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庐隐《曼丽》女性意识的解读1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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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庐隐《曼丽》女性意识的解读18篇对庐隐《曼丽》女性意识的解读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　　试论庐隐作品的风格　　作者：宋阿娣来源：《语文教学与研究(综合天地)》2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对庐隐《曼丽》女性意识的解读18篇,供大家参考。

对庐隐《曼丽》女性意识的解读18篇

篇一：对庐隐《曼丽》女性意识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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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论庐隐作品的风格

　　作者：宋阿娣来源：《语文教学与研究(综合天地)》2011年第09期

　　庐隐是“五四”运动以后在中国文坛上享有过盛名的女作家。她在自己的篇幅众多的小说和散文里，大胆地冲破了传统的封建意识的羁绊，向读者展现了许多青年男女充满生气的心灵，表达了“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知识妇女要求个性解放，追求理想境界的心声。

　　庐隐——这个名字，现在的青年人很少有人知道，更少有人提起了。但是，当年她的富有个性色彩的创作曾吸引过不少的读者，庐隐曾与冰心齐名，同为“五四”拓荒时期寥若晨星的女作家中的佼佼者，堪称人所瞻目的双子星座。

　　庐隐是“五四”的产儿。在初期的学生会时代，这个北京女高师的学生是个积极的活动分子。新思潮在她的文学创作的道路上留下了时代的深深的足迹，而女高师国文系的教育又提供给她丰富的古典文学的滋养。这就是她的小说不仅散发着“五四”这个特定时代的浓郁气息，在艺术风格和表现技巧上又显然地带有中国古典小说和古典诗词的影响的原因。作家个人短促而曲折坎坷的一生，她那旷达英爽而又多情善感的禀性，则使她的小说弥漫着一种感伤、悲愁的气氛。她的作品如一枝带雨的梨花，散发着素雅、清新的异香，开放在现代中国新文学的园圃里。

　　早在二十年代，庐隐就被称为“描写男女恋爱的专家”，称“感伤派”“浪漫派”。翻开《海滨故人》《曼丽》《灵海潮汐》这几个短篇集，几乎十有八九写的是恋情，更不用说《归雁》《女人的心》《象牙戒指》等几个中长篇了。在刚刚冲破封建礼教羁绊的当时，男女恋爱和婚姻问题本来就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以此为题材，表达新一代青年的追求，披露在这种追求中由于黑暗势力和传统观念酿成的种种悲剧，正是“事势所使然”。庐隐小说的情调、韵味和风格，恰恰是对这特定题材、内容的有机切合。

　　庐隐笔下的人物，主要是青年女性，每每有着不幸的身世、坎坷的经历，或寄人篱下、孤苦无依。也有的，先是饱尝了好友星散的离愁，既而又亲历了恋爱的苦痛和煎熬。也有的，未婚之前，或许有过短暂的欢乐，结婚之后，不是哀叹所嫁非人，就是不堪闺房的寂寞……她们无处追寻精神的寄托，只觉得一切都该诅咒，一切都只是欺骗。人生只是糊涂一团，哪里有什么究竟？于是，有人终于喟然长叹：“我何尝游戏人间？只被人间游戏了我。”（《或人的悲哀》）；有人低吟着“人间兴废莫问起，且消受眼底温柔”的温软之曲，沉溺于忘其所以的享受与自我麻痹中（《前尘》）；有人虽然历尽艰辛，冲出了封建家庭这个“狭的笼”，不久却又带着“胜利以后”的迷惘，发出了“何处是归程”的呼问。她们入世愈深，创痛愈烈，厌世之想，出尘之念也就愈执拗，认世界为寄旅，视人生为地狱，在痛苦中呻吟，在悲哀中徘徊。叔本华的“人世一苦海也”这句话使她们感慨甚深。终于，她们说：“只有悲哀，它是永驻于我灵宫的骄子。”无论是《海滨故人》中露莎，《憔悴梨花》中的倩芳，还是《女人的心》中的素璞，《象牙戒指》中沁珠，在命运之神的鞭子面前，都不免如“雨后梨花”自伤沦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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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庐隐并不着力去刻划那些女主人公们本来是千差万别的个性（有时候，我们甚至都分不清她们的音容外貌），但她却以全部的心血和同情写出了她们各不相同的遭遇、经历和命运，从而引起了读者自然、强烈的共鸣。正是人物的命运这样紧紧系住了我们的心，也正是她们蹇促的命运给这些作品染上了浓重的灰色情调，读来自不免有低沉郁闷之感。

　　哀怨、忧郁的情惘，是这些以恋爱为外衣的作品的主旋律，正如庐隐所说的“我无作则已，有所作，必皆凄苦哀凉之音。”“我简直成了悲哀的叹美者。”（《庐隐自传》）

　　但是庐隐的这种悲愁和哀怨，并不是如有人所说是“苍白无力”的。她并无伤感癖，也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地在无病呻吟。庐隐的伤感是真实的。而“唯有最真实的生气或忧愁的人，才能激起人们的愤怒和忧郁”。在《篮田的忏悔录》中，隐女士说过：“我决意的写，质实的写……无论是可喜、可悔、可悲、可怒的，我一律想质实的写。”“要用诚恳的笔墨为伤心人一吐积愧。”这位隐女士的话，其实也可看作是作者庐隐的创作自白。这不仅是指感情的“质实”“诚恳”——恐怕还是更主要的。

　　唯其真实，也就有力。读着她那些浸渍着血泪的小说，谁能不感到，在那里，处处都跳动着女作家寻求人生究竟，探索生活真谛的一颗赤子之心呢？可以说，她的全部创作乃是一种坚执而又苦恼的寻求。

　　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人都可以看到，尽管命运对庐隐是那般苛刻，她都没有在命运的打击下却步，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她的探索和寻求。这种寻求是如此执著，这种探索是如此坚韧，她心心念念，朝于斯，夕于斯……流动于她小说字里行间的，就是这种内在的、深沉的有力。感伤而不乏力，这就是庐隐式的感伤。

　　悲伤、伤感不是庐隐的过错。庐隐的小说，表现的是二十年代初期的中国。正是“五四运动”的落潮期，是古老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过渡时代。黑暗浓重的旧中国此时虽已是晓色初开，但漫漫长夜不是“五四”的一阵清风就能吹散的。前面的道路该如何走呢？瞻望前程，茫然不知所亡，不禁涕泪沾襟、悲从中来。希望之后的失望是比本无希望痛苦更甚的。这是一种时代病。“五四”时期一些作家的创作中大多有着同庐隐相类似的感伤情调，这正说明了时代对作家的不可抗拒的影响。

　　庐隐小说中的人物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希望和失望相交织的年代。一方面，她们的心中萌动着追求个性解放、婚姻自主的时代要求，一方面，她们身上又残留着几千年封建礼教的传统的历史重荷。感情的潮水和理智的堤岸时时在搏击，咬啮着她们的心灵。这种感情和理智的冲突，“智和情的交战”构成了庐隐小说主人公们各种不同的命运而相似的基调。应当说，庐隐提供的人物回廊里，确实没有坚强奋斗的形象，她们耽于幻想，怯于行动，并没能指明有效的奋斗之路，这无疑是它的不足处、欠缺处。谁也不能否认庐隐的作品真切地刨示了当时一部分青年男女的心理，给后代留下了一群生活在“五四”这个特定时代的、有血有肉、有灵魂、有追求、有欢乐、也有痛苦悲愁的永远活生生的“人”——人的艺术形象。正如茅盾先生所说：“读

篇二：对庐隐《曼丽》女性意识的解读

　　小说月报11月10日第12卷第11号小说祝晨报第三周年的纪念晨报副刊12日新诗思潮小说月报12月10日第12卷第12号小说1922馀泪小说月报6月10日第13号小说一个女教员时事新报文学旬刊2小说一个夜里的印象文学研究会编小说汇刊商务印书馆5月初版小说邮差文学研究会编小说汇刊商务印书馆5月初版小说傍晚的来客文学研究会编小说汇刊商务印书馆5月初版小说一个快乐的村庄文学研究会编小说汇刊商务印书馆5月初版小说号散文灵魂的伤痕时事新报文学旬刊8月11日第46期散文悠悠的心时事新报文学旬刊8月21日第47期新诗东游得来的礼物时事新报文学旬刊9日第48期散文华严泷下时事新报文学旬刊9月11日第49期散文海边的谈话时事新报文学旬刊9月21日第50期散文最后的光荣时事新报文学旬刊10月10日第52期散文月下的回忆小说月报10月10日第13卷第10号散文月下时事新报文学旬刊11月10日第55期散文或人的悲哀小说月报12月10日第13卷第12号小说1923徬徨小说月报1月10日第14月411日小说离开东京的前一天时事新报文学旬刊368期散文卷第10号散文最后的命运晨报副刊文学旬刊6日散文丽石的日记小说月报6月10日第14号小说月色与诗人晨报副刊文学旬刊6月11中国小说史略连载于晨报副刊文学旬刊6月21日10月12日10月2111月21日12月21日小说秋别晨报副刊10日新诗寂寞晨报副刊10日新诗海滨故人小说月报10月10日第14卷第10号12月10日第14卷第12号小说淡雾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12日小说新的遮拦星海12月10日小说将我的苦恼埋葬晨报副刊文学旬刊12月11日新诗1924寄一星晨报副刊文学旬刊1月11日散文灰色的路程东方杂志1月25日第21号小说中国的妇女运动问题民铎3沦落小说月报4月10日第15号小说旧稿小说月报5月10日第15号小说前尘小说月报6月10日第15号小说醉鬼时事新报文学周报6月30日第128期小说1925父亲小说月报1月10日第16号小说海滨消息寄波微京报副刊妇女周刊3月散文幽弦小说月报5月10日第16号小说胜利以后小说月报6月10日第16号小说呓语京报副刊妇女周刊9日散文秦教授的失败小说月报10月10日第16卷第10号小说危机小说月报12月10日第16卷第12号小说海滨故人商务印书馆7月初版短篇集诗人李白小说月报号外中国文学研究专号杂论郭君梦良行状时事新报学灯12日祭文1926寄天涯一孤鸿小说月报10月1

　　庐隐女士主要作品1920年《“女子成美会”希望于妇女》（《晨报副刊》，2月19日，杂论）《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文艺会刊》，4月1日第2期，杂论）《金陵》（《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文艺会刊》，4月1日第2期，新诗）《思想革新的原因》（《人道》，8月5日第1号，杂论）《新村底理想与人生底价值》（《批评》，12月5日第4号“新村号”，杂论）1921年《劳心者与劳力者》（《批评》，1月11日第6号，杂论）《海洋里底一出惨剧》（《时事新报》，1月25~26日，小说）《一个著作家》（《小说月报》，2月10日第2卷第2号，小说）《近世戏剧的新倾向》（《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文艺会刊》，4月1日第3期，杂论）《小说的小经验》（《时事新报·文学旬刊》，5月29日第3期，杂论）《一封信》（《小说月报》，6月10日第12卷第6号，小说）《一个病人》（《时事新报·文学旬刊》，6月30日第6期，小说）《红玫瑰》（《小说月报》，7月10日第12卷第7号，小说）《创作的我见》（《小说月报》，7月10日第12卷第7号，杂论）《月夜里的箫声》（《时事新报·文学旬刊》，7月30日第9期，小说）《整理旧文学与创造新文学》（《时事新报·文学旬刊》，7月30日第9期，杂论）《两个小学生》（《小说月报》，8月10日第12卷第8号，小说）《“作什么？”》（《时事新报·文学旬刊》，8月10日第10期，小说）

　　《砍柴的女孩》（《时事新报·文学旬刊》，8月10日第10期，新诗）《哀音》（《时事新报·文学旬刊》，9月1日第13期，小说）《王阿大之死》（《时事新报·学灯》，9月4~6日，小说）《灵魂可以卖吗？》（《小说月报》，11月10日第12卷第11号，小说）《祝晨报第三周（年）的纪念》（《晨报副刊》，12月1日，新诗）《思潮》（《小说月报》，12月10日第12卷第12号，小说）1922年《馀泪》（《小说月报》，6月10日第13卷第6号，小说）《一个女教员》（《时事新报·文学旬刊》，2月1日、3月1日第29、30期，小说）《一个夜里的印象》（文学研究会编《小说汇刊》，商务印书馆，5月初版，小说）《邮差》（文学研究会编《小说汇刊》，商务印书馆，5月初版，小说）《傍晚的来客》（文学研究会编《小说汇刊》，商务印书馆，5月初版，小说）《一个快乐的村庄》（文学研究会编《小说汇刊》，商务印书馆，5月初版，小说）《碧涛之滨》（《学艺》，9月第4卷第3号，散文）《灵魂的伤痕》（《时事新报·文学旬刊》，8月11日第46期，散文）《悠悠的心》（《时事新报·文学旬刊》，8月21日第47期，新诗）《东游得来的礼物》（《时事新报·文学旬刊》，9月1日第48期，散文）《华严泷下》（《时事新报·文学旬刊》，9月11日第49期，散文）《海边的谈话》（《时事新报·文学旬刊》，9月21日第50期，散文）《最后的光荣》（《时事新报·文学旬刊》，10月10日第52期，散文）

　　《月下的回忆》（《小说月报》，10月10日第13卷第10号，散文）《月下》（《时事新报·文学旬刊》，11月10日第55期，散文）《或人的悲哀》（《小说月报》，12月10日第13卷第12号，小说）1923年《徬徨》（《小说月报》，1月10日第14卷第1号；又载《北京周报》（日文版），3月4、11日，小说）《离开东京的前一天》（《时事新报·文学旬刊》，3月21日第68期，散文）《浮桑印影》（《学艺》，4月第4卷第10号，散文）《最后的命运》（《晨报副刊·文学旬刊》，6月1日，散文）《丽石的日记》（《小说月报》，6月10日第14卷第6号，小说）《月色与诗人》（《晨报副刊·文学旬刊》，6月11日，杂论）《中国小说史略》（连载于《晨报副刊·文学旬刊》，6月21日、7月1日、7月11日、7月21日、8月1日、8月11日、8月21日、9月1日、9月11日；又以《中国历代小说》为题，连载于《北京周报》（日文版），8月5日~10月19日，杂论）《流星》（《晨报副刊·文学旬刊》，10月1日、10月12日、10月21日、11月21日、12月21日，小说）《秋别》（《晨报副刊》，10月7日，新诗）《寂寞》（《晨报副刊》，10月7日，新诗）《海滨故人》（《小说月报》，10月10日第14卷第10号、12月10日第14卷第12号，小说）《淡雾》（《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12月1日，小说）《新的遮拦》（《星海》，12月10日，小说）《将我的苦恼埋葬》（《晨报副刊·文学旬刊》，12月11日，新诗）

　　1924年《寄一星》（《晨报副刊·文学旬刊》，1月11日，散文）《灰色的路程》（《东方杂志》，1月25日第21卷第2号，小说）《中国的妇女运动问题》（《民铎》，3月1日第5卷第1号，杂论）《沦落》（《小说月报》，4月10日第15卷第4号，小说）《旧稿》（《小说月报》，5月10日第15卷第5号，小说）《前尘》（《小说月报》，6月10日第15卷第6号，小说）《醉鬼》（《时事新报·文学周报》，6月30日第128期，小说）1925年《父亲》（《小说月报》，1月10日第16卷第1号，小说）《海滨消息——寄波微》（《京报副刊·妇女周刊》，3月，散文）《幽弦》（《小说月报》，5月10日第16卷第5号，小说）《胜利以后》（《小说月报》，6月10日第16卷第6号，小说）《呓语》（《京报副刊·妇女周刊》，9月2日，散文）《秦教授的失败》（《小说月报》，10月10日第16卷第10号，小说）《危机》（《小说月报》，12月10日第16卷第12号，小说）《海滨故人》（商务印书馆，7月初版，短篇集）《诗人李白》（《小说月报》号外“中国文学研究专号”，杂论）《郭君梦良行状》（《时事新报·学灯》，12月7日，祭文）1926年《寄天涯一孤鸿》（《小说月报》，10月10日第17卷第10号，散文）《灵海潮汐致梅姐》（《小说月报》，11月10日第17卷第11号，散文）

　　《寂寞》（《小说月报》，12月10日第17卷第12号，小说）1927年《蓝田的忏悔录》（《小说月报》，1月10日第18卷第1号，小说）《何处是归程》（《小说月报》，2月10日第18卷第2号，小说）《文学与革命》（《国闻周报》，5月22日第4卷第19期，杂论）《月夜孤舟》（《蔷薇周刊》，5月24日第2卷第26期，散文）《秋风秋雨愁煞人》（《蔷薇周刊》，6月14日第2卷第29期，小说）《憔悴梨花风雨后》（《蔷薇周刊》，6月21、28日第2卷第30、31期，小说）《吊英雄》（《蔷薇周刊》，7月5日第2卷第32期，新诗）《愁情一缕付征鸿》（《蔷薇周刊》，7月26日第2卷第35期，散文）《妇女的平民教育》（《教育杂志》，第19卷第9号“平民教育专号”，杂论）《归途》（《蔷薇周刊》，10月18日第3卷第46期，随笔）《英雄泪》（《蔷薇周刊》，12月5日第2卷第47期，新诗）《研究文学的方法》（《蔷薇周年纪念增刊》，杂论）《公事房》（《蔷薇周年纪念增刊》，小说）《牺牲》（《蔷薇周年纪念增刊》，剧本）1928年《曼丽》（北平古城书社，1月发行，短篇集）《寄波微》（《蔷薇周刊》，1月16日第3卷第53期，散文）《侦探》（《蔷薇周刊》，2月28日第3卷第58期，小说）《妇女的平民教育》（商务印书馆，4月，单行本）

　　《弱者之呼声》（《蔷薇周刊》，6月2日第4卷《国耻纪念特刊》，新诗）《雪耻之正当途径》（《蔷薇周刊》，6月2日第4卷《国耻纪念特刊》，杂论）《祭献之辞》（《世界日报》，12月《石评梅女士纪念特刊》，祭文）《石评梅传略》（《世界日报》，12月《石评梅女士纪念特刊》，传记）《雨夜》（《小说月报》，12月10日第19卷第12号，小说）1929年《素心兰——夜的奇迹之一》（《鴞》，1月9日第4期，散文）《云萝姑娘》（《小说月报》，1月10日第20卷第1号，小说）《文学家的使命》（《华严月刊》，1月20日第1卷第1期，杂论）《夜的奇迹》（《华严月刊》，1月20日第1卷第1期，散文）《归雁》（《华严月刊》，1月20日第1卷第1~8期，小说）《畸侣先生》（《真善美》，2月2日纪念一周年号外“女作家号”，小说）《星夜》（《华严月刊》，2月20日第1卷第2期，散文）《美丽的姑娘》（《华严月刊》，2月20日第1卷第2期，散文）《病中》（《河北民国日报副刊》，2月28日第65号，小说）《空虚——夜的奇迹之一》（《河北民国日报副刊》，3月1日第66号，新诗）《漠然——夜的奇迹之一》（《河北民国日报副刊》，3月5日第69号，新诗）《乞丐》（《华严月刊》，3月20日第1卷第3期，小说）《春的警钟》（《华严月刊》，4月20日第1卷第4期，散文）《树荫下》（《认识周报》，5月15日第1卷第16号，小说）《冲突》（《华严月刊》，5月20日第1卷第5期，剧本）

　　《介之推》（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6月初版，平民读物）《不幸》（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6月初版，平民读物）《穴中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6月初版，平民读物）《秋声》（《华严月刊》，6月20日第1卷第6期，散文）《我生活在沙漠上》（《华严月刊》，7月20日第1卷第7期，散文）《青春的权威者》（《华严月刊》，8月20日第1卷第8期，散文）《亡命》（《华严月刊》，8月20日第1卷第8期，散文）《妇女生活的改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0月初版，平民读物）《来呵！我的爱人》（《蔷薇周刊》，9月10日第126期，新诗）《去年今日——悼石评梅》（《世界日报·评梅逝世周年纪念特刊》，10月6日，散文）1930年《人间天堂》（《益世报》，1月3~9日；又以《地上的乐园》为题，载《新月》，6、7月第3卷第5、6期，小说）《云鸥的通信》（《益世报》，2月14日~4月8日）《归雁》（神州国光出版社，3月，中篇小说）《东京小品·一、咖啡店，二、庙会，三、邻居，四、沐浴》（《妇女杂志》，12月第16卷第12号）1931年《灵海潮汐》（上海开明书店，1月初版，短篇集）《云鸥情书集》（庐隐、李唯建合著）（神州国光社，2月初版，书信集）《井之头公园》（《晨报副刊·学园》，2月25日第16号，散文）《几句实话》（《晨报副刊·学园》，3月26、27日第45、46号，散文）

　　《苹果烂了》（《小说月报》，5月10日第22卷第5号，小说）《象牙戒指》（未完）（《小说月报》，6、7、8、9、11、12月10日第22卷第6、7、8、9、11、11号，小说）《东京小品·五、樱花树头》（《妇女杂志》，第17卷第5号，散文）《东京小品·六、那个怯弱的女人》（《妇女杂志》，第17卷第6号，散文）《东京小品·七、柳岛之一瞥》（《妇女杂志》，第17卷第7号，散文）《东京小品·八、烈士夫人》（《妇女杂志》，第17卷第8号，散文）1932年《搁浅的人们》（《读书杂志》，1月10日第2卷第1期，小说）《豆腐店的老板》（《读书杂志》，4月1日第2卷第4期，小说）《飘泊的女儿》（《申江日报·海潮》，9月18日第1号，小说）《云端一白鹤》（《申江日报》第4版，9月18日，古诗）《异国秋思》（《申江日报·海潮》，9月25日第2号，散文）《给我的小鸟儿们》（《华年周刊》，10月1日第1卷第25期，散文）《碧波》（《申江日报·海潮》，10月23日第4号，小说）《补袜子》（《申江日报·海潮》，10月26日第6号，小说）《野妓拉客》（《申江日报·海潮》，10月30日第7号，小说）《秋光中的西湖》（《申江日报·海潮》，11月13日第9号，散文）《给我的小鸟儿们（二）》（《申江日报·海潮》，11月20日第11号，散文）《给我的小鸟儿们（三）》（《申江日报·海潮》，12月11日第13号，散文）《跳舞场归来》（《申江日报·海潮》，12月25日第15号，小说）《小小的呐喊》（《女声》，12月第1卷第6号，小说）

　　1933年《人生的梦的一幕》（《申江日报·海潮》，1月8日第17号，小说）《前途》（《前途》，1月10日创刊号，小说）《一个情妇的日记》（《申江日报·海潮》，1月15日、1月22日、2月5日、2月19日、2月26日第18、19、20、22、23号，小说）《好丈夫》（《女声》，1月15日第1卷第7期，小说）《一段春愁》（《时代画报》，2月1日第3卷第11期，小说）《女人的心》（《时代画报》，2月14日～5月5日，小说）《女人的心》（四社出版社，6月，中篇小说）《玫瑰的刺》（中华书局，3月，中、短篇集）《今后妇女的出路》（《女声》，3月16日第1卷第12期，杂论）《水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3月初版，平民读物）《上海工部局女中年刊发刊词》（《上海工部局女中年刊》，5月2日创刊号，序言）《著作家的修养》（《上海工部局女中年刊》，5月2日创刊号，序言）《丁玲之死》（《时事新报·青光》，7月2日，杂论）《灾还不够》（《时事新报·青光》，7月7日，杂论）《屈伸自如》（《时事新报·青光》，7月14日，杂论）《监守自盗》（《时事新报·青光》，7月21日，杂论）《愧》（《时事新报·青光》，7月28日，杂论）《恋爱不是游戏》（《时事新报·青光》，8月4日，杂论）《花瓶时代》（《时事新报·青光》，8月11日，杂论）《我愿秋常驻人间》（《时事新报·青光》，8月18日，杂论）

　　《男人和女人》（《时事新报·青光》，8月25日，杂论）《代三百万灾民请命》（《时事新报·青光》，9月1日，杂论）《水灾》（《女声》，9月1日第1卷第23期，小说）《中学时代生活的回忆》（《女声》，9月16日第1卷第24期，散文）1934年《我的创作经验》（《女青年月刊》，3月第13卷第3期，杂论）《窗外的春光》（《人间世》，4月5日第1期，散文）《读诗偶得》（《人间世》，5月2日第4期，散文）《象牙戒指》（商务印书馆，5月，长篇小说）

篇三：对庐隐《曼丽》女性意识的解读

　　论庐隐创作中的悲哀之情与感伤主义

　　[摘要]在《寄燕北故人》一文中，庐隐说，“因为这悲哀

　　造成的世界，本以悲哀为原则。不过有的是可医治的悲哀，有的是不可医治的悲哀。我们的悲哀，是不可医治的根本的烦冤。除非毁灭，是不能使我们与悲哀相脱离。”庐隐是五四时期具有浓厚感伤主义色彩的一位女作家，正如苏雪林所言，她的作品“总是充满了悲哀、苦闷、愤世、嫉邪，视世间事无一当意，世间人无一惬心。”综观庐隐的人生及其创作，悲哀之情与感伤主义都充盈于其中。

　　[关键词]庐隐；感伤；情怀

　　一、庐隐小说的感伤情调庐隐是五四时期多产的女作家，在短短十几年的创作生涯之中，为我们留下了《海滨故人》、《曼丽》、《灵海潮汐》、《玫瑰的刺》四个短篇集，《归雁》、《象牙戒指》、《女人的心》、《火焰》四个中长篇集，以及散文集《云鸥情书集》等，显示出强烈的感伤情调和执着的求索意趣。在《中国文学史》的教材中也给予过庐隐的创作这样的评价“用哀伤的笔调叙写五四一代青年复杂的情感世界，尤其表现一代青年女性追求民主解放和爱情幸福最后却只能尝到苦果的实际情景。”庐隐小说的感伤情调与她对文学的认识有重要的关系。

　　在文学主张方面，她强调“文学创作者是重情感，富主观，凭借于刹

　　那间的直觉，而描写事物，创造意境，不模仿，不造作，情之所至，

　　意之所及，然后，发为文章，其效用则在安慰人生，鞭策人生。”她

　　将鲜明的主体意识融于文本，在不懈的求索中袒露出一个真诚、痛苦

　　的灵魂，让我们在其作品的感伤中，也体会到作家不幸生活经历的坎

　　坷与多难。她笔下常写出女性生命无尽的痛苦，而这些痛苦的经历或

　　现象又往往升华为对生命的叩问。因而她写作中流露出的感伤情调，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当时社会的种种弊端与现实黑暗的反映。

　　庐隐笔下的景物也是作家从情为文的衍生。情景交融极为巧妙，

　　多选取一些幽冷晦暗的意向，

　　如晨雾，雨丝，凄风，

　　冷月，疏星，黑云，衰草，枯藤，荒园，古墓，幽宅等。它们以不同

　　的形态，在不同的场合中显示出来，或暗示人物命运，或烘托环境气

　　氛，或象征，或点化，全都与人物的性格和命运相衬。在隐喻和象征

　　的意义层面上，其小说的感伤情调更加浓烈，意蕴更加深邃，往往能

　　使读者在阅读时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情感冲撞之美。

　　二、“我简直是悲哀的叹美者”一一论庐隐笔下女性的

　　悲哀之情

　　庐隐的悲哀实际上有多重意义，她所描述的悲哀，既是时代的悲

　　哀，也是身为女性的悲哀，是其作为一名时代女性生存体验的切身反

　　映，是对五四一代女性生存困境进行深入思考和探索的结果。五四虽

　　然是一个人的觉醒和个性解放的时代，但实际上，女性的解放却是步

　　履蹒跚。庐隐的作品首先展示了五四一代女性生存状况的悲哀。在她

　　的作品中，有金钱势力对爱情的迫害，有封建财主对农村少女的人身

　　霸占，有男权主义对女性的压迫，有社会对不幸女子的抛弃。面对女

　　性的种种生存窘状，庐隐发出了“不仅仅作女人，还要作个人”的生

　　存呐喊。

　　其次，庐隐的作品中展示了五四一代女性心理与精神的悲哀。这

　　主要表现在：第一，庐隐笔下的女性，从生理到心理上都是病态的，

　　是一些不健康的女性。

　　《或人的悲哀》中

　　的亚侠，《丽石的日记》中的丽石，都是心脏病的患者。

　　《少

　　年著作家》中的“尹”，《象牙戒指》中的沁珠，一个咳血而死，一

　　个患病而亡。抑郁症更是成了她笔下女子的通病。第二，庐隐笔下的

　　女性，虽然年纪轻轻，却都一个个饱经沧桑，有着深深的灵魂伤痕，

　　是一些不幸的女性。

　　《海滨故人》中

　　的露莎，有着不幸的童年身世，《沦落》中的松文，有着痛

　　苦的人生经历，《象牙戒指》中的沁珠，有着深深的情感创伤。第

　　三，庐隐笔下的女性，大多对人生悲观失望，是一些没有未来的女

　　性。她笔下的女性，渴望探求人生的美好却无所得，沉溺于知与情的

　　苦海中无法自拔，人生观十分幻灭。

　　她笔下的女性，心理是悲哀的，都有着一颗“经不起撩拨的心”

　　庐隐笔下的女性大多是现实的逃避者，当他们在爱情与人生的困境中无法解脱时，往往逃避现实，缺乏与现实抗争的勇气。《云萝姑娘》中的云萝，《象牙戒指》中的沁珠，都带着深深的灵魂上的伤痕，不敢正视现实的爱情而逃向个人内心的苦苦挣扎。《海滨故人》

　　中的云青，在爱情的困境中无法解脱的时候，幻想出世以求得内心的平静。《或人的悲哀》中的亚侠，探究人生究竟而无所得，希望在宗教里求得人生的归宿。庐隐笔下的女性，精神都是悲哀的。

　　爱情、婚姻、家庭、事业是人生中必不可少的四个组成部分，庐隐以她身为女性的切身体验与感悟，洞穿了五四一代女性基于这些生存本身的空虚和迷茫。她笔下的女性，是一些在生活中找不到自己定位的女性，这种“无所适从”的迷茫感正是她笔下女性悲哀的源泉。她们在生活中看不到希望找不到出路，因而不能不悲哀。

　　作者简介：庞程，湖北武汉，武汉大学文学院2011级汉语言文学1班学生，研究方向：文学。

篇四：对庐隐《曼丽》女性意识的解读

　　新时期以来庐隐研究综述

　　庐隐作为“五四时期”“与冰心齐名的著名的女作家”，曾以其独特的生活经历、独特的个性、独特的文学创作、独特的艺术风格在当时文坛产生过较大影响。然而由于庐隐的英年早逝，她创作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作品又远离时代“主流”意识，庐隐研究一直处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边缘，并随着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的变迁、发展，走着一段曲折的长路。

　　新时期以前，对于庐隐这样一位才情并茂而屡遭不幸打击，生活道路坎坷曲折的女作家，除茅盾先生对她做过较高的评价外，评论界历来对她抑多扬少，否定大于肯定。这一评论状况源自于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场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建设的论争。在这场论争中创造社、太阳社的一些作家由于受到左倾思潮的影响，急于建造新型的革命文学，以政治批评代替文学批评，彻底抛弃文学遗产，并错误地认为过去（特别是“五四”以来的）文学作品都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艺，甚至将坚持现实主义的鲁迅、茅盾、叶圣陶等重要作家的作品统统看成是落伍的文学，庐隐这样远离时代“主流”的民主作家，更是被视为落伍的“同路人”而大加伐挞。这个时期，在评论庐隐创作的文章中，草野的《感伤派女作家黄庐隐》、黄阿英的《庐隐》、贺玉波的《庐隐女士及其作品》三篇文章是最有代表性的。他们认为庐隐的作品“无论在质上和量上，都不见得比冰心少，只是她的成就，在某点上或不如冰心”[1]，原因是庐隐“压根儿就未曾认识社会，未曾想到社会，只有热情、神经过敏的思想，而缺少一些最普遍的社会观念，结果使她写不出动人的杰作。”[1]在她的作品里“大都是半新半旧的温柔的闺秀”或“小资产阶级的纯粹旧式的女性”[2]，“沦落的女性以及大多数的工场的劳动妇女，我们的作者偏不注意到，只是一味用了锦绣的文字编织那些伤感消沉悲哀的梦境。所以她的作品除了足以维持那残存着的封建思想和旧道德观念外，无半点儿为妇女前途改造和革新的功效”[2]，终究“脱不了旧文学的色彩”[2]。

　　茅盾很不赞成太阳社、创造社某些人的这种粗暴的批评。从1927年年底始，茅盾系统研究了一批被革命文学倡导者视为“旧作家”或小资产阶级的作家，写

　　了一系列作家论，《庐隐论》即是其中之一。在这篇文章中茅盾以革命现实主义为价值尺度，确定了“庐隐与‘五四’运动，有血缘的关系。”[3]并认为“庐隐，她是被‘五四’的怒潮从封建的氛围中掀起来的，觉醒了的一个女性；庐隐，她是‘五四’的产儿。”她作品中所表现的“感情与理智冲突下的悲观苦闷”，也有其“社会意义”[3]。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中再次对庐隐的作品加以肯定，“在反映了当时苦闷彷徨的站在享乐主义边缘上的青年心理一点看来，《海滨故人》及其姊妹篇《或人的悲哀》和《丽石的日记》是应该给与较高的评价的”。总的来看，茅盾的《庐隐论》论述客观公正，阐释有理有据，代表着新中国成立前庐隐研究的最高水平，成为后来庐隐研究的起点和基调。[4]

　　但需要指出的是，茅盾的《庐隐论》使用的是社会——历史批评方法。这种批评方法要求对作家的写作立场进行阶级性质的判断，以此作为评论作品意识形态性质特征的主要依据。当今的人们也许对这种以阶级分析为骨干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可能有些反感，这主要因为多年来在左倾政治思潮之中已经吃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所导致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苦头。然而在二三十年代那种社会急剧变动的历史氛围中，当阶级斗争、政治斗争仍然作为社会中心的时候，这种阶级分析的批评是很能适应时代，满足社会阅读心态的。但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任何一种批评方法，即便在理论上极其完备，也不可能适用于所有的作家及其创作实践，更何况对庐隐这样的创作较为特殊的作家来说显然是不适用的，茅盾的《庐隐论》就是典型的例子。茅盾认为正像“五四”是半殖民地的中国经济的产儿一样，庐隐，她是资产阶级性的文化运动“五四”的产儿；“五四”运动发展到某一阶段，便停滞了，向后退了。庐隐，她的“发展”也是到了某一阶段就停止了。今天看来，茅盾的“庐隐作品的思想是停滞的”，庐隐作品的选材是狭窄的评价是有失公允的，但在新时期以前，这种评价几乎已成定论。这一定论影响到后来的庐隐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到新时期前，庐隐的作品再未得到人们的关注，她的名字渐渐的为广大读者所陌生。庐隐及其作品处于被“冷冻”状态。

　　对庐隐的重新发现和重新评价，是在庐隐逝世近半个世纪后的20世纪80年代。庐隐研究出现了新的局面，改变了较长一段时间冷寂、停滞的状况，逐渐克服了长期积存的“左”倾错误，在不同的视角、以不同的方式深入发展，获得新的发现和新的结论，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新气象。

　　首先，在向庐隐的亲友进行调查访问的基础上，庐隐的作品得到系统、全面的搜集、整理，并大量出版。仅就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为例。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各出版社出版的庐隐作品共六十多种（最早的版本是192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海滨故人》——笔者注），其中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版的作品就有五十多种，而又以90年代出版为最多。在编辑出版庐隐传记体著作和文章方面，钱虹选篇的《庐隐选集》（上，下）[5]和辑佚的《庐隐集外集》[6]最为突出，虽说这三卷书还未能网罗到庐隐的全部作品，但毕竟是80年代搜集整理庐隐的作品最全面的作品集。集子中不仅收录了建国前一些出版社出版的为大家所熟知的庐隐的作品如《海滨故人》、《曼丽》、《何处是归程》、《灵海潮汐》等，还收录了遗散的庐隐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上学时在学校的文艺刊物上发表的作品，有诗歌、杂文、剧本，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庐隐集外集》中又收集了在80年代之前从未出版过的小说、散文、杂论、诗歌、书信、祭文，等等，其中包括庐隐在其自传中都声称丢失的1922年访日游记《扶桑印影》和庐隐真正的小说处女作《海洋里的一出惨剧》，钱虹在此基础上还整理出一份详细的《庐隐著作系年目录》，这种艰苦的搜集整理工作，为80年代的研究者以及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也为后来许多出版社出版庐隐文集提供了条件，的确功不可没。

　　在作品得到大量整理出版的同时，庐隐年谱和著作谱系的编写工作也在进行中。除了上面提到的钱虹编写的《庐隐著作系年目录》外，最早的还有王国栋、郭薇萱（庐隐大女儿）合作编写的《庐隐生平著作简编》和《庐隐年表》，这是第一个经梳理、辨析后概述庐隐生平和著作的年谱，具有史料价值。肖凤在80年代出版《庐隐传》时，在传记后附有《庐隐著作目录》。这些生平年谱和著作目录的整理，连同大量出版的庐隐作品，为我们进一步的发现庐隐、评价庐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其次，庐隐研究呈现出新的局面。新时期以来，强加于文学及文学研究之上的条条框框被打破，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品格重新得到确立。对庐隐其人其事及其创作的研究走上了正轨。纵观这一时期庐隐研究，无论是作家研究，还是作品研究，都取得了一定的突破，研究方法也日趋多样化。

　　作家研究取得的成果主要体现在庐隐传记的写作与出版上。20世纪80年代初肖凤的《庐隐传》问世[7]，这是新时期最早对庐隐进行全面评述的第一本传记著作，标志着庐隐研究的新的成果和新的高度。书中汇入作者访问庐隐亲友李唯建及好友程俊英、刘大杰、李辉群、陆晶清等所得到的有价值的史实。运用评、传结合的写作方法，将作家从出生到1934年病逝这三十来年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结合起来考察，传记资料翔实，评述精当，恰如其分，作者要“写出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形象”的努力可见一斑。90年代，庐君的《惊世骇俗才女情——庐隐》出版，此书重传不重评，作者以丰富翔实的史料为基础，以深刻的理解为前提，充满敬意地进入到庐隐的思想、情感世界，用热情的文笔勾画出一位反封建的、敢作敢为的、具有“五四”个性解放精神的才情并茂的女作家形象，以及她生活中的重大转折和心灵中的细微颤动。近年出版的传记作品有阎纯德的《庐隐：“五四”的产儿》。[8]此作品先传后评，前几章清晰地勾画出庐隐坎坷的生活道路，表现其情感经历、心路历程，后几章着重介绍其创作道路，总结了庐隐的创作风格和艺术个性发展变化。庐隐传记的写作与出版填补了新时期以前庐隐研究的空白。应该说，每位传记的作者都经过了艰苦的搜集整理工作，力求资料的翔实准确，从这些传记资料中我们能够深入了解庐隐的生活道路，思想发展，艺术个性，创作风格，给作家庐隐一个全面、客观、公正的评价。

　　从80年代到现在，庐隐作品的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研究论文大量发表，据笔者粗略的统计，已超过百篇（不包括收集在各种学术专著中的有关庐隐的文章）。从研究内容上看，已从过去的单一的小说研究，发展到散文研究，杂文研究和情书研究。特别是庐隐的散文在新时期得到特别的关注。庐隐散文的审美特征、意境开掘、语言风格、艺术特色等多个方面成为研究者关注的对象。从研究方法上看，研究方法呈现出多样性。社会——历史批评方法更注重作家对题材作了如何的挖掘和表现，以便有新的发现和得出新的结论。进入80年代中后期，比较批评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庐隐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并取得相当的成绩。庐隐研究中的比较方法的运用，改变了庐隐研究方法单一的局面，也拓展了研究者的视野。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在庐隐的作品与各个时代的或女作家或男作家的比较中，庐隐作品的价值、庐隐在文坛的地位得到客观的评价和确定。运用女性主义批评方法对庐隐及其创作进行研究可谓别开生面，拓展了庐隐研究的新的

　　领域。这种研究主要是西方女性主义这股世界性的思潮涌进国内。它引发了人们对庐隐创作女性特质和庐隐妇女观、爱情观、家庭观较为集中的关注。孟悦、戴锦华合著的《浮出历史地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刘思谦《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徐岱《边缘叙事——20世纪中国女性小说个案批评》（学林出版社20XX年版）、乔以钢《低吟高歌——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论》（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和《多彩的旋律——中国女性文学主题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XX年版）等都是从女性的角度对庐隐进行了研究。有的研究者甚至从女性文学的角度出发来确定庐隐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指出庐隐是“五四”女作家中小说创作最多，社会关注最广的作家之一。她是新文学史上最早把“五四”女性的时代美以及知识女性寻找生命真谛的形象和女性强烈的自我意识写进文学作品中的女作家，其在新文学史上的美学价值是不能低估的。[9]

　　这里特别要提的是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该书对庐隐予以专节介绍。杨义开篇指出“庐隐几与冰心齐名，是‘五四’文坛上升起的灿烂坤星”[10]。在艺术生涯的起点上，庐隐和冰心“似乎是‘五四’文坛的孪生姐妹”[10]，“庐隐在诗歌、散文方面输于冰心，在小说的成就上则有过之而无不及。”[10]杨义立足于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将庐隐的创作与作家主体世界观变化，与时代环境变化结合起来考察，注重探索庐隐创作的社会价值、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肯定了庐隐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对于庐隐一直受到贬义的“悲哀”情结，杨义从个人心理和时代的背景出发，深入挖掘庐隐悲哀的意蕴，他评价道：

　　庐隐的悲哀并非无病呻吟，并非抽象哲理的图解，既燃烧着作者心灵的火焰，又笼罩着特定的时代氛围的浓雾，具有相当程度的情感的真实性。[10]

　　二三十年挣扎于悲哀深渊的庐隐，并没有完全脱离时代，相反，正是时代的革命斗争和民族解放战争，促使她依然立下跳离悲哀的深渊之志。庐隐并没有忘掉作为一个进步作家的社会责任。[10]

　　杨义之论，对庐隐在现代文学史上获得一席之地作用甚大。纵观新时期以来的庐隐研究，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在对前期的研究成果的继承上，有许多新的突破。研究的视野更加宽阔，研究角度、研究方法走向多元化，

　　对庐隐其人其事及其创作的认识逐渐深入，庐隐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篇五：对庐隐《曼丽》女性意识的解读

　　庐隐[女](1898.5.4—1934.5.13)生平简介主要作品

　　原名黄淑仪，又名黄英，生与福建闽侯。1903年父亲去世，到北京舅舅家居住。1909年入教会办的墓慕贞书院小学部。信仰基督教。1912年考入女子师范学校，1917年毕业后任教于北平公立女子中学、安徽安庆小学及河南女子师范学校，1919年考入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国文系。1921年加入文学研究会。1922年大学毕业后到安徽宣城中学任教员，半年后回北平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教国文。1925年出版第一本小说集《海滨故人》，内容大多反映五四时期知识青年的思想情绪。1926年到上海大夏大学教书，1927年任北京市立女子第一中学校长半年。几年间，母亲、丈夫、哥哥和挚友石评梅先后逝世，悲哀情绪侵透在这个时期的作品集《灵海潮汐》和《曼丽》之中。1930年与李唯建结婚，1931年出版了二人的通信集《云欧情书集》。婚后他们一度在东京居住出版过《东京小品》。1931年起担任上海工部局女子中学国文教师。此后的作品逐渐脱离了自身而注意到社会情绪也较以前乐观、开朗。她的小说写的流利自然，多是日记或书信，带有自传性质。她只是老老实实写下来，从不在形式上炫奇斗巧。36岁时因分娩死于上海大华医院。[著作书目]海滨故人（小说集1925，商务曼丽（小说集）1927，北平文化学社归雁（小说）1930，神州象牙戒指（小说）1930，商务灵海潮汐（散文、小说集）开明云欧情书集（书信集）与李唯建合著1931，神州庐隐短篇小说选1932，女子书局玫瑰的刺（小说集）1933，中华女人的心（专篇小说）1933，上海四社出版部庐隐自传1934，上海第一出版社东京小品（散文、小说集）1936，北新火焰（长篇小说）1936，北新庐隐选集庐隐创作选庐隐佳作选1936，中央书店1936（出版单位不详）1947，上海新象书店

　　[研究资料书目]庐隐传（肖凤）1982，师大

　　著作年表1920年《“女子成美会”希望于妇女》(《晨报副刊》，2月19日，杂论)《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文艺会刊》，4月1日第2期，杂论)《金陵》(《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文艺会刊》，4月1日第2期，新诗)《思想革新的原因》(《人道》，8月5日第1号，杂论)《新村底理想与人生底价值》(《批评》，12月5日第4号“新村号”，杂论)1921年《劳心者与劳力者》(《批评》，1月11日第6号，杂论)庐隐著《春愁何处是归程》《海洋里底一出惨剧》(《时事新报》，1月25~26日，小说)《一个著作家》(《小说月报》，2月10日第2卷第2号，小说)《近世戏剧的新倾向》(《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文艺会刊》，4月1日第3期，杂论)《小说的小经验》(《时事新报·文学旬刊》，5月29日第3期，杂论)《一封信》(《小说月报》，6月10日第12卷第6号，小说)《一个病人》(《时事新报·文学旬刊》，6月30日第6期，小说)《红玫瑰》(《小说月报》，7月10日第12卷第7号，小说)《创作的我见》(《小说月报》，7月10日第12卷第7号，杂论)《月夜里的箫声》(《时事新报·文学旬刊》，7月30日第9期，小说)《整理旧文学与创造新文学》(《时事新报·文学旬刊》，7月30日第9期，杂论)《两个小学生》(《小说月报》，8月10日第12卷第8号，小说)《“作什么？”》(《时事新报·文学旬刊》，8月10日第10期，小说)《砍柴的女孩》(《时事新报·文学旬刊》，8月10日第10期，新诗)《哀音》(《时事新报·文学旬刊》，9月1日第13期，小说)《王阿大之死》(《时事新报·学灯》，9月4~6日，小说)《灵魂可以卖吗？》(《小说月报》，11月10日第12卷第11号，小说)《祝晨报第三周(年)的纪念》(《晨报副刊》，12月1日，新诗)《思潮》(《小说月报》，12月10日第12卷第12号，小说)1922年《馀泪》(《小说月报》，6月10日第13卷第6号，小说)《一个女教员》(《时事新报·文学旬刊》，2月1日、3月1日第29、30期，小说)《一个夜里的印象》(文学研究会编《小说汇刊》，商务印书馆，5月初版，小说)《邮差》(文学研究会编《小说汇刊》，商务印书馆，5月初版，小说)《傍晚的来客》(文学研究会编《小说汇刊》，商务印书馆，5月初版，小说)《一个快乐的村庄》(文学研究会编《小说汇刊》，商务印书馆，5月初版，小说)《碧涛之滨》(《学艺》，9月第4卷第3号，散文)《灵魂的伤痕》(《时事新报·文学旬刊》，8月11日第46期，散文)《悠悠的心》(《时事新报·文学旬刊》，8月21日第47期，新诗)《东游得来的礼物》(《时事新报·文学旬刊》，9月1日第48期，散文)《华严泷下》(《时事新报·文学旬刊》，9月11日第49期，散文)《海边的谈话》(《时事新报·文学旬刊》，9月21日第50期，散文)《最后的光荣》(《时事新报·文学旬刊》，10月10日第52期，散文)《月下的回忆》(《小说月报》，10月10日第13卷第10号，散文)《月下》(《时事新报·文学旬刊》，11月10日第55期，散文)

　　《或人的悲哀》(《小说月报》，12月10日第13卷第12号，小说)1923年《徬徨》(《小说月报》，1月10日第14卷第1号；又载《北京周报》(日文版)，3月4、11日，小说)《离开东京的前一天》(《时事新报·文学旬刊》，3月21日第68期，散文)《浮桑印影》(《学艺》，4月第4卷第10号，散文)《最后的命运》(《晨报副刊·文学旬刊》，6月1日，散文)《丽石的日记》(《小说月报》，6月10日第14卷第6号，小说)《月色与诗人》(《晨报副刊·文学旬刊》，6月11日，杂论)《中国小说史略》(连载于《晨报副刊·文学旬刊》，6月21日、7月1日、7月11日、7月21日、8月1日、庐隐遗影8月11日、8月21日、9月1日、9月11日；又以《中国历代小说》为题，连载于《北京周报》(日文版)，8月5日~10月19日，杂论)《流星》(《晨报副刊·文学旬刊》，10月1日、10月12日、10月21日、11月21日、12月21日，小说)《秋别》(《晨报副刊》，10月7日，新诗)《寂寞》(《晨报副刊》，10月7日，新诗)《海滨故人》(《小说月报》，10月10日第14卷第10号、12月10日第14卷第12号，小说)《淡雾》(《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12月1日，小说)《新的遮拦》(《星海》，12月10日，小说)《将我的苦恼埋葬》(《晨报副刊·文学旬刊》，12月11日，新诗)1924年《寄一星》(《晨报副刊·文学旬刊》，1月11日，散文)《灰色的路程》(《东方杂志》，1月25日第21卷第2号，小说)《中国的妇女运动问题》(《民铎》，3月1日第5卷第1号，杂论)《沦落》(《小说月报》，4月10日第15卷第4号，小说)《旧稿》(《小说月报》，5月10日第15卷第5号，小说)《前尘》(《小说月报》，6月10日第15卷第6号，小说)《醉鬼》(《时事新报·文学周报》，6月30日第128期，小说)1925年《父亲》(《小说月报》，1月10日第16卷第1号，小说)《海滨消息——寄波微》(《京报副刊·妇女周刊》，3月，散文)《幽弦》(《小说月报》，5月10日第16卷第5号，小说)《胜利以后》(《小说月报》，6月10日第16卷第6号，小说)《呓语》(《京报副刊·妇女周刊》，9月2日，散文)《秦教授的失败》(《小说月报》，10月10日第16卷第10号，小说)《危机》(《小说月报》，12月10日第16卷第12号，小说)《海滨故人》(商务印书馆，7月初版，短篇集)《诗人李白》(《小说月报》号外“中国文学研究专号”，杂论)《郭君梦良行状》(《时事新报·学灯》，12月7日，祭文)1926年《寄天涯一孤鸿》(《小说月报》，10月10日第17卷第10号，散文)《灵海潮汐致梅姐》(《小说月报》，11月10日第17卷第11号，散文)《寂寞》(《小说月报》，12月10日第17卷第12号，小说)

　　1927年《蓝田的忏悔录》(《小说月报》，1月10日第18卷第1号，小说)《何处是归程》(《小说月报》，2月10日第18卷第2号，小说)《文学与革命》(《国闻周报》，5月22日第4卷第19期，杂论)《月夜孤舟》(《蔷薇周刊》，5月24日第2卷第26期，散文)《秋风秋雨愁煞人》(《蔷薇周刊》，6月14日第2卷第29期，小说)《憔悴梨花风雨后》(《蔷薇周刊》，6月21、28日第2卷第30、31期，小说)《吊英雄》(《蔷薇周刊》，7月5日第2卷第32期，新诗)《愁情一缕付征鸿》(《蔷薇周刊》，7月26日第2卷第35期，散文)《妇女的平民教育》(《教育杂志》，第19卷第9号“平民教育专号”，杂论)《归途》(《蔷薇周刊》，10月18日第3卷第46期，随笔)《英雄泪》(《蔷薇周刊》，12月5日第2卷第47期，新诗)《研究文学的方法》(《蔷薇周年纪念增刊》，杂论)《公事房》(《蔷薇周年纪念增刊》，小说)《牺牲》(《蔷薇周年纪念增刊》，剧本)1928年《曼丽》(北平古城书社，1月发行，短篇集)《寄波微》(《蔷薇周刊》，1月16日第3卷第53期，散文)《侦探》(《蔷薇周刊》，2月28日第3卷第58期，小说)《妇女的平民教育》[10](商务印书馆，4月，单行本)《弱者之呼声》(《蔷薇周刊》，6月2日第4卷《国耻纪念特刊》，新诗)《雪耻之正当途径》(《蔷薇周刊》，6月2日第4卷《国耻纪念特刊》，杂论)《祭献之辞》(《世界日报》，12月《石评梅女士纪念特刊》，祭文)《石评梅传略》(《世界日报》，12月《石评梅女士纪念特刊》，传记)《雨夜》(《小说月报》，12月10日第19卷第12号，小说)1929年《素心兰——夜的奇迹之一》(《鴞》，1月9日第4期，散文)《云萝姑娘》(《小说月报》，1月10日第20卷第1号，小说)《文学家的使命》(《华严月刊》，1月20日第1卷第1期，杂论)《夜的奇迹》(《华严月刊》，1月20日第1卷第1期，散文)《归雁》(《华严月刊》，1月20日第1卷第1~8期，小说)《畸侣先生》(《真善美》，2月2日纪念一周年号外“女作家号”，小说)《星夜》(《华严月刊》，2月20日第1卷第2期，散文)《美丽的姑娘》(《华严月刊》，2月20日第1卷第2期，散文)《病中》(《河北民国日报副刊》，2月28日第65号，小说)《空虚——夜的奇迹之一》(《河北民国日报副刊》，3月1日第66号，新诗)《漠然——夜的奇迹之一》(《河北民国日报副刊》，3月5日第69号，新诗)《乞丐》(《华严月刊》，3月20日第1卷第3期，小说)《春的警钟》(《华严月刊》，4月20日第1卷第4期，散文)《树荫下》(《认识周报》，5月15日第1卷第16号，小说)《冲突》(《华严月刊》，5月20日第1卷第5期，剧本)《介之推》(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6月初版，平民读物)《不幸》(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6月初版，平民读物)《穴中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6月初版，平民读物)

　　《秋声》(《华严月刊》，6月20日第1卷第6期，散文)《我生活在沙漠上》(《华严月刊》，7月20日第1卷第7期，散文)《青春的权威者》(《华严月刊》，8月20日第1卷第8期，散文)《亡命》(《华严月刊》，8月20日第1卷第8期，散文)《妇女生活的改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0月初版，平民读物)《来呵！我的爱人》(《蔷薇周刊》，9月10日第126期，新诗)《去年今日——悼石评梅》(《世界日报·评梅逝世周年纪念特刊》，10月6日，散文)1930年《人间天堂》(《益世报》，1月3~9日；又以《地上的乐园》为题，载《新月》，6、7月第3卷第5、6期，小说)《云鸥的通信》(《益世报》，2月14日~4月8日)《归雁》(神州国光出版社，3月，中篇小说)《东京小品·一、咖啡店，二、庙会，三、邻居，四、沐浴》(《妇女杂志》，12月第16卷第12号)1931年《灵海潮汐》(上海开明书店，1月初版，短篇集)《云鸥情书集》(庐隐、李唯建合著)(神州国光社，2月初版，书信集)《井之头公园》(《晨报副刊·学园》，2月25日第16号，散文)《几句实话》(《晨报副刊·学园》，3月26、27日第45、46号，散文)《苹果烂了》(《小说月报》，5月10日第22卷第5号，小说)《象牙戒指》(未完)(《小说月报》，6、7、8、9、11、12月10日第22卷第6、7、8、9、11、11号，小说)《东京小品·五、樱花树头》(《妇女杂志》，第17卷第5号，散文)《东京小品·六、那个怯弱的女人》(《妇女杂志》，第17卷第6号，散文)《东京小品·七、柳岛之一瞥》(《妇女杂志》，第17卷第7号，散文)《东京小品·八、烈士夫人》(《妇女杂志》，第17卷第8号，散文)1932年《搁浅的人们》(《读书杂志》，1月10日第2卷第1期，小说)《豆腐店的老板》(《读书杂志》，4月1日第2卷第4期，小说)《飘泊的女儿》(《申江日报·海潮》，9月18日第1号，小说)《云端一白鹤》(《申江日报》第4版，9月18日，古诗)《异国秋思》(《申江日报·海潮》，9月25日第2号，散文)《给我的小鸟儿们》(《华年周刊》，10月1日第1卷第25期，散文)《碧波》(《申江日报·海潮》，10月23日第4号，小说)《补袜子》(《申江日报·海潮》，10月26日第6号，小说)《野妓拉客》(《申江日报·海潮》，10月30日第7号，小说)《秋光中的西湖》(《申江日报·海潮》，11月13日第9号，散文)《给我的小鸟儿们(二)》(《申江日报·海潮》，11月20日第11号，散文)《给我的小鸟儿们(三)》(《申江日报·海潮》，12月11日第13号，散文)《跳舞场归来》(《申江日报·海潮》，12月25日第15号，小说)《小小的呐喊》(《女声》，12月第1卷第6号，小说)1933年《人生的梦的一幕》(《申江日报·海潮》，1月8日第17号，小说)《前途》(《前途》，1月10日创刊号，小说)

　　《一个情妇的日记》(《申江日报·海潮》，1月15日、1月22日、2月5日、2月19日、2月26日第18、19、20、22、23号，小说)庐隐著《一个情妇的日记》《好丈夫》(《女声》，1月15日第1卷第7期，小说)《一段春愁》(《时代画报》，2月1日第3卷第11期，小说)《女人的心》(《时代画报》，2月14日～5月5日，小说)《女人的心》(四社出版社，6月，中篇小说)《玫瑰的刺》(中华书局，3月，中、短篇集)《今后妇女的出路》(《女声》，3月16日第1卷第12期，杂论)《水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3月初版，平民读物)《上海工部局女中年刊发刊词》(《上海工部局女中年刊》，5月2日创刊号，序言)《著作家的修养》(《上海工部局女中年刊》，5月2日创刊号，序言)《丁玲之死》(《时事新报·青光》，7月2日，杂论)《灾还不够》(《时事新报·青光》，7月7日，杂论)《屈伸自如》(《时事新报·青光》，7月14日，杂论)《监守自盗》(《时事新报·青光》，7月21日，杂论)《愧》(《时事新报·青光》，7月28日，杂论)《恋爱不是游戏》(《时事新报·青光》，8月4日，杂论)《花瓶时代》(《时事新报·青光》，8月11日，杂论)《我愿秋常驻人间》(《时事新报·青光》，8月18日，杂论)《男人和女人》(《时事新报·青光》，8月25日，杂论)《代三百万灾民请命》(《时事新报·青光》，9月1日，杂论)《水灾》(《女声》，9月1日第1卷第23期，小说)《中学时代生活的回忆》(《女声》，9月16日第1卷第24期，散文)1934年《我的创作经验》(《女青年月刊》，3月第13卷第3期，杂论)《窗外的春光》(《人间世》，4月5日第1期，散文)《读诗偶得》(《人间世》，5月2日第4期，散文)《象牙戒指》(商务印书馆，5月，长篇小说

篇六：对庐隐《曼丽》女性意识的解读

　　摘要：庐隐创作取材及风格的形成与其个人体验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童年经历、“五四”风潮、爱情婚姻对其影响深远。在此过程中，庐隐也逐渐以新女性的视角对女性生活和命运进行了关注，从而造就了庐隐式的感伤。关键词：个人体验；庐隐；童年；爱情庐隐作为中国第一批现代女作家之一，以其庐隐式的感伤笔调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上的一道独特风景线。而其感伤笔调的形成与其个人遭际密切相关。一、童年时代对其创作的影响观照庐隐的作品，不难发现其童年记忆在其作品的深刻印记。无疑，庐隐的童年满是伤痕与不幸。其出生之日恰逢外祖母离世，于是从小便被视为不祥，母亲无心哺乳，只将她托于一乡下奶妈。两岁时因长了一身疥疮，奶妈见其可怜，提议带其回乡下去养，“如果能好呢，就送回来，死了呢，那也就算了，母亲听了这个提议，竟毫不踌躇地答应了”。母爱的缺憾贯穿于庐隐整个童年生活，对其心灵也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在其自传性质的代表作品《海滨故人》中，主人公露莎的那位对自己的女儿不闻不问，时常呵责的母亲无疑就是庐隐母亲的折射。父爱的缺位是庐隐童年又一不幸。在庐隐的自传中，曾提及庐隐三岁时，举家搬迁至湖南，途中庐隐终日啼哭，招致父亲厌恶，将其投至海中，所幸被一名听差救起。庐隐由是感叹：“假使那时便葬身于江流，也就罢了，现在呢，在人生的路途上苦挣扎，最后还是不免一死，――这一支灰色的眼镜戴上后，使我对于人生的估价是那样无聊消极。这也是庐隐自传中唯一一次提及父亲。由是在庐隐的作品中，对父亲角色的塑造往往“惜墨如金”，即使少数需要塑造父亲角色，也往往表现出其残暴、丑恶的一面。如《父亲》中的“父亲”这一荒淫无耻的反面形象无疑可为其代表。家庭的温暖确实让庐隐作品中塑造的家庭关系也极为疏远冷漠，这也造就了庐隐孤僻高傲的性格和忧愁不安的心绪。由是不难理解其《寄天涯一孤鸿》、《寄燕北故人》等作品中对不断的苦闷情怀以及命运感喟。二、读书时代对其创作的影响进入中学，庐隐的命运开始转折，她有了朋友，不再孤身一人。“我们居然成了大名鼎鼎的六君子了，不但是我们一班里的六君子，而且是全学校的六君子”，活泼和豁达的一面由此展现出来，也是这份豁达才使其不至于被童年的痛苦生活打压得一蹶不振。而在大学期间，庐隐又结识了年纪相仿，志趣相投的朋友，被称为“四公子”。其成名作《海滨故人》中的四个主人公的原型就是大学时期的“四公子”。大学时值五四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之际，作为当时接受高等教育的女大学生来说自然受到巨大的感召。庐隐首先便与留日青年林鸿俊解除了婚约，凸显其思想解放的自觉。她的作品中也塑造了一批受到新思潮影响的女性冲破封建家庭的禁锢追求自由的女性。如《蓝田的忏悔录》中的蓝田和《歧路》中的张兰因不满封建家庭的束缚而离家出走，表现出叛逆的精神。茅盾曾说：“庐隐，她是被‘五四’的怒潮从封建的氛围中掀起来的，觉醒了的一个女性；庐隐，她是‘五四’的产儿”。露莎、曼丽、素璞、亚侠等一系列五四时代的产儿，她们拥有追求人生意义的热情，却始终苦闷徘徊着。正如五四运动似的，尽管热烈却也空虚迷茫，这也正是那一代的人身上的共性。所以也只能感叹“我心彷徨得很呵，往哪条路上去呢？我还是游戏人间吧！”。这些女性虽然对旧社会充满了不满，自身也深受新思想的熏陶，但终究陷入虚无的情绪中。庐隐个人的悲哀这时与时代的悲哀呼应起来。若说个人的感伤悲哀与童年的遭际息息相关，那么时代的悲哀又使作为时代女性的庐隐感受到与个人理想的差距。因此，庐隐的悲哀是建立在个人和时代的共同背景下的。三、恋爱婚姻对其创作的影响庐隐的有三段爱情，其一是与表亲林鸿俊的婚约。这纸婚约说到底还是庐隐对于童年无爱生活的一种反叛，是对其母亲看低林某而激起了庐隐的一腔义愤，二者并无太深感情，所

　　以后来庐隐提出解除婚约也是意料中事。而其于郭梦良、李唯建的爱恨纠葛才是庐隐感情经历中影响最为深刻，也最为令人非议。前者受到非议的主要原因就在于郭梦良已有一个家庭包办的妻子，而后者则是女方大于男方的九岁年龄。这两段婚姻无疑都是世俗观念的一次惊世叛逆。在这两段感情中庐隐进退两难，旧有观念的束缚与感情选择的自主，情与智交织冲突。正如其作品中丽芬感叹之语：“人间永远只有缺乏啊，情与理永远是冲突的，我们可怜的人类只有死在这冲突下了。”①在庐隐的作品中，情和智的冲突屡屡存在，这是其积郁的情绪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发泄只有在作品中有所寄寓与表达。终其一生庐隐的生活始终与不幸、坎坷、愁苦联系在一起，这样也就不难理解她作品中的悲哀、感叹、苦闷。庐隐作品的风格与其童年的经历有关，与其性格有关，与时代有关，也与其的不寻常的感情经历有关。童年的无爱，“五四”的风浪、感情的磨难，短短三十六的年的人生中庐隐诠释了一位女性是如何在悲苦中挣扎和迎难而上的。在其作品中自然也就形成了宣泄愁苦的习惯和以悲为美的审美取向，由是造就了这庐隐式的感伤。注释：①萧枫.中国现代文学名家作品（一）[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0.12，第224页。

篇七：对庐隐《曼丽》女性意识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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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庐隐：“福州三大才女”之一一生充满悲情色彩

　　导语：中国五四时期曾涌现出许多著名的女性作家，其中就有与冰心、

　　林徽因并称为“福州三大才女”的庐隐。庐隐庐隐，原名黃淑仪，福建闽侯县人，中国五四时期曾涌现出许多著名的女性作家，其中就有与冰心、林徽因并称为“福州三大才女”的庐隐。庐隐庐隐，原名黃淑仪，福建闽侯县人，父亲是清朝举人。1898年5月4日这天庐隐出生，却注定充满悲情色彩，原来其祖母也在这天去世，被十分传统的母亲认定是灾星，就把她交给一个乡下奶妈抚养。奶妈将她带回家，让她在缺失亲情的村野里长大。两岁时生一身疥疮，三岁还不会走路、不会说话，却爱哭闹，养成一副倔强的脾气。其父赴长沙任知县时，带上她前往。不料途中的庐隐因想念奶妈而不停地哭闹，发怒的父亲竟将她抛入江中，还好被身边的一个差人救起。六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只剩下庐隐、哥哥和母亲相依为命，生活顿时陷入困境，幸好舅父将他们接到北京，和外祖父一家生活。十三岁时，庐隐考进女子师范学校。在舅父家其间，庐隐认识了表亲林鸿俊，这是一位聪明俊朗的少年。在此后的交往中，林鸿俊了解到庐隐的才华和多愁善感的个性，开始主动给她写信，两人逐渐亲密起来。最后林鸿俊向她求婚，却遭到庐隐母亲和哥哥的反对，他们认为林鸿俊读书少，家里又穷。庐隐与丈夫李唯建这下彻底激怒了庐隐，她写信对母亲说：“我情愿嫁给他，将来命运如何，我都愿承受。”知女莫如母，母亲只好提出一个条件：大学毕业后才举行婚礼。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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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签字答应了。不料，此段姐弟恋还是无果而终，原来在交往中，庐隐逐渐发现林鸿俊思想平庸，加上两人志趣不同，就提出解除婚约。师范毕业后，庐隐当上了一名教师。1919年，二十二岁的庐隐考上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同学中就有后来的著名作家苏雪林。在学校里，庐隐积极参加社团活动，如参加由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等人创立的文学研究会，就是在这里，她结识了北京大学学生郭梦良，但后者却是有家室的人。毕业后，在双方亲友强烈反对下，两人在上海结婚。不幸再次降临，他们的女儿郭薇萱出生不久，郭梦良就因病去世。或许是上天怜悯吧，庐隐于1928年认识了比自己小九岁的清华大学的西洋文学系学生、乐天派诗人李唯建。两人相识不久就不能自拔。庐隐称自己“从重浊肮脏的躯骸中逃逸出来了”。两年后他们结婚，之后又东渡日本。在女儿李瀛仙出生不久，他们归国住在杭州西子湖畔。在和李唯建生活的四年里，是庐隐一生最快乐、最幸福的时光，也是她文学创作丰盛之期。实际上，早在1925年，庐隐就出版第一本描写女大学生对爱情、婚姻思索与挣扎小说集《海滨故人》，奠定了她在文坛的基础。随着前夫郭梦良和挚友石评梅的相继逝去，沉陷在悲哀中的庐隐创作了《灵海潮汐》、《曼丽》和《象牙戒指》。读过庐隐作品的作者，都能感受到其中的主人公几乎都是前路迷茫，且承受着悲凉和冷酷。但和庐隐有交往的人都说她性格豪爽慷慨。其好友苏雪林说她的作品“总是充满了悲哀、苦闷、愤世、嫉邪”，但为人却“一生英风飒爽，这是她的天真可爱和过人处”。茅盾在《庐隐论》中赞赏说：“庐隐作品的风格是流利、自然。她只是老老实实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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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从不在形式上炫奇斗巧。”她一面努力教书，一面勤奋写作。写出了《胜利以后》、《父亲》、《秦教授的失败》等短篇小说，以及《寄天涯一孤鸿》、《秋风秋雨》等泣血之作；还创作了中篇小说《地上的乐园》和《火焰》等。庐隐遗影但不幸再次降临，庐隐因难产手术后大出血，于1934年5月13日在上海不幸去世，才三十六岁。丈夫李唯建将她的全部作品放进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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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八：对庐隐《曼丽》女性意识的解读

　　作者简介

　　庐隐(1898-1934)，原名黄淑仪，又名黄英，生于福建闽侯。与冰心、林徽因齐名并被称为“福州三大才女”1919年考。入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国文。1921年加入文学研究会。1922年大学毕业后到安徽宣城中学任教，半年后回北平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教国文。1925年出版第一本小说集《海滨故人》。1926年到上海大夏大学教书，1927年任北京市立女子第一中学校长半年，几年间，母亲、丈夫、哥哥和挚友石评梅先后逝世，悲哀情绪浸透在这个时期出版的作品集《灵海潮汐》和《曼丽》之中。写作风格：庐隐的抒情性叙述不事雕饰，激切直露，同时也嫌单调，少含蓄。叹句的大量运用增强了叙事的情感容量，相对削弱了小说语言的雕塑功能。她喜穿插日记、书信，重视

　　哀切动人的环境气氛烘托，甚于对人物性格的刻镂，结构上往往失于散漫拖沓。她的作品离开了产生的历史环境，就失去了一部分光彩。庐隐比任何别人都更具有"五四"性质，她的小说是纯"五四"式的。代表：短篇《或人的悲哀》《丽石的、日记》以及中篇《海滨故人》、《一个著作家》等

　　内容简介

　　这篇小说主要写露沙、玲玉、莲裳、云青、宗莹五个女孩子在上学的时候很有抱负，立志追求美好的人生。但"人生到底是什么"这个在庐隐作品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对她们还是一个难解的谜。她们只知道包围着她们的现实生活太黑暗了，她们应该去寻找另外一种生活，一种"人生应得的生活"，方不虚此生。但是，时间还没有来得及为这些天真的少女提供编织更多好梦的机会，她们便已在生理

　　上渐趋成熟，仅恋爱、结婚这一关，便粉碎了她们当中不少人的好梦：或如云青，因爱情失意而闭门谢客，日研佛经，以图出世；或如宗莹，虽恋爱成功，婚后却不再想奋斗。莲裳和玲玉，婚后也都如此。五人中最富理想和奋斗精神的露沙，最后也只能留下一纸绝笔，和了爱人，不知所终，--或如信中暗示，若"理想"失败便"同赴碧流"，那就是追随屈原了。该作写于五四运动退潮期，反映了一代不甘醉生梦死的青年人的苦闷，所以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庐隐也因此声名鹊起。

篇九：对庐隐《曼丽》女性意识的解读

　　庐隐笔下的女性世界（一）

　　一直以来，本人钟情于女性文学，特别是五四时期的女性写作，先后阅读冰心，庐隐，石评梅，凌叔华，陈衡哲，冯沅君，林徽因，苏雪林等作家的作品，感受那个年代特有的气息，最近有了写作的冲动，夜深了手捧一本《庐隐文集》，却久久无法入睡，不禁拿起笔梳理起自己的思绪。

　　摘要：作为“五四的产儿”庐隐是“觉醒了的一个女性”，她独特的经历与其笔下人物命运息息

　　相关，她以独立反叛的姿态塑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明的知识女性形象，在情与智的冲突中，她的创作

　　以情绪的宣泄展现了觉醒女性反叛中的人生困惑，事过境迁，庐隐对女性意识的探索仍具有划时代

　　的意义。

　　关键词：庐隐、知识女性、反叛、意义

　　从短篇集《海滨故人》、《曼丽》、《灵海潮汐》、《玫瑰的刺》到《归雁》、《象牙戒指》、《女人的心》、《火焰》中长篇集到散文集《云鸥情书集》等，在不平坦的十几年的创作生涯中，庐隐女士以独特的女性体验真实地记录了一个知识女性的所见所闻和真情实感，展示了五四时期一个女性悲欢歌哭的心灵历程。本文试图通过作者笔下女性人物在知识探索、理想迷失、爱情婚姻及自我拯救等四方面展现出来的困惑和反叛探讨女性的出路问题。

　　一、“知识误我？我误知识？”

　　“五四”时期是一个激情的时代。“个人”的发现意味着“为自我而存在”的意识的觉醒，在挣脱束缚人性，摧残人性的传统思想羁绊的过程中，“五四”新一代知识者发现了自我个性的价值，认同了自我在社会中的主体地位，“个人开始抬起头来，主宰了他自己的独立自由的人格，维护了他自己的权利和自由”。[2]这对于一直处于“想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3]的中国人来说，可以说是为前所未有的人格解放。在这个确立“自我”的时代，女性以他独有的敏感呼吸着时代的风气。庐隐对中国女性的历史和当时的社会现状有着清醒地认识，她认为，中国传统女性有三大不幸：“一失掉了独立的人格。二失掉了社会的地位。三埋没了个性。”[4]对于新女性走向社会，她是持肯定态度的，认为中国的新女性应该“打破家庭的樊篱到社会上去，逃出傀儡家庭，去过人类应过的生活，不仅仅做个女人，还要做人。”[5]正是抱着这样的态度，庐隐在她的小说中塑造了众多的青年知识女性形象，着力表现他们的自主、自立，展示他们的情感和心理轨迹。处女作《一个著作家》中的沁芬为反对包办婚姻而殉情，以此来控诉对封建社会的不满，《灵魂可以卖吗》中的荷姑是一个有思想有头脑的觉悟的女工形象，“灵魂的可贵实在是无价之宝，这有限的工资便可以买去，或者工人便甘心卖出吗?”以[6]质问的语气向这个世界提出抗议；如果说沁芬是一只被扼杀在封建包办婚姻牢笼里的不幸的小鸟，那么《或人的悲哀》中，亚侠则代表了刚从狭小的牢笼里走出来的知识女性的命运。尽管“游戏人间”是亚侠在无可奈何中的一种选择，而且结局是悲剧性的，但

　　这毕竟是属于亚侠自己的选择。“在《或人的悲哀》所笼罩着的‘人生究竟不可知’的虚无情绪之下，包孕着作者对人生价值的痛苦思索以及对黑暗社会的否定和叛逆”。[7]

　　五四时期女性意识的觉醒激发了他们投入社会的热情，然而这毕竟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众多知识女性有这一颗“似强而实脆弱的心”，一方面因袭着封建的因子，一方面又受新思想的洗礼，渴望个性解放、灵魂自由，内心世界与现实产生了冲突与背离，在对自身价值有所觉悟但又无法在现实中实现自我的人格的失落和悲哀中，只好徘徊在理想和现实的歧路，因而抑郁寡欢，彷徨虚幻，寂寞颓废，苦闷悲哀便构成了情感的主旋律。茅盾很真实地看到了这一点，“在反映了当时苦闷彷徨的站在享乐主义的边缘上的青年心里这一点看来，《海滨故人》及其姊妹篇（《或人的悲哀》和《丽石的日记》）是应该给与较高的评价的。”[8]

　　《或人的悲哀》中的亚侠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妇女，她一直苦苦探索人生的究竟，得到的结论却是“悲的多，乐得少”，现实的黑暗让她找不到人生的究竟，她“不能安于现在”，但又觉得“追求未来使得精神消磨的未免太多了”。[9]最终发出了“我何尝游戏人间？只被人家游戏了我！”[10]的感慨，脆弱的理性战胜不了情感，情感的苦闷又使她对知识产生了怨恨。《丽石的日记》里的丽石是一个“生的漂泊者”，她觉得社会“到处是污浊的痕迹”，常感叹“寂寞益我苦！无聊使我悲！渴望增我怒！”[11]《海滨故人》的露莎是个倔强孤傲的女孩子，反复探究“人生到底做什么？”被同学讥为著作家，然而苦思的结果仍摆脱不了矛盾的心理：“十年读书，得来的只是烦恼与悲愁，究竟知识误我？我误知识？”同样，宗莹对露莎所苦诉的“若果始终要为父母牺牲，我何必念书进学校．．．．．．现在进了学校，有了知识教我屈服在顽固不化的威势下，怎么办得到！”。[12]，《彷徨》中的秋心曾寻找“光明绚烂的前途”，然而最终面对“前面是茫茫的大海，后面是荡荡的大河；四面又都是生疏的、冷酷的，没有一只渡船。”[13]

　　亚侠、丽石、露莎、宗莹她们都是庐隐笔下自我意识觉醒的知识女性，常常以“游戏人间”的的姿态出现，她们一面谈论着社会，议论着人生，抨击着黑暗，一面又在自我抱怨。新思潮唤醒了露莎对自我的认识，对爱情婚姻也有一种超凡脱俗的见解，并且敢于挣脱封建礼教的枷锁，热烈地爱上一个有妇之夫，但又常为习惯势力所左右，无法在破与立中找到支撑点，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所谓“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绝境。这是一种时代病，知识女性对知识的怀疑是五四启蒙时代知识分子蜕变必经的苦痛，其间交织着软弱、妥协、焦虑、渺茫、困惑，派生出一种心理失意。这一个个忧伤苦闷的女子让我们感觉到那种噬人的时代气息，感到的是笼罩在她们头上的可怕的社会阴影。

　　二.理想在现实中的迷失

　　庐隐的内心是向往英雄的，她笔下的女性在对人生意义的追寻中否定和批判现实人生，她们高举妇女解放的火把，执着地追求理想的爱情与人生价值。但是，她们也是无路可走的一代，在走向社会，投身社会运动的过程中，依旧彷徨与悲哀，她们追求的是一种理想的“乌托邦”。《秋风秋雨愁煞人》，赞扬女革命家秋瑾，“但望革命克成，虽死犹生，又复何憾？”悲壮激昂的宣言是女性对革命的实践，然而“枫林古道，荒烟蔓草，何处赋招魂！更兼这——秋风秋雨愁煞人！”。[14]面对革命运动，知识女性给我们展示的不是一味地激扬热情，而是一群唱着凄惨挽歌的理想迷失者。小说《曼丽》中的曼丽是一个积极投身于社会的具有爱国热情的女青年，她积极入党，并热心为党工作，可是她在工作中发现，党内贪污腐化，滥用职权，尔虞我诈，投机取巧，使得她原本充满希望的心“沉溺在失望的海底”。而此时她只知道“羞愤”，“忏悔”，认为自己“是一般没有主见的年轻人”，是“彷徨歧路的残痕”[15]而不知该如何走下去，想一死来了结理想的失落。她们将自己的理想寄寓于与自己不相容的现实中，永远都无法找到人生的真正意

　　义。我们说知识唤醒了女性对自我价值的认识，使她们走出闺阁走向社会且铸起人生的理想，然而在面对现实时，她们的脆弱与无奈与现实格格不入“我在世界上，不过是浮在太空的行云！一阵风便把我吹散了，还用得着思前想后吗？假若智慧之神不光顾我，苦闷的眼泪永远不会从我心里流出开呵！”[16]在这里，庐隐很清醒的认识到知识女性在理想事业面前的无力，究其原因除去时代的原因外，还在于女性无法超越自我的局限性，旧有的范式已根深蒂固，已成为一种已经化为血肉了的内在精神。知识所给予她们的毕竟不是全部，启蒙的意识到真正的兑现有着相当长的历程，她们的困惑在于既想充分地实现自我，又希望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起责任来，使她们终于不可能轻松地在求解放的路上寻求。“心灵天地的广阔，情感体验的丰富，导致其情感多于行动，徘徊多于抉择，敏于思而怯于勤，渴望新而苟且于旧，由于自身缺乏一种强悍的力量，因而对面前丑恶不合理的事物特别容易失望、伤感、惶惑”。而女性要在生活中找到应有的位置来实现自我价值，则必须摆脱自身心理的“依赖感”来战胜世界，这对于刚觉醒的她们来说，的确是太艰难了。于是，在她们的奋斗中，渗透着深沉的悲观和困惑。

　　三.“何处是归程”

　　庐隐的作品《前尘》、《胜利以后》、《何处是归程》中知识女性从追求婚姻自由，渴望新式婚姻，到对婚姻的失望，完全粉碎了“五四”时期关于新式婚姻的神话，面对这个戒备森严的男权社会，她们无路可走，也无处告别。对于她们来说，爱情是痛苦；结婚是痛苦，独身也是痛苦。还是作者说的深刻：“结婚的结果是把他和她从天上摔到人间……结婚不好，不结婚也不好，歧路纷出，到底何处是归程啊？”[20]她们不甘沉沦，又无法飞升，“我对我的生，是非常厌恶的！我对于世界也是非常轻视的，不过我既生了，就不能不设法不虚此生！”，知识女性在肯定个体存在价值的意义时就黑暗的社会坚信“在眼睛能看见的社会之外，一定还有一个看不见的世界。”希望“光明绚烂的前途”是有的，哪怕在无尽的哀怨与悲叹中，在失望与绝望的深谷里仍回响着她们来自心底的呐喊。

　　我们知道，婚姻问题对女性的束缚是千百年来中国文化的痼疾，“‘反婚姻家庭’的叙述是建立在对父权神权地位的反抗上，揭示了妇女在家庭中的奴隶本质，表现了女性对父权家庭分配给自己角色的否定与质疑”。[21]“五四”对新式婚姻的倡导作为当时一种理想范式，表面看起来令人振奋狂喜，然而当这种思想之灯与现实相结合时似乎一

　　切都换作新的面孔，投下的亦非指引迷茫者前行的光，而是如风雨中摇坠的叹息，在经受新思想洗礼过的女子们蓦然发现摆在她们眼前的不是“象牙戒指”，而是自欺欺人的善意的谎言，在这饱含欺人与自欺的谎言中，失意的女性沉迷于短暂的梦幻中，以“生的厌烦者”的姿态一面哀叹“不知何处是归程”，一面为觉醒的迷茫而苦恼，深味人世的荒谬与空虚。在此，庐隐关注的是妇女们的出路问题，寄托了“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似的忧虑，亚侠决绝道：“我们游戏人间吧！”“游戏人间”是作者为她笔下的女性所开出的唯一良方，一面是对男权社会与女性性别角色的规避，是为“娜拉们”所构建的一个虚拟自由的空间，另一面是一种自我毁灭，亚侠投湖自尽，丽石郁郁而终。沁珠、蓝田也以死求得解脱。“呵！我现在是决定间接的自杀，我想尽能糟蹋我自己的方法，烟酒不是最伤身的吗？然而现在爱它，我要时时刻刻的亲近它；……总之怎样能使我生命的火，快些熄灭，我便怎样去作。”[22]“如果女性的存在注定被忽视，女性的话语注定无人倾听，那么在庐隐的文本中，女性通过对自己生命的否定拒绝身为“第二性”在这个男性中心社会所应承担的角色，从而拯救了自己。[23]

　　四．寻找“灵魂上的安慰”

　　由于庐隐作品中的女性表现出对新式婚姻新式家庭的怀疑、恐惧和否定，因而他们积极主张“精神的生活”，向往“精神生活”，这在同时代作家如冰心、陈衡哲、冯沅君、石评梅等女作家及许地山、王统照等一批作家的作品中也得到明显体现，她们在“灵”与“肉”的挣扎中认为神圣的爱情首先必须起源于精神上的，也必须维持在精神领域，否则就会沦为欲望的产物。追求柏拉图式的恋爱便对性爱有意地进行回避。如在《海滨故人》中，露沙对梓青的思想仅报以精神挚爱，“我生平主张精神生活，我们虽无形式的结合，而两心相印，已可得到不少安慰。”[24]对露沙而言，爱情仅仅是个虚构的符号，精神上的安慰才是理想中的爱情，甚至这仅有的安慰有时都不可靠，“求安慰于善变化的人类，终是不可靠的，我们还是早些觉悟，求慰于自己吧！”在他人的世界里失望，便只能回归自己由他恋走向自恋。显然，露沙并没有找到真正意义上的爱情，露沙寻求精神恋只是为了逃避有夫之妇的变相发泄，而最后还是跟着梓青走了。同样《归雁》中的纫菁，一面心中渴望着剑臣的爱，一面却幻想出种种超然的美的影子强把灵和肉分开，他认为心灵可以永远交流的是精神之爱；《女人的心》中的素璞挣脱丈夫的冷酷虚伪，与纯土逃往异国成就个人幸福，然而异国的爱情生活也限于精神交流，不能实现真正的结合；《象牙戒指》中的沁珠使子卿的爱陷入绝望，上演了一场爱情的悲剧。女性为了维护自身对于性的理性的怀疑，对抗对异性侵入的思想，不惜以自己为敌，否定自己对性爱的渴望。

　　“人生若无感情维系，活着究有何趣？”坚信爱情不可缺的庐隐在众多人物身上倾注了自己的感情体验，爱情始于感情的结合也止于感情的结合，精神至上的恋爱观折射出庐隐对“五四”主流话语下自由恋爱神圣面纱的虚伪控诉，她曾在《蓝田的忏悔录》中借女主人公之口说：“本来男子可以不讲贞操的，同时也可以狡兔三窟似的谈恋爱，这是社会给与他们的权利，他们乐得东食西宿。然而，我若不是因爱情不能容第三者的信念，我也不至于逃婚——甚至于受社会的排斥，于是我便成了新旧所不容的堕落人了”，[25]这便是女性为自由恋爱所付出的代价。

　　我们来看一看所谓的精神恋爱，与精神相对的是现实的欲望，理想的天堂只容纳精神的搁置者不得不说是一种极端、一种回避，而回避却无法掩饰它的存在。冯沅君明确指出：“在恋爱的过程中，确是灵肉交战。人终是人，故一方企图着这天般高远的理想——灵，一方又摆脱不了现实——肉。”[26]实质上，精神恋并不是一种现代爱情意识，更不是人类的理想爱情境界，它只会使自己在自我束缚的情感中受尽煎熬。露莎也好，

　　纫菁也好，素璞、沁珠也好，她们迷失在情感追寻的密林中，因为她们牺牲了天性中所期望的自由幸福，失却了健康完整的人格，逃出陷阱又入死胡同始终找不到出口。无底洞般的黑暗只能任他们承认“人间譬如一个荷花缸，人类譬如缸里的小虫，无论怎样聪明，也逃不出人间的束缚。”从正常人的眼光看来，“精神恋爱”是荒诞幼稚的，但它又是合理的，是庐隐作品中许多女性智情战后无可奈何的合理选择。

　　在异性的交往中，女性的诉求得不到重视，同时精神至上的恋爱观使爱情的表达方式不以肉体交流和情欲发泄为主，而女性们依然执著于“灵魂上的安慰者”，对爱情的另一方承载着，也就无须提出严格的性别要求，挣扎于社会与异性的世界中已处处碰壁，女性们便转向自由的社会群体，这种由友谊而升为同性恋爱的情感在作品中也得到了体现。

　　《海滨故人》中的露沙们憧憬着共同修建精庐以此作为心中的理想天堂，没有异性的侵扰也摆脱社会生活带来的琐碎事务。在桃花源般的宁静中，用同性之爱建立起与男性世界隔绝的城邦，抚慰她们来自未知命运的恐惧。这种情感在《丽石的日记》中更为强烈，丽石“不愿从异性那里求安慰，因为和他们——异性——的交谈，总是觉得不自由”。[26]而她觉得“沅青她极和我表同情，因此我们两人从泛泛的友谊上，而变成同性的爱恋了。”[27]似乎在这种同性的恋爱中她们能找到一份永恒“的确我们两人都有长久的计划，昨夜我们说到将来共同生活的乐趣，真使我兴奋！我一夜都是作着未来的快乐梦。”这种对男人的畏惧之感和厌弃之情在她的另一篇小说《漂泊的女儿》中表现得更为直露，畏如真挚地对与她已经在一起同居生活五六年的女友星若说：“这一生只要你爱我，什么男人我都不要了，我不愿意将就嫁个男人，可恨天生成的不平等，社会上的一切的法律，一切的舆论都只是方便男人的，男人可以用金钱买女子的青春，而女子呢，除了不长久的青春外便一无所有——到底女子还只是一个玩物而已。”[28]在这里，“爱情”的性别对象已被置换，同性间大胆、深沉、忘情的爱与庐隐笔下异性间的恋爱纠葛相比显得尤为凄婉动人。五四女作家第一次在作品中大量书写了女性之间的同性情谊，以同性恋的姿态反叛了封建礼教对女性角色的限定，开拓了文学表现生活的一个新领域。

　　看到这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正常爱情观念中导致男性席位的缺失呢？让我们来看看庐隐笔下塑造的男性们。《父亲》中的“我”爱上了自己的庶母，却慑于传统压力犹豫不决，只能坐视爱人抑郁而死。《沦落》中的军人赵海能因救过少女松之，便威逼恐吓她并玩弄于自己的掌心。《象牙戒指》中骗取了沁珠初恋的小人伍念秋，《蓝田的忏悔录》中的卑鄙青年何仁，他们都是借恋爱自由与个性解放之名行其肆意玩弄女性之实的伪君子。这正如钱虹所言：“庐隐赋予女性以聪慧、热情、正直敏感，不甘平庸、不满现实但又性情抑郁、顾虑重重的性格特征；而庐隐笔下闪现的男子大多是懦弱，卑怯的孝子贤孙或委琐、颓唐的新式公子。他们或在个性解放的口号下过了一下‘自由恋爱’的瘾，很快便又在封建家长的意志下钻进了‘父母之命’的花烛洞房；或见异思迁，玩弄感情，对爱情极不忠实，对恋人不负责任，信誓旦旦之后便一甩了事，给痴情的姑娘或妻子造成终身痛苦和不幸命运”[29]可以说男性在爱情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不十分光彩。即使读者看来并无障碍的异性恋却也逃不出世事的纷扰，《归雁》中执著的剑尘对纫菁说：“纫菁，我从你那里认识了生的伟大和美丽，所以设使我离开你，我却失却我的意义了.”[30]这不能不说男性中有痴情者，而就是这种痴情却成为女性痛苦的根源，而且我们会发现，正面的男子大都脱不了脆弱、悲哀，缺乏男子气概，《前尘》中的阿翁“他见了伊，仿佛受委屈的小孩见了亲人更哭得伤心了”。《父亲》中的“我”面对心爱的人“只有痛哭，和孩子般赤裸裸无隐瞒的痛哭了！他抚着我的头和慈母般的爱怜”，男性失去了“阳刚”之气，无法给女子以安全感，似乎有男性存在的爱情就是不幸的，男性不是被虚化就是被贬抑，男性失去了传统意识中的重心，而仅作为填充叙

　　事的匆匆过客与模糊背景，这不能不说是对传统性别社会的一种颠覆。“如果说男性的介入给庐隐笔下的女性带来的只有情智激战的苦闷的话，那么暂时踢除了男性和对男性欲望的姐妹之邦，便是她们短暂的精神家园。这种姐妹间的同性之爱，既是一种精神慰藉与心理补偿，也包含着一种独特的女性话语和女性存在方式，是女性对社会、对男性、对文化礼仪所要求的女性角色形象的彻底拒斥。”[31]作者笔下的女性以社会群体的姿态在精神上彼此理解，相互安慰，而将男性置于事件之主体外，这固然有其合理性，是在那个新旧时代无奈的选择，但又何尝不是“乌托邦”的自我欺骗呢？女性盲目追求单一女性世界的心态，却忘了女性作为一个与男性相互补充的存在意义，她们只站在有缺陷的孤岛上幻想着理想之颠，其追求又何尝不是一种空洞所指，因为它缺少可对视的另一端，缺少男性的独立，平等又何尝不是一种虚无缥缈，到头来她们只能在迷失的天地间行走着，梓青还是随表兄走了，“我们以前的见解，实在是小孩子的思想，同性的爱恋，终久不被社会的人认可，我希望你还是早些觉悟吧！”，[32]面对着昔日活泼的露沙们“嫁的嫁，走得走”，女主人公只能长叹：“海滨故人，也不知何时才赋归来呵！”，温馨美丽的女儿国就这样随云而散，陨落于海市蜃楼般的幻景里，挣脱男性世界的铸造起来的精神家园最终土崩瓦解了。同性恋爱也不是妇女们的出路！

　　纵观庐隐笔下的人物命运，可以说情智冲突下的矛盾而孕育出的悲哀苦闷构成了人物的主旋律，在这痛苦的生命情怀中印证着她坎坷而悲喜的人生经历。童年受苛待的创伤，成年后亲友辞世的阴云，女性受歧视的历史重压，国家民族的忧患和人世间的苦难多重因素铸成她敏感多思的个性与悲哀的性格特征，使得她在冲破传统压抑张扬个体生命的同时对周围世界直至自我存在投以大胆质疑和审视，从知识启蒙、理想失落到追求爱的自由再到精神家园的奢望，有力地揭示了已具雏形的现代新型人格及其设想与社会现实的深刻矛盾与严重对立，特别是对“人生究竟”的苦苦探寻正是对“个体”存在的扣问，以自我意识为中心的生命哲学和个性主义人生观念的构建位女性文学创造提供了借鉴经验。同时表明女子独立的自由人格并没有为广大女性的生存压抑找到切实可行的良方，社会的变革并不能使妇女解放的诸多问题迎刃而解，“经济独立”，彻底挣脱女性自身对社会的依赖性进而在在健全的两性关系中觅得女性角色的平衡点，可以说是任重道远。

　　社会发展到今天，众多知识女性仍在探索女性角色的安置，“女强人”——由最初的崇拜到后来的讽刺所展现出的思想涌动又将女性的社会角色进行了再次审视，现代女性中不乏“经济独立”的奋斗者又陷入了“爱情独立”的困惑，婚外恋的热潮不再仅仅局限于男人的世界，最近，网络上一句“今年，我不出轨”的誓言引来无尽的思考，在这个物欲膨胀的转型时代，社会理想普遍衰落，现代女性能否在各色各式的诱惑中寻得真正的经济、爱情、人格的独立。庐隐尚能让当时的女性在同盟中寻得暂时的慰藉，而在“肉胜于灵”的现世中怎样才能不被慢慢地吞噬……当我们能够静下心来读庐隐的经典作品时，心灵似乎被洗礼过，心灵的共鸣将伴随我们在前行的路上继续奋斗。

　　致谢

　　在此感谢给与我很大启发的指导老师以及同学们！

　　参考文献：

　　[1]茅盾.庐隐论.茅盾论创作[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30[2]胡适，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17[3]鲁迅.鲁迅全集•坟•灯下漫笔[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01[4][5]肖凤，孙可.庐隐选集•今后妇女的出路[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443

　　[6]肖凤，孙可.庐隐选集[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29[7]盛英.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96[8]茅盾.庐隐论.茅盾论创作[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101[9]-[20]肖凤，孙可.庐隐选集[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31.47.59.202.176.135.253.308[21][23]李洪源，蒋理.纯粹之爱——试论庐隐小说的爱情观念及其成因[J].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9，6（5）[22]肖凤，孙可.庐隐选集[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47[24][25]肖凤，孙可.庐隐选集[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59.295[26]冯沅君，春痕、冯沅君创作译文集[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21[27][28]肖凤，孙可.庐隐选集[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47[29]钱虹.庐隐和她的时代——写在〈庐隐集外集〉的前面•钱虹编庐隐集外集[M].河南：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1[30]傅光明.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庐隐卷[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1997：236[31]岁寒.庐隐：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拓荒者——兼论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双声语境[J].华中师范大学校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1）[32]肖凤，孙可.庐隐选集[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59

篇十：对庐隐《曼丽》女性意识的解读

　　作者：郭微

　　作者机构：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青海西宁810007

　　出版物刊名：焦作大学学报

　　页码：34-36页

　　年卷期：2015年第4期

　　主题词：悲剧形象;性格;时代背景;女性意识

　　摘要：庐隐以好友石评梅的凄美爱情为《象牙戒指》的故事原型,以悲伤的笔调谱写一段恋曲。故事描写了女主人公张沁珠与伍念秋、曹子卿之间的感情纠葛。文章试从性格、社会的角度探讨《象牙戒指》人物的悲剧命运,从时代、婚姻、传统思想、人物性格等多方面来剖析人物的内心世界。庐隐的创作以情绪的宣泄展现了觉醒女性反叛中的人生困惑。时过境迁,庐隐对女性意识的探索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篇十一：对庐隐《曼丽》女性意识的解读

P>　　著作年表

　　1920年

　　庐隐

　　《“女子成美会”希望于妇女》(《晨报副刊》，2月19日，杂论)《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文艺会刊》，4月1日第2期，杂论)《金陵》(《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文艺会刊》，4月1日第2期，新诗)《思想革新的原因》(《人道》，8月5日第1号，杂论)《新村底理想与人生底价值》(《批评》，12月5日第4号“新村号”，杂论)1921年《劳心者与劳力者》(《批评》，1月11日第6号，杂论)《海洋里底一出惨剧》(《时事新报》，1月25~26日，小说)《一个著作家》(《小说月报》，2月10日第2卷第2号，小说)《近世戏剧的新倾向》(《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文艺会刊》，4月1日第3期，杂论)《小说的小经验》(《时事新报·文学旬刊》，5月29日第3期，杂论)《一封信》(《小说月报》，6月10日第12卷第6号，小说)《一个病人》(《时事新报·文学旬刊》，6月30日第6期，小说)《红玫瑰》(《小说月报》，7月10日第12卷第7号，小说)《创作的我见》(《小说月报》，7月10日第12卷第7号，杂论)

　　《月夜里的箫声》(《时事新报·文学旬刊》，7月30日第9期，小说)《整理旧文学与创造新文学》(《时事新报·文学旬刊》，7月30日第9期，杂论)《两个小学生》(《小说月报》，8月10日第12卷第8号，小说)《“作什麼？”》(《时事新报·文学旬刊》，8月10日第10期，小说)《砍柴的女孩》(《时事新报·文学旬刊》，8月10日第10期，新诗)《哀音》(《时事新报·文学旬刊》，9月1日第13期，小说)《王阿大之死》(《时事新报·学灯》，9月4~6日，小说)《灵魂可以卖吗？》(《小说月报》，11月10日第12卷第11号，小说)《祝晨报第三周(年)的纪念》(《晨报副刊》，12月1日，新诗)《思潮》(《小说月报》，12月10日第12卷第12号，小说)1922年<馀泪>(《小说月报》，6月10日第13卷第6号，小说)《一个女教员》(《时事新报·文学旬刊》，2月1日、3月1日第29、30期，小说)《一个夜里的印象》(文学研究会编《小说汇刊》，商务印书馆，5月初版，小说)《邮差》(文学研究会编《小说汇刊》，商务印书馆，5月初版，小说)《傍晚的来客》(文学研究会编《小说汇刊》，商务印书馆，5月初版，小说)《一个快乐的村庄》(文学研究会编《小说汇刊》，商务印书馆，5月初版，小说)《碧涛之滨》(《学艺》，9月第4卷第3号，散文)《灵魂的伤痕》(《时事新报·文学旬刊》，8月11日第46期，散文)《悠悠的心》(《时事新报·文学旬刊》，8月21日第47期，新诗)《东游得来的礼物》(《时事新报·文学旬刊》，9月1日第48期，散文)《华严泷下》(《时事新报·文学旬刊》，9月11日第49期，散文)

　　《海边的谈话》(《时事新报·文学旬刊》，9月21日第50期，散文)《最后的光荣》(《时事新报·文学旬刊》，10月10日第52期，散文)《月下的回忆》(《小说月报》，10月10日第13卷第10号，散文)《月下》(《时事新报·文学旬刊》，11月10日第55期，散文)《或人的悲哀》(《小说月报》，12月10日第13卷第12号，小说)1923年《徬徨》(《小说月报》，1月10日第14卷第1号；又载《北京周报》(日文版)，3月4、11日，小说)《离开东京的前一天》(《时事新报·文学旬刊》，3月21日第68期，散文)《浮桑印影》(《学艺》，4月第4卷第10号，散文)《最后的命运》(《晨报副刊·文学旬刊》，6月1日，散文)《丽石的日记》(《小说月报》，6月10日第14卷第6号，小说)《月色与诗人》(《晨报副刊·文学旬刊》，6月11日，杂论)《中国小说史略》(连载于《晨报副刊·文学旬刊》，6月21日、7月1日、7月11日、7月21日、8月1日、8月11日、8月21日、9月1日、9月11日；又以《中国历代小说》为题，连载于《北京周报》(日文版)，8月5日~10月19日，杂论)《流星》(《晨报副刊·文学旬刊》，10月1日、10月12日、10月21日、11月21日、12月21日，小说)《秋别》(《晨报副刊》，10月7日，新诗)《寂寞》(《晨报副刊》，10月7日，新诗)《海滨故人》(《小说月报》，10月10日第14卷第10号、12月10日第14卷第12号，小说)《淡雾》(《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12月1日，小说)《新的遮拦》(《星海》，12月10日，小说)

　　《将我的苦恼埋葬》(《晨报副刊·文学旬刊》，12月11日，新诗)1924年《寄一星》(《晨报副刊·文学旬刊》，1月11日，散文)《灰色的路程》(《东方杂志》，1月25日第21卷第2号，小说)《中国的妇女运动问题》(《民铎》，3月1日第5卷第1号，杂论)《沦落》(《小说月报》，4月10日第15卷第4号，小说)《旧稿》(《小说月报》，5月10日第15卷第5号，小说)《前尘》(《小说月报》，6月10日第15卷第6号，小说)《醉鬼》(《时事新报·文学周报》，6月30日第128期，小说)1925年《父亲》(《小说月报》，1月10日第16卷第1号，小说)《海滨消息——寄波微》(《京报副刊·妇女周刊》，3月，散文)《幽弦》(《小说月报》，5月10日第16卷第5号，小说)《胜利以后》(《小说月报》，6月10日第16卷第6号，小说)《呓语》(《京报副刊·妇女周刊》，9月2日，散文)《秦教授的失败》(《小说月报》，10月10日第16卷第10号，小说)《危机》(《小说月报》，12月10日第16卷第12号，小说)《海滨故人》(商务印书馆，7月初版，短篇集)《诗人李白》(《小说月报》号外“中国文学研究专号”，杂论)《郭君梦良行状》(《时事新报·学灯》，12月7日，祭文)1926年《寄天涯一孤鸿》(《小说月报》，10月10日第17卷第10号，散文)《灵海潮汐致梅姐》(《小说月报》，11月10日第17卷第11号，散文)

　　《寂寞》(《小说月报》，12月10日第17卷第12号，小说)1927年《蓝田的忏悔录》(《小说月报》，1月10日第18卷第1号，小说)《何处是归程》(《小说月报》，2月10日第18卷第2号，小说)《文学与革命》(《国闻周报》，5月22日第4卷第19期，杂论)<月夜孤舟>(《蔷薇周刊》，5月24日第2卷第26期，散文)《秋风秋雨愁煞人》(《蔷薇周刊》，6月14日第2卷第29期，小说)《憔悴梨花风雨后》(《蔷薇周刊》，6月21、28日第2卷第30、31期，小说)《吊英雄》(《蔷薇周刊》，7月5日第2卷第32期，新诗)《愁情一缕付征鸿》(《蔷薇周刊》，7月26日第2卷第35期，散文)《妇女的平民教育》(《教育杂志》，第19卷第9号“平民教育专号”，杂论)《归途》(《蔷薇周刊》，10月18日第3卷第46期，随笔)《英雄泪》(《蔷薇周刊》，12月5日第2卷第47期，新诗)《研究文学的方法》(《蔷薇周年纪念增刊》，杂论)《公事房》(《蔷薇周年纪念增刊》，小说)《牺牲》(《蔷薇周年纪念增刊》，剧本)1928年《曼丽》(北平古城书社，1月发行，短篇集)《寄波微》(《蔷薇周刊》，1月16日第3卷第53期，散文)《侦探》(《蔷薇周刊》，2月28日第3卷第58期，小说)《妇女的平民教育》[10](商务印书馆，4月，单行本)《弱者之呼声》(《蔷薇周刊》，6月2日第4卷《国耻纪念特刊》，新诗)《雪耻之正当途径》(《蔷薇周刊》，6月2日第4卷《国耻纪念特刊》，杂论)

　　《祭献之辞》(《世界日报》，12月《石评梅女士纪念特刊》，祭文)《石评梅传略》(《世界日报》，12月《石评梅女士纪念特刊》，传记)《雨夜》(《小说月报》，12月10日第19卷第12号，小说)1929年《素心兰——夜的奇迹之一》(《鴞》，1月9日第4期，散文)《云萝姑娘》(《小说月报》，1月10日第20卷第1号，小说)《文学家的使命》(《华严月刊》，1月20日第1卷第1期，杂论)《夜的奇迹》(《华严月刊》，1月20日第1卷第1期，散文)《归雁》(《华严月刊》，1月20日第1卷第1~8期，小说)《畸侣先生》(《真善美》，2月2日纪念一周年号外“女作家号”，小说)《星夜》(《华严月刊》，2月20日第1卷第2期，散文)《美丽的姑娘》(《华严月刊》，2月20日第1卷第2期，散文)《病中》(《河北民国日报副刊》，2月28日第65号，小说)《空虚——夜的奇迹之一》(《河北民国日报副刊》，3月1日第66号，新诗)《漠然——夜的奇迹之一》(《河北民国日报副刊》，3月5日第69号，新诗)《乞丐》(《华严月刊》，3月20日第1卷第3期，小说)《春的警钟》(《华严月刊》，4月20日第1卷第4期，散文)《树荫下》(《认识周报》，5月15日第1卷第16号，小说)《冲突》(《华严月刊》，5月20日第1卷第5期，剧本)《介之推》(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6月初版，平民读物)《不幸》(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6月初版，平民读物)《穴中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6月初版，平民读物)《秋声》(《华严月刊》，6月20日第1卷第6期，散文)

　　《我生活在沙漠上》(《华严月刊》，7月20日第1卷第7期，散文)《青春的权威者》(《华严月刊》，8月20日第1卷第8期，散文)《亡命》(《华严月刊》，8月20日第1卷第8期，散文)《妇女生活的改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0月初版，平民读物)《来呵！我的爱人》(《蔷薇周刊》，9月10日第126期，新诗)《去年今日——悼石评梅》(《世界日报·评梅逝世周年纪念特刊》，10月6日，散文)1930年《人间天堂》(《益世报》，1月3~9日；又以《地上的乐园》为题，载《新月》，6、7月第3卷第5、6期，小说)《云鸥的通信》(《益世报》，2月14日~4月8日)《归雁》(神州国光出版社，3月，中篇小说)《东京小品·一、咖啡店，二、庙会，三、邻居，四、沐浴》(《妇女杂志》，12月第16卷第12号)1931年<灵海潮汐>(上海开明书店，1月初版，短篇集)《云鸥情书集》(庐隐、李唯建合著)(神州国光社，2月初版，书信集)《井之头公园》(《晨报副刊·学园》，2月25日第16号，散文)《几句实话》(《晨报副刊·学园》，3月26、27日第45、46号，散文)《苹果烂了》(《小说月报》，5月10日第22卷第5号，小说)《象牙戒指》(未完)(《小说月报》，6、7、8、9、11、12月10日第22卷第6、7、8、9、11、11号，小说)《东京小品·五、樱花树头》(《妇女杂志》，第17卷第5号，散文)《东京小品·六、那个怯弱的女人》(《妇女杂志》，第17卷第6号，散文)

　　《东京小品·七、柳岛之一瞥》(《妇女杂志》，第17卷第7号，散文)《东京小品·八、烈士夫人》(《妇女杂志》，第17卷第8号，散文)1932年《搁浅的人们》(《读书杂志》，1月10日第2卷第1期，小说)《豆腐店的老板》(《读书杂志》，4月1日第2卷第4期，小说)《飘泊的女儿》(《申江日报·海潮》，9月18日第1号，小说)《云端一白鹤》(《申江日报》第4版，9月18日，古诗)《异国秋思》(《申江日报·海潮》，9月25日第2号，散文)《给我的小鸟儿们》(《华年周刊》，10月1日第1卷第25期，散文)《碧波》(《申江日报·海潮》，10月23日第4号，小说)《补袜子》(《申江日报·海潮》，10月26日第6号，小说)《野妓拉客》(《申江日报·海潮》，10月30日第7号，小说)《秋光中的西湖》(《申江日报·海潮》，11月13日第9号，散文)《给我的小鸟儿们(二)》(《申江日报·海潮》，11月20日第11号，散文)《给我的小鸟儿们(三)》(《申江日报·海潮》，12月11日第13号，散文)《跳舞场归来》(《申江日报·海潮》，12月25日第15号，小说)《小小的呐喊》(《女声》，12月第1卷第6号，小说)1933年《人生的梦的一幕》(《申江日报·海潮》，1月8日第17号，小说)《前途》(《前途》，1月10日创刊号，小说)《一个情妇的日记》(《申江日报·海潮》，1月15日、1月22日、2月5日、2月19日、2月26日第18、19、20、22、23号，小说)《好丈夫》(《女声》，1月15日第1卷第7期，小说)

　　《一段春愁》(《时代画报》，2月1日第3卷第11期，小说)《女人的心》(《时代画报》，2月14日～5月5日，小说)《女人的心》(四社出版社，6月，中篇小说)《玫瑰的刺》(中华书局，3月，中、短篇集)《今后妇女的出路》(《女声》，3月16日第1卷第12期，杂论)《水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3月初版，平民读物)《上海工部局女中年刊发刊词》(《上海工部局女中年刊》，5月2日创刊号，序言)《著作家的修养》(《上海工部局女中年刊》，5月2日创刊号，序言)《丁玲之死》(《时事新报·青光》，7月2日，杂论)《灾还不够》(《时事新报·青光》，7月7日，杂论)《屈伸自如》(《时事新报·青光》，7月14日，杂论)《监守自盗》(《时事新报·青光》，7月21日，杂论)《愧》(《时事新报·青光》，7月28日，杂论)《恋爱不是游戏》(《时事新报·青光》，8月4日，杂论)《花瓶时代》(《时事新报·青光》，8月11日，杂论)《我愿秋常驻人间》(《时事新报·青光》，8月18日，杂论)<男人和女人>(《时事新报·青光》，8月25日，杂论)《代三百万灾民请命》(《时事新报·青光》，9月1日，杂论)《水灾》(《女声》，9月1日第1卷第23期，小说)《中学时代生活的回忆》(《女声》，9月16日第1卷第24期，散文)1934年《我的创作经验》(《女青年月刊》，3月第13卷第3期，杂论)

　　《窗外的春光》(《人间世》，4月5日第1期，散文)<读诗偶得>(《人间世》，5月2日第4期，散文)《象牙戒指》(商务印书馆，5月，长篇小说)

篇十二：对庐隐《曼丽》女性意识的解读

P>　　庐隐《或人的悲哀》解读

　　庐隐说：“我是一个心里藏不下丝毫渣滓的人。”“在文章里，我是一个易感多愁脆弱的人，——因为一切的伤痕，和上当的事实，我只有在写文章的时候，才想得起来，而也是我写文章唯一的对象。”读庐隐的小说，总是伴随着抑郁难平、苦涩凝重的心情，以及挥之不去的伤感。也许，《或人的悲哀》正是典型的体现。

　　《或人的悲哀》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作品，并窃以为堪称经典。要想真正读懂一部作品，必须首先知道作者为什么写，在什么背景下写，我查阅了一些关于庐隐写作《或人的悲哀》的背景资料，以下将详谈。

　　一．为什么写？

　　矛盾发表《庐隐论》说：“庐隐与“五四”运动，有血统关系。她是被“五四”的怒潮从封建的氛围中掀起来的，觉醒了的一个女性。庐隐，她是“五四”的产儿。”①

　　《或人的悲哀》作于1924年，当时正处五四运动落潮时期，新青年们经历了大解放的时代，已经逐渐觉醒，对世界时局有了一定的了解，十分急切地渴望能够学有所成，挥洒出生命的每一份热量来，有一番作为。然而，五四运动并没有带给他们意想中的结果，他们并没能

　　正如矛盾所说，庐隐是“五四”的产儿，她完整地经历了五四运动，对于运动的产生、发展、消亡有着深刻独到的认识。她意识到了在当代青年中普遍存在的渴望有所作为却迷惘、不知所措、对前途渺茫的矛盾心理，她企图通过文章来展现五四时期女性的复杂心理。

　　二．主要内容

　　这部作品以书信体形式演绎了女主人公亚侠的一出生命悲剧，最终沉湖自尽是她的宿命。

　　这是一种青年的心路历程，在五四个性主义思潮的感召下，兴奋于探索人生而最终被人生的大车轮粉碎成沙石的命运。她曾经很努力地配合治疗，渴望能够保全自己的生命，以继续与朋友畅谈人生究竟的问题。然而“敏感脆弱的心灵使亚侠坠入感情的漩涡而终于导致病痛折磨，理想爱情的缺失同时令她茫然无助，陷入了积极介入者与无用零余者的泥沼。”②

　　整部作品由主人公“我”和好友KY从前一年6月10日到次年的1月9日历时半年的九封信组成。情节很简单：亚侠是一位文学女青年，患有较严重的失眠症和心脏病，很长时间都在日本治疗。很有自己的想法，充满热情，但终究解不开“生命的究竟”难题，不知道自己应该如何走自己的人生道路，对前途充满了迷茫。在她写给KY的信中多次出现“死亡”的字眼，令人触目惊心。后她还是

　　选择了投湖自尽来结束自己如花的生命旅程、亲手扼杀了自己含苞待放的青春花朵，从而永远停止了对“人生究竟”的追问。

　　但凡一个人生活在这世上，无论如何离不开两样东西：物质和精神。最完美的生活当然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同样丰富多彩，但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情况并不多见，而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同时匮乏的也是少之又少。往往是物质生活丰富，精神生活就相对空虚；而如果精神世界丰富多彩，那么相应的，物质生活必定是较为贫乏的。从文本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亚侠是一位丝毫不需要为自己的生计操心的女孩，而且颇有学问、知书达理，能同朋友一起探讨“人生究竟”的问题。按理说，她应该是生活得较为愉悦才是。可是为什么使她最终选择了自尽的不归路呢？

　　其实，她的死亡看似突兀却又在情理之中。虽然在我们眼里她拥有值得外人艳羡的幸福生活，但她却是在复杂的纠缠交错下加上病魔的无情袭击被折磨得心力交瘁。正是由于她是有学问的，是知识分子，所以对于人生意义的思考也就比常人要深刻，再加上女性特有的敏感和脆弱心灵，她受到的煎熬比常人要多得多。

　　已经结了婚却又“见异思迁”的叔和对自己纠缠不清也给压下带来了无法磨灭的伤害，“他常常以自杀来威胁我，使我脆弱的心灵，受了非常的打击！每天里，寸肠九回，既恨人生多罪恶！又恨自家太孟浪！”试想想，当一个知识女性正准备迈开步子试着走向外面缤纷复杂的世界时，遭遇到这样令人沮丧的骚扰和打击，单纯的她顷刻间便陷入了痛苦的泥沼。

　　这么许多的复杂心理使得她对“生”几乎不抱有希望，在一次闲谈“人生究竟”时，她听KY说了一番话后，决绝地决定从此“游戏人间”，这也是她对现实世界不满却又无可奈何的默默反抗。然而梦始终都是要醒的，就如鲁迅所说：梦醒了无路可走。这是人生最慌乱最无助最绝望的时刻。最后她自己也承认了自己是被人间游戏了，而不是游戏了人间。

　　三．写作意义

　　庐隐以一种独特的新的写作方式和话语形式，把自己的时代写进了文本，她试图通过女性的言行，从深层次反映五四时期社会的总体现状。事实证明，她做到了。《或人的悲哀》中，慨叹人生的愁苦劳碌、世人的虚伪，悲哀的情绪流贯全篇。这是庐隐写作的一个转折点，从此后她的作品中都增加了自序传的色彩，以自我的身心体验为出发点，描写广大知识女性在“五四”落潮后，失落、苦闷而又找不到出路的心灵境地。

　　她是悲哀的赞美者，她从悲哀中求索人生的本质，把各种悲惨的经历和内心的伤痕著为文章③。宗白华《美学与意境》中说：“我们正是从这位女作家的呼唤声里，听到了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知识妇女要求个性解放，追求理想境界的心声。”④

　　参考文献：

　　①.③.沐金华.庐隐创作中的女性话语【A】.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

　　②.卢妙清.论庐隐-或人的悲哀-中亚侠的生命悲剧【A】.汕头大学（文学研究版）.2007.

　　④.宗白华.美学与意境【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篇十三：对庐隐《曼丽》女性意识的解读

P>　　今天，我要介绍的是五四时期与冰心、林徽因同称为“福州三大才女”的庐隐首先介绍庐隐的生平与创作，一、悲惨的童年生活1898年5月4日出生，原名黄淑仪，又名黄英，福建省闽侯县南屿乡人。庐隐的父亲是前清举人，母亲是一个不曾读书的旧式女子。出生时恰逢外祖母过世，被视为“不祥之物”。母亲认定她是一颗灾星，便把她交给一个奶妈去喂养。婴儿时代的庐隐，从未享受过母亲甜蜜的抚爱，全家人都讨厌她；两岁时生了一身疥疮，满了三岁，还不会走路，不会说话，但她却养成了爱哭、爱闹、拗傲的脾气。这时她得了极重的热病，母亲对她完全绝望。慈母般的奶妈把她带到山青水秀的乡下，村野的空气和阳光使她很快健康起来。1901年父亲前往长沙任知县，她回到了父母的身边，随行父亲，可是她却悒悒终日，总是怀念着养育她的奶妈望着海水哭闹，竟哭得父亲心头起火，抱起她便向碧水抛去，幸亏被一个听差搭救，才免一死。1903年父亲因心脏病在长沙去世，寄居在北京舅父家，受尽歧视。甚至每逢舅父家里有什么喜事或请客，母亲便把她锁在另一个院子里，怕她为他们丢脸。1909年入教会慕贞小学小学部住读，学习单调严酷。每天吃老米饭、窝窝头和不放油的咸菜。在这里她的脚长了疮，几乎使她成了残废；后来肺管破裂，又吐血又止。二、独立的少女时代1912年入北京女子师范学校附小，1913年入师范预科。在学校还得了一个“小说迷”的绰号，连家里人都知道她爱看小说。她曾说：“我发现了看小说的趣味，每天除了应付功课外，所有的时间，全用在看小说上，所以我这时候看的小说真多，中国几本出名的小说当然看了，就是林译的三百多种小说，我也都看过了，后来连弹词，如《笔生花》、《来生福》一类的东西，也搜罗净尽„„”1916年，她十八岁，中学毕业了。但当时还没有女子大学，别的大学又不开女禁，暂时不能继续升学。这时，母亲希望她工作，以帮助家庭。在母亲和表哥们的活动下，竟被北京女子中学聘为体操、家多园艺教员。然而她对家事园艺于根本一窍不通，这个学校的学生多半个子比她高，有的年龄比她大，三年级有几个学生对她教课不满意，说她念错了字，园艺讲不清。这种挑剔正中了她的心愿，使她有了借口，于是春假过去，便悄然辞职，结束了她最初的教学生活。辞职后，在1917—1918年间，应在安庆省立安徽女师附小当校长、原北京慕贞学院同学舒畹荪女士的邀请，来到安庆小学。在安庆这所小学，她担任体操、国文、习字和史地等课，得到许多学生心悦诚服的赞叹。但那里环境腐败，流弊积年，守旧的教员视言论激烈的庐隐为名教反叛的危险人物，在怕被挤掉饭碗的原校教员的怂恿下，一些学生开始在课堂上同她作对，给她难堪。在这个受气的环境里，熬到了暑假，她像逃出了牢笼，回到了北京。1919年考入北京国立高等女子师范专科学校国文部。三、精彩的大学时代庐隐怀着对人生美好的追求，告别了幼稚的时代，“五四”时代的新思潮、新思想冲淡了庐隐心中与家人不和的悲哀，她精神焕发、时常处于兴奋之中，废寝忘食地东奔西跑，她和十几个志趣相投的人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社会改良派，参加了文学研究会在北京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召开的成立会，庐隐的入会号数为“13”，是该会最早的成员之一。大学毕业前夕，和全班同学为了筹款去日本，自编自演新戏，在李大钊的导演下，以《孔雀东南飞》为底本，改编为五幕话剧，公演后不仅赚了钱，还得到了公众普遍的好评。在女高师中，她同几个年龄相仿、志趣不凡、都爱喜笑的朋友自称为战国的四公子，她被封

　　为孟尝君。苏雪林《戏赠本级诸同学》曾写：“子昂翩翩号才子，目光点漆容颜美，圆如明珠走玉盘，清似芙蓉出秋水(陈定秀)。亚洲侠少气更雄，巨刃直欲摩苍穹。夜雨春雷茁新笋，霜天秋准抟长凤(黄英君自号亚洲侠少)。横渠(张雪聪)肃静伊川少(程俊英)，晦庵(朱学静)从容阳明峭(王世瑛)，闽水湘烟聚一堂，怪底文章尽清妙。”以诗句来形容定秀之美，庐隐之雄，世瑛之俏，俊英之少。四、漂泊的教书生活1922年大学毕业后到安徽宣城中学任教，半年后回北平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教国文。1926年到上海大夏大学教书。1927年任北京市立女子第一中学校长半年。1931年起担任上海工部局女子中学国文教师。五、惊世骇俗的婚恋庐隐17岁时，她在舅父家里认识了一位表亲林鸿俊。这位少年读书不多，人却聪明漂亮，其家境贫穷，无依无靠。庐隐从他手里借了徐枕亚的那本描写一个多情而薄命的女郎的遭遇的小说《玉梨魂》，情节凄婉，使她淌了不少眼泪。后来他发现庐隐是一位多情的人，于是便给她写了一封述说自己平生不幸的信，庐隐看后十分同情，且为他也洒了眼泪，这样他们俩渐渐亲密起来。接着林鸿俊向她提出结婚，而她的母亲和哥哥觉得他太没深造，家又穷，因此拒绝了他。当时庐隐正莫名其妙地憎恶和恐惧结婚，并想过一生独身的生活。但母亲和哥哥的作为激起了她一腔义愤，她觉得自己有必要挺身仗义反对母亲和哥哥，于是给母亲写了一封信：“我情愿嫁给他，将来命运如何，我都愿承受。”林鸿俊大学毕业后，在一个糖厂当了工程师，经济好了起来，他开始要求要庐隐不要再出去抛头露面，而是与他结婚，回家相夫教子。但这时的庐隐，已经发觉了他们的志趣不同，她给一位好友写信说：“林来信总讲他目前的低位、收入、享受，太庸俗了。我已经回信，请他另找高明。”性格慷慨豪爽的庐隐，做事也相当有魄力，果真不顾家人的反对，世人的眼光，干脆利落地与林鸿俊解除婚约。在女高师时，为了福建的问题，她被女师大选为福建同乡会代表，在这里，她认识了郭梦良，郭梦良当时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学生，他们一起创办了《闽潮》杂志，郭梦良任总编辑，庐隐任编辑。郭梦良性格温和，人品好，有思想，有才华。他很欣赏庐隐，并暗中追求她，可是，他也坦言，他是有家室的人。庐隐陷入两难境地中，经过痛苦的思考和抉择后，她给郭梦良写信：“只要我们有爱情，你有妻子也不要紧”1923年夏，庐隐不顾家庭、朋友的反对和强烈的社会舆论谴责，与有妻室的郭梦良南下在上海一品香旅社举行了婚礼。（苏雪林：“不应当拿平凡的尺，衡量一个不平凡的文学家。”）但是，结了婚，一方面她满足了，同时也失望了——她理想的婚姻生活和婚后的生活实际完全相反。结婚后，庐隐和郭梦良一起回福建老家探亲，在这里，郭的妻子，把她当“小妾”看，婆婆对她也极其刻薄，而结婚不久，她的母亲郁郁离世，庐隐强烈要求回上海，但也在家庭琐事中沉浮，忙于洗尿布，忙于柴米油盐。更不幸的是，1925年10月郭病逝，留下只有10个月的女儿这时期母亲、丈夫、哥哥和挚友石评梅先后逝世，庐隐被悲哀浸透。直到1928年结识比她小八岁的清华大学的学生--乐天派青年诗人李唯建。他是一位向着生命的途程狂奔的青年。他们相识不久，由友谊便发展到了恋爱。这时，她从‘重浊肮脏的躯骸中逃逸出来了”，她成了一朵花，一只鸟，一阵清风，一颗亮星；她觉得“前面有一盏光明的灯，前面有一杯幸福的美酒，还有许多青葱的茂林满溢着我们生命的露滴”，“宇宙从此绝不再暗淡了”„„似乎是爱情又一次照亮了她！于是1930年秋，她又不顾一切，宣布与李唯建结婚了。他们东渡日本，寄居在东京郊外，努力开垦他们成熟的爱情生活和创作前

　　程。庐隐一生受了很多苦，当她的思想和创作开始转向的时候，不幸在1934年5月，因难产手术，开刀后流血不止，高烧不退，遂于13日11点20分逝世于上海大华医院十四号病室，年仅三十六岁。六、丰硕的文学创作1920年开始创作，有新诗、有杂论。笔名庐隐，取“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之意，不愿人们识其内心世界。1925年出版第一本小说集《海滨故人》。母亲、丈夫、哥哥和挚友石评梅先后逝世，悲哀情绪浸透在这个时期出版的作品集《灵海潮汐》和《曼丽》之中。1930年与李唯建结婚，1931年出版了二人的通信集《云欧情书集》。婚后她们一度在东京居住，出版过《东京小品》。回国后，生活在杭州，写出了长篇《象牙戒指》，出版了一部短篇集《玫瑰的刺》。离开杭州到上海后，发表了她的中篇小说《女人的心》及短篇小说《情妇日记》，创作了中篇小说《地上的乐园》和《火焰》。庐隐创作的艺术特点1、带“自叙传”的性质题材多是自己及同学、友人、家人的浮沉与悲欢。都是现实主义的，因为它们反映了社会的一个侧影，是真实的现实。2、悲哀的主旋律庐隐是一位感伤的悲观主义者。除了早期若干篇作品外，作品都没有摆脱悲哀的色调。她追求人生的意义，但看不到人生的前途，觉得人生“比作梦还要不可捉摸”，她在悲哀的海里，几乎苦苦挣扎了一生。她，或她作品里的主人，常常被悲哀所困扰，不得解脱，把悲哀看作是伟大的圣者。庐隐作品倾向的形成是有多方面原因的。1>身世所致。她的生活环境是冷酷的，她几乎没有父母之爱，没有亲人之情，她在家奴般的生活里感情受到了摧毁；到了成年，其遭遇又十分不幸，亲人的相继死亡，这残酷的命运，使她悲痛欲绝。2>时代原因。作为社会的人，都会关心社会的。“五四”运动初的“学生会时代”，庐隐是一个活跃分子，她是带着“社会运动”的热情跨进文坛大门的。当“五四”运动落潮后，在庐隐面前，社会似乎堵死了所有路口，再加上自身的遭遇，这使她陷入痛苦的重围。人们所说的“庐隐的停滞”就是在这种主客观的条件下产生的，3、广泛采用日记和书信形式日记体、书信体、第一人称，都是便于抒写个人痛苦的经历、不幸的遭遇和苦闷彷徨的情绪的表现形式。4、重心境描写和情绪抒发不注重外部事件的描写，人物形象多雷同，缺乏情绪清晰度和立体感，结构亦较松散。5、融合中西的婉约文风抒情风格清浅直切，又不失隽丽潇洒，缠绵悱恻与慷慨悲歌兼而有之。庐隐小说的价值拓展了女性婚恋题材领域，现代抒情小说的开拓者之一。突破了封建主义的藩篱，呼喊出一个觉醒了的“人之子”的真实心声，反映了“五四”的时代个性解放思潮的高涨。

　　苏雪林《关于庐隐的回忆》曾有以下记录：庐隐第一次给我的印象，似乎不怎样动人，身材短小，脸孔瘦而且黄，而且身在客中，常有抑郁无欢之色，与我们谈话时态度也很拘束。庐隐到了北京以后好像换了一个人，走路时跳跳蹦蹦永远带着孩子的高兴。谈笑时气高声朗，隔了几间房子，还可以听见。她同舒畹荪一样，说话时总要夹几句骂人的话，“屁”字整天挂在口边。这个极不雅驯的字由她说出来竟变得很有趣。庐隐虽然不大用功，功课成绩却常列优等。庐隐外表虽然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甚或骄傲得难以教人亲近，其实是一个胸无城府，光明磊落的人。她做小说也像窗课一般从不起草，一支自来水笔在纸上飕飕写去，两小时内可以写二三千字。她的小说虽然气机流畅，笔致爽利，而结构不甚曲折，意境也不甚深沉。在庐隐的作品中尤其是《象牙戒指》，我们可以看出她矛盾的性格。„„庐隐的苦闷，现代有几个人不曾感觉到?经验过?但别人讳莫如深，惟恐人知，庐隐却很坦白地暴露出来，又能从世俗非笑中毅然决然找寻她苦闷的出路。这就是她的天真可爱和伟大处。矛盾《庐隐论》写道：庐隐与“五四”运动，有“血统”的关系。庐隐，她是被“五四”的怒潮从封建的氛围中掀起来的，觉醒了的一个女性；庐隐，她是“五四”的产儿。我们读了庐隐的全部著作，总觉得她的题材的范围很仄狭；她给我们看的，只不过是她自己，她的爱人，她的朋友，——她的作品带着很浓厚的自叙传的性质。庐隐作品的风格是流利自然。她只是老老实实写下来，从不在形式上炫奇斗巧。她的前期的作品（包括短篇集《海滨故人》及《曼丽》），结构比较散漫：《海滨故人》那样长的短篇作品，故事的结构颇觉杂乱，人物很多，忽而讲到这个，忽然又讲到那个，“控制”不得其法。庐隐未尝以“小品”文出名。可是在我看来，她的几篇小品文如《月下的回忆》和《雷峰塔下》似乎比她的小说更好......在小品文中，庐隐很天真地把她的“心”给我们看。庐隐去世得很早，就如她的名字所暗示的，在半个多世纪的光阴里，她真的很少被人提及。然而，她的作品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文化，尤其是女性文化的铭文，她传奇而凄婉的一生和她的作品一起成了五四时代的绝唱。

篇十四：对庐隐《曼丽》女性意识的解读

P>　　是中国著名的女作家，带着年幼的女儿寡居生活。只是一那年母亲29岁，是中国著名的女作家，带着年幼的女儿寡居生活。父亲才21岁，只是一名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的学生。他们不顾年龄的差距、社会地位的悬殊、名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的学生。他们不顾年龄的差距、社会地位的悬殊、生活经历的天壤之别，冲破封建世俗的重重障碍，幸福地结合了。壤之别，冲破封建世俗的重重障碍，幸福地结合了。我的父亲母亲庐隐(1898—1934)，五四时期著名女作家，与冰心、林徽因齐名并被称为“福州三大才女”。庐隐原名黄淑仪，又名黄英，福建省闽侯县南屿乡人。其笔名庐隐，有隐去庐山真面目的意思。“五四”时期的女作家，能够注目于革命和社会题材的不能不推庐隐为第一人。——现代著名作家茅盾1921年2月，母亲在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发表了处女作《一个著作家》小时候，我家住在市区一条河边的小街上，那里来往车辆不多，挺安静的。有一天，在我放学回家的路上，迎面走来一群陌生的人，是附近一间中学的学生。当我从他们身边走过时，一位女同学突然大声说：“庐隐的女儿！”我回头一看，他们全都注视着我，友好地微笑着向我点头。我的母亲庐隐，是“五四”时期蜚声文坛并与冰心齐名的女作家，是1921年参加我国著名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时的惟一女性。在群星璀璨的“五四”新文坛上，她是一颗光彩耀人的新星。1921年2月，在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上，母亲发表了她的处女作《一个著作家》，控诉金钱世界，歌颂纯真的爱情。之后，在短短的十几年中，母亲创作出版了《海滨故人》《曼丽》、、《归雁》《象牙戒指》《云鸥情书集》、、（与父亲李惟建的来往书信）《灵海潮汐》《玫瑰的刺》、、、《女人的心》《庐隐自传》《东京小品》《火焰》等多部作品。、、、只是，母亲走得太早了，她去世时我只有三岁，没能留下更多清晰的记忆。正因为这样，我从青少年、中年直到老年，始终怀着对母亲的挚爱，竭力去了解她。从母亲留下的作品里，从许多评介母亲的文章中，从亲朋好友及母亲当年的学生们对她的追忆中，我对母亲的形象有了较为清晰的轮廓。母亲庐隐，原名黄淑仪，学名黄英，笔名庐隐，闽侯县南屿乡人。母亲的父亲是清光绪时的举人，后放缺湖南长沙知县，但才3年就病逝于任所，于是6岁的母亲不得不随着她的母亲，到北京投靠时任农工商部员外郎兼太医院御医的舅舅。后来，母亲就在北京的一所教会学校读书，继而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母亲师范毕业后曾到安庆一所女子中学教书，1919年重回北京，以旁听生资格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国文部。就是在这所学校里，她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籍，经常参加群众性的集会和游行活动，被推为“女高师”学生代表，积极参与了由茅盾、郑振铎等人发起的“为人生”“为社会”的文学研究会活动，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母亲去世时父亲才27岁，是上海中华书局一名编辑，年轻而贫穷。1934年5月14日，悲凄的氛围笼罩着上海的中国殡仪馆，母亲的入殓仪式正在举行。礼堂里摆满了花圈，在正中一个素色大花圈里，安放着母亲的遗像。她紧抿着嘴唇，那双睿智的眼睛里似乎含着淡淡的忧伤。母亲的遗体静静地躺在那里，头部裹着白丝棉，身上盖着鹅黄色的锦被，脚前放着一个十字架，两边燃烧着五对高高的白蜡烛，惨淡的烛光微微摇曳着，烛光下是母亲那瘦削而苍白的脸庞。凄婉悲切的旋律回荡在礼堂的上空，仿佛在幽幽地述说着我的母亲的早逝和不幸。母亲生前的亲朋好友们来了；喜爱她作品的读者们来了；爱戴她的学生们来了；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这里，在愁云凄雾中送母亲最后一程。父亲双眼红肿，默默地、痴痴地沉浸在极度的哀伤里。我和姐姐穿着白色的孝衣，戴着尖尖的白头巾。10岁的姐姐已经懂得了生离死别的痛苦，在哀哀的哭泣里呼唤着“妈妈——”。而我，一个3岁的孩子，还不明白死亡的真正含义，但周围那沉痛的气氛，一张张悲戚的面容，一声声低低的抽泣，强烈地感染着我幼小的心灵。我紧紧依偎着父亲，睁着茫然的双眼。

　　下午，时钟指向六点。遵照母亲临终前的遗嘱，在肃穆的气氛中完成了基督教的入殓仪式。悲痛的人群向母亲致最后的告别礼。母亲的生前好友、著名的文学史家刘大杰先生的夫人李辉群把我揽进怀里，怜爱地抚摸着我，问道：“瀛仙，你的妈妈呢？”我用食指压着嘴唇，作了一个示意小声的动作，我说：“妈妈睡着了。”这个小小的细节是后来我从父亲那里知道的。母亲去世时，父亲只有27岁，是在上海的中华书局的一名编辑，年轻而贫穷，无力抚养两个孩子。为了安排我们姐妹俩的将来，父亲和母亲的朋友——当时中华书局总编辑舒新城先生，邀请了母亲生前的好友及在天津的上海银行任经理的哥哥黄勤，聚集在南京路冠生园餐厅。大家协商，一致赞成姐姐薇萱由舅舅黄勤抚养，母亲的著作版权归薇萱所有；而我，跟随父亲生活。一年后，我们告别了长眠的母亲，离开了上海这块伤心之地，投靠乡下的亲友，在凄风苦雨中开始了我和爸爸的漂泊人生。后来，祖父母和姑姑也回到四川，难得的团聚带来了久盼的天伦之乐。可仅过半年，家庭又遭惨变。在父亲患伤寒住院治疗期间，祖母和姑姑相继病故，祖父也因中风被送到上海的九叔父家。当时，这一切不幸的变故都瞒着重病中的父亲。待他大病初愈回到家时，早已是人去楼空，家散人亡了。父亲收拾起简单的行装，带着年幼的我离开了故乡，到偏远的资中县一所中学去教书，我们住在山脚下的一间小平房里。邻居是父亲学校的同事，他们一家都很善良，常常关心和照顾我这个失去母亲的孤独孩子。母亲去世后，父亲对我更是百般关爱，把对妻子的深深情爱都倾注在女儿的身上。我长大后，渐渐知道了他们的故事。1928年的春天，父亲在北平瞿世英先生家里认识了我的母亲，从此开始了频繁的交往。每逢星期日，父亲都要从西郊的学校跑到城里来与母亲相见，或泛舟北海或月下谈心，颐和园的水榭，圆明园的古迹，西山幽静的小路，常常留下他们的足迹。他们探讨着人生的意义，感应着彼此的心灵。那时母亲29岁，已是著名的女作家，带着年幼的女儿寡居生活。父亲只是一名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的21岁的学生。由于年龄的差距、社会地位的悬殊、生活经历的天壤之别等原因，在上世纪20年代末期的中国，即使是在知识分子阶层里，他们的相恋也遭到了家庭亲友的强烈反对，尤其是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各种冷嘲热讽、明枪暗箭从四面八方像暴风雨般向他们袭来。母亲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和矛盾之中，在她的生命里，已遭遇了太多的不幸与苦难，她实在没有勇气再向这强大的封建势力挑战与抗争。然而，父亲却锲而不舍地、热烈地、诚恳地、再三地向母亲表白自己的真情。母亲心里的防线渐渐崩溃了，她在给父亲的一封信中写道：“自从认识你以后，我的心似乎有了一点东西——也许是一把钥匙，也许是一阵风，我觉得有一个美丽的幻影在我面前诱惑。”母亲是这样描述父亲的：“他是一个勇敢的、彻底的新时代的人物，在他的脑子里没有封建思想的流毒，也没有可顾忌的事情，他有着热烈的纯情，有着热烈的想象，他是一往直前地奔他生命的途程。在我的生命中，我是第一次看见这样锐利的人物。而我呢，满灵魂的阴翳，都为他的灵光一扫而空。”1929年的春天，父亲与母亲相识一周年的日子，母亲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我知道宇宙从此绝不再暗淡了”“展开你伟大的怀抱，我愿生息在你光明的心胸之下”“让我们放下人间一切，。的负荷，尽量地享受和谐的果实吧。”母亲在自传中回忆这段往事时说：“不固执着悲哀了，我要重新建造我的生命，我要换个方向生活，有了这种决心，所以什么礼教，什么社会的讥弹，都从我手里打得粉碎了。”他们终于冲破了封建世俗的重重障碍，幸福地结合了，我便是他们爱情的结晶。由于母亲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坎坷，她的人生观涂上了浓厚的悲观厌世的灰色。自从与我父亲相识相爱之后，她对人生有了很大的改变，如同大地回春，一切都有了希望。和父亲共同生活的四年，是她生命中最快乐的四年，爱情的滋润，使她迎来了创作上的丰收。在她去世前的最后一两年里，她憧憬

　　着继续写作的前景，期望自己六十岁时，将有一两本经典性的杰作。她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小说《火焰》，是以“一·二八”战役为题材的，反映十九路军奋起抗日的英勇事迹。这部小说在各杂志社发表以后，人们欣喜地评介：庐隐的创作风格改变了，走上了一条新的开拓之路。就在母亲的创作事业进入最旺盛的时期，死神突然从天而降，在生孩子的难产中，被一个庸医误施手术，酿成了悲剧，匆匆夺去了她三十五岁的宝贵生命。正如刘大杰先生所说：庐隐死得真冤枉，在一个科学文明物质文明极高的上海，她被一个没有科学知识的医生杀死了。死得这么年轻、这么悲惨。然而，就在母亲生命垂危的弥留之际，悲愤已极的父亲要去控告那个害人的庸医，母亲却劝阻了他。她拉着父亲的手，用微弱的声音说：“算了，不要去告了。告他又有什么用呢？何苦再去造成另一个家庭的不幸呢！”我的母亲，这是何等慈悲的心肠，何等伟大宽广的胸怀啊！我心中的不解之谜：家中为什么没有母亲的作品？在学校里，有不少老师和同学都知道我是庐隐的女儿。他们常常向我借母亲写的书，可是我总是让他们失望，因为在家里我竟找不到母亲的作品。但这件事我没有问父亲，更没有问继母。我的继母是我小学里的老师，对我很好，在我们三人之间有一种没有约定的默契，那就是从来不谈及我的生母。我不愿在父亲面前提母亲是怕他伤心，不在继母那里提母亲是怕她多心，而他们也不向我提起生母，恐怕也是怕我伤心吧。家里没有母亲的作品，是我心中不解的谜。抗战胜利以后，父亲去上海安葬我的祖父回来不久，我偶然在他书桌的抽屉里看见一份手稿。《怀念庐隐》这几个字使我猛然心跳，我怀着激动和好奇的心情，轻轻关上房门。这是父亲在上海为我母亲扫墓后写的一篇纪念文章。开头写道：“白杨萧萧难以寻，亲书碑刻字犹新，坟前伫立招君魂……”通篇满溢着无限思念与眷念。我最记得其中有一段，是写父亲将母亲的著作随同母亲一同入殓时的内心情感。母亲生前一直是边教书边写作，生活十分清贫，去世时没有留下任何遗产，而最宝贵的就是她用心血写成的一部部感人至深的作品。那里面有着她最坦诚的思想情感和真实的心路历程；更有她对旧社会的怒斥和对封建势力的抗争，这是她毕生最珍贵的财富。父亲深深理解妻子的心，所以在母亲离开人世入殓时，将她生前出版的全部著作放在母亲入殓时的枕边，让母亲的著作永远陪伴着母亲，永远慰藉母亲那孤独的灵魂。家里为什么没有母亲的著作，我终于找到了谜底。家中“神秘的小黑箱子”装着母亲的《火焰》手稿，至今下落不明1930年，父亲和母亲东渡日本，在樱花盛开山清水秀的环境中漫游、读书、写作、谈古论今，尽情享受着不受干扰的蜜月生活，并孕育着爱情的结晶。可当我还栖息在母亲的腹中时，他们就开始了动荡的生活。由于日本物价飞涨，难以度日，父母只好离开东京回国。后来，在杭州的西子湖畔生下了我。为了纪念难忘的东游，他们给我取名瀛仙。虽然，我们居住在如诗如画的西湖边，但美丽的湖光山色却填不饱辘辘饥肠。为了谋生，他们又带着襁褓中的我去到上海。后来，母亲死了，姐姐走了，我跟着父亲又离开了上海。命运总是毫不留情地逼着我们东奔西走。即便是在父亲重新组织了新的家庭之后，生活也并不安定，时而东时而西，时而城市时而乡村，为了温饱到处奔走。在多次搬家的过程中，一只毫不起眼的小黑箱子引起了我的注意。自从我们离开上海以后，无论走到哪里，它总是紧紧跟在父亲身边。父亲为什么如此珍视这只小箱子？里面究竟装的是什么呢？对此我一直怀着强烈的好奇心。一个星期天，父亲和继母去郊外为祖母扫墓，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我翻遍家里的每个角落，终于找到了这只小黑箱子。展现在眼前的东西，让我在瞬间的呆怔之后，又有一阵惊喜涌上心头。箱子里全是母亲的遗物，有照片、书信和母亲最后一部小说《火焰》的手稿。一桩桩一件件都是

　　这样强烈地震撼着我。母亲的作品很多，但留下的手稿却很少。她的文思非常敏捷，写文章无需草稿，一挥而就，略加修改即定稿。她的《象牙戒指》在《小说月报》上连载时，日军轰炸闸北，商务编辑部及东方图书馆都被焚毁，未发表的一部分也被烧掉了，因为没有底稿，所以只好重写。《火焰》是在母亲去世后出版的，父亲特别珍视，为她留下了手稿。从此以后，只要家里没有人，我就小心地打开这只小箱子，轻轻地抚摸，细细地翻看，一遍又一遍。我常常对着母亲的照片，悄声地诉说心声。照片上的母亲时而微笑着，分享我的欢乐；时而露出愁容，分担着我的烦恼和痛苦……我深切地感受到母亲并没有离开我，她就在我的身边，理解我，呵护我，疼爱我。成都解放后，我参军离开了家，再也没有看见过这只小黑箱子。“文革”中，我家被洗劫一空，这只珍贵的小箱子也在劫难逃，至今我们也不知道它的下落……历史不会忘记我的母亲1979年，早已在广东工作的我，有一个到上海出差的机会，我非常高兴，因为我终于可以亲自去上海拜祭我的母亲，为她清扫坟前的落叶，献上鲜花和祈祷了。我马上给父亲去信，告诉他这个好消息。很快我就收到了父亲的回信，字里行间流露出无限的激动与欣慰，他将记忆中永安公墓的地址告诉我。在一个寒风萧瑟的深秋，我来到上海这座几分亲切几分陌生的城市。照着父亲信上的指点，几经周折，才在这经过巨变的大上海找到了过去是“永安公墓”的地方。惟一保留着的是那依稀刻着“永安公墓”四个字的石门。多年的风雨侵蚀早已是斑斑驳驳残缺不堪。沿着一条两旁种着白杨树的土路往里走去，不远处有一座大殿式的建筑，四周是一片菜地，放眼望去，没有坟墓，也没有墓碑。殿门紧闭着，周围空无一人，非常寂静，只有风吹落叶的沙沙声。我困惑地张望着。不久，有人向我走来，问道：“同志，你是来看骨灰的吗？今天我们休息。”“啊。”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接着又所答非所问地说：“我，我是从外地来的。”“外地来的？好！请你等一等，我去拿钥匙给你开门。”“不，不，我是来看……看四十年前的坟墓。”他笑了：“四十年前的坟墓早就没有了。”大概是他看见我怅然若失的神情，逐渐收敛了笑容，向我解释道：“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早已被……”我脑子里突然一片空白，没有再听他继续讲下去，匆匆地告别了这位好心人。但是，我并没有马上离去。我是这样的失落，这样的不舍，我在母亲曾经长眠的这片土地上，徘徊了很久很久。这是一次没有墓地的扫墓，一次心灵深处的扫墓。我知道，历史不会忘记我的母亲，直至她去世五十多年以后，她的著作还不断被编选和出版。1985年肖凤出版了她精心著作的《庐隐传》，1993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了范桥、叶子编选的《庐隐散文》，200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海滨故人庐隐》。还有多家出版社再版了庐隐作品的单行本和选集。我亲爱的母亲，您安息吧。●本文作者简介李恕先（原名李瀛仙），1931年出生。是庐隐和李惟建惟一的女儿。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部队文工团担任创作员和演员。1958年从部队转业到广东人民广播电台，担任文学编辑。1964年调到广东电视台，从事电视文艺的编导工作。现已退休。

　　——庐隐才女嫁给有妇之夫——庐隐

　　三月有个“三八”节。到了“三八”节，似乎就应该说说女人。女人有话语权的历史不到百年。但这短短的几十年，已足够生产丰富的故事和多彩的人物。

　　每一个时期的女人们，不可避免地要烙上那个年代的烙印。民国的38年，有太多特立独行的身影穿行其间，这其中，包括很多很美的女人。本刊此次推出的“淡品红颜”，就向读者介绍了这样的三位女子。她们都写作，都情路坎坷，都追求个性的解放。她们是——自古红颜多薄命————悲情庐隐自古红颜多薄命——悲情庐隐数风流人物，岂能只看今朝？上世纪初叶，是英才辈出的年代，尤值称道的是巾帼不让须眉。仅以“五•四”时期北京女高师而言：苏雪林、冯沅君、黄庐隐、毛彦文、石评梅、陆晶清、谢冰莹及许广平等，日后的她们或是成为卓有建树的学者、作家、教授，或是成为反封建、追求女性解放，为社会做出贡献的英才。让人颇为惊异的是，她们的婚恋、人生遭际都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幸或坎坷。其中最为悲情的当属庐隐。初恋男友林鸿俊庐隐是当时与冰心齐名的“五•四”女作家。诚如她的名字所昭示：“庐”的真面目已被“隐”去。在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她鲜少被人提及，近年才刚刚“出土”。她的惊世骇俗的婚恋又比她的作品更为世人所关注——性格即命运。庐隐(1898—1934)，原名黄淑仪，又名黄英，福建闽侯人，父亲是举人。她出生时，恰逢外祖母去世。母亲视她为“不祥的小生物”，情感的屏幕上蒙了层阴影。生母不愿亲自喂她，雇一奶妈喂养。小庐隐模样不俊，身上长满疮疥，脾气倔强不讨喜，且好哭。家人均厌恶，差点被父亲扔进江流溺毙。奶妈看她太可怜，将她带回乡下抚养。3岁时，父亲鸿运高照，放任长沙知县，庐隐才被接回。三年后，厄运陡至，父亲突然病故。寡母带着庐隐兄妹五个来到北京，寄居在舅父的屋檐下。家庭的歧视、冷落严重地伤害了庐隐幼小的心灵。九岁那年，庐隐被送进收费低廉的女子慕贞学院接受启蒙教育，她“没有爱，没有希望，只有怨恨”地度过了灰色的童年。所幸大哥黄勉对她比较关爱，助她考进了女子师范学校，读了五年。庐隐聪明、勤奋，在师范学校时大量阅读古今小说，林纾译的三百多种小说，她都看了一遍，被同学称为“小说迷”。她在《红楼梦》《西厢记》和《玉梨魂》的恩爱情仇中植下了文学的种子。17岁的庐隐已出落成大姑娘了。但她长相平平，扁平脸，塌鼻子，又矮又瘦。她自嘲“短小精悍”。已是谈婚论嫁的年龄了，同住的姨母家来了位亲戚叫林鸿俊，曾在日本留学，因父病回国，在北京逗留期间，与庐隐相识。林鸿俊长庐隐三岁，他欣赏庐隐的聪明、干练和善良，托人向黄夫人提亲。黄夫人觉得他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拒绝了。林鸿俊很伤感，写信给庐隐，倾诉对她的仰慕，坦述自己幼年丧母、青年丧父的凄凉身世，以及不能与之结为秦晋之好的悲哀和绝望。这信引发了庐隐强烈的共鸣和同情，激起了她对母亲的势利的一腔义愤。“一个南方人，具燕赵慷慨悲歌”之气的庐隐，毅然决然地向母亲表示：“我情愿嫁给他，将来命运如何，我都愿意承受。”母亲了解女儿执拗的性子，只好退让，提出的条件是对方必须大学毕业，学有所成后方可成婚。林鸿俊欣然接受，在婚约上签了字。庐隐为林的学费四处张罗，有一位亲戚动了恻隐之心，资助了林鸿俊两千元。林鸿俊如愿以偿考进了北京工业专科学校。这时庐隐高中毕业，当时大学不招女生，她便在中、小学代课，游走于北京、安徽、河南之间。两年后，北京女高师招生，庐隐要去报考，母亲极力反对。庐隐为筹学费，又到安徽教了一学期书，积攒了200元，于1919年秋报考女高师，因错过考期在国文专修科旁听。一学期后因成绩优异与同为旁听生的苏雪林一起转为正班生。那时，受“五•四”新思潮的影响，学生们的思想十分活跃。庐隐借李清照的词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述志。今天集会，明天游行，后天讲演，活跃非常。她被推选为学生会干事、福建同乡会代表，与学生会主席王世瑛、陈定秀和程俊英三人年龄相仿(班上年龄长的有抱孙者)，志趣相投。四个人自制统一服饰，上着灰线套衫，下穿花边黑绸裙，颇有游侠味。四个人出入相随，形影不离。庐隐说：“我们四个人就像战国时代的四公子，我是孟尝君，他有狡兔三窟(教师、

　　作家、主妇)。”一时，“四公子”雅号传遍校内外。庐隐的文章写得俏拔，连自视甚高的苏雪林都说她“每遇作文时，先生发下题目，我们伊唔苦吟，或终日不能成一字，庐隐端坐在椅子上低着头，按着纸，笔不停挥地写下去，顷刻一篇脱稿。”庐隐此时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纵论社会，阔言人生，倾诉女性的苦闷与烦恼，向往女性的自由、解放。她悄悄地将自己与林鸿俊的恋爱过程写成《隐娘小传》，以表达她不计门第，不讲地位、金钱的恋爱观。但现实是多变的。林鸿俊是个勤奋好学的青年，大学毕业后，要求庐隐践诺与他结婚。庐隐以自己还没毕业为由拒绝。在庐、林订婚后的交往中，两人志趣不同，渐生分歧。林虽经过“五•四”的洗礼，但思想守旧。特别是林毕业后，在山东糖厂当工程师，有经济实力，能让妻子享受闲适优厚的生活，他便劝庐隐在多事之秋的年代不要过多地抛头露面，不要热衷于社会活动，而应做一个相夫教子贤惠的知识女性。同时还表示他不满足现状，准备报考高等文官。云云。庐隐对林鸿俊这种庸俗的思想本就不满，又听说他这个工科出身的人要去报考高等文官，甘当军阀政府的政客，更为恼火。她对好友程俊英说：“林来信总讲他目前的地位、收入、享受，太庸俗了。我已经回信，请他另找高明。”性格豪放磊落的庐隐，真的与林鸿俊解除了婚约。庐隐当初为“仗义”与林订婚，时下又因道之不同而与林分道扬镳。她的初恋，来也匆匆(草率)，去也匆匆(干脆)！显然，个中不乏他因。有妇之夫郭梦良1919年初冬，庐隐在北京学界福建同乡会成立大会上，结识了郑振铎、郭弼藩(梦良)等人。郭梦良时为北京大学哲学门的学生，在北京学联兼职。大会上，他睿智、简短的发言引起庐隐极大的兴趣。那时，男女生分校，大家相互不认识。开会时还男女分坐，中间用一条大白布作“三八线”。这次同乡会上，为弘扬“五•四”精神，大家决定创办《闽潮》杂志，由郭梦良任编辑部主任，庐隐是编辑。他们由此相识、相知、相爱起来。郭梦良(1897—1925)是个性格沉稳、有思想、有大志的青年。他的人品和才华令庐隐倾倒。特别是郭的文章写得相当出色，颇多创见，是位饱学之士。郭梦良也欣赏庐隐，在频繁的接触中作不懈的追求。他向庐隐坦言，他是有家室的人，20岁时父母包办成婚，与妻子谈不上爱情。他是新婚一月后才入北大的。庐隐陷入两难的困境：一边是已订婚的林鸿俊，一边是有妇之夫郭梦良。她在《海滨故人》中尽情宣泄了她的彷徨、苦闷：“青年男女，好像一朵含苞未放的玫瑰花，美丽的颜色足以安慰自己，诱惑别人……但是等到花残了，叶枯了，人家弃置，自己憎厌，花木不能躲过时间空间的支配，人类也是如此……恋爱不也是一样吗？不是和演剧般，到结局无论悲喜，总是空的呀！并且爱恋的花，总是衬着苦恼的叶子，如何跳出这可怕的圈套，清静一辈子呢？”一次“四公子”在王世瑛家聚会，横卧在一张大床上聊天，庐隐就这揪心的烦闷征求朋友们的意见。她说：“我倒没什么问题，退婚罢了，就是郭梦良不忍抛弃无辜的妻子。”三个好友尽谏诤之责，几乎众口一词：请她慎重考虑。庐隐也感到人言可畏。她曾想离开郭梦良，可又禁不住他的一往情深。1921年庐隐加入了茅盾、郑振铎创组的文学研究会。她是第一批会员，登记的序号是13，是继12位发起人之后的第一位会员，也是首批21位会员中唯一的女作家。她的《一个著作家》经郑振铎推荐，已在全国最有影响的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发表。这大大鼓舞了她创作的自信，她由此正式开始文学生涯。庐隐就是庐隐，独一无二的追求个性解放的新女性。面对家人的责难，亲朋的嘲讽和世人的唾骂，她竟向郭梦良坚定地表示：“只要我们有爱情，你有妻子也不要紧。”一语惊天下。庐隐一意孤行，于1922年夏在上海与郭梦良以“同室”的名义结婚。这一惊人之举震动了文坛乃至社会。然而，新婚的欢乐是短暂的。婚后，庐隐与郭梦良遵郭父之命回福建老家探亲，与郭的前妻同住在一个屋檐下。自尊心极强的庐隐这才体会到“做小”的尴尬和卑微。她遭受到冷遇、歧视，

　　犹如掉入绝望的深井。我行我素惯了的庐隐忍受不了“胯下之辱”，1924年，她在致好友程俊英的信中辛酸地哀叹：“……过去我们所理想的那种至高无上的爱，只应天上有，不在人间。……回乡探视，备受奚落之苦，而郭处之泰然。俊英，此岂理想主义者之过乎？”愤闷郁结在胸。悲哀的是，本生活在北京的庐隐的母亲黄夫人，从内心是爱女儿的。当初庐隐执意与林鸿俊订婚，她做了让步。为成全女儿，她将私蓄2000元托亲戚之名，资助林鸿俊上大学。后来，庐隐闹退婚，也罢。可她竟然下嫁一个有妇之夫“做小”。庐母遍受亲友、街邻的冷嘲热讽，无地自容，不得不迁回老家，终日郁郁寡欢，不到两个月便告别人世……庐隐与郭梦良又回到上海。郭梦良忙于自己的事业，创办上海自治学院，研究人生哲学，编辑《人生观大论战》，忙得席不暇暖，无法陪伴庐隐。是时女儿出世了。庐隐在致程俊英的信中大叹苦经：“我现忙于洗尿布，忙于柴米油盐，而收入甚微，不得不精打细算。营养不良，我们身体都欠佳。啊，这就是人生！”厄运接踵而来，郭梦良本就有肺病，由于积劳成疾，一病不起，于1925年10月6日撒手人寰，把10个月的女儿郭薇萱留给了庐隐。面对灭顶之灾，庐隐硬撑着把郭的灵柩护送回福建，与郭的父母及前妻一起过了度日如年的8个月。她揽镜自怜：“我常自笑人类痴愚，喜作茧自缚，而我之愚更甚于一切人类。”在精神濒临崩溃的边缘，为了生活，庐隐于1926年夏回到北京师大附中教书，与好友石评梅成为同事。石评梅的情人、中共一大代表高君宇病逝，葬于北京陶然亭。庐隐以此为素材，写了《象牙戒指》。庐、石同是天涯沦落人，她俩终日以烟打发时光，以酒遣愁。或去陶然亭面对垒垒荒坟，放声痛哭；或强作欢颜，狂放高歌，游戏人间……郭梦良死后，庐隐写了啼血文字《郭梦良行状》，三周年时又写《雷峰塔下——寄到碧落》，以“这断藕的残丝”，敬献亡夫的在天之灵。毁灭性的打击接二连三，1928年9月30日，庐隐最亲密的挚友石评梅患急性脑膜炎猝亡。庐隐深悟到生命的脆弱如荷叶上的露珠，绝望中感叹“死比生乐”。这时的庐隐虽是孤雁一只，但她的声名还是招来一些形形色色的追求者。一个在政法大学读书的叫瞿冰森的青年，是郭梦良北大好友的弟弟。在一次宴会上他与庐隐邂逅，对庐隐寄予很深的同情，关心、体贴、劝慰庐隐，并向她表示爱意。庐隐干涸的心田自然希望得到爱的雨露，但她考虑自己的处境，有点自卑，觉得“我不应当爱他，也不配承受他的爱”。她抑制情感的依恋，理智地拒绝了他。可瞿冰森并不理解庐隐的良苦用心，反用刻薄的语言讥讽她，而且竟带着一位靓丽的少女到庐隐面前炫耀。庐隐被击垮了，她真想一死了之。小爱人”“小爱人”李唯建庐隐新寡时已年届三十，本就其貌不扬，加之心伤累累，她已把爱的梦想锁在心灵深处。郭梦良死后，她向“四公子”们表示：“我学静轩，抱独身主义，孤云般自由自在！“庐隐丧夫后”的一段光阴过得极为苦闷，生活倾向于颓废，常常喝酒喝得大醉。追求她的男人颇多，她一个也不放在眼里。高兴的时候，会对这些人稍稍假以辞色，与其宴游，若有人开口求婚，庐隐必将对方大大排揎一顿，将其轰出门去。“这时候的庐隐似微有点玩弄男性的倾向，大概是由于心理过”于郁结使然。”苏雪林如是说。一个青年大学生，悄悄地走进了庐隐的视线，他叫李唯建。李唯建(1907—1981)，成都人，1925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青年诗人，长得很帅气。常在报刊发表诗作，已与徐志摩、沈从文、邵洵美等名流有了交往。庐、李的相识，确是缘分。某次，李唯建经梁漱溟介绍去北大哲学系拜访林宰平教授。李见林的书桌上有本庐隐与人合编的《华严月刊》，崇拜名人的他便萌生了拜访“浪漫女作家”庐隐之念。经林宰平介绍，他们相见了。初次见面，李唯建因路遥没能守时，庐隐面露“一些不豫之色”。但深入交谈后，两人在情感的深处产生了火花。李唯建是孤儿，早年丧母，他的潜意识中渴望“一个好的有力量的乳母”。而庐隐长他8岁，创作上又是成功人士，正是他想要的对象。他们相识之后，便开始频繁地书信往来。通信时，李唯建自称“异云”，庐隐署名“冷鸥”。浪漫诗人李唯建在了解了庐隐坎坷的经历后，予以极大的同情，他自语“同情心太大太深，便变

　　为伟大纯洁的爱了”。一只孤独的“冷鸥”在一片漂泊的“异云”中翱翔穿行起来。李唯建在信中渐谈渐深，大胆地表白：“我愿你把你心灵的一切都交给我，我虽是弱者，但担负你的一切我敢自夸是有余的！”甚而膜拜道：“你是我的宗教，我信任你，崇拜你，你是我的寄托。”面对情感的爆发，庐隐毕竟是见过世面的，李唯建的骑士风格、浪漫情怀和生性的随便，她是体察到的。庐隐还比较冷静，先是婉拒，后是疑虑，她直言：“我爱你太深，便疑你也深。”然而，信越通越多，话题越来越深入，越来越直白。庐隐心灵的渴望，生理的需求，使她面对难以抗拒的诱惑再也无法招架：“请你用伟大的同情来抚慰我吧！”李唯建烤化了庐隐，终使庐隐眼前的“世界变了颜色”。庐隐情不自禁地融入了李唯建的怀抱。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庐隐是当红的作家。当初她与林鸿俊解约，公然下嫁使君有妇的郭梦良“做小”；如今新寡的她又带着前夫的孩子与一个小她8岁的大学生恋爱，这是一桩货真价实的爆炸性桃色新闻。社会舆论，亲朋故旧的指责、嘲笑、谩骂铺天盖地而来。一向具大丈夫气概的庐隐奉行“生命是我自己的，我凭我的高兴去处置它，谁管得着”的心态，坦然以对。倒是她的老同学苏雪林为其辩护：“不应当拿平凡的尺，衡量一个不平凡的文学家。”庐隐、李唯建将他们68封“没有一句，甚至没有一个字是造作出来的”情书，发表在陆晶清、谢冰莹合编的《华北民国日报•副刊》上，后结集为《云鸥情书集》在上海出版。庐隐的好友王礼锡在序中评论说：“这一束情书，就是在挣扎中的创伤的光荣的血所染成。它代表了一个时代的青年男女们的情感，同时也暴露了这新时代的矛盾。”1930年8月，庐隐辞去北师大附中教职，与她的“小爱人”(谢冰莹语)到日本度蜜月。蜜月随着流水的日子淌去，积淀的是平淡。淡至发腻、发涩、发苦！1931年8月，他们夫妇由杭州到上海。庐隐实现了她的“三窟”：教书(工部局一女中)；写作(最大的收获是以“一•二八”抗战为题材的长篇小说《火焰》，突破她惯写恋爱和知识分子的框子，做出了有价值的探索)；做家庭主妇。但生活并不像她想象的那样美好，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艰辛、繁琐累得她“像负重的骆驼”“小爱人”李唯建呢，当初“你是我的宗教”的誓言已忘。在脑后。他生性疏懒，不好好工作，长期闲散在家，又有大男子主义思想。庐隐曾劝他努力上进，他如风过耳。他不干家务，要求庐隐既做职业妇女养活全家，又做贤妻良母；特别是对两个同母异父的女儿有明显的区别对待。这令庐隐十分伤心：喝酒浇愁，打麻雀消愁。而“小爱人”李唯建却趁庐隐外出打麻雀消遣的当儿，不时溜出家门。以致有朋友在灯红酒绿的四马路碰见他时“疑心他在逛什么，哀叹‘这位女作家太不幸了’”(程俊英)。朋友们为了替庐隐分担，出面请舒新城介绍李唯建到中华书局编译所工作。天妒英才。1934年5月13日，庐隐分娩时难产。为了省钱，他们没上医院，请民间的接生婆接生。子宫被接生婆划破，一滩鲜血，带走了一个鲜活的生命。庐隐在转往大华医院的救护车上留下了遗嘱：“开追悼会要用基督教仪式，口中不断地念上帝，主。”庐隐就这样匆匆地走完了她36个春秋的人生之旅。庐隐离世，李唯建悲痛欲绝，已不能作为。庐隐的后事由舒新城、刘大杰操办，葬于上海公墓。27岁的李唯建贫穷之极，无力抚养两个女儿。舒新城又出面，邀请庐隐的生前好友把庐隐的哥哥黄勤请到上海，将郭薇萱交给黄勤抚养，庐隐的著作版权也归她所有。庐隐周年，李唯建写《忆庐隐》追怀，70岁时又作自传体长诗《吟怀篇》回忆与庐隐恋爱、生活的往事。“冷鸥空留逐波影，异云徒伤变幻性。”煞是委婉动人。冷鸥衔走了异云。庐隐这朵“五•四”文坛上的奇葩凋谢了，诗人李唯建也自此在文坛上消失了。1981年11月，李唯建逝世于成都。七嘴八舌话庐隐关于庐隐的为人与为文，她的朋友们有中肯的评说：“虽然这几篇(指《海滨故人》集内前七个短篇——作者)在思想上和技术上都还幼稚，‘五但•四’时期的女作家能够注目在革命性的社会题材的，不能不推庐隐是第一人。(茅盾”《论庐隐》)

　　“我平生最瞧不起锋芒外露或浮而不实的人，对于庐隐不仅不讨厌，竟反十分喜欢。这中间有两种原因：一则佩服她敏捷的天才。……二则庐隐外表虽然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甚或骄傲得难以教人亲近，其实是一个胸无城府、光明磊落的人。”(苏雪林：《关于庐隐的回忆》)“在那群老同学中，她是比较最能接受新思想的；在别人对于新诗小说的创作还在迟疑犹豫的时候，她的作品已在报纸上发表了。她那微近男性的谈吐，她那时似傲慢的举措，她那对于爱的热烈追求，这些使她的老友对她常有微词的地方都可以显示她是有个性的，有使她不落于庸俗的个性。”(冯沅君：《忆庐隐》)“人生是时时在追求挣扎中，虽明知是幻想虚影，然终于不能不前去追求；明知是深渊悬崖，然终于不能不勉强挣扎；你我是这样，许多众生也是这样，然而谁也不能逃此罗网以自救拔。(石”评梅：《给庐隐》)“庐隐的天真，使你疑心‘时光’不一定会在每一个人心上走过；喝酒是她爱的，写文章是她爱的，打麻雀是她爱的，唯建是她爱的……”(邵洵美：《庐隐的故事》)“庐隐就是这么一个很痛快的人，高兴起来，就哈哈大笑；烦闷的时候，就痛饮几杯；伤心的时候就大哭一场，看不顺眼的事情，就破口大骂，毫不顾到什么环境不环境。”(谢冰莹：《黄庐隐》)“庐隐既是一个受时代虐待的女性，她又是一个叛逆时代的女性。”(陆晶清：《浅谈庐隐及其作品》)而庐隐自己则说：“我想游戏人间，反被人间游戏了我！“我就是喜欢玩火，我愿让火把我”烧成灰烬。”

篇十五：对庐隐《曼丽》女性意识的解读

P>　　简介：庐隐（1898年5月4日—1934年5月13日）原名黄淑仪，又名黄英，福建省闽侯县南屿乡人。笔名庐隐，有隐去庐山真面目的意思。五四时期著名的作家，与冰心、林徽因齐名并被称为“福州三大才女”。2003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女作家在现代中国》（WritingWomeninModernChina）之中，与萧红、苏雪林和石评梅等人并列为18个重要的现代中国女作家之一。1903年父亲去世，到北京舅舅家居住。年入教会办的慕贞书院小学部。信仰基督教。1912年考入女子师范学校，1917年毕业后任教于北平公立女子中学、安徽安庆小学及河南女子师范学校，1919年考入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国文系。1921年加入文学研究会。1922年大学毕业后到安徽宣城中学任教，半年后回北平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教国文。1925年出版第一本小说集《海滨故人》。1926年到上海大夏大学教书，1927年任北京市立女子第一中学校长半年，几年间，母亲、丈夫、哥哥和挚友石评梅先后逝世，悲哀情绪浸透在这个时期出版的作品集《灵海潮汐》和《曼丽》之中。1930年与李唯建结婚，1931年出版了二人的通信集《云欧情书集》。婚后她们一度在东京居住，出版过《东京小品》。1931年起担任上海工部局女子中学国文教师。36岁时因临盆难产子宫破裂，死于上海大华医院。在庐隐创作初期，以《海滨故人》为她奠定了文学地位，她又在短短十年的时间里，相继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曼丽》、《灵海潮汐》、《玫瑰的刺》；长篇小说《归雁》、《女人的心》、《象牙戒指》以及她和李唯建的通信集《云鸥情书集》；小品、杂文合集《东京小品》和一册《庐隐自传》。《曼丽》集中虽有一些自叙传性的哀伤作品，但其余作品的题材和境界显然比《海滨故人》的后半部有所扩展。《曼丽》的女主公曼丽，抱着"为国家的正义而牺牲一切"的志向加入某党盲目前冲。如今，她忏悔了，她目睹了这个从事革命的政党内部的腐败，贪污成风，宗派林立，相互出卖，相互刺探，为的是将来"作官发财，高车驷马"。两三个月的经历，恰如毒蛇在曼丽的心头盘咬，处处布满伤痕。虽然她还想寻求一条光明的路，但心头的创伤已将她送入上海的医院。小说借一个青年女性的心灵历程，批判了"革命为作官"的腐败风气，又以一场变质的革命为背景写了一个心病患者的追求与幻灭。《象牙戒指》是庐隐后期创作的高峰，是作者对她的挚友石评梅与高君宇悱恻动人的爱情悲剧的珍贵纪念，其中也有作者本人的身影和意绪。它的真实感人的故事，浓郁诚挚的感情，哀婉缠绵的笔触，使它堪称为一时爱情小说的佳构。女大学生张沁珠为一个有妇之夫骗取爱情后遗弃，心灵带上了滴血的创伤，认为人间只有"自私和浅陋"，"愁惨就是我的命运"。革命者曹子卿向她献上一颗真挚的心，祈求她把灵台的方寸地作为他的归宿。但她的心灵已失去常态，淡对这位革命者的一片真情，觉得"万不能承受你这颗不应给我而偏给我的心"，致使曹子卿"如火花之光明"的生命，如"慧星之迅速"地消逝。数年来的冰雪友谊，只博得遗恨千古。她终于把心献给已死的曹，用他所遗赠的象牙戒指套住自己的余生。小说成功地揭示了在一个新旧交替时期，新女性在旧习俗的摧残下"矛盾而生，矛盾而死"的复杂心理以及"苦闷和愁惨"的命运，从而鞭挞了浅薄的世情，歌颂了真挚的爱情，情调幽怨悲凄，写来字字皆泪。此外，《灵海潮汐》、《致梅姐》、《愁情一缕寄征鸿》、《寄梅巢旧主人》、《寄燕北故人》等小说散文也寄托着庐隐对石评梅的衷情厚意。而《玫瑰的刺》、《云鸥情书集》几乎就是庐隐与李唯建恋爱、婚姻生活的实录。另外，在《归雁》和《云梦姑娘》中的纫青与云涵、剑尘，云梦与其情人的恋爱经历中也能分明看到庐隐自己的感情经历

　　庐隐创作的艺术手法主要包括：一、在情理冲突的内蕴模式。以庐隐小说人物命运描述为突破口，将其“情智冲突”的内蕴模式划分为两种类型:理战胜情，主要是指迫于传统道德的压力而放弃了对个人幸福追求的“五四”女性;情战胜理，主要是指不顾一切羁绊，热烈追求个性解放、冲出了封建传统突围的“五四”女性。二、心里掘进的人物塑造模式。庐隐最初以“问

　　题小说”步入文坛，此后她的小说向内转，注重描写人物的心理状态，勾画人物内心世界的波澜起伏，形成了独特的心理掘进的人物塑造模式。意识流、幻觉、自我投射等手法是庐隐塑造人物形象时最常用的三种方式。三、抒情浓郁的叙事模式。庐隐是一个情绪型作家，从现代叙事学的角度看，其小说大致有以下两种抒情浓郁的叙述模式:独白型结构;复调结构。其中的独白型结构，也被许多学者称之为镜像叙事。四、风韵雅致的悲剧艺术。从其创作的美学价值上来看，情绪的悲哀美、意境的凄清美及语言的婉约美，构建了庐隐小说风韵雅致的悲剧艺术。五庐隐的悲剧意识的构成以及对庐隐“停滞”的辨析。社会意识、哲学、宗教意识、个人体验等四个层面的原因，又构成了庐隐深沉的悲剧意识。此外，针对茅盾在《庐隐论》中提出的“庐隐的停滞”的观点，本文指出，所谓的“停滞”是反思的阶段，是痛苦的挣扎，并不能被看作为精神发展的中断或落后的开始。

　　爱情在庐隐笔下是永恒的主题，主张“恋爱是人类生活的中心”的她给读者展示的不是温情脉脉而是悲气萧然。在庐隐笔下，爱情不等于婚姻，婚姻变成了坟墓，家庭对女性来说是一种束缚，步入家庭的女性反比婚前有着更多的忧虑。《丽石的日记》中的雯薇：“结婚以前的岁月，是希望的，也是极有生趣的，好像买彩票，希望中彩的心理一样，而结婚后的岁月是中彩以后打算分配这财产用途的时候，只感到劳碌烦躁，但到阿玉——她的女儿——没出世之前，还不觉得„„现在才觉得彩票中后的无趣了。孩子譬如是一根柔韧的彩线，被她捆住了，虽是厌烦，也无法解脱。”《胜利以后》借女主人公之口说：“当我们和家庭奋斗，一定要为爱情牺牲一切的时候，是何等气概？而今总算都得了胜利，而胜利以后依旧是哭得多乐得少，而且可希翼的更少了„„从前以为只要得一个有爱情的伴侣，便可以废我们理想的生活。现在尝试的结果，一切都不能避免事情的支配„„”这种自由爱情获得后产生的沉重的失落感同样充斥在《前尘》中：“结婚、生子、做母亲。„„一切平淡的收束了，事业志趣都成了生命史上的陈迹„„女人，„„这原来是女人的天职。但谁能死心塌地的相信女人是这么简单的动物呢？„„婚姻生活对于他们的规范是‘善持家政，好和夫婿’，‘厨下调羹弄汤’”昔日满怀憧憬的乐趣，实在要比结婚实现的高得多。”庐隐的作品《前尘》、《胜利以后》、《何处是归程》中知识女性从追求婚姻自由，渴望新式婚姻，到对婚姻的失望，完全粉碎了“五四”时期关于新式婚姻的神话，面对这个戒备森严的男权社会，她们无路可走，也无处告别。对于她们来说，爱情是痛苦；结婚是痛苦，独身也是痛苦。还是作者说的深刻：“结婚的结果是把他和她从天上摔到人间„„结婚不好，不结婚也不好，歧路纷出，到底何处是归程啊？”她们不甘沉沦，又无法飞升，“我对我的生，是非常厌恶的！我对于世界也是非常轻视的，不过我既生了，就不能不设法不虚此生！”，知识女性在肯定个体存在价值的意义时就黑暗的社会坚信“在眼睛能看见的社会之外，一定还有一个看不见的世界。”希望“光明绚烂的前途”是有的，哪怕在无尽的哀怨与悲叹中，在失望与绝望的深谷里仍回响着她们来自心底的呐喊。

　　让我们来看看庐隐笔下塑造的男性们。《父亲》中的“我”爱上了自己的庶母，却慑于传统压力犹豫不决，只能坐视爱人抑郁而死。《沦落》中的军人赵海能因救过少女松之，便威逼恐吓她并玩弄于自己的掌心。《象牙戒指》中骗取了沁珠初恋的小人伍念秋，《蓝田的忏悔录》中的卑鄙青年何仁，他们都是借恋爱自由与个性解放之名行其肆意玩弄女性之实的伪君子。可以说男性在爱情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不十分光彩。

　　为了更加了解庐隐，我去图书馆好好淘了一回宝，终于选中了一本破破旧旧的《象牙戒指》，随着这本书，我又缓缓地走进了另一个感情故事„„这是一部以真人真事为素材创作的中篇小说，人物的原型就是高君宇和石评梅，情节便是石评梅（书中的沁珠）在遭受了爱情的欺骗之后把心闭得死死的，以至高君宇（书中的曹子卿）炽热的爱情之火也无法融化她内心的坚冰，直至最后高君宇（书中的曹子卿）咳血而死，石评梅（书中的沁珠）才终于明白自己失去了一生最好的爱人，那个生命中的所谓“对”的人。追悔莫及的石评梅（书中的沁珠）终日以泪洗面，不久也追随高君宇（书中的曹子卿）而去，死后两人合葬在北京陶然亭公园。《象牙戒指》这个故事并不复杂，甚至仅仅是五四时期众多爱情悲剧中的一个简略而生动的缩影，可是因了高君宇和石评梅，因了庐隐的生花妙笔，一切都变得那么充满了无限的张力和诱惑。在阅读《象牙戒指》这部作品的时候，我不止一次想要质问作者庐隐，为什么，为什么不能有一个美好的结局，这么浪漫的开始，给人以无限遐想，可是，为什么单单最后仍是要以悲剧收尾，这不仅在折磨书中的任务，更是对我们这些被作品深深吸引住的读者是一种另类的煎熬啊！看完了这部作品，我亦不哭，也不笑，只是淡淡的忧愁，又是淡淡的喜悦，喜悦的是我终于耐得住折磨，看到了故事的结局，知道了整部作品开始、经过与结果，我善始善终了；忧愁的是最终的结局仍没有我想的那么美好，如此的爱情，终无结果，让我对爱情多了一份畏戒，多了份思考。读完作品后，我又上网找了关于庐隐和《象牙戒指》这部作品的资料。原来，这是她为挚友石评梅的爱情悲剧“留个永久的纪念”而作，小说以哀情绵绵的笔触诉说一个真实而凄婉的爱情悲剧，融入了自己悲凉身世的感慨，在揭示新女性的复杂心态和不幸命运中折射出作者对自我的认识和对生命意义的体验。它不仅成为当时爱情小说的佳作，也是庐隐致力于表现女性在精神矛盾中挣扎的代表作。这些，远远比我想的复杂的多。文学评价庐隐是一位感伤的悲观主义者。除了早期若干篇作品外，作品都没有摆脱悲哀的色调。她追求人生的意义，但看不到人生的前途，觉得人生“比做梦还要不可捉摸”，她在悲哀的海里，几乎苦苦挣扎了一生。她或把她作品里的主人，常常被悲哀所困扰，不得解脱，把悲哀看作是伟大的圣者。

篇十六：对庐隐《曼丽》女性意识的解读

P>　　庐隐的研究综述

　　庐隐(1899一1934)是“五四”时期颇负盛名的女作家，她与冰心、冯沉君

　　等人一起，被誉为新文学滥筋期的“三大才女”，以致于“凡是略微看过新文学书籍的人，没有不知道庐隐女士的。”然而遗憾的是，庐隐在三十五岁的盛年便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加之她的作品与后来的左翼文学有所参差，在此后的岁月里庐隐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庐隐和她那独具一格的女性抒写才得到文学史家的重新评价。

　　从1921年2月在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发表第一篇小说《一个著作家》起，庐隐真正从事文学创作不过十三年。但仅就小说创作而言，她便有近80个中、短篇及4部长篇问世，堪称“五四”女作家中的第一高产作家。她创作出版的作品有:《海滨故人》(1925年)、《曼丽》(1928年)、《归雁》(1930年)、《灵海潮汐》(1931年)、《玫瑰的刺》(1933年)、《女人的心》(1933年)、《象牙戒指》(1934年)、《火焰))(1935年)以及《东京小品》(1936年)等。在这些为数众多的小说中，庐隐一方面从一己的独特生命体验出发，反映着从传统社会突围而出的“五四”知识女性的苦闷与仿徨;另一方面她也把目光投向广阔的社会，为妇女解放、社会变革而奔走呼喊。她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新文学社团一一文学研究会成立时的唯一女性，也是“‘五四’时期的女作家能够注目在革命的社会题材”的“第一人”，毫无疑问，庐隐之于文坛的影响与贡献是巨大的。因此，文坛对于庐隐也存在着大量的研究。

　　最早对庐隐进行评论的是茅盾先生写于1934年的《庐隐论》，茅盾先生主要采用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按照“时代—作家—作品的批评模式,运用“史论”笔调,从题材与时代意义、创作历程阶段特征和创作风格等方面对庐隐创作进行了动态的考察。主要内容有：一、茅盾在《庐隐论》中,审视了庐隐和“五四”时代的紧密关系。从庐隐的偶然病逝,到联系其创作上无法突破既有主题的必然终结,茅盾认为“庐隐”与‘五四’运动,有‘血统’关系”，五四运动催生了了庐隐带有时代气息硕果累累的创作，但是庐隐的创作并没有随着五四的落潮而跟上时代的步伐，而是停滞在了五四的时代中，造成了她的创作之路的落后。二、茅盾将庐隐的创作分为1921-1924、1924-1927、1927-1934年三个阶段，并体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从取材于社会问题到深入取材男女婚恋问题，到最后继续进行“精神恋爱的说教”和对人生无奈的悲哀。并指出最终写作风格的趋同和乏味，并认为庐隐的停滞主要体现在题材上的停滞，仅仅局限在婚恋问题和女性的困顿上。三、认为庐隐的作品在艺术上是精湛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具有典型性，语言上具有主观抒情性，并且朴实无华，“流利自然”。

　　而后对庐隐的研究大都是基于此基础之上进行深入讨论的。

　　对庐隐的创作模式的探讨，我认为内蒙古师范大学周娟的《悲哀的叹美者》写的最具有代表性。该文章主要分析庐隐小说的内蕴模式、人物塑造模式、叙事模式，揭示其文学创作的独特美学价值，并追溯其悲剧意识的成因，从而确立庐隐在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史上的地位。此文中，提出了许多前人没有提出的并且具有独创性的观点。

　　文本内容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一、在情理冲突的内蕴模式。以庐隐小说人物命运描述为突破口，将其“情智冲突”的内蕴模式划分为两种类型:理战胜情，主要是指迫于传统道德的压力而放弃了对个人幸福追求的“五四”女性;情战胜理，主要是指不顾一切羁绊，热烈追求个性解放、冲出了封建传统突围的“五四”女性。二、心里掘进的人物塑造模式。庐隐最初以“问题小说”步入文坛，此后她的小说向内转，注重描写人物的心理状态，勾画人物内心世界的波澜起伏，形成了独特的心理掘进的人物塑造模式。意识流、幻觉、自我投射等手法是庐隐塑造人物形象时最常用的三种方式。三、抒情浓郁的叙事模式。庐隐是一个情绪型作家，从现代叙事学的角度看，其小说大致有以下两种抒情浓郁的叙述模式:独白型结构;复调结构。其中的独白型结构，也被许多学者称之为镜像叙事。四、风韵雅致的悲剧艺术。从其创作的美学价值上来看，情绪的悲哀美、意境的凄清美及语言的婉约美，构建了庐隐小说风韵雅致的悲剧艺术。五、庐隐的悲剧意识的构成以及对庐隐“停滞”的辨析。社会意识、哲学、宗教意识、个人体验等四个层面的原因，又构成了庐隐深沉的悲剧意识。此外，针对茅盾在《庐隐论》中提出的“庐隐的停滞”的观点，本文指出，所谓的“停滞”是反思的阶段，是痛苦的挣扎，并不能被看作为精神发展的中断或落后的开始。

　　以上的几个方面，是庐隐创作模式现存研究中比较全面的，也有学者指研究上述五个方面的一个方面，但内容大都大同小异。

　　对于庐隐的文体模式的研究，现存研究主要认为：一、庐隐的小说是一种浪漫抒情体式。体现在故事情节散漫化、自我而单一的人物形象、日记体书信体结构方式、情绪型的抒情方式四个方面。二、庐隐的小说具有独具韵味的叙述语言。宣泄哀情的自叙传语言、活用古今诗词语言、拈来宗教色彩的词句是构成庐隐特色语言特征额三个方面。三、庐隐的小说具有灵动繁复的景物意象。水意象传达了人生及命运的变幻莫测，月意象既传达出了她对于爱情的美好憧憬，也寄寓了她哀冷凄凉的心境，雁意象则烘托了她身世与精神的双重孤独，梨花意象，尤其是庐隐用雨后梨花来喻指遭受欺凌的女性，更传神地表明了她对于这一类女性的悲惨命运寄予的哀怜之情。她在小说中构筑的意象虽然不同,却都是庐隐在不同情境之下真实心境的外化。四、“庐隐式”的感伤风格。庐隐作品中弥漫着的凄怨背后却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希望的执着追求，这是一种哀而不伤的风格，给现当代文坛带来了清风。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庐隐作品中的悲哀的情感趋向，除了以上的论点涵盖的观点之外，有学者绝对庐隐的作品中的宗教意识进行了探寻，主要是认为庐隐接受了基督教的罪感内涵,认为“人生即是痛苦”。她用一双痛苦的眼睛关照芸芸众生,她“总拿着一声叹息,一颗眼泪,去笼罩宇宙,去解释一切”,她“无作则已,有所作必皆凄苦悲凉音”。因此庐隐的作品总是具有感伤意识，因而庐隐也被人称为“感伤派女作家”。也有学者从叔本华的的哲学出发，从叔本华对庐隐的影响出发,探讨其悲哀内部蕴含的颓废意识,结合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情况,阐述庐隐的颓废体验的深层意义,并梳理其精神世界的流转中向革命转变的内在理路。

　　庐隐的文体模式和创作模式是具有其跨时代的独特性的，尤其是其作品对社会和人生问题的探索、浓厚的自传性色彩和凄婉的艺术风格，被后来的众多

　　学者进行研究和赞扬。这三点已经成为现今庐隐研究的三大焦点以及各项研究结果的交点。

　　除了对庐隐小说的专门研究外，还有对于庐隐的散文特征的研究，学者们主要认为庐隐的散文有以下特点：前期散文哀切动人，优美流畅，显示出一种“流利自然’，的艺术风格，这与茅盾的《庐隐论》的观点一致。后期散文多取材于日常生活，写的又多是生活琐事.但作品中却散发着一种超然豁达的豪迈气息.从思想内容、结构艺术到语言格调，都显示出真率中见出大胆、粗疏中自有章法、朴素中不乏诙谐等风格特征，并由这些风格特征，逐渐形成并转为一种疏放淡远的独特的艺术风格。

　　在赞扬一位作家的同时注定伴随着对这位作家的批判和反思。这主要表现在对“庐隐的作品为何会被淡忘”这一问题的研究上，除了茅盾秉持的庐隐创作题材的局限性和与时代脱节之外。现在的学者认为，这是由于庐隐的作品自身的某些局限以及读者阅读需求心理的变化，庐隐的作品与读者之间的通路多了些障碍，也就是难以引起读者的共鸣。首先，她的作品未能脱离更谈不上超越“记录文学”的范畴。她既没有很自觉地否定既往，更没有很清晰地预想未来，只是一味地渲染时代的迷茫和对现实的幻灭情绪，给她的作品及其人物涂抹了一层过于浓重的“现世”色彩，这层色彩在当时无疑是吸引人的，而对于今天的读者，“现世”色彩的过于浓烈只能成他们与作品间的情感隔膜，造成接受效果上的时代差异性。此外，庐隐数量颇丰的作品过于单一化。不论是故事情节、人物形象还是情感色彩，都过于暗淡和单一。这对现代作家的创作带了了许多启发性的意义。

　　这里只是介绍了一些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学者的观点，因为庐隐这位作家本名气不大，而且其研究主要从上世纪80年代才重新被文学史认可，其研究作品并不如鲁迅、郭沫若这样的作家那样系统，显得十分琐碎，但通过这些研究也大致可以了解了对郭沫若研究的现状。虽然庐隐研究有了一定的成绩，但不够深入，还有许多课题有待开拓。

篇十七：对庐隐《曼丽》女性意识的解读

P>　　走不出的悲哀

　　——简析庐隐《海滨故人》集中女性抑郁自杀的原因

　　摘要：在庐隐的代表小说集《海滨故人》中有着无数忧伤的女性，其或是抑郁而终或是自杀身亡，皆带着强烈的悲剧色彩。悲剧的原因在于什么呢？为什么庐隐的小说会带着如此浓郁的压抑呢？本文试图结合庐隐的个人经历以及对民国时期女性的自杀现象对抑郁自杀的原因予以分析。关键字：《海滨故人》女性自杀精神困境

　　庐隐，原名黄淑仪或黄英，1898年—1934年，福建省福州人，是“五四”新文学拓荒时期的重要女作家。她不仅擅长诗歌、散文创作，在小说方面也有很高的成就。在她短短的十几年文学生涯中，创作出版了《海滨故人》《曼丽》、、《归雁》《象牙戒指》《灵海潮汐》等多部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海滨故人》最初是商务印书馆1925年7月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收纳了庐隐最初的14篇小说。据《庐隐自传》所述，这些小说皆做于庐隐大学期间。《海滨故人》集中无论是取材于哪一方面的作品，皆弥漫着悲哀的情绪和阴郁的故事，这二者似乎可以体现在所有小说的主人公身上。抑郁灵魂的矛盾挣扎到极致便是走向死亡，初读海滨故人时便为其中抑郁的女性深深的难过，后又了解庐隐本人生活历程以及民国时期女性的自杀现象，便试图结合二者寻求女性自杀的原因。《海滨故人》共14篇小说，如茅盾在《庐隐论》中所述，本集除七个例外的短篇，其余皆带着浓厚的自叙转性质。《一封信》写农民的女儿怎样被土财主巧“夺为妾，以至惨死；《两个小学生》写军阀政府轰打请愿的小学生；《灵魂可以卖吗？》写纱厂女工；《余泪》写一个真正为‘和平’而殉道的女教士；即如《月下的回忆》虽然只能说是一篇小品，但作者很沉痛的告诉我们，日本帝国主义是怎样用他们的‘帝国教育’来麻醉大连的中国儿童，用吗啡来毒害大连的中国成人。”这七篇带着革命性社会题材的小说虽充斥着社会运动的热气也不免弥漫着感伤的气氛。而且从第一篇《一个著作家》开始，小说集中就一直带着一种无力反抗的无奈感，走投无路以至死亡的悲剧意识。这样的情绪渗透在每一个故事里，以至有人评价“这个集子像是用泪珠儿串成的”。《一个著作家》为《海滨故人》集的第一篇，小说描述了一对因家庭阻碍不得结合的情人在分开后的悲惨命运。女主角沁芬思念情人欲见不得，身心饱受煎熬，“我不幸！生命和爱情，被金钱强买去！但我的形体是没法子卖了！我的灵魂仍旧完完全全交还你！”最终在身心的折磨下，她吐血而亡。男主角邵浮尘，“他很孤凄，没有父亲母亲和兄弟姐妹„„”“这少年终日埋在书丛纸堆里，书，是他唯一的朋友„„”“他的神经很敏锐，容易受刺激„„”，。著作家邵浮尘孤身一人钻研学问，在追求爱情失败后陷入了极端的自闭中，终日埋头著书试图以此消解失恋的痛苦。然而在沁芬抑郁病逝后，他顿时觉得失去了努力的意义，人生就此终结，因此选择了摔破药水瓶，“拿着破瓶子用力往心头一刺”。《或人的悲哀》，亚侠与KY的信件中描述了一个带着游戏人生的态度生活却最终被人生游戏了的女子的心境。被失眠和抑郁纠缠的亚侠从留学、革命的失败到接二连三的感情纠纷，无时不被苦痛的滋味所缠绕着。彷徨的心，一直在追问着人生的究竟，人生真正的价值，“殚精竭虑的苦事搜求，然而却没有结果。我在极苦痛的时候，我便想到自杀，然而我究竟没有勇气！我否认世界的一切；于

　　是我便实行游戏人间的主义，第一次就失败了！接二连三的，失败了五六次！唯逸因我而死！叔和因我而病！我何尝游戏人间？只被人间游戏了我！„„自身的究竟，既不可得，茫茫前途，如何不生悲戚之感！”最终在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下，亚侠投入湖心而死。《丽石的日记》以同性恋为题材用日记体表达了一个女同性恋者的内心。丽石，一个“生的厌烦者”，在看过了朋友们爱情的悲剧后，倾心于沅青同性的安慰并陷入了同性的恋情。然而在现实的各种障碍下，二人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在沅青迫于压力与表兄订婚并且后悔了同性的爱恋后，“为沅青的缘故，丽石失了人生的乐趣！更为沅青故得了不可医治的烦纡！唉！我越回忆越心伤！我每做日记，写道沅青弃我，我便恨不得立刻与世长辞，但自杀我又没有勇气，抑郁而死吧！抑郁而死吧！”带着这样的情绪，丽石最终因心脏病死亡。小说中还提到了另一人物，雯薇的病，“多半是由于内心的抑郁，她当初作学生的时代，十分好强，自从把身体捐入家庭，便弄得事事不如人了——好强之人，只能听人的赞扬，不幸受了非议，所有的希望便要立刻消沉了。其实引起人们最大的同情，只能求之于死后，那时用不着猜忌和倾轧了。”这又是一个女性抑郁的因素。《沦落》里娇柔的女子松文，因年幼时被水手赵海能所救而萌生了以身相许的意愿，后来未与赵结合却被谣言所害，在学校舆论与自己内心的煎熬中大病不起，敏感的心受着一波又一波的刺激。幸运的是有个温情的男子悉心安慰，不幸的是该男子最终在强烈的世俗观念下误解了松文且抛弃了她。松文在收到男子的结婚请帖后不禁晕倒，再次陷入绝望。《海滨故人》是集中唯一的长篇小说，也是庐隐的代表作。作品写露沙等五位女青年，天真浪漫，用幻想编织着未来的自由王国。露沙从小未曾得到父母的爱，在教会学堂遭受歧视，追求爱情又失败，难得有几位同窗挚友，也不能长相聚，所以深感世界的寂寞与人生的不幸，因之情绪也甚为感伤、悲观，有着巨大的感染力。《海滨故人》带着强烈的自叙转性质，露沙的生活完全就是庐隐本人的经历。悲观的情绪充斥了庐隐的作品，这与庐隐的身世，时代的变迁等是分不开的。冷酷的生活环境造成了其压抑孤僻的个性；“五四”运动的落潮引发了感伤的时代病；同时还有着西方浪漫主义忧郁情调的感染。庐隐可说是在苦海里长大的，家境应不算贫困，她却是被不识字的母亲的迷信思想推向了不幸。上有三个哥哥的庐隐，出生应是令全家高兴的事情，可是谁也没想到的是，就在她出生的这一天，外祖母去世了。母亲自然认为这个刚出生的小女孩是“灾星“，是害人的“小妖精”。总之，庐隐是不合时宜来到了这个世上，是不受这个家庭和社会欢迎的人。因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和从小体弱多病，庐隐生性敏感，喜欢哭，为此，仅仅三岁，就两次差点死于非命，而且都是父母所为,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难于承受的悲哀，于是童年便在这种不幸中开始。6岁时，并不慈爱的父亲去世。第二年，她因母亲厌恶，不得入学，而拜了没有进过学校的姨母为师。姨母把她反锁在一间小房子里，当兄弟姐妹们在游戏玩笑、唱歌捉迷藏时，她那颗幼小的心却只能在恐惧和愁苦的旋涡里挣扎。虐待摧毁了幼小心灵里的爱和希望，她只有怨恨，恨家里所有的人，于是心里产生了对生命的厌恶。庐隐9岁时，被家里送进崇文门附近的女子慕贞学院去住宿读小学。在这所校规严格、生活死气沉沉的学校里，庐隐继续着苦命的童年，童年的不快乐，为后来她作品的感伤情调奠定了最初的基调。苦难的童年养成了庐隐倔强、我行我素的顽强个性。然而，不幸始终与这个苦命的女人连在一起。在其顶着巨大的

　　压力与有妇之夫结婚仅两年后，相亲相爱的丈夫又因病去世。之后不久她的大哥和挚友石评梅也离开了人间，这样，庐隐更陷入悲观感伤的情绪之中而不能自拔，这种情绪无疑体现在她的创作中。《海滨故人》是她婚后不久的创作，其中的五个青年女性个个哀叹社会的险恶和人生的不幸，整篇作品充满了哀感。在相继的不幸发生后，这种悲哀情调在《灵海潮汐》《曼丽》等作品中达到了高潮，她压、抑孤僻的个性使她始终未能从这种情绪中摆脱出来，而构成了她整个作品的感伤基调。庐隐的作品不仅代表了她个人的思想，也反映出来当时的社会状况。民国时期，自杀事件层出不穷，在自杀的人中女性又占了大多数。下面是一组30年代有关女性自杀的数据统计，“一九三四年一月至六月，上海一埠之自杀人数共达一千零八十三人，较上年——即一九三三年激增一百五十人，自杀者的年龄，以二三十岁之青年为最多。在自杀者性别中，妇女共占530人，几乎达到自杀总数二分之一。据1935年内政部在3月份对全国各大城市调查统计，仅此一个月发生的妇女自杀的数量即达700余人。实际上所谓全国各大城市，也仅指上海、南京、北平、青岛、镇江、杭州、威海卫、安庆、烟台等二三十个都市而言，此外尚有很多工商业中心的省市未列入调查范围之内。如果再加上这些省市的统计，那妇女自杀者的数量，恐怕就格外可惊了！”从这些资料表明上看，妇女自杀是个人问题，似乎与社会无关，但实际上这恰是畸形病态社会的必然现象。从数据中可以了解到，因封建礼教束缚致死的妇女较多。女性在男人们主导的社会里，深受“三纲五常”等封建残余的重重压迫，饱尝物质生活的凄苦，精神生活的烦恼，思想意识的束缚，加之数千年来生活环境养成她们狭窄的心胸和薄弱的意志，一旦遭受挫折、窘境，易于采取消灭自身的办法脱离苦海，成为吃人社会中的最大的牺牲品。《海滨故人》中的女性大都是庐隐自身经历的写照，故事中人物的命运与她思想的变化是分不开的。诚如茅盾《庐隐传》中所说，庐隐的作品一直在表现自我或身边人的题材中徘徊。那个时代的女性在社会的浪潮下走出家庭，进入学校社会，却依然承受着各式各样的压迫。表面上她们得到了读书的权利，有了自由交友的权利，实质上从未脱离出封建家庭的控制。庐隐本人性格固执倔强，敢于冲破社会的障碍，其承受的苦痛却都表现在了她小说的人物身上。庐隐本人年幼时与表兄相恋，与家庭抗争后得到了认可，资助了贫苦的表兄入学并且取得成就；然而《一个著作家》中的沁芬却不得不服从了家庭的安排，嫁做金钱的努力以至吐血身亡。她本人在进入大学后，与初恋的感情日益隔阂，于是断然的与之断绝关系，追寻真正的幸福；然而《海滨故人》中的许多女子都因家里订了婚，早已有了未来的夫婿而放弃与异性的交往。她本人在经历了感情的挫折后依然相信真情的存在；然而小说中的许多人物都报了绝望的态度，或是服从了父母的指令，或是日日寡欢抑郁而终。她本人与众多好朋友坦然的交往，做为亚洲侠少，勇于帮助她人解决各种问题；然而小说里的丽石却陷入了同性恋的死角，由怨恨嫉妒滋生了阴郁绝望的自杀倾向。她本人大胆的抵御外界压力，与有妇之夫结为夫妻；然而小说里的露沙却一直在犹豫徘徊，到结局也未能决绝的投入爱情。或许是庐隐自身承受了太多的压力，而在现实生活中又无处发泄，只能将其表现在作品中，通过主人公的口，发出自己对人生的追问质疑。《海滨故人》中女性的悲剧阐释着那一代女性的悲哀，同时也表现着作为女性存在的注定的悲剧。人生在不能自主的社会中对女性究竟有什么意义？我们应该如何的生活？是

　　顺应着社会家庭做个贤惠的妻子，还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追寻自由的生活？那些女性的痛苦不只是她们那个年代所造成的，是活着自然而然都会面对的。几千年的封建思想让其不能客观理智的思考问题，任凭着抑郁的情绪吞没自己。何其的悲哀。读罢《海滨故人》，深刻的感受到女性生存的不易，各种压力的包围下很难不产生悲观的情绪。然而若能打开自己的思维，像现实中的庐隐那样在经历了失败挫折后仍然不放弃思考，仍然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相信她们的结局肯定会比自杀要好的多。那些女性选择自杀不只是社会的原因，更多的还在于其自身的思维，陷入情感困境中不能自拔，难逃悲剧的结局。参考文献：

　　1．《海滨故人》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2.《海滨故人庐隐》林伟民编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3．《民国生活掠影》赵英兰编著沈阳出版社2002年版4.庐隐小说：身世与情感的缩影林苹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10月5.庐隐小说悲观情调的产生根源探析彭彩云湖南社会科学2005年3月6.庐隐“五四”女儿们的性别困境刘瑜王淑霞文化研究2010年1月

篇十八：对庐隐《曼丽》女性意识的解读

P>　　庐隐

　　1923年夏与有夫人的郭梦良南下在上海一品香旅社举行了婚礼。婚后庐隐发现她理想的婚姻生活和婚后的生活实际完全相反。在不佳的情绪和家庭琐事中沉浮了半年之后，庐隐又继续努力她的著作生涯，写出了《胜利以后》、《父亲》、《秦教授的失败》等短篇小说。1925年7月，她出版了第一个短篇小说集《海滨故人》。1925年，郭梦良因肠胃病一病而逝。庐隐孩子，送郭梦良的灵柩回乡安葬。她在郭家居住时无法忍受婆婆的恶毒，庐隐便带着孩子从福建漂泊到了上海。在福州，她写了《寄天涯一孤鸿》，《秋风秋雨》和《灵海潮汐》等短篇和散文。1928年，庐隐认识了比她小九岁的清华大学的学生——一位乐天派的青年诗人李唯建。1930年秋，两人结婚。他们东渡日本，寄居在东京郊外。《东京小品》便是她旅居日本所写的小品文，原拟二十题，但只写了十一篇，都在《妇女杂志》上发表过。后回到杭州，寄居西子湖畔。那半年，她写了一部十万字的长篇《象牙戒指》短篇集《玫瑰的刺》。[3]1931年夏天，离开杭州到上海，由刘大杰介绍，庐隐进工部局女子中学，又开始了口耕生活。她一面教书，一面写文章，在《申江日报·海潮》、《女声》、《时代画报》、《前途杂志》和《现代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作品，先后创作了中篇小说《地上的乐园》和《火焰》。主要作品

　　作品年代1920年1922年

　　作品第一篇短篇小说《一个著作家》短篇小说《或人的悲哀》等，中篇小说《海滨故人》

　　备注第一次以庐隐的笔名撰写《海滨故人》是庐隐的代表作其中《或人的悲哀》被译成德文

　　1925年

　　第一部小说集《海滨故人》出版

　　连载

　　1927年

　　结集出版《灵海潮汐》和《曼丽》两书发表在庐隐与北京大学于赓虞教授合编的《华严半月刊》上

　　1929年

　　中篇小说《归雁》,散文《夜的奇迹》等[8]

　　1930年

　　11篇《东京小品》及长篇小说《象牙戒指》

　　1931年

　　中篇小说《女人的心》,《地上的乐园》创作长篇小说《火焰》,之后以杂文为武器,，创作《火焰》讴歌了与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的十九路军，批评国民党政府坚持内战，对外妥协的政策。

　　1932-1934年

　　了《监守自盗》，《代三百万灾民请命》，《花瓶时代》，《男人和女人》，《今后妇女的出路》等进步文章

　　1934年之后

　　去世后，出版的著作有《庐隐自传》，《火焰》，《东京小品》及后人编纂的各类选集及其翻译的《格列佛游记》

　　代表作品《地上的乐园》，《曼丽》，《灵海潮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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