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药行业包括生产销售丸散膏丹等中成药的药铺、经营药材批发的药庄、代客买卖的行栈和跑单帮的行商。上世纪40年代，天津成为北方最大中成药市场，中成药和药材交易空前活跃，药铺、药庄、中药行栈多达五六百家，跑单帮的行商亦不下三百余人。随着中药行业的勃兴，与中药相关的辅助行业也迅速发展起来。前文已经介绍过切药的刀坊和与刀坊配套的药刀洪炉，现再介绍其他一些主要辅助行业。
(一)轧药的碾房
中成药丸剂，不论蜜丸、水丸。原料必须是经过筛箩的细粉。如果粉不够细，制成蜜丸表面粗糙，制成水丸易于裂碎，且药效难以吸收。至于眼科外用的散剂，则要求药粉必须极细，否则会给患者造成伤害。
粉碎少量药材，可以在推槽内反复研压。推槽俗称“铁船”，用双足推压，这是药铺徒工进号之初必修课。贵重细料，还须在瓷制乳钵内，用铸铁钵棒徐徐研磨，直至把珍珠、牛黄、麝香等研成极细的粉末。
大宗药材的粉碎，旧时普遍使用石碾，有的是电动，有的是牲口拉动，使用粉碎机、球磨机的不多。为什么呢?因为碾药材不同于碾粮食，一是药材粉比粮食粉要求更细，二是许多药材一经破碎，就变得又软又黏，如地黄、党参、天门冬等，含有糖分和油脂，用粉碎机打不成粉，最后还得碾子轧。旧时有中药碾房，专门为中小型药铺服务。碾房师傅认识各种药材，熟悉它们的物理性质，懂得如何处理难轧的药材。例如，轧大黄，先用轧面条机器把大黄挤成面饼状的一个个大片子，候其干燥后捣成碎块，上碾道轧几遍，就可以轧成细粉。
早年天津中药碾房，大约有十来家，目前中药业前辈尚有印象的，只有两家，其他家都回忆不起来了。这两家，一家叫同顺公碾房，在万德庄大街，有个雄县人叫叶秉铎的，曾在此工作过；另一家叫春华碾药厂，在城里大水沟福临里，经理是天津人房克明。春华碾药厂上世纪20年代开业，经营了大约30年，全部职工五六个人，是碾房中的大户。
(二)黄芪加工厂
黄芪是一种植物，它的根是一味药材，有降压利尿作用，可以治肾炎。三北地区都出产黄芪。因性状稍有差异，黄芪分为东北黄芪、内蒙黄芪、金翼黄芪(小白芪)和塘谷耳黄芪(白大芪)等数种。中药商人多以集散地不同，把黄芪分成关东芪、库仑芪、口芪和阳高芪。
黄芪是药材出口的重要品种。药材进出口商把采购来的黄芪，委托给加工厂加工。加工后的黄芪，二尺来长，不带根尾和分枝，根头和空心部分也都砍掉，棵棵笔直，粗细匀称，装潢也很美观。黄芪加工厂也按客户要求，将黄芪切片，用蜂蜜制成蜜炙黄芪。
黄芪加工厂又叫“黄芪锅伙”，河北安国古已有之，天津到40年代才出现。天津的黄芪加工厂，人员大都来自安国义盛和、生记等药庄。天津比较出名的黄芪加工厂，现在还记得这两家：一家叫乐记作坊，在三道街上，经理是赵乐三、赵继武；另一家叫崔绍康黄芪厂，地址在民拓街，经理是崔绍康。
(三)熬驴皮的胶庄
把干燥驴皮用铡刀切成约三寸左右的方块，漂洗数次以后，用沸水烫成小卷状，再将驴皮卷置铜锅沸煮一昼夜。捞出驴皮，滤除杂质，继续加热，使煮驴皮的汤汁蒸发浓缩，最后加入豆油、冰糖、绍酒，搅拌均匀，倒入成型槽，晾凉即成驴皮胶。
驴皮胶也叫阿胶，是一味具有滋阴补血功能的中药，中医治虚劳咳嗽、吐血便血、妇女月经不调，多用阿胶。阿胶也是制药辅料，药铺做鹿角胶、龟板胶、鳖甲胶、龟鹿二仙胶和虎骨胶，都离不开阿胶。但是药铺熬制药胶，一般不熬驴皮胶，因为熬驴皮胶气味不好闻，污染空气，所以用驴皮胶多向胶庄去买。
天津熬驴皮胶的胶庄，都是河北安国人开办的。有一位闻名的熬胶大工匠，叫刘遇春。刘遇春出生于1904年，安国县万升永学徒出身，1923年至1937年在安国东顺堂干了15年熬胶工作，有丰富的熬胶经验。1943年刘遇春来天津开办宝隆胶庄，后来又与同乡孟芳春合伙，在河北小刘庄李家胡同，开设宏泰胶庄。还有一位熬胶大工匠，叫刘永信，也在安国县有过15年的熬胶经历。1946年刘永信来天津，与人合伙熬胶。1953年，刘遇春、刘永信与安国同乡吕建生、田树荣等，在大伙巷郭家胡同合资开设建新国药社，继续熬驴皮胶。
1953年天津同仁堂和记在西于庄建阿胶厂，该厂公私合营以后更名为天津同仁堂制药厂。天津各胶庄的工匠，不少人后来被调入合营后的同仁堂，仍从事熬胶工作。
一般人以为熬胶是个力气活，只要有把子力气就能干，其实不然。熬胶的火候，兑糖兑酒的数量，切胶块的大小，都是技术。火候掌握不好，熬出胶来不是老就是嫩；糖兑多了胶发酥，糖兑少了胶变硬。切药时，八块一斤或十六块一斤，分量不能差。熬胶有时“包锅”(即糊锅)，弄不好就会胶废锅毁，但是刘遇春、刘永信这些大工匠，都有很丰富的经验，知道如何处理。熬胶大工匠给他一张驴皮，他就知道是河北山东皮，还是东北皮。东北皮不如河北山东皮出胶多。同一张驴皮，也有出胶多，出胶少不同之处，大工匠用手一掂，就知道这张皮能熬出多少胶。真是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四)制漳丹
做膏药，炸过药料的香油锅，加热到300多度时，在一瞬间必须加入漳丹，无丹不成膏。做拔毒膏，原料之中有一种丹，叫红粉。做狗皮膏，还要用到轻粉，轻粉也是一种丹。总之，熬膏药离不开丹。这里所谓的丹，是以水银为主料加热制成的结晶物。药铺做膏药，漳丹、红粉、轻粉自己不制，都要到丹房去买。
天津有专门为药铺服务的丹房，都是外地人来天津开办的。
汉口道有一家开业较早的丹房，字号叫新生制药社，经理是一位浙江慈溪人，叫叶子卿。叶子卿大约出生于1895年，早年曾在江苏常熟中药铺学过徒，后来在杭州西药房当过店员。1917年，年仅22岁的叶子卿创办新生制药社。新生制药社生产的漳丹、红粉，纯度高，质量好，不仅受天津药铺欢迎，而且还行销东三省。
还有一家较为有名的丹房，是座落在三条石公益胡同的旭升昌明记制丹厂。该厂原是保定日升李在天津的分号，日升李是一家油漆颜料店，兼制售漳丹。1948年旭升昌脱离日升李，改组为合伙企业，原保定日升李总务负责人赵德骝出任旭升昌经理。天津旭升昌制丹厂以生产漳丹为主，产品行销三北数省。该厂lO名职工，多数是山西平遥人和介休人。经理赵德骝，副经理李书坤，有多年制丹经验，是这行当受人尊敬的大工匠。
还有一个大工匠，叫王青山，在汉口同升发、天津永顺昌、天津顺泰昌三个轻红粉厂工作过，有40余年制丹经验，是天津顺泰昌经理。此人技术全面，经验丰富，只是经营能力稍差，业务不够发达。
(五)加工胆星
中药天南星经过加工炮炙，可以制得制南星和胆南星。胆南星是用天南星细粉，拌入新鲜的猪、牛、羊胆汁，经过发酵而制成。天津达仁堂所制胆南星，叫“九转南星”，其制法是每年夏天往胆南星缸里注一次胆汁，搅拌以后暴晒数日。如是九年，制得的胆星药效最好，配制小儿至保锭，疗效如神。但是自制胆南星的药铺，为数不多，因为气味太难闻，倘没有相当宽敞的厂院，挤在居民区里制胆星，邻居不骂才怪。
药铺不愿意制作胆南星，自然就有人来拾遗补缺。1947年开业的天津复兴长药庄，就是一家专门制作胆南星的小作坊。复兴长业主叫张龙音，河北安国人，出生于1892年，小时候在安国尹盛公药行学徒，自1912年至1942年，自己经营长盛公药行，有相当丰富的加工胆星经验。1947年，55岁的张龙音在天津针市街同义里3号开设胆星作坊，既接收来料加工，也自营批发业务。张龙音不识字，也不雇人，所有活计都是他与老伴俩人干，其辛苦可想而知。
稍后开业的一家胆星加工厂，是郁生国药社，地址在北门西新民里，经理是安国人宋郁生。宋郁生其人相当精明，他研究出一种加工胆星新工艺。应用这种新工艺，生产周期缩短，而产量明显增加。
(六)烤取竹沥水
截取一尺多长新鲜淡竹、苦竹或慈竹，劈为两片，中间用火烧烤，两端会流出汁液。收集这些汁液，便得到一种药材——竹沥水(又称竹沥、竹油)。竹沥水清热滑痰，镇惊利窍，做眼药、制蜜丸、熬膏滋，常会用到竹沥水，药铺自已不烤竹沥水，若有所需，可以到药市去买。
安国南关大药市内，有一家300多年的老药店——于广济堂，为安国于家世代经营。七七事变以后，于广济堂由安国南关迁到天津北门西。于广济堂是竹沥水专业户，在药界有名，迁址不影响业务，在津期间于广济堂生意一直不错。1946年老经理告老还乡，老经理之侄于少珍接班，业务比以前做得还要好。于少珍有文化，是师范毕业生，曾当过教员。于广济堂规模不大，不顾外人，柜上从业人员仅少珍之弟少魁、妹少坤、外甥王金耀三人而已。
(七)糊药盒的纸盒铺
旧时普通中药丸剂都是裸丸出售，没有现成包装盒，卖药时店员现卖现用纸包。解放以后，天津达仁堂率先采用蜡管包装中药丸药。所谓蜡管，就是用纸糊的小圆桶，一个做底，一个做盖，装进丸药，进蜡锅吊一层蜡皮。这一蜡管包装方式，在中药业使用了将近50年，直至上世纪末才被铝塑汽泡包装所取代。
含有牛黄、麝香等贵重细料的中药丸药，旧时包装则比现在讲究得多。像人参鹿茸丸、参茸卫生丸、局方至宝丸等，都用锦盒包装，以示名贵。锦盒先用纸糊，然后内衬红绫，外饰织锦，造型也相当别致。
解放前天津有纸盒铺百余家，有的专做鞋盒帽盒，有的专糊首饰盒书套，有的主要为糕点店服务，有的专为化妆品厂糊盒。主要承揽药铺糊盒业务的，是美德顺和瑞记两家纸盒铺。
美德顺资东是山东人高怀德，大仁堂、万全堂各种药盒，都由美德顺加工。
为达仁堂糊药盒的，是瑞记。瑞记经理王文瑞，与达仁堂经理乐达仁是老熟人。王文瑞年轻时在北京恒合义锦盒店学徒，恒合义长期承做北京同仁堂锦盒，王文瑞负责给同仁堂送活，因为常去。遂与乐家人熟悉起来。1914年乐达仁在天津估衣街开设京都达仁堂天津店，1916年在中山路创办达仁堂制药厂，业务发展很快，锦盒用量激增。乐达仁觉得天津纸盒铺做的锦盒，质量不如北京，于是恳请王文瑞到天津达仁堂帮忙。王文瑞从恒合义辞职，来到天津达仁堂制药厂，为达仁堂糊制各种药盒。两三年后，王文瑞有了积蓄，在中山路开设瑞记纸盒铺，以做达仁堂药盒为主，兼做化妆品盒。达仁堂药盒数量年年递增，瑞记的买卖也越做越好，数年以后瑞记便成为天津纸盒业的殷实大户了。
国民党统治时期，金元券一再贬值，物价腾升，百业萧条，天津纸盒业处于半停工状态。那时纸盒业不敢接活，因为即使离谱要高价，等到交活拿钱的时候，钱已经一文不值，到头来纸盒铺既赔工又赔纸。由于瑞记与达仁堂有多年业务关系，发行金元券时，达仁堂订下一年药盒用量，并预付全部货款。瑞记立即把货款全部换成纸张，达仁堂药盒工重料轻，等到给达仁堂做完药盒时，瑞记所剩纸张稀缺昂贵，卖了个好价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