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镇之，中国著名的新闻学者，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外国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会长，主要从事新闻传播史、新闻传播理论研究。1982至1985年、1994至2004年在北京广播学院任教，1988至1994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研究。曾赴加拿大、美国、韩国、德国、新加坡做访问学者。其代表作有：《中国电视史》、《北美传播研究》、《传播论稿》、《中外广播电视史》（教材）等。译著有：《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传媒的历史与分析：大众媒介在加拿大》等。
编者按：约访郭镇之教授是一直以来的心愿，这位默默耕耘于清华园的知名学者有着一连串值得称道的求学履历：1979年，她是新中国第一位专治中国广播史的研究生；1985年，她成为新中国最初的新闻学博士生之一，1988年，完成了首部研究中国电视史的博士论文——《中国电视史稿》，从而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新闻学的女博士……而在诸多“第一”光环的笼罩下，已是蔚然大家的郭镇之却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温煦与亲和。在一下午的畅谈中，女先生始终坦诚相待，真应了明代李贽的那句，“有问乃答，不问即默，安闲自在，从容应答”。
——本栏责任编辑王文娟
一、选择与被选择的学术人生
郭镇之的学术之路有着很鲜明的时代特征，这也印证了早期中国新闻学在教学与研究道路上的崎岖探索。
“1966年我初中毕业，因为文化大革命，我没有上高中。中间有八年的时间上山下乡，在国营农场工作，1977年调到云南人民出版社做干事。文革当中工农兵学员有个25岁的年龄限制，我以为这辈子没有机会读大学了。可77年突然一下子高考来了，年龄限制被冲破了。我上大学的时候已经27岁，在班上女生中年龄最大。”
和那个年代的很多有志青年一样，郭镇之的命运在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之后改变了，在谈及这一段过往的时候，她平静的叙述中难掩感恩之情：“我是很想上大学的，所以一旦真正能够读大学，就觉得真是幸运，非常地珍惜这个机会”。在其日后人生一次次的选择与被选择之间，郭镇之开始一点一滴地融入到那个百业待兴的学术时代。
在关于如何走上新闻学之路的问题上，郭镇之坦言，读新闻系并不是有意选择的。当年还在云南人民出版社工作的她无意间看到《云南日报》上登出北京广播学院编采专业的招生目录，一心想选一个与编辑工作接近专业的她虽然最终如愿考取了广播学院，但直到进校之后才被告知已成为一位光荣的“新闻战士”。郭镇之说，“我对新闻不是特别懂。应该说当时对新闻也没有什么感觉，但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人也不会自我设计，基本上就是‘干一行爱一行，学一行钻一行’，这也是那个时代对我们的要求。所以，虽然一开头我对新闻没有什么认识，但是一旦进入之后，就很认真努力地学习。”
郭镇之继续聊到，“我的情况是非常特殊的，我本科没有读完，只读了一年半。因为79年的时候有一个政策，可以选拔一些在校的优秀本科生提前攻读研究生，这个政策只实行了一年。我在赵玉明老师的推荐下继续在北京广播学院读了三年研究生，所以我没有本科学历，没有学士学位证。但是，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广播学院还没有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所以我虽然读书在广院，但最后拿到的是人大的硕士学位。所以说，我们当时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阶段。”
的确如此，“文革”十年中，中国的新闻学研究几乎停滞，直到1977年全国高等学校恢复统一招生制度，新闻教育与新闻科研机构才在社会大环境和新闻传播事业的元气恢复中逐渐步入正轨。但毕竟山河重整、百废待举，郭镇之所经历的这段求学之路也恰是那一段过渡时期的真实写照，历史背景与个人际遇的紧密关联就这样集中体现在了这位女学者的身上。但所幸的是，她其后的学术生涯又再一次地映证了共和国老一代新闻学人在学科建设与学术追求上的不懈努力，而她对自身经历的娓娓道来，又向我们展现了一个新时代的盎然生机。1984年1月16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达第二批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名单，新闻学首次被列为博士学位授予专业，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和复旦大学新闻系分别获得授予权，并从1985年开始招生，首批博士生导师为甘惜分、方汉奇和王中。博士生培养的开始，标志着中国新闻学的日趋成熟，而郭镇之也正是在这一年秋季成为了新中国最早的一批新闻学博士生，并最终于1988年完成了那篇堪称研究中国电视史经典之作的博士论文。
郭镇之说，“八几年的时候，大家都在‘下海’，人家说博士又不挣钱，为什么要读博士生？但我自己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因为我就是喜欢读书，没有过犹豫，只不过过去没有机会，现在有机会读博士了，我当然会去读，就是这样。”
郭镇之的初衷纯粹而真挚，她几次提到自己对于机会的珍惜和对于读书的向往，但是在时代的变迁与命运的眷顾前，她又表现出了一种耐人寻味的淡定和从容。“那个时候只要好好读书，好好做、好好学，只要优秀，就会被选中，基本上就是被推着走。我当时功课应该说很好，在很多情况下都是被选中的”。而关于这段几次被“选中”的求学经历，郭镇之聊得最多的还是她的两位导师，一位是硕导赵玉明先生，一位博导方汉奇先生。正是赵老师的知遇之恩让她有机会在北京广播学院度过了早期难忘的求学与执教生涯，而方先生的宽容鼓励，又支持着她在新闻史学的天地中展开羽翼，开辟了新的领地并迈向了新的高峰。
郭镇之谦虚的说，“我们那个时候是没的可选择，所以就一直往前走”。但是，谁又能否认，这种“一直往前走”，不是一种令人敬重的选择呢？
二、历史与理论的两相观照
1988年，郭镇之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也正是在这里，她接触到了剛刚传入中国不久的传播学，并且对历史研究与理论研究的两相观照有了进一步的思考。“我觉得那段日子真的是特别值得怀念，有那么多时间，没有那么大压力的读书，我那些传播学的底子就是来自这个阶段看的好多英文书。社科院新闻所当时在全国是最早引进传播学的重镇之一，他们编写了一本传播学的简介，而且最早的一个传播学学会也是在那儿设立的。”郭镇之说，正是在社科院的这段经历使她对传播学理论产生了兴趣，这也让她无意间走上了国内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前道路：
“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应该说有了很大的进步。一说到传播学研究，好像主要是定性和定量两种方法。但也有一些误解。传统的定性方法主要指思辨研究，但传统方法缺少一点科学性、一致性、可验证性。而定量呢，现在有些研究又弄得过于技术化，没有思想，没有洞见。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大的问题，这两方面都需要改进。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中国现在已经开始注重方法了，只是好像还不太会用。也就是说，我们还处在一个蹒跚学步的阶段。”
对于传播学，郭镇之曾经自谦的说自己只是一个介绍者，而并非研究者，在她主张理论研究需要与实践知行合一的前提下，其如下看法颇值深思：“我觉得我们现在讲的理论都是理论史，也就是介绍理论的发展，而真正做理论呢，应该要实地去做。比如说议程设置，你得把公众的议程和媒介的议程拿来做比较，其中媒介议程要去做内容分析，公众议程要去做民意调查，这才叫‘做’理论研究。而我们现在真正从事理论发现的很少，很多学者实际上是做理论历史，我觉得这样的人只能叫介绍者，而不能叫理论家。”
郭镇之的这种看法与历史学家黄宗智所主张的“从经验证据到理论概念再到经验、实践的研究方法”中所透露出的对于理论的理解所见略同。作为一位清醒且负责任的学者，她看到了理论研究本身与现实关怀的深切相关性，并时刻警惕着拾人牙慧、有史无论的学术藩篱。而郭镇之这种对于理论研究的见解，也同样投射到了她对历史研究的思索之中。“当年做硕士论文的时候，我学会了怎样去钻头觅缝地找资料，而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我实际上学会了对史料的批判性使用，也就是说，我学会了用一种自己话语来建构我认为的电视史。”正如郭镇之所言，没有经验，何来理论，这便是“论从史出”的价值与意义。然而，倘若只有经验而没有理论，则又将陷入另一种碎片化的局限，为此，郭镇之专门以编年史的梳理为例，谈了自己的看法：“比如我们做编年史，现在可靠的、重点突出的编年史很少，有些单位的年鉴只是大量没有用的东西的堆砌。编年史不是不需要，但编年史不是流水账，它需要一个历史学家的眼光，你看孔子做《春秋》，他也不是事无巨细，而是有眼光、有选择的。”在这个基础上，郭镇之还就史论研究的方法做了进一步的经验之谈：“史料的搜集、史料的整理、史料的印证、史料的批判实际上都是需要做的，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其实各个方面的能力都应该培养，因为它们都是在历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我现在对于那种要求你一开始就拿出一个理论框架来的做法，非常不以为然。你一开头可能只带着一个朦胧的目标去接触资料，然后在接触资料的过程中，目标才越来越清晰，然后你会去掉一些东西，或者发现资料不够，总之资料和观点在你的研究问题中将是一个互动的过程，直到最终明确。”
关于这个话题，郭镇之最后语重心长的说：“关键在于，做史论研究既需要考证具体的史实，也需要带着批判性的眼光。我始终希望历史能够给人一种感情上的寄托，也相信历史是可以给人一种认知上的提升的。”
三、国际视野与中国关怀的结合
除了广播学院、社科院新闻所、人民大学等几个阶段对郭镇之的学术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之外，还有一些经历给她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那就是九十年代中期她先后到加拿大、美国等名校的访学。这些经历不仅直接为郭镇之提供了国际视野的真实参照，也让她对如何吸收西方先进思想，并结合中国具体国情而最终为我所用的问题，作出了精辟阐述。
郭镇之毫不避讳当年自己对于前往主流发达国家求学深造的强烈愿望，也谈及了1994年她从新闻所又回到广播学院任教也与此不无关联的渊源：“我觉得学术要上台阶，还是要出国。当年社科院因为政治运动的原因，出国的名额都归到教委，并且分到的名额大都不是在主流的国家。后来广播学院答应我说，一定让我去美国，所以94年的时候我就被上任不久的刘继南院长吸引过去了。”
郭镇之继续说到，“我94年回到广院，95年先去了加拿大，96年又到了美国。去加拿大和美国都是在新闻系，加拿大的新闻系比较注重实务，操作性很强，美国的新闻系则侧重理论。在加拿大，康科迪亚大学是我的host institution，我在那里主要是研究公共广播电视。然后到了美国，在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McCombs（Dr. Maxwell E. McCombs，议程设置理论奠基人，该校新闻学院教授——笔者注）那个地方做传播理论的研究。McCombs实际上不是我的导师，他说只是我的academic liaison，也就是学术联系人，当然他也是谦虚。我在去之前都不知道他是一位国际知名的学者，对于他和议程设置的关系也不甚了了，主要因为我记不住外国人名。去到那边之后人家说，你怎么联系到了这么一个大牌教授，我说我不知道，是Severin（Dr. Werner J. Severin，美国著名传播学者，其《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一书于1999年由郭镇之等完成中文版翻译——笔者注）介绍的，所以我真的很感谢他们，也觉得自己确实很lucky。”
正是在这些国际水准的名师名校的熏陶下，郭镇之渐渐有了不同寻常的开阔视野与更胜先前的中国关怀。“我在国外的时候，因为穿的很朴素，一看就是大陆来的。但我还是很自信，因为我觉得我们跟西方人是平等的。但是，西方的理论确实比我们发展在先，所以我们还应该积极地去学习，只是积极学习不等于顶礼膜拜，而是说，学完了之后要懂得为我所用。国际的视野、国际的经验确实会给我们提供很多的参照系，它可以改进我们的观念，扩展我们的视野，让我们看问题看到更多的方面。但毕竟学是为了要用，我们还是要带着中国的关怀、中国的问题去看中国的事儿，并且在用的过程中来鉴别这些理论是不是真正地适合中国，是不是真正地好。我们一方面要有一个开放的心态，另一方面，又要在接纳的过程中伴随着批判的判断。毕竟我们是中国人嘛，最终要解决的还是中国的问题。国外的东西究竟好不好，要看这把枪到底能不能击中中国的靶子。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体会。”在谈及这些问题的时候，郭镇之抱歉地说到普遍道理可能谈不清，只能说说自己的体会，但正是这些来自切身感受的肺腑之言，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学者身上质朴却深沉的考量与忧思。这其中，既有对理论学习的关注，又有对落实实践的重视；既有乐观接纳的姿态，又有理智审慎的警惕；既有不卑不亢的风骨，又有虚怀若谷的谦逊；既有对于先进文化的执着向往，又有对于家国使命的热切担当。一流的学者总是兼具不着痕迹的纯熟、睿智、自尊与悲悯，而这一切在郭镇之的身上都恰到好处的交汇凝聚着。
四、事业坚守与平台流转的补益
从78年进入新闻学的大门，到今天教书育人桃李天下，郭镇之先后在北京广播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和清华大学之间求学任教，几经辗转，期间虽然不乏波折，但她对自己事业的追求却看得很清楚，并且甘愿为之守护航向。她回忆道，“我记得当年读鲁迅，他在《给一个年轻人写的信》里面说，要想酿造好的蜂蜜，就不应该盯住一个地方，你必须像蜜蜂一样采集各种的花粉，这样酿出来的蜂蜜才会好。我觉得，我所在的这几个单位实际上给了我不同的学术影响，并且大多是积极的。”
“广播学院应该是起步的一个地方，我觉得在那里，人际关系是非常亲密的，我是很受照顾的那种情况。但最主要的是，广播学院使我从对新闻毫无感觉或者说毫无理性认识的这么一个人真正走入到了这个领域。人大呢，因为读博的时候我已经成家了，没有住在学校，所以，除了跟方老师有一些接触，跟其他老师接触得很少，我一直觉得有点遗憾，没有好好体验80年代的大学校园生活。但是在人大的时候，我看了一些历史学的书，因为当时新闻史的书很少，而历史又是一个比较老的学科，所以那会儿看了一些史学史啊、史学理论啊、历史撰述啊这样的书，实际上对我后来做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社科院呢，对我在传播理论上的兴趣有个引导。另外，那个地方很平等，我记得当时大家互相叫起来都是‘陈力丹’，‘郭镇之’，‘卜卫’，就都是这样，非常平等的关系，也相对单纯，那是一个比较好的学术环境。我在社科院待了六年，然后94年又被拉回广院，04年的时候到清华。那个时候对清华有一种情结，觉得清华可能是一个很严谨、很正派、很精英的地方，跟我的特点应该比较接近，所以我觉得可能比较合适。”郭镇之总结起来说到，“其实各个单位都有各个单位的优点和不足，总体上就靠你善于运用吧，扬长避短，用好这些特点。反正多跑几个地方，你就会发现每一个地方都会给你不同的影响，而且这个影响通常还是会有很多积极意义的。有些人说，在高校工作就是因為高校可以混日子，但我觉得大家都是过一生，为什么不过得更有意义一些呢，对吧？所以，我鼓励年轻的学生多流动，吸收到更多的文化营养。”尽管言谈间郭镇之也偶尔调侃着自己的书生气，但明显的是，她这种对于事业心的坚守与执着是不弃不悔的。她还不无郑重的谈到，“我所理解的事业不仅是一个工作而已，而是一个能够寄托你的理想、寄托你的感情，能够实现你的价值、实现你生活意义的这么一份工作。我所说的事业心也是要真正出于热爱而去从事工作，一方面不能没有热爱，另一方面也不能是因为急功近利的目的而去做这些。只有真的是喜欢做学问，真的是热爱新闻传播的研究，又真的是很努力的去做，我觉得才能够做得好。如果你并不喜欢，那么肯定是不容易做好的，或者你即便是很喜欢，但是很功利，做出来也会是非常使劲儿的样子，我觉得女学者还是可以做得更从容一些吧。”
这便是郭镇之回首自己三十余载为事业奔忙的初衷，从当初那个无意间走进新闻学大门的女大学生到如今众人仰慕的新闻学大家，郭镇之把干一行爱一行的时代使命化作了内心深处对于事业的敬重与倾注。无论是坚守，还是流转，她珍惜并且争取着每一个学习的机会，并善意地解读着每一段人生际遇。几十年的学术征程涵养了郭镇之大气坚毅的学术品格，让她为共和国新闻学建设挥毫泼墨添砖垒瓦的同时，也为这座百花齐放的学术家园贡献了一份难能可贵的真挚与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