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学大师蒙文通先生主张“学问贵成体系”，这是他的治学心得，也是其治学的目标。蒙先生的这种“体系”意识既表现为对诸多学术领域的溯源明变，又表现为融各领域为一体，体现出蒙先生治学的真精神。
【关键词】蒙文通；治学；“体系”意识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0)03－0000－47
“学问贵成体系”，博通儒、释、道三教，在中国文化的经学、理学、史学、民族、宗教、地理等诸多领域辛勤耕耘一生，并作出卓越贡献的蒙文通先生(1894－1968)，将学问的体系比作几何学上点、线、面、体的“体”，并以这四个概念来区分学问家成就的高下。他说：学问责成体系，但学力不足、才力不够是达不到的。体系有如几何学上点、线、面、体的“体”。清世学者四分之三以上都是侄钉之学，只能是点。其在某些分支上前后贯通自成系统者，如段玉裁之于文字学，可以算是线，还不能成面。如欧阳竞无先生之于佛学、廖季平先生之于经学，自成系统，纲目了然，但也只限于一面。能在整个学术各个方面都卓然有所建树而构成一个整体者，则数百年来盖未之见。做真学问者必须有此气魄。
蒙先生认为，清代大部分学者的学问，琐屑孤立，无关宏旨，即使精致，价值不大，只能算作“点”的学问；象段玉裁之治《说文》，能在某一分支领域，上下通贯，前后自成系统，可称作“线”的学问；能在某一学科领域，视野广阔，通贯纵横，自成系统，纲目了然，堪称“面”的学问，他所敬仰的两位老师——“实为近代推明今古学之大匠”的今文经学大师廖平和创力、支那内学院并培养了熊十力、汤用彤等诸多佛学大家的佛学大师欧阳竟无——分别于经学、佛学，便达到了“面”的这一层次；而治学的最高境界是“体”，即能在整个学术各个方面都有所创见和突破而又自成一体，既面面俱到，时有创新，又融会贯通，这是所有学问家应该追求的目标。
在这幅学问成就的层次图中，蒙先生认为做学问只有达到“体”的境界才是真学问，“做真学问者必须有此气魄”。综观蒙先生的整个治学历程，正是怀着这种做真学问的气魄，怀着这种“体系”意识，他才在儒家思想及其经学、理学以及史学、佛学、道家道教等诸多学术领域成就卓著，成为一代国学大师。
儒家思想，是蒙先生的学术之根。他认为：“儒家思想于中国二千年之历史影响至巨，不明儒家思想，不足以明二千年之国史，从宋明理学则又探究儒家思想之本根。”蒙先生在这一领域的论著较多，尤其是1944年《儒学五论》的结集出版。虽然，“儒之学，修己以安人，达以善天下，穷以善一身，内圣而外王，尽之矣”，但“自学失其绪”，孔孟之学似乎不再参与济世淑人，“世亦以儒为无益于人国也”，于是蒙先生奋而作“五论”，加以申说。
上篇“本论”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儒家哲学思想之发展》和历时近十年、屡加改益的《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两文，体会到蒙先生那种“所谓‘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师门之训、忠恕之道，守之不敢逾”的儒者风范，虽然，“其大端具于是”，但“事不孤起，必有其邻”，蒙先生附上了另三篇相关儒学论文而广为“五论”。应该说，这“五论”不仅具备了儒家思想的大旨，还论及了儒学的历史文化源流，可说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系统。
蒙先生“又以究儒史相资之故，别附四篇，以明其变。于是儒者之经济思想、社会思想，亦可考见。”这是下篇“广论”部分。“本论”、“广论”既各成系统，又主次明晰，衔接紧密。二者结合，成为一个整体。“于学之始末、道之精粗，其统绪略可寻。入出于百氏，上下及千载，推昔人之陈说，示大法于将来。坐而论之，可起而行之，斯固师门之旨耶?”孔孟之道的内圣外王之意、经世致用之旨已然具备。蒙先生“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而做学问的气魄由此可见一斑。
儒家经学，是蒙先生治学的基础和起点。他早年曾师从今文经学大师廖平、古文经学大师刘师培，又曾向章太炎等人问学，有着深厚的经学根底，其在经学方面的功底深得廖平师的赞誉：“文通文如桶底脱落，佩服佩服!将来必成大家。”蒙先生认为，经学是中华民族的无上之法典，它渗透到中华民族的思想行为、政治风习等各个方面。他批评近代以来以西学之学科分类来衡量经学，而不顾经学在民族文化中的巨大力量和巨大成就。论影响，儒家经学远远超过诸子，包括诸子在内的子、史、文艺等学，都不可与经学相抗衡。
在梳理中国经学发展史时，蒙先生认为，近三百年来的学术，是复古运动，是把从明代直到孔子的学术，逐次复古一番，由明代王阳明的狂禅而复于宋代之朱学，由宋学复于汉唐，由东汉古文学复于西汉今文学，又从西汉进一步复于周秦。由此，与经学复古回溯的路向相反，蒙先生循历史发展的足迹，从经学起源、周秦、两汉、南学北学，到宋明、清近代，探讨了经学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
他对西汉经学评价很高，“经学莫盛于汉”，“汉代经术以西京为宏深”，认为西汉今文经学不仅是子史之中心，而且亦是中国文化之中心，主张破弃两汉经师的今、古文家法，将汉代经学与周秦儒学划分开，以周秦为宗，上追晚周儒学之旨(这也是对廖平“弃两汉，宗周秦”思想的发挥)。对清代今文经学，蒙先生的评价没有对西汉经学的高，他对廖平以礼制分今古的一派表示认同，而对其中继承西汉拿艾经学、讲《公羊》学的一派提出较多批评，这是与对西汉董仲舒今文学的批评联系在一起的。
在治经过程中，蒙先生指出了历史上今、古文问题争讼的实质，揭示廖平师以礼制平分今古的重大意义；提高传记的地位，认为经表传里，义理与证据不偏废；指出治经学的目的在于明道，而明道则须通过明注、明传、明经来完成，从而把明道、讲义理建立在明传注、重证据的基础上；治经与政治紧密联系，以经学的形式来阐发儒家之革命论、平等说等政治思想，并深刻揭示出今文经学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
蒙先生治经，其经学思想虽如其师廖平一样几度变化，但其宗旨不变，只是历史的研究。因“经学自有其思想体系”，蒙先生也是把经学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对待的。一方面，这个有机整体是自成体系的，自有其源与流；另—方面它是开放的，因为它与诸子学、政治、史学、佛学、道学等领域总是存在这样那样的联系；同时，就蒙先生本人的治学方式而言，他治经而不泥经，由经入史，经史贯通，推治经之法以治佛、道二典，这都说明，蒙先生的经学也是一个有机整体。
史学领域，是蒙先生学术整体中的一个重要子系统，有两条线：一是传统意义上按时间分的中国史学，如周秦、六朝、两宋：一是与其他学科交叉的分支史学，如民族史、地理沿革史、地方史、经学史、宗教史、佛教禅宗史、道教史、经济史、思想社会史等。两条线非截然分离，而是互相交叉。
蒙先生治史，主张通观、明变、贵识。在纵的方面，他说：“孟子说‘观水有术，必观其澜。’观史亦
然，须从波澜壮阔处着眼。…一读史也须能把握历史的变化处，才能把历史说个大概。”“言古必及今”而“言今必自古”，“必须通观，才能看得清历史脉络”在横的方面，“事不孤起，必有其邻”，同一时代之事，必有其“一贯而不可分离者”。他注重从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中去探索历史发展的原因。《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一文，是“史以明变”观点的代表作。“懂哲学讲历史要好些，即以读诸子之法读史，这样才能抓得到历史的生命，不然就是一堆故事。”蒙先生治史，更多的是从思想家的角度切入的。
在纵览中国史学史时，蒙先生认为，“窃以中国史学之盛，有三时焉。曰晚周，曰六朝，曰两宋，皆思想廓落之会也。”“舍此三时，虽有纂述，才记注耳。”“窃以中国史学惟春秋、六朝、两宋为盛，余皆逊之。于此三段欲稍详，余则较略。”因此，蒙先生论传统史学，是既有通论，又有详论，博、约结合，以见历史发展脉络和时代精神。
在研究周秦民族史时，蒙先生探寻了周秦时代西戎、赤狄、白狄诸民族先后迁徙之迹。受西洋史的启发，将地理、民族、文化三方面加以综合考察，并结合我国古史传说，爬梳中国古代民族可以江汉、河洛、海岱分为三系，既而指出文化亦有三系的看法，从而打破了关于传说时代的传统看法。《古族甄微》、《古地甄微》、《古学甄微》，正好概括了蒙先生史学中种族、地理、文化三个重要元素。蒙先生晚年对包括巴蜀在内的南方民族史特别关注，其绝笔之作《越史丛考》，回答了南方民族史的若干重要问题，充分体现了蒙先生深切的现实关怀。
蒙先生还借助于《山海经》、《汲冢书》等古史“奇书”对上古时期的地理沿革进行了考证，无论是早年提出“古地三系”说，还是晚年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昆仑宜为匕古—文化中心，巴蜀文化当系自西向东渐，楚文化也受巴蜀文化的影响，《山海经》就是“巴蜀地城所流传的代表巴蜀文化的典籍”等著名学术观点，对于巴蜀文化史乃至中国文化发展史都有着重要意义，而这些研究都是同民族史及地方史的研究紧密结合的。
研究宋史时，蒙先生是将历史与学术思想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结合起来考察的。他研究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考察宋代的经济发展状况，辨析王安石变法(他称为“熙丰变法”)、分析了宋学的发展源流，指出北宋主要有新学、洛学和蜀学三派，“故论北宋之学，必以此三家为巨擘。虽不能尽括一代，而其余竞为枝叶也。…‘北宋三家，惟苏氏能不废史学”，只有三苏蜀学重史，而王安石新学偏于制度、二程洛学则重于义理。
对于南宋史学，蒙先生尤为重视，甚至把它称为治史的“轨范”或“统绪”。他说：“经学莫盛于汉，史学莫精于宋”，“汉代经术以西京为宏深，宋代史学以南渡为卓绝”，并明确表示：“余少年习经，好西汉家言。壮年以还治史，守南宋之说，是皆所谓于内圣外王之事，无乎不具也。”他认为，南宋浙东史学是一个渊源于北宋洛、蜀、新学三家，可分为义理、经制和事功三派、传承至明的一大完整的史学流派。
道学领域，是蒙先生治学“体系”中的又-重要子系统。虽然蒙先生致力于道家道教研究起步较晚，但他在这一领域却影响甚大。—方面，源于蒙先生在对“代表巴蜀文化”的《山海经》系统研究的基础上，解释了“五斗米道”在四川发源的原因，并断言“五斗米道”是西南少数民族的宗教；另—方面，蒙先生在羽流丹鼎符策之外另辟道史蹊径，在梳理道教流派时，特别注重其思想内涵，取得了几大突破性研究成果：
1.划分先秦道家南北二宗，打破了当时严复、蔡元培等人所持的“庄周与杨朱为同一人”的看法。
2.探讨重玄学派历史，认为是唐代的成玄英，而不是五代的杜光庭，最先以重玄思想去注释老子；揭示了重玄思想的精细微妙及道教与佛教中观、天台、禅宗的关系。“重玄学”极重思辨，综括儒道释三家，比魏晋玄学调和儒道更进一步，经成玄英之疏，使重玄一宗臻于极盛，对当时的学术思想界都有重要影响。近二十年来对“重玄学”的研究成为道教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足显蒙先生的开创之功!
3.对道教溯源追踪，证说神仙之事，已见于晚周，提出“五阶三变”的道教发展划分之说，深研陈抟学派的心法、剖析唐宋金元道教思想的异同，其条分缕析，精微深刻，令学者中人叹服。其对陈抟学派的研究尤为出人意表。
佛学领域，也是蒙先生学术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20世纪20年代，蒙先生进支那内学院师从佛学大师欧阳竞无学法相唯实学，其深厚的佛学素养深得欧阳大师的赏识。在内学院，蒙先生与熊十力、钱穆、汤用彤等人常常相聚，从宋明理学到佛学，又从佛学到儒学，相互争论极为激烈。解放后熊十力在致蒙先生的信中称“文通要为二三知己中之最”，认为蒙先生最能懂其学问。
蒙先生的佛学专论，主要有两篇：《中国禅学考》和《唯识新罗学》。前篇发表于1924年，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对争论不休的禅宗传承世系加以考察，采取先破后立的方法，考察达摩前+六祖不足据，而初祖达摩应为萨婆多部五十四世；第二部分辨析古禅与今禅，意在证明慧能之中国禅学是与印度禅学毫无关系的“今禅”。后篇发表于1937年，主要是考察唯识之源流学脉，通过对玄奘、窥基、圆测三家学说的考证和比较，认为窥基、圆测本自不同，前者行于中土，后者盛于新罗，但可用学统传承将这些异同贯穿起来。这两篇论著，充分反映了蒙先生佛教经史考证方面的过人识见和境界。除此之外，蒙先生尚有分别发表于1948年的《坐忘论考》和1958年的《道教史琐谈》等文，论及佛教对道教发展的影响。
宋明理学，是蒙先生“究心”于一生的领域，自称“诸学中自得之深者惟理学”。“虽不专攻理学，而于宋明儒书数十年中读之实未尝稍问岁月也。”“自少年时服膺宋明人学”，到“晚岁乃独契于陈乾初”，“平生于理学之大有进境者三”。蒙先生尝说“读宋明书，悉优游涵泳，反复嚼咀，于其义之未得者，辄精思苦索，忘废寝食，不贵其多或速”，“自家这点认识，皆从心思极苦中来”。
蒙先生直接论述理学的著作不多，且多为笺注心得，正如其在《治学杂语》中所说“有些著作，看似零散、无系统，其实是自有系统的”，其理学思想虽几度变化，却有—隐然思路，即“皆折中归本乎孟氏”。他认为儒家道统自孟子之后不曾断裂；认为《大学》深得思、孟之旨，至阳明《大学》之义尽，洙泗之蕴得以充分阐发；他既看到了理学内部程朱派与陆王派两派之间的区别、儒家与佛教的差异，又倾向于折中两派，糅合儒、释。因此，作为心性之学的宋明理学，不仅在蒙先生的人生修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且贯通其整个学术思想、自成一统。
综上，蒙先生的学问，无论是于儒家思想及其经学、理学领域，还是于史学、道学(道家道教)、佛学领域，皆各成体系，既溯源明变，又颇多创见，同时又能触类旁通，由此及彼，融会贯通。
在儒、释、道三教思想方面，蒙先生承传了宋
代蜀学三教合一的特点和传统，立足于儒学，系统梳理和研究了道学和佛学，特别是对陈抟学系的渊源分析，揭示了道学和儒学(理学)的内在联系；论述道教三论(派)，即重玄论、坐忘论、全真派与佛教三宗，即中观宗、天台宗、禅宗紧密的相对应的渗透及基本发展线索，展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三教渗透互补的特征。三教合一思想是蒙先生整个学术思想的基础。生活在政治危机和文化危机跌宕起伏的时代，处在中西文化交汇的旋涡，作为深受传统学术熏陶的蒙文通先生，其三教合一思想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社会根源和现实根源，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在经史关系方面，蒙先生不赞成其师廖平“严分经史”的观点，而主张经、史贯通。因“传统史学，本于儒家”，“儒史相资于不穷，为变不可极”，蒙先生将治经的方法和成果运用于史学研究，同时也将史学研究的经验融入治经的过程，因而经、史相得益彰。比如：考据这种方法，无论在经学发展过程中，还是在史学研究上，其作用都是决不可忽视的。有人把它归为经学，有人归之于史学。蒙先生则认为：“考据是工具学问，经、史都用得着，但它却不是经学或史学。”
在经史与诸子、与佛、道二教关系方面，蒙先生虽视经学为中国思想文化的无上法典，却能会通诸子，并将严密的经史考证方法用于研究佛、道二藏。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儒学五论》则是评史论政的名世之作，本汉代经师之言，以会通晚周诸子其“立论颇恢奇，远超出一般经学的今古门户之见。……不拘陈说，不守藩篱，自成一家言。”在研读佛、道典籍的过程中，蒙先生指出：“于注经之家即足以见各派之宗旨”，“至于道教，何独不然，未有一派之中无人注《道德经》者，于此考之，而道教思想之源流派别发展变化亦略见于是也。”通过考证注《道德经》之家，就可见道教思想之源流派别发展变化。就是借助于这种方法，蒙先生“挖掘”出重玄宗，发现并整理了大批已经失传的汉唐两宋时期的道书，并整理出《道书辑校十种》，为今天学界研究道学重玄思想提供了丰富而可靠的资料；蒙先生的两篇佛学专论能有精辟见地，也得益于这种经史会通的方法。
在文、史、哲关系上，蒙先生认为，哲学是处在中心位置的，尤其对史学而言。他说：“哲学发达之际，则史著日精，哲学亡而史亦废。”他强调历史的思想性，并作为自己治学、教书的指南，“几十年来，无论是讲课、写文章，都把历史当作哲学在讲，都试图通过讲述历史说明一些理论性问题。唐君毅说：‘你每篇文章背后总觉另外还有一个道理。’丁山说：‘你每篇考据文章都在讲哲学。’这虽显有推崇之意，却也符合实际。”蒙先生认为，“文化的变化，不是孤立的，常常不局限于某一领域，因此必须从经学、史学、文学各个方面来考察，而且常常还同经济基础的变化相联系的。只有以联系的观点，将文、史、哲结合起来，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结合起来，通过前后左右的纵横考察，才能比较全面的观察文化的变化，揭示中国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
总之，在“堂堂正正地做个人”的治学前提下，蒙先生主张“学问贵成体系”，这种“体系”意识既贯通于他治学的诸多领域，又融各领域为一有机的整体，体现出蒙先生治学的真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