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后期，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使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联系日益密切。社会力量的相互渗透不断加深，种种事关整个人类命运的全球性问题进一步凸显，一些政治家和国际关系学者就此提出“全球治理”的设想。全球治理包括超国家、国家和次国家三个层次。在第一个层次上的全球公民社会中，国际妇女运动是一支活跃的力量。
关键词：全球经济治理 社会性别 新自由主义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3）06-0036-42
20世纪后期，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使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联系日益密切，社会力量的相互渗透不断加深，种种事关整个人类命运的全球性问题进一步凸显，一些政治家和国际关系学者就此提出“全球治理”的设想。詹姆斯·罗西瑙认为，全球治理就是一套没有公共权威的管理人类活动的行之有效的机制。全球治理委员会在1995年的报告中把它定义为：“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政治制度安排。”
全球治理包括超国家、国家和次国家三个层次。在第一个层次上的全球公民社会中，国际妇女运动是一支活跃的力量。多年来，众多妇女非政府组织和女性主义活动家在对社会性别平等的锲而不舍的追求中，想方设法争取将该议题纳入同属一个层次但更具有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的议事日程，并经由它们向其各成员国施加影响，以使有关妇女权利和男女平等的原则明文反映在全球治理的各项决策中；或通过对后者所产生的社会性别效应的考察、分析和评估，确保其充分顾及由社会文化环境造成的两性不同处境，满足妇女因长期遭受有形无形的歧视和压迫而产生的特殊需求，令男女同等地从中受益。
全球化以经济为基点，且两大性别群体在其中的状况直接关系到双方各自的整体命运。因此，使社会性别意识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得到足够体现是国际妇女运动着力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
自20世纪90年代起，随着冷战的结束，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全球化中广为盛行。该理论兴起的背景是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爆发的战后两次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此时以提倡政府运用各种社会经济政策对市场进行调节、消除或缓解其运行中出现的矛盾著称，曾引领欧美各国经历了战后长达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凯恩斯主义对比显得无能为力。有鉴于此，新自由主义者将市场视为社会生活的核心及进行资源配置和财富分配的最佳方式，主张自由竞争，认为由此产生的所有结果都是合理的。他们反对国家对经济的任何干预和缩小贫富差距，并把后者看作经济发展的动力。在体现上述思想的各项政策在发达国家的实施取得一定成效的背景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FM）、世界银行等国际多边机构不顾它们尚且存在的矛盾及由此造成的收入和财富向富裕阶层转移、社会结构两极分化和泡沫经济的出现等不足，急于将之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这些国际组织为发展中国家制订了各种结构调整方案，要求它们实行国有资产的私有化，放开物价，允许资本自由进出，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贸易自由化。这虽然有助于相关国家物质财富的增加，但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经济上过分依赖外资，社会投资因缺乏有效的公共政策被大量削减，贫富分化不断加深，民众的生活水平迅速下降等。
从社会性别的角度看，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全球化通过促进资本、贸易、信息等在世界各地的广泛流动和产业结构的跨国重组，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女性就业率的提高，使她们在从事职业活动和接受教育方面拥有了更多的机会和选择。据世界劳工组织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发布的报告，全球妇女的就业率当时处于历史的最高点。她们在劳动大军中的比例超过40%，且拥有28%的行政职位，从事科学家、工程师、医生、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等传统的男性职业的女性人数增加。但与此同时，许多妇女，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妇女体验到的并不是平等、自由和解放，而是难以进入经济生活的主流。
首先，女性就业率上升是家庭和国家面临巨大生存压力的结果。由于国家对教育、卫生、食品和住房补贴等公共事业的投人大幅减少，向来被定位于家中、以向其成员提供日常生活服务和情感关怀为己任的女性也必须为减轻由此增加的家庭经济负担作出尽可能多的贡献。而在男子为寻觅报酬更高的就业岗位而长期离家不归、乃至与之失去联系或因经济形势恶化而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的情况下，及在以母亲为户主的单亲家庭中，维持全家生存的重负更需由女性独自承担。众多发展中国家负债累累，缺乏财政收入来源，也使其政府把妇女的收入作为税收的对象。但新自由主义将物质财富的增长凌驾于包括后代的生育繁衍、劳动力的恢复，以及如儿童养护、家务、自给农业、维护社区组织的劳动等与表现人的爱心、社会化、满足其基本生活需要等相关实践在内的社会再生产（social reproduction）之上的经济增长观；凌驾于将人看作一心谋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个体而不顾他（她）同样是群体之一员的哲学假设维系着对两性在社会生活中位置的基本设定。新自由主义所展示的以比较和对照的眼光看待世间万物，使对某一物的弘扬基于对另一物的贬斥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将男女分别同养家和持家联系在一起。女性因在下一代的生育养育中负有更加直接的责任，而不被看成可与男子并驾齐驱的经济发展的积极参与者和有力推动者，充其量只是家庭收入的补充来源，从而得不到公平的对待。在农村，女性很少掌握土地所有权，也难以获得其他生产要素。城市妇女从事的工作多与她们在家庭中履行的职能相关。或被认为合乎其温柔、善良、顺从等秉性，如她们常常集中在低端服务业、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加工业；或担任文秘、护士、保育员等。这些行业和职位在社会上缺乏声望，技术含量也不高。大批被迫进入“娱乐业”的女性的状况更是不言而喻。另外，女性的工作与男性相比，不仅收入微薄，通常也不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而这一问题又由于她们的大量非正规就业而加剧。在女性四处寻觅从业机会或通过打工挣取收入之际，男性往往拒绝分担传统上被划归前者，因而在其看来不登大雅之堂的家务劳动，以维护自己作为一家之主的尊严，哪怕因失业或半失业闲赋在家。为缓解由此产生的双重压力，女性通常会选择在家上班、非全日制工作等灵活的就业形式，但也因此无法得到标准劳工立法的保护。
其次，劳动妇女遭受的社会性别歧视往往与国际国内资本对之的剥削交织一起，她们的处境由此备加艰难，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大批年轻女性作为较男性“价廉物美”的劳动力，被跨国公司整合到其全球生产链的末端。一方面，在恶劣的劳动条件下，她们的工作时间常远远超过8个小时，其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损害；另一方面，基于全球市场上的激烈竞争和各地竞相吸引外资的大环境，女工因担心工厂倒闭或被迁往别处使自己失去饭碗，很少向厂方提出要求，或提出后也得不到来自政府的支持。投资和贸易自由化带来的外国资本和商品的大量涌入，令由女性主要从事的商业、食品加工和手工业等方面的小本经营屡遭冲击。受教育程度有限、技能单一和年龄的增长使她们不易重觅谋生之道，从而陷入窘境。
总而言之，虽然新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全球化使女性中的一部分人得以凭借个人奋斗步入社会精英的行列，但这是妇女运动奋力争取进入向来由男性垄断的高薪职业的权利被资本用于为其盈利服务的结果。两性经济地位的总体差距没有出现实质性的缩小，有时反而有所扩大，女性群体内部的分化也日趋明显。这阻碍她们在政治上伸张自己的权利，整个社会生活以男性为中心的结构更无法被有效地撼动。为改变全球化的社会代价主要由女性承受的局面，妇女非政府组织和女性主义者积极致力于增强相关国际多边机构决策层的社会性别意识，以期使男女平等作为一项准则，在它们为治理全球经济而推出的各项政策中得到明确的规定并加以落实。
二
鉴于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根深蒂固，增强国际多边机构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社会性别意识的过程无法一蹴而就。它意味着国际妇女运动需要制定和实施各种战略，将之逐步向前推进，直至男女平等的完全实现。
女性主义者采取的具体做法主要有：
1，对社会性别与宏观经济决策之间相关知识的研讨与推广。
女性主义者断然拒绝国际金融机构和世界贸易组织（WTO）推行的新自由主义宏观经济政策及其“此处别无选择”的说辞，认为它们反映的是充斥于主流经济学的男性中心主义偏见。为推出确保社会性别公正的宏观经济决策方式，妇女活动家会同女性主义经济学家就社会性别与宏观经济政策的相互关系展开研讨。1994年，一批刻意与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拉开距离、自称为异端的女性主义经济学家建立了一个名为“社会性别、宏观经济学与国际经济学国际工作组”（GEM-IWG）的网络，其目标兼有学术和政治双重属性。一方面，它的成员通过寻求发展具有社会性别意识的宏观经济模式和理论，在经济学内部挑战其主流学说；另一方面，它在全球范围内传播自己的政策构想，以将其成员的理论建树转化为政治行动。该网络因此制订了“关于社会性别、宏观经济学与国际经济学的知识网络化纲要”，开展以在学界和银行、财政部等政府机构以及在非政府组织和政府间组织工作的经济学家为对象的能力建设，也向世界各地未曾接受过经济学专业训练的妇女活动家传授相关知识。通过帮助她们将自己的想法建立在扎实的学术功底基础上，从而得以精确地指明问题之所在，运用正确的专业术语，确切地表达自己的诉求，使之难以为国际组织内部的决策者和官员所忽视。GEM-IWG对促进女性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功不可没，从而在国际妇女运动中享有一定的声望。有些女性主义活动家和学者则努力反思、改写、重新解释和建构全球经济治理中既有的各种规范和政策，要求改变它们对物的生产和经济效益的片面强调，使传统上主要由女性在市场以外的家庭等社会场所中从事的无酬劳动被认定为正式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
2，开展自下而上的公关行动。
为使女性主义学者的研究成果为更多的人所了解和采纳，妇女活动家在UN、WTO等国际多边机构的各种旨在协调政策的会议召开期间，广泛接触各与会代表团及其拥有决策权的领导人物，阐述自己的见解，为她们对社会性别平等的关注能够表现在协商过程和最后的协议中而据理力争。例如，2002年举行的联合国发展筹资会议为国家元首、内阁部长、WB、IMF、WTO等国际组织和私营商业、公民社会的代表等众多利益相关者搭建了“平台”，供他们共同商讨包括“体系问题”在内的为发展提供资金的途径，即货币、财政和贸易体系对于发展的作用。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享有谘商地位的妇女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及时抓住这一不可多得的机遇，同通常难以接触的各国际组织的代表展开直接对话，使女性主义经济学家提出的编制社会性别预算的设想得以载人被称为“蒙特雷共识”的最终文件。而在WTO对享有谘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严加筛选的情形下，IGTN采取“内外联动”的活动方式，即受托进人国际组织内部开展工作的女性主义者与在其外部以组织抗议等形式动员公众的妇女活动家共享信息，协调步骤。
3，推动社会性别意识在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决策中的主流化，促使它们在各项政策和纲领中切实展现对男女平等的重视。
其中，社会性别预算的编制成为一项政策工具可堪称其中成功的一例。它要求上述行为体的预算乃至其财政政策充分考虑促进社会性别平等的需要，保障与之有关的所有承诺都配备有助于其实现的适当资源。联合国属下的妇女发展基金会等机构也对此广泛加以宣传，许多寻求推进确保社会性别公正的宏观经济政策项目通过提供基金和相关知识对发展中国家提出和支持编制社会性别预算倡议的情况表示关切。
三
女性主义者为增强从事全球经济治理的国际组织决策层的社会性别意识，使相关议题在前者的议程中占据一席之地而尽心竭力，也得到一定的回应。IGTN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北美等地设立分支机构，并向中东、中亚等区域拓展。它不仅集中研究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对正在进行的贸易谈判作出自己的反应，以减少由WTO主导的贸易自由化对女性产生的负面作用；而且通过其区域组织与各国和各地区主管贸易的官员、活跃于贸易和发展领域的非政府组织、女性主义组织建立联系，同WTO和联合国贸发会议（UNSTAD）等组织和机构当面互动，参与各种全球性的社会运动在世界社会论坛、欧盟峰会、拉美峰会、UNSTAD举行期间开展的活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IGTN同一些妇女团体合作，促进女性参与全球公民社会围绕二十国集团（G20）就此召开的会议和联合国有关活动所作的部署。由于该组织同主要投身于以联合国为中心发起的各项活动的女性NGO关系密切，加之它把对社会性别问题处理的关注集中在联合国系统内，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会（UNIFEM）、UNSTAD等机构率先倡导把注意力正式聚焦于女性在新的贸易日程中不断提升的重要性。UNIFEM在东南亚开展一系列项目的研究，UNSTAD出版了第一套社会性别与贸易案例研究概要丛书中的一册。作为联合国社会性别平等机构网络内网络社会性别与贸易特别工作组的指南，联合国粮农组织、开发计划署也对探讨贸易政策中的社会性别问题表示支持。
世界贸易组织于2003年召开的一次公开专题研讨会是IGNT的工作取得重大进展的一个标志。时任该组织总干事的素帕猜·帕尼帕迪在全体会议上作了有关“作为可持续发展中的经济活动家的妇女”的主旨发言，这是WTO高级官员首次以出席此类会议并以发表评论的方式承认女性对全球贸易和经济发展的贡献。一些国家派驻其中的女大使也开始为在男女平等方面取得突破而扮演更积极的角色，有的贸易协定列入了涉及女性和社会性别的条款。然而，就总体而言，妇女活动家付出的大量心血并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联合国发展筹资会议没有使社会性别意识贯穿于其所有关键领域，尤其是货币、财政和贸易三大体系。“蒙特雷共识”只是敦促加强联合国系统与所有其他财政、贸易和发展机构的协调，以支持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增长、减贫和可持续发展，而没有提及要以有益于社会性别平等的方式对之加以推进；关于确保社会性别公正的全球治理，特别是编制社会性别预算的想法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家层面上都没有被完全接受。许多国家颁布的一整套以解决需求方面的问题为目的的经济政策，主要针对汽车、建筑等以男性为主的行业，但由此造成的社会公共服务开支遭大量缩减的后果却令女性成为其主要受害者。为此，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社会性别预算强调维持传统社会性别分工对于保障包括人的身心健康及社会福祉的经济发展的重要性，采取一些社会补偿措施以示对女性在家中从事的无偿劳动的支持和尊重。同时，通过把社会政策用作对于经济政策的补充，表明解决作为一个社会问题的社会性别问题在以人的发展为其自身目的之一的经济发展中的意义。世界银行的社会性别预算则突出女性作为健康的、受过良好教育和赚取收入的母亲在未来劳动力成长中的关键作用，主张加强和改善基础设施建设，以减少女性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使之可被用于其它活动。
在这里，社会性别问题作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需要服从经济增长的逻辑，女性主义者谋求社会性别公正的初衷为其它目标所同化。而上述两种社会性别预算方案都未曾触动正统经济学在经济与社会问题之间划定的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以及前者在与后者的关系中所处的居高凌下的位置，因此无从消除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所造成的男主女从的社会性别盲点。一些主要由白人中产阶级男性组成、其成员包括国家官员、独立调节机构和金融业代表、经济学家等在内的技术官僚网络，依靠控制专业知识及其传播路径，阻断它与“异端”思想的接触引领全球财经治理。它们严格限制不符合其心目中全职养家活口者的标准、也有欠理性的女性对后者的参与，以谨防自己借助数学公式推导而来的，与历史、文化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严重脱节的经济学知识遭到渗透和侵蚀。IMF在其成立67年后的2011年方有一名女性一一法国前财政部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担任其总裁和执行董事局主席；而在其24名执行董事中，女性比例仅为4，5%。G20三个工作小组的领导人则均为男性。在负责强化正确调控、提高透明度的第一小组中，女性占其29名成员的7%；在负责加强国际合作和促进健全财经市场的第二工作组中，女性占其27名成员的4%；负责IMF改革的第三小组的27名成员中无一名女性。一些国际多边经济组织从事的社会性别与宏观经济间关系的研讨仅限于在负责社会性别事务的部门内展开，与主要从事经济研究与分析的部门缺乏联系，也说明它们尚未将社会性别意识融入自己的总体目标和政策、纲领之中。
追根溯源，不能不看到新自由主义对全球化进程中的既得利益者产生的深刻影响。第一，虽然参与全球治理的国际关系行为体多种多样，但国家始终在其中发挥着最为重要的作用。尽管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引人瞩目，但全球经济治理中的重大事务由发达国家决定的局面并未有所改观。国际多边经济组织的建立及其作出的决策反映的也都是它们的诉求。在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中受益匪浅的情形下，它们绝不会轻易改弦更张，尤其是为了被判定应以家庭为归宿、充当男子附庸的妇女，更惶论为了生活在国际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女性。而新自由主义对赢利的片面追逐及其以人的个体性为本位，无视其群体性的文化底蕴会导致其所理解的社会性别平等一味停留在按照经济（男）人（economic man）的模式打造女经济人（economic woman）的表面。而无以从破除物质财富的生产与人的社会再生产、市场效益与社会效应、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等等级制二元对立，和由此产生的男性外出挣钱、女性料理家务的社会性别分工和男性特质，及与女性特质的划分等深层次人手，因此，这在根本上使两性在包括经济在内的社会生活各领域难以成为具有同等尊严和价值，权利共享、责任共担的平等伙伴。
第二，全球公民社会中的不少女性NGO由西方白人中产阶级妇女创建，她们是新自由主义的受益者，所以在思考全球经济治理中的社会性别问题时很难越出它的框架。她们将主流国际金融机构倡导的通过小额贷款获得收益看成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的重要实践，而它实则是把这副涉及整个社会的重担交付给女性个人。一方面，由于没有改变传统的社会性别分工，加之小额贷款追求的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和还款压力，她们不得不寻找所有能挣得收入的方法埋头苦干，劳动负担明显增加，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了所应得到的收获。另一方面，政府在扶贫中理应担负的责任被回避，国有财产的私有化、公共投资的大幅缩减、贫富差距的日趋加大等新自由主义政策及其后果亦很少受到质疑。一些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NGO以及她们本人已于无形之中蜕变为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工具。而有的女性主义者为了使自己的意见能更多地为主流社会听取和接受，也有意将自己的思想限制在新自由主义的范式内。况且不少女性NGO经济上依赖发达国家各种慈善机构的赞助，它们的活动难免受制于后者自身的动机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作为实际出资者的垄断集团、跨国公司等正是新自由主义坚定的拥护者和热情的宣传者。如前所述，新自由主义可以激励和引导女性中的小部分人依靠与雇主讨价还价，将传统上由她们承担的家庭责任托付给其他妇女，通过个人的努力走向成功；但却无法改变她们作为一个整体被打入另册的命运。
综上所述，不对建立在个体本位文化基础上的新自由主义进行认真的反思，增强全球经济治理决策层的社会性别意识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愿望，男女平等更难以由理想转化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