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土崩瓦解。
然而，作为明清两代皇宫的紫禁城，似乎并未太多为涌动的革命风潮撼动——按照清室优待条件，年仅六岁却已做了三年皇帝的溥仪退位后，尊号保留不废，仍居紫禁城后半部（乾清门以里，包括乾清宫、坤宁宫、御花园等），享君主之礼。民国总统府则设于中南海，与紫禁城比邻而居。
新旧政权“和平共处”，让溥仪的英文老师、英国人庄士敦惊讶不已，他在之后的回忆录中写道：“在北京的中心有两个相邻的宫殿：一个仍保持着紫禁城的荣耀，但住着一个有名无实的君主；另一个则是共和国首席执政官发号施令的中南海。在中南海，坐在总统宝座上的人是没有帝号的皇帝；在紫禁城，坐在皇帝宝座上的人空有一个帝号而已。统治着中国广袤国土的人被称为总统，权力不逾宫墙一寸的人被叫做皇帝。”庄士敦感慨，如此反常的情况在其他国家不会超过一周，但在中国，却持续了十三年。
在这十三年间，溥仪在紫禁城里接受身边清朝遗老的跪拜称臣，接受走马上任的民国总统的请安问好；在这十三年间，他在紫禁城按照清帝礼仪大婚，迎“皇后”婉容、接“妃”文绣入宫。
然而，溥仪并非只做了这些“风光”大事。渐渐成年的他很清楚，自己已不是紫禁城主人，他要为今后的生活谋划，于是，大量宫廷字画珍宝进入这位逊帝视野。
打开一幅古代书画，把“宣统御览之宝”印章匆忙盖在上面，成了十几岁的溥仪，百无聊赖的“退休生活”中唯一忙碌的工作。然后，这批清宫旧藏便以“赏赐”名义，经其弟溥杰等人偷运到宫外。对这位末代皇帝而言，盗取皇宫财宝成了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据悉，自1922年到1923年，以“赏赐”其弟溥杰名义，溥仪将书画手卷1285件、册页68件移出紫禁城，其中就有著名的《清明上河图》。
虽有长期谋划，但溥仪或许仍未想到，自己在1924年11月被真正驱逐出紫禁城时会那样仓皇落魄，更不会想到，他从紫禁城盗出的包括《清明上河图》在内的1200余件书画文物会历尽世间坎坷，辗转流传，甚至一度销声匿迹去向不明。
《清明上河图》重回公众视线是在1950年。当年，新中国东北局文化部开始着手整理解放战争后留下的文化遗产，书画鉴定专家杨仁恺发现了一卷古画，他将这幅画卷的照片发表于《国宝沉浮录》，立即引起国内外专家学者高度关注。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将这幅画卷调往北京，经进一步鉴定，确认这就是千百年来闻名遐迩的《清明上河图》。此后，遗失多年的稀世国宝回到紫禁城。
只是，那时的古老皇宫早已有了新身份——故宫博物院。
1925年10月10日，在3000多名社会名流的见证下，紫禁城城门上挂起了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李煜瀛书写的“故宫博物院”匾额，历经五百年兴衰荣辱，帝王宫殿的大门终于向公众敞开。
从1925年到2015年，故宫博物院走过九十个春秋。
九十年间，建立在明清两朝皇宫基础上的故宫，在公众心中恢宏、肃穆、庄重。但作为博物馆，故宫却一度身份尴尬：众多游客怀揣“宫廷梦”到此一游，他们大多沿昔日紫禁城中轴线一路前行，在重重宫阙中幻想皇族生活点滴细节，验证正史与秘闻。更多被看作“公园”与“景点”的故宫因此成了世界上唯一一座年接待观众数量超过一千万的博物馆，常年熙熙攘攘，不堪重负。然而，故宫超过180万件的珍贵馆藏却被公众有意无意忽略了。
有目共睹，近些年，故宫博物院正在努力摆脱这种尴尬。2012年，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调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此后他多次表示，他的愿望是能够将故宫建成世界一流的博物馆，而不再仅仅是游客眼中的旅游景区，真正从“故宫”走向“故宫博物院”。
展览，成了故宫博物院的着力点之一。目前故宫博物院内的展览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原状陈列。前三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后三宫（乾清宫、交泰殿和坤宁宫）以及西六宫等处，反映着前朝、后寝的原状；第二类是常设展览。出名的有珍宝馆（宁寿宫区）、钟表馆（奉先殿）、书画馆（武英殿）等等，分门别类地进行陈列；第三类是专题展览，如“明永乐宣德文物展”“故宫文物南迁史料展”“兰亭特展”等等。
201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将迎来90岁生日。展览显然又成了重头大戏。年初时单霁翔就表示，不会举行任何庆典纪念仪式，代之以设计精美、内容丰富的十八项专题展览贯穿全年，众多难得一见的重量级珍贵文物将纷纷亮相。
9月8日正式对外开放的“石渠宝笈特展”便是十八项展览之一，最受关注的莫过于那幅曾被溥仪带出宫的《清明上河图》。故宫博物院建院80年之时，全长528厘米的它曾全卷陈列，时隔十载，重又被完整铺开，很多观众几乎趴在展柜上，一厘米一厘米观看。
然而在观众视线之外，他们或许并不知道，有太多“故宫故事”围绕这幅古画发生——自1950年回到故宫，《清明上河图》在这里“新生”、“休养”、“重出江湖”，其背后是众多“故宫人”，如齿轮般咬合工作的结果。
《清明上河图》的命运，也如同一条线索，串联出故宫博物院这个庞大、神秘且一度封闭的文博单位，在努力跻身世界一流博物馆、跻身现代文明语境下的公共文化机构时，全院上下37个部门在制度建设、功能定位等诸多方面，所迈出的或摇摆或坚定的每一步。
老手艺遭遇新科技
1973年的一天，对辗转回到故宫博物院的《清明上河图》而言，可谓“新生”之日。它被送到了故宫文物修复厂（现文保科技部前身）装裱室，年近六十岁、素有装裱界“梅兰芳”之称的杨文彬坐在案台前，个子瘦高的他弓着背，戴着眼镜，一言不发仔细审视着这幅名画。杨文彬被“钦定”为《清明上河图》修复者，站在他身后的是弟子张金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