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辈出，在学术、文艺方面也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兴盛时期。尤为特别的是，无论是叱咤风云的军中豪杰，还是运筹帷幄的政客儒将，他们在政治、军事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同时，大多雅擅临池，留下令后人可圈可点的书法墨宝，成为我们了解那个激荡时代的重要载体。
近十几年来，一方面由于收藏热的复兴，另一方面由于对民国时期政治、文化的追怀，有关民国时期文人、政要的书画越来越受到书画鉴藏者的追捧，很多以民国时期书画为专题的收藏家群体应运而生。广东粤北山人便是其中之缩影，在其大量的书画收藏中，民国政要书法是其重要主题，现以其藏品为例，略窥民国政要书法之特色。
因其不同的文化涵养、不同的身份地位，以及在历史上的不同定位，可将民国政要书法大致分为如下几类：
一为民国时期重要政治人物的书法。这类人物在20世纪前期的中国政治舞台上留下或伟岸、或奇崛甚至惊天地、泣鬼神的身影。他们首先是政治舞台上呼风唤雨的特殊人物，书法纯属余兴，这些人物构成了民国政要之主流，其书法亦成为民国政要书法之佼佼者，他们以孙中山、徐世昌、蒋介石、何应钦等为代表。孙中山的书法浑厚苍劲，平生所书写之多件“博爱”、“天下为公”等擘窠行楷书，以其特有的沉稳、内敛与气势纵横在民国政要书法中，首屈一指。而《行书致陈少白》信封则随意潇洒，不拘一格，反映其厚实的书法功底，与广东省博物馆所藏《行书轴》有异曲同工之妙。徐世昌曾位至中华民国大总统，但同时也是造诣深厚的书画家，不仅工于书法，在山水、松竹等方面也颇具特色，因而被称为“文治总统”，其《草书七言联》纵横有度，运笔有势，无论就书写之法度，还是体现出的艺术个性，均与专业书家未遑多让。其他政要人物如古应芬、居正、汪精卫、李济深、蒋纬国等人书法也都各具风貌。
二为既是政要，又是书法家者。这以于右任、陈树人、林直勉、胡汉民、谭延、叶恭绰等人为代表。于右任早年为同盟会成员，后长年在国民政府担任高官，历任国民政府审计院长、监察院长等职，是国民政府之政治元老。他同时擅长诗词书法，所创造的“标准草书”在20世纪书法史上影响甚巨，被誉为“当代草圣”、“近代书圣”，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书法爱好者在追随其书风。其《行书七言联》、《行书五言联》和《草书轴》等纵横捭阖，气势憾人。孙洵《民国书法史》谓其书法“以北魏碑志的结字、用笔与章法融入楷书、行草，一扫前清妩媚秀丽之风，于是面貌为之一新，风格卓然独立。”从这些作品可看出，这种评论是很贴切的。陈树人曾任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同时也是“岭南画派”的创始人之一，其画雅致苍秀，其书结体修长圆润，颇具文人雅趣。胡汉民和林直勉都是国民党高官，冯玉祥甚至称胡汉民为“大政治家”。两人都是以隶书著称，受汉隶影响较深，尤得力于《礼器》《张迁》《校官》《西狭》《石门》诸碑，不仅在岭南书坛别树一帜，在整个民国书法史上，都是可圈可点的。谭延不仅位居国民党要职，在书法上亦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岳楼笔谈》谓其“早岁仿刘石庵，中年专意钱南园、翁松禅两家，晚参米南宫，骨力雄厚，可谓健笔”，说明其书法博采众家，不是一般浅尝辄止者可比拟，从《行书七言联》中可见其一斑。叶恭绰曾供职于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均居要职，同时富藏历代翰墨，对书画耳濡目染，故所作书画亦堪称上乘。启功称其书法“天骨开张，盈寸之字，有寻长之势”，黄苗子亦谓其书法“以中锋悬腕作大小字，气魄沉雄挺秀，因多见古人名迹，取精用宏，卓然成一代大家”，虽然有过誉之嫌，但从《行书七言联》可看出，无论是用笔，还是气势，都不失典雅遒劲之致，其也擅画兰竹，极具文人雅趣。
三为既是政要，同时又是学者、文人者。这以章炳麟、章士钊、梁启超、邹鲁等人为代表。他们在政坛与学林同享盛誉，同时亦兼擅书法。章炳麟被学界称为“聚合南北学人的一面旗帜”，其篆书作品颇见学人之深厚功力。章士钊早岁投身革命，后潜心学术，所写文章，论者谓其与严复最接近，“文法谨严，论理充足。”（贾逸君《民国名人传》）其行书挥写自然，有何绍基遗韵，《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传略》一书谓其“精于行楷与隶书，气质内敛，雍容醇正，自是高手”，从《行书轴》中看出其运笔之流利纯熟与气韵之典雅高洁。梁启超以政治家、史学家与文论家等多重身份驰骋于晚清民国，其书法得力于魏碑，行笔端庄，别饶意趣，颇具书卷气，其楷书《汉唐书风》结体方正，谨严中不乏优雅，乃典型的学者书风。邹鲁既活跃于政坛，在教育及文论方面亦卓有建树，其书法亦浸染于碑学，稳健而不失文气，其《行书七言联》代表其基本书风。马国权认为其书法“精究隋碑，得其严整峻峭”（许礼平《宗陶斋主人藏近代名家楹联三编》），从此书中可看出这种渊源。
当然，如果细分，还可以分为从事实业者（如张謇）、前清遗老者（如宝熙）、先烈者（如陈少白）等等。他们都在民国的政治舞台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同时亦在从政之余，娴习书法，并以其特有的书法面貌传于后世，成为我们今天了解那段风云变幻历史的重要史料。
民国时期的政要，大多数经历过晚清时代的私塾教育或国学的熏陶，书法教育是其必备的功课之一，因而即便长期活跃于沙场或政坛、很少舞文弄墨者也能写出令今日之政要们汗颜的书法作品，这是那个特定时代的文化特质之一。孙洵在《民国书法史》中说“民国时期，所有政治家不论其政治主张、立场如何，本人书法素养高低，都能身先士卒地带头弘扬书法艺术”。虽然他们在主观上未必是弘扬书法艺术，但客观上，的确为民国时期的书法繁荣作出了不俗的贡献，这是民国书法的特色之一。虽然这些民国政要本身或者具有不同的政治信仰，在政治舞台上做过很多利于或阻碍社会进步的事；也或者由于特殊的身份，其政治名声早已掩过其书名；又或者因为长期的宣传教育，使人们对其或褒或贬的声誉早已刻骨铭心……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书以人传。平心而论，有不少政要的书法还属于“玩票”性质，有的甚至还属于书写之入门阶段，但由于他们在政治上的显赫影响，使其书法受到越来越多的鉴藏家追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和其他书画家作品并驾齐驱。这说明，随着人们对历史的不断认知，民国政要们的书法已经升堂入室，成为研究民国书法史不可忽略的重要一页。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政要中，有不少人本身在书画史上已是影响深远的书法家（如于右任、陈树人、林直勉、谭延、胡汉民等），同时还是著名学者、文人（蔡元培、梁启超、章炳麟、章士钊、叶恭绰、邹鲁等），在20世纪前期的书法史上地位卓著。他们的政治地位与其书法地位相得益彰，无论在书法史学界还是书画鉴藏界，都同样受到关注，这是我们在探讨民国政要书法时，不可不认识到的。（责编：李禹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