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场景刻划传神，例如出行图中对于马的刻划，虽然仅勾画轮廓，但是对于骏马的体貌特征刻画得淋漓尽致，使人一眼就能看出骏马矫健的姿态和雄健的体魄;再如对于胡人的刻画，虽寥寥数笔，却把握住了高鼻、深目、卷发的典型特征。这种追求形简而神似的雕刻技法是汉代常见的雕刻技法之一，不仅见于石刻，也常见于玉雕，如有名的“汉八刀”，在它们之间或许有某些传承关系。
二、北朝造像
1996年，山东青州龙兴寺遗址出土窖藏佛教造像400余尊（经后续拼对整理，单体数量可能超过600尊）;质地包括陶、铁、泥、木、汉白玉、花岗岩和石灰石7种，且以青州所出石灰石为最多;其题材主要为佛、菩萨，也有少量的罗汉、供养人、天王等;有明确纪年者最早为北魏永安二年（529），最晚为北宋天圣四年（1026）。这些造像全面展示了500年间“青州风格”佛教艺术形成、发展和演变的整个过程，因而被评为当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后来更是入选了“二十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
除龙兴寺外，青州地区七级寺、广福寺、兴国寺、石佛寺等寺院遗址（窖藏）也曾陆续出土过一批北朝造像，其风格与龙兴寺窖藏一致。
北魏永熙二年（ 533） 佛菩萨三尊像（图2）
该造像高178、宽113、厚50厘米。石灰石质佛二菩萨背屏式造像。佛居中，头部残缺。内着僧祗支，胸前结带，下着长裙。外着双领下垂式袈裟，右领襟甩搭左臂。衣裙下摆外侈。双手残缺。原存东夏镇段家庄延祥寺，1964年征集入青州市博物馆。
佛像系高浮雕而成。僧祗支与袈裟均以浮雕的技法表现出身体曲线，再以粗阴线刻划出下垂的褶皱，袈裟下摆层叠的衣角则以减地雕刻的技法表现;头光共分为三区，最内为浅浮雕的双层莲花，中区为细阴线刻的6重圆环，最外为减地雕刻技法与阴细线刻而成的忍冬花环，具体方法为先以减地法刻出忍冬花外廓，再以阴线勾画出花瓣和花枝，忍冬花环最外侧圆圈系以双阴线刻勾画出的凸线圈;背光共分为二区，最内为减地雕刻出的6层平行弧線，外层为减地雕刻加阴线刻的花纹带;主尊背光与胁侍头光之间存在重合部分，从线条的闭合来看，应该是先雕刻主尊背光，后雕刻胁侍头光;主尊跣足立于覆莲座之上，莲座系浮雕而成，莲瓣亦以浮雕工艺加工而成。
二胁侍菩萨头部、双手残缺，佩戴项圈，均着长裙，裙摆外侈，雕刻技法与主尊相同：主要是采用了浮雕的工艺，衣服则主要采用了减地雕刻结合阴线刻的工艺;左侧菩萨有7圈阴线刻头光，右侧菩萨有6层阴线刻头光。两胁侍菩萨均跣足立于覆莲座之上，莲座浮雕而成，莲瓣以阴线刻刻划而出。
主尊舟形背光上部浮雕一条龙，破坏严重，细节难以判断。龙下侧左右对称雕刻伎乐飞天三身：飞天系浅浮雕，天衣、飘带以减地雕刻出外廓，再以细阴线刻出飘浮的姿态和线条，飘带皆与火焰纹一致向上，多数有两处以上的曲线变化，空间部分为减地雕刻加阴线刻的火焰纹。
造像右侧面有三层线刻，皆为一佛二供养人形式。第二层有“口信主口为亡父母造”题刻一处，最底层有“比丘尼普土为父母造像一口”“口佛口口口口口”题刻两处。造像左侧面靠近底部刻有一尊佛像，立于莲座之上，有身光。佛像下面有两个供养人，供养人右侧有“口丑春口口口母口口生存之日青州刺史广陵王政皂服口孔惠恩侍佛时”题记，左侧有“金口” “惠口侍佛时”题记。
造像背面为礼佛图，靠近底部依次有三层线刻。第一层为一座佛像，坐于莲座之上，有身光和头光，头光共有5层，着双领下垂式袈裟。第二层共有四尊坐佛，最大一尊位于上一层坐佛之下，其左侧有三名供养人，其余三尊位于其右侧，各有一名供养人。供养人身边共有“清口口口口口口侍佛” “清口口口侍佛” “清口口口口口口侍佛”等题记三处。第三层共有坐佛三尊，供养人九名，有“清信口孔永为亡父母造像一口口家眷属侍佛”“比丘僧智口身造像一”“比丘口口口口口口” “法信主孔口口口” “清口口” “清口口” “清口口”等题刻七处。
东魏贴金彩绘佛菩萨三尊像（图3）
通高133厘米。1996年青州龙兴寺遗址窖藏出土。石灰石质。为一佛二菩萨的典型背屏式造像。主尊螺发高髻，身着双领下垂式袈裟，右领襟覆搭左肩、左臂。袈裟偏右侧形成阶梯状衣纹。内着僧祗支，胸前露出结带，下着长裙，头光由双重莲瓣、线刻彩绘同心圆和忍冬花环组成，椭圆形身光由线刻莲瓣、重环和莲花、莲叶组成。二胁侍五官、表情与主尊相同，头戴贴金红色宝冠，着僧祗支和长裙，饰披帛。主尊与胁侍菩萨均系高浮雕;主尊的僧祗支与袈裟、胁侍菩萨的衣着以减地雕刻技法为主，凸显出层叠的效果，同时附以细致的线刻以表现细节部分;衣带打结处以及菩萨饰物则以浮雕技法为主，打结的方式清楚明了;莲台及飞龙均系浮雕，部分部位存在透雕现象;主尊头光中部为浮雕的莲瓣，外圈及身光则以线刻为主，为了表现不同的部位及圈数，结合了彩绘及贴金的做法;飞天残存半身，浮雕;造像整体附彩绘，佛身、菩萨及饰物多有贴金。
以上两件作品可以说基本上浓缩了同时期、同类型作品所采用的石刻工艺。当然，也不能以偏概全。譬如说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作品乃至同时期作品在飞天、背光、莲台的具体形式上还存在差别。但总的说来，这类作品呈现出的是一种“雕刻与彩绘贴金务求细致”的特点。
北齐贴金彩绘佛立像（图4）
通高115厘米，1987年青州龙兴寺遗址出土，石灰石质。单体佛像，螺发，肉髻微凸，双耳垂肩，面部丰满，体态修长，着通肩袈裟，下着长裙，手施无畏、与愿印，跣足立莲台之上。这件造像系圆雕作品，除了颈部、手掌上有零星的线刻外，主要运用了彩绘和贴金的工艺来表达细节。彩绘贴金的比重表现得更加明显，除了四肢及五官之外，在佛衣、袈裟等部位的细节雕刻明显减少，暗合了这一时期造像的基本特点。
北魏晚期一东魏贴金彩绘菩萨立像（图5）
通高200厘米。1996年青州龙兴寺遗址窖藏出土，石灰石质。圆雕立像。菩萨体态匀称，身体修长，头戴贴金宝冠，宝缯下垂至肩，肩部饰两个贴金圆形饰物。颈佩贴金项饰，饰帔帛、璎珞，着百褶长裙，腰间束带打结，长裙曳地。跣足立于莲台上。
这件圆雕立像所采用的石雕工艺十分复杂，浮雕、透雕、减地、线刻均有所体现。其中，浮雕主要应用于璎珞及其他饰物，尤其是璎珞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都是结合运用了减地及线刻等方式刻画出其“本来面目”，然后再施以彩绘或贴金等其他工艺使其更加华丽;透雕主要表现于宝缯至肩部;项饰及衣褶大量运用减地技法与线刻相结合的方式，尤其是流畅的长线条，将帔帛及长裙的繁缛轻薄表现的淋漓尽致。除此之外，这件造像通身施以彩绘和贴金，雕刻与装饰并举，形色俱全，相得益彰，丝毫不显冲突。
北齐贴金彩绘菩萨立像（图6）
高110厘米。1987年青州龙兴寺遗址出土，石灰石质。圆雕造像。菩萨着贴金宝冠，袒上身，佩项圈，饰披帛，着长裙，跣足立于莲蕊之上。这件造像同样采用了多种石雕工艺，浮雕、减地、线刻工艺在五官、项圈饰物、衣褶等部位均有体现。但是与上一件作品比起来，彩绘、贴金的比重明显占据了主要地位。例如，长裙的下摆以及长裙上的纹饰，包括腰部均是以彩绘和贴金表现，而省去了雕刻这一步骤。
青州地区出土的北朝造像以石灰石为大宗，工匠的雕刻技艺十分精湛、运用纯熟，再加上彩绘和贴金工艺的合理运用，更加凸显出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但是在不同的时期，工匠们对于雕刻与彩绘、贴金的运用并不完全相同。究竟是石雕工艺水平的变化决定了造像的时代特征，还是造像的风格演变决定了石雕工艺的运用值得探讨。图7三灵画像石
三、 “三灵”画像石（图7）
青龙画像石，长150、宽91厘米，石灰石质。龙的造型与画像石中的龙相似，有四足，头上有角，口吐祥云，长尾卷曲，整体呈“S”形。
白虎画像石，长105、宽95厘米，石灰石质。造型与龙类似，从整体造型的角度来看，应该与青龙相对，呈反“S”形。虎颈弯曲，头高昂，虎身較龙体更为粗壮。
玄武画像石，长105、宽94厘米，石灰石质。龟前行，颈部伸出昂首后顾，蛇颈自龟腹下伸出，在龟背上部弯曲成圈于龟尾部昂首与龟首对视。
以上画像石应该是“四灵”画像石中的三块，缺少的是一块是朱雀画像石。三件石刻均系浮雕作品，但是龙、虎、龟蛇主体纹样立体性并不十分突出，直观印象更接近于减地平面雕刻而成，不过相对于减地平面雕刻其立体性又强一些。严格说来，更像是介于减地雕刻与浮雕之间的一种过渡样式。具体雕刻方法与文首提到的线刻画像石类似，先是将原石雕刻成为想要的尺寸，将加工面初步打磨成一平面;其次确定主体纹样，采用纵横凿刻的方式剔除纹样周围的多余部分，形成一个未加工的平面;再对主体纹样进行打磨，并采用线刻、减地等雕刻技法对其进行细节刻划，最后对主题纹样进行打磨，使其相对于地纹更加凸出明显，这种加工方式和技法，包括龙虎的造型在汉代画像石中十分常见。
现今的青州地区石雕作品最早可以追溯至汉代，存世的作品有稷山汉墓墓壁上的人物，瀑水涧出土、现藏石刻艺术博物馆的胡俑，馆藏及朱石羊村石羊以及大量的汉代画像石。这些材料说明，青州的石雕历史十分悠久。南北朝时期，以龙兴寺窖藏佛教造像为代表的石雕作品艺术水平达到一个巅峰，成为改写艺术史的重大发现。前后之间似乎有传承关系：例如汉代画像石中常见的浮雕、减地及阴线刻技法在后来的作品中得到了广泛运用，包括“十字穿环” “龙、虎”的造型也有体现。但是，这些巅峰时期的作品都是源自青州本地工匠之手吗？从目前的材料来看，值得推敲。首先，青州目前所见汉代石雕类作品以东汉时期画像石为主，而且绝大多数是墓门位置，包括门楣、墓门、门额画像石，其他部位的几乎没有发现。画像石质地粗糙，鲜见经过打磨者。尽管各种石雕工艺均有体现，但是总体水平与北朝作品乃至同时期山东其他地区作品相差甚远。虽然处于同一地区，但是并不能直接断言就是龙兴寺造像为代表的作品源头。其次，从南北朝至隋唐时期，青州的佛教是比较兴盛的，造像所体现出的工艺水平有目共睹，如驼山石窟、云门山石窟，等等，都是极好的证明。但是在此之前，并没有发现造像作品，哪怕是萌芽时期的作品，仿佛从天而降一般。在此之后呢，到了宋代，石雕、尤其是佛教造像水平突然急转直下，这其中又有什么原因？再有一个问题就是，即便是在北朝这短短的一段历史中，石雕工艺也存在差别，特别在石雕与彩绘、贴金等工艺的运用上存在很大的不同。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或许我们有理由推测，在早期的佛教传播中，也许会存在造像尺度甚至是外来工匠、外来造像的问题。这一推论是否成立，希望能有更多的材料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