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古来有许多精巧的折狱故事，或载在史书，或流传民间，一般人不知道他们的来历，这些故事遂容易堆在一两个人的身上。在这些侦探式的清官之中，民间的传说不知怎样选出了宋朝的包拯来做一个箭垛，把许多折狱的奇案都射在他身上。包龙图遂成了中国的歇洛克·福尔摩斯了。”
胡适所言的确是事实，包公这个人物汇集了很多的断案折狱的故事，是一个“箭垛式的人物”，但是，作为“箭垛”的包公不是一朝一日完成的，也不是一个朝代完成的，而是经历了一个世代累积的过程。正是通过世代累积的造型，包公才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
元：清廉正直 为民做主
元代杂剧中有包公戏21种，现存11种。元代包公题材之所以兴盛，有着社会的和文艺趣味的双重原因。
在元代，一方面，漢人、南人（汉人、南人之分，以宋、金疆域为断）地位低下，政治待遇不平等;另一方面，吏治非常腐败，官员大肆搜刮百姓，或者在断理官司时借机盘剥，进而导致冤案叠出。因此，百姓迫切希望有包公这样的清官为他们做主理冤。
同时，元代城市经济活跃繁荣，据马可·波罗的记载，元代的大都和苏州、杭州，都是繁华都市，市民需要通俗文艺娱乐自己，于是出现了各种文艺样式汇集的瓦舍勾栏。市民对于通俗文艺的审美趣味不同于文人士大夫，他们对于公案故事很感兴趣，所以当时说唱文学里就有“说公案”一类。新兴的元杂剧中的公案戏也适合他们的审美兴趣。
元代包公形象有自己的特点：清廉正直，为民做主。如《蝴蝶梦》《陈州粜米》等作品中的包公，都同情弱者，站在下层社会老百姓一边，与权豪势要乃至显贵重臣做斗争，并富有斗争经验和断案智慧。
关汉卿的杂剧《鲁斋郎》写了一个包公处斩鲁斋郎的故事。剧中的鲁斋郎是位权豪势要，虽无官职，却“嫌官小不做”，因为有皇帝可依恃，恶行累累，却无人能制服。他先是抢夺了银匠李四的妻子，后又看上郑州六案都孔目（宋时管理簿籍的官吏）张珪貌美的妻子，将她强行占有，并把玩腻的李四妻子赏给了张珪，害得李、张两家妻离子散。包公虽然“官封龙图阁待制，正授开封府尹”，却不能直接将鲁斋郎斩于市曹，只好运用智巧，把“鲁斋郎”的名字减去笔画，写成“鱼齐即”，模糊上奏皇帝，获判“斩”字。将鲁斋郎斩首之后，包公又添上笔画，写成“鲁斋郎”上奏，皇帝也只好无奈地认同了鲁斋郎被斩首的事实。
李潜夫的杂剧《灰栏记》中，包公从人情物理推断出争夺儿子的真假母亲，更具有东方智慧的意义。在《盆儿鬼》《神奴儿大闹开封府》等作品中，包公已具有“日断阳，夜断阴”的本领。这些作品虽然不乏迷信色彩，但却是生产力不够发达、侦破疑难案件的水平比较低的条件下的必然想象，包公被神化的过程蕴含着老百姓的理想和期望。
明：富民间智慧 故事大繁荣
明代的包公故事比元代的更为丰富。现存的作品有成化说唱词话中的八种包公故事刊本，短篇小说集《百家公案》《龙图公案》，中篇小说《五鼠闹东京》等。明代的包公戏共10种，现存6种，另有留存一出的《包公坐水牢》。
明代是包公故事大繁荣的阶段，民间艺人编撰了大量新的包公故事，流传至今的“狸猫换太子”“包公铡陈世美”“包公的身世”等故事都在明代就已经出现。其流传的特点有三：一是走向市井和民间。如果说元代的包公戏出自专业的杂剧作家，尚有文人色彩，那么明代的包公故事绝大部分出自民间艺人和出版商之手，表现出鲜明的民间色彩。二是传播形式多样化。在元代，包公故事只是元杂剧的题材;到了明代，戏曲、小说、说唱文学里都有包公题材的作品。三是新编故事大量出现。例如，在元杂剧里，包公的身世故事很简单，到明代就有了极大的丰富。有的故事如“五鼠闹东京”在清代则被吸收到《包公案》（即《三侠五义》）中。
明代包公形象也有了新的特点，身世更加传奇化和神化。如说唱词话《包待制出身源流》中记述，包公出生时相貌非常丑陋，致使父母把他丢弃，幸赖长嫂将他捡回并抚养成人，又请先生教他读书。他参加科举考试后，因为惧怕父母责怪，赶快回家割麦子，却不知道自己已经考中。被任命为定远县知县，公差来迎接他上任时，他还在田里割麦子。他不仅能“日断阳，夜断阴”，而且有了“桃木棒”“桃木枷”，专用于断理阴间的案子。
明代包公斗争对手地位更高，斗争精神更坚决。他的对手不再像元杂剧里的权豪势要，而是如曹国舅、温丞相、赵王之类的皇亲国戚、达官显贵。另一方面，他也因为断出皇太后的冤案，从而有了李太后的扶持。其断案方式更加富有民间色彩的智慧，包公真正成为“东方的歇洛克·福尔摩斯”。如《龙图公案》中的《三娘子》的故事，被现代法学研究者引为犯罪心理学的例证。赵信与周义是生意合伙人，两人相约往京城买布，定下了艄公张潮的船只。次日一早，赵信先到渡口，张潮见他带有银两，遂将他谋害致死，又假装在船中熟睡。周义到船，久候赵信，不见到来，乃命张潮前去喊叫。张潮至赵家门口连叫数声“三娘子”，自然再不见赵信踪影。周义谨慎，到县衙报案，谁知被知县指为与赵信妻子通奸谋害赵信的凶手。幸遇包公巡行至此，从“敲门便叫三娘子，定知房内已无夫”的心理破绽，抓住了差点漏网的真凶张潮，使这桩冤案终得辨明。
清：篇幅宏大 侠义庄重
清代的包公故事仍然在不断丰富，但也呈现出比较复杂的情形。这一时期文人作家创作的包公戏有《正昭阳》《双钉案》等，小说则有《三侠五义》《万花楼演义》等，至于京剧和地方戏中的包公戏则更多。
清代流传的包公故事篇幅更加宏大，如《三侠五义》为长篇小说。这部小说本来是道光年间说书艺人石玉昆说《包公案》，当时有文人将他说的内容笔录下来，改名为《龙图耳录》，再后来书名又改为《三侠五义》，成为一部非常有影响的长篇小说，内容上更加丰富庞杂。如《三侠五义》在清官故事中糅入了侠客义士的故事，《万花楼演义》中糅入了狄青的故事，它们都不像明代的包公故事那样单纯。随着地方戏的兴起，包公故事成为各个地方戏剧中的题材，由于地方戏遍及各地，包公故事也随之得到更为广泛的流传。
清代包公形象同样呈现了新的时代特点。包公是清官与侠客义士的结合，这充分体现在《三侠五义》中;还是忠奸斗争中的忠臣，这在《三侠五义》《万花楼演义》中都有描写。包公的性格不再像元、明两代的故事中那样很有“人情味”和民间智慧，而变得非常沉稳庄重。
总之，包公故事经历了由简单到丰富的发展过程，如胡适所说的“箭垛”和“滚雪球”。包公形象也经历了从简单到丰富的发展过程，同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形象内涵各有不同。包公故事的丰富和发展主要是通俗文艺家的功劳，包公形象的造型是在民间完成的。
朱万曙，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