军戏、宋杂剧、金院本、元杂剧、南戏、明清传奇、地方戏、近代文明戏、话剧等，对这些文类的考古，让中国叙事学的建立突破了单一的文体限制而走向了多元化的道路。
在结构篇第一中，杨义也是首先对“结”、“构”两字的起源进行知识考古，发现“结构”虽然在叙事学体系中已经是名词，但是从中国词源来看，它原本是动词或具有动词性。“结构的动词性”，是中国人对结构进行认知的独特性所在，也是中国特色的叙事学贡献自己的智慧的一个重要命题。杨义认为在考察中国叙事学中的“结构”时，“既要视之为已经完成的存在，又要视之为正在完成的过程”，这一点与西方叙事学将结构仅仅看成是机械组合体是完全不同的，中国语境下的“结构”是有着生命的意义的，叙事作品在落笔时已经将自己内心“先在的心智结构”与文本的结构结合在一起，赋予文本结构以对世界、世界的意义和形式的体验。
在时间第二篇中，中国思维讲究时空合构，共同组词。杨义通过对“宇宙”、“世界”两词，提炼出中国的时空观与中国人的生命观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在意象篇第四中，中国人把意象概念与《易经》的象意之说联系在一起，而且以乾坤阴阳合德来解释意象的共构性。“意象”概念仅使用于中国的文化中与中国民族思维方式有着潜在的联系。
三、中国叙事学建立的枝叶——分析形式，探索法则
杨义在建构中国叙事学理论时，最核心的是把握中国文化与中国叙事学之间的紧密联系，将中国叙事学纳入到文化的理念之中，对叙事学相关话题进行知识考古，回溯到中国文化之中，这是一种典型文化学的思维方式。当然，杨义的理论建立方法绝对不会止步于中国视野，他也借鉴了西方的分析方法，将这种方法融会贯通，分析中国叙事学中的形式与法则，从而分析出在中国叙事逻辑起点的前提下，中国叙事过程的独特性。比如，杨义认为“中国小说以大时空总揽小时空，事态的因缘命运了如指掌，自然长于预叙；西方小说以小时空牵引大时空，事态的来龙去脉尚须交代，必然惯用倒叙”。
当然，杨义在对这些形式与法则的分析时，最终的归属需不找到中国文化的审美追求与哲学境界。他在对中国叙事的形式的分析中得出，中国叙事中一个基本原理：对立者可以共构，互殊者可以相通，那么在此累对立相、或殊相得核心，必然存在某种互相维系、互相融合的东西，或者换用一个外来语，存在着某种‘张力场’。这就是中国所谓‘致中和’的审美追求和哲学境界。”
如，在“结构篇第一”中，杨义在分析了结构的“道”与结构的“技”之后， 结构篇第一进而又分析了结构的要素：顺序、联结、对比，结构的动力学，以及就“叙事模式归纳了五个主题内容，即程式与创造、化单一结构为复合结构、结构形态远人工而近自然、从相对单调向模式多样化发展、从民族化向现代化推进。杨义先生谈到结构要素: 顺序、联结和对比时, 既承认对此可以进行形式主义的分析的, 就是说这都是叙事过程可以具体操作的, 又强调它们是“致中和”的具体体现。它们不是一种配制或组合, 而是一种意识的活力的展现， 富有动力性。
因此, 优秀之作的结构要素的任何一点, 既烙印着叙事主体的灵性体悟、思索追求, 又反映了叙事文本创造的艰辛和伟大。
在“时间篇第二”中，杨义分析了采用西方分析法，分析叙事元始、历史时间、叙事时间、时间顺序、时间幻化、时态非原生性等等。
在“视角篇第三”中，从视角引证出“聚焦”和“盲点”两个相对立的文本空间概念是一个创造, 不仅是深化视角这一叙事形式的理论生长点, 而且也是沟通虚实相生传统美学规律的对接点。
四、结语
杨义《中国叙事学》是中国叙事学研究的第一本专著，杨义在融汇中西、贯通古今的基础上建立了一整套的完整的中国叙事学体系。杨义在建构此理论时的逻辑思维方式，即最核心的是把握中国文化与中国叙事学之间的紧密联系，将中国叙事学纳入到文化的理念之中，对叙事学相关话题进行知识考古、细微的分析，最终回溯到中国文化之中，这种研究方式是在把握了中国文学与文化深义的基础上建立，对进一步研究中国叙事学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