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问题举例17篇

意识形态问题举例17篇意识形态问题举例　　从“意识形态”范畴的内涵审视意识形态终结思潮　　作者：彭德金来源：《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11年第5期　　摘要：要深刻解析“意识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意识形态问题举例17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意识形态问题举例

　　从“意识形态”范畴的内涵审视意识形态终结思潮

　　作者：彭德金来源：《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11年第5期

　　摘要：要深刻解析“意识形态终结思潮”必须首先从意识形态这一范畴的真实内涵，从意识形态范畴构成的思想史出发，梳理不同时代的思想家在意识形态这一问题上的思考和所取得的成就，如此，才能正确认识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各种观念的合理行与不足之处，并为我国意识形态建设和意识形态安全提供坚强的理论支持。

　　关键词：意识形态范畴；意识形态终结论；意识形态建设；意识形态安全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5884（2011）05-0126-04

　　一

　　尽管其理论根源可以追溯到黑格尔的历史终结论，但意识形态终结论作为一种思潮的真正形成时期是20世纪50年代。20世纪30年代末期发生在前苏联的莫斯科大审判以及随后导致数百万人被枪决、流放、关押的大规模清洗，使得欧洲知识分子在讨论前苏联和斯大林主义问题时分裂为两个阵营。以萨特、卢卡奇等为代表的是对社会主义的前景充满希望的，是竭力重新肯定马克思主义的；以加缪、雷蒙阿隆为代表的另一派认为前苏联发生的悲剧终结了知识分子对苏联的迷恋，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只是视为一种道德力量。1946年加谬写道，假如法国社会主义者放弃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绝对哲学，假如他们只是承认其批判的方面，那么，“他们将举例证明我们这个阶段标志着意识形态走向终结的途径，即绝对的乌托邦走向终结的途径”［1］。加缪所提出的“意识形态已经走向毁灭”的观点煽起了西方右翼知识分子对这一问题的兴趣。美国著名学者丹尼尔贝尔从1950年开始围绕这一问题写作，终于在1960年出版了《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这是一部在西方学术界引起广泛影响的著作，先后于1961年、1988年、2000年再版。丹尼尔贝尔在该书中提出，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的“左”、“右”的争论已经丧失了意义。“摆在美国和世界面前的问题是坚决抵制在‘左派’和‘右派’之间进行意识形态争论的古老观念，现在，纵使‘意识形态’这一术语还有理由存在的话，它也是一个不可救药的贬义词”［1］。因此，可以说，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标志着“意识形态终结论”作为一种思潮的正式的系统的形成。

　　意识形态终结论一经形成便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随着东西方社会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形势而演变出“不战而胜论”、“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等形式。20世纪80年代，布热津斯基发表的《实力与原则——1977—1981年国家安全顾问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运筹帷幄：指导美苏争夺的地缘战略构想》（译林出版社，1989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发表的《1999，不战而胜》（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1989美国学者弗兰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远方出版社，1998年）；以及美国学者塞谬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新华出版社，1998年）等等著作，这些著作及其所引起的争论，表面上不尽一致，但实质上，这些观念仍然是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的冷战思维、是美国冷战思维在冷战结束后的延续方式。比如，尼克松的“不战而胜论”认为世界各国的意识形态最终必将终结于西方自由主义的旗帜之下；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强调在后冷战的世界中，人们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也就是说，人们赖以理解人类历史发展的意识形态终结了；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的核心是宣扬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他认为自由民主的理念适用于整个世界，在普世价值的指导下，东西方世界将走向一个模式，意识形态终结了。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学术界对意识形态终结论给予了高度关注，对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否定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企图终结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推行西方价值观念等实质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为正确认识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借鉴和指导。但要深刻认识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仍有必要从“意识形态”这一基本范畴的内涵出发，从这个范畴在思想史脉络里的演绎出发，进行重新审视。

　　二

　　毫无疑问，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意识形态”都是一个争论较多的概念。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认为最早使用“意识形态”这一名词的是法国革命时代的哲学家德特拉西，他用这个名词称谓“观念科学”。特拉西的“观念科学”是与那些解释性的理论、体系或哲学是有区别的，它是一种负有使命的科学，它的目标在于为人类服务，甚至拯救人类，使人类摆脱偏见，而为理性的统治作好准备。特拉西及其信徒设计了一套国民教育制度，以期把法国转变成一个理性的科学的社会。他们把对个人自由的信念和精心设计的国家计划纲领结合起来，因此深受拿破仑的支持，一度成为法国的法定学说。但后来拿破仑又转而反对他们，并把法国军事上的失利归咎于他们学说的影响。因此，从那时起，意识形态不仅在法国，而是在欧洲主要国家，都具有褒和贬的双重含义。

　　黑格尔及其信奉者老年黑格尔派和青年黑格尔派都认为，“观念、思想、概念是人们的真正枷锁，是人类社会的真正羁绊”［2］。在他们看来，人民只是历史的工具，他们不了解历史的意义，但他们承担由他们不理解的力量指定给他们的任务。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对老年黑格尔派来说，任务是将“它归入某种黑格尔的逻辑范畴，都是可以理解的”［2］，而青年黑格尔派虽然号称要同“意识的幻想进行斗争”，但起实质“就是要求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现存的东西，也就是说，通过另外的解释来承认现存的东西”［2］。这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关注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当然，马克思同黑格尔一样，也认为意识形态是“虚假意识”，是人们用以欺骗自己的一套信念、错误观念。

　　但是，与以往的哲学家不同，首先，马克思所说的“虚假意识”是指以往的意识形态的认识内容，特指当时德国流行的、受黑格尔哲学影响思辨唯心主义以及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而不是指意识形态概念本身。马克思认为，以前的意识形态尽管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他们都主张观念统治世界，都从所想象的、所设想的意识出发，而不是从现实的人及其活动出发，以至于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排除人类史。认识的主观与客观的分离，造成以往意识形态在认识内容上的歪曲和“倒现”，最终形成“虚假意识”。同时，马克思还从阶级和社会历史根源两方面揭示了“虚假意识”的形成。阶级地位的不平等，以及阶级利益和人类利益的混淆，是虚假意识产生的阶级和社会历史原因。在物质力量上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同时也分配着整个社会的精神生产。统治阶级为了达到本阶级的目的，不得不把本阶级的利益说成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和合理的意义。

　　

篇二：意识形态问题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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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惕书稿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

　　作者：宁姗来源：《知识文库》2017年第08期

　　《图书质量管理规定》第四条规定：符合《出版管理条例》第二十五、二十六条规定的图书，其内容质量属合格。不符合《出版管理条例》第二十五、二十六条规定的图书，其内容质量属不合格。由此可见，编辑要关注书稿中含有国家、意识形态、民族宗教以及随便对企业曝光等政治性问题。政治问题是红线，是责任编辑在实际工作中要高度警惕的。

　　作者有写作的自由，但是编辑承担着政治责任，编辑的政治责任就是不让政治上有问题的书流入市场，在实际工作中，编辑必须重视政治问题，如果不仔细、不谨慎处理，就会酿成大问题。

　　1.关于港澳台的提法

　　在实际工作工作过程中，责任编辑都知道港澳台地区不能同其他国家并列提出，但是，书稿中往往存在一些隐蔽性的港澳台的提法，却容易被编辑忽略。

　　[例1]亚洲的某些国家，如日本、泰国、印度尼西亚、伊朗和土耳其、中国的澳门地区等都属于大陆法系。

　　[剖析]这句话看似在澳门前面加了中国，但是前半句“亚洲的某些国家”，仍然存在错误的界定，将澳门纳入了“国家”的范畴，这是错误的。

　　[解决方案]亚洲的某些国家和地区，如日本、泰国、印度尼西亚、伊朗和土耳其、中国澳门地区等都属于大陆法系。

　　[剖析]在上面这个表中，即使表头中没有提到国家和地区，表文中香港、台湾也不能和其他国家并列。

　　[解决方案]“香港”改为“中国香港地区”，“台湾”改为“中国台湾地区”，另外，为了表述严谨，建议表头上补充“国家和地区”。

　　[例3]研究发现，国家偏好可以分为四组，每一组对于频率和沟通类型有着相同的偏好，结果如表1所示。

　　[剖析]在这个例子中，编辑注意到了表头和表文中对港澳台地区的处理，却忽略了表题和正文中引出语的相应修改，因此在实际过程中，在处理表格中的相关港澳台的提法时，一定要注意正文、表题、表头、表文四处的对应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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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方案]“研究发现，国家偏好可以分为四组”改为“研究发现，国家或地区偏好可以分为四组”，“国家与项目沟通偏好”改为“国家（或地区）与项目沟通偏好”。

　　2.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提法

　　在笔者实际工作中，一般遇到的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提法，主要涉及两类问题：一是，有些国家，目前已经有了新的译法，但是在书稿中还是沿用以前的旧译法，这样做容易给读者造成误解；二是，我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加入了很多国际组织，那么在书稿中涉及这些国际组织时，我们是用“成员国”还是用“成员方”的提法，这是需要编辑在编辑加工时仔细处理的。

　　[例4]这种跨国的中央银行发行共同的货币，执行统一的金融政策。比如，由贝宁、象牙海岸、尼日尔、塞内加尔、多哥和上沃尔特等国组成的西非货币联盟所设立的中非国家银行等。

　　[剖析]在这个例子中，象牙海岸、上沃尔特都是旧称，应该采用最新的国家译法。

　　[解决方案]“象牙海岸”改为“科特迪瓦”，“上沃尔特”改为“布基纳法索”。

　　[例5]

　　[剖析]在这个例子中，需要注意“独联体”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多边合作组织。独联体，最初是由12个苏联解体后的国家组成的，后来土库曼斯坦、格鲁吉亚、乌克兰退出，现在的成员国包括：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解决方案]将表头的“国家”改为“国家和组织”。

　　[例6]国际清算银行成立于1930年，它的主旨是增强国际货币和金融合作，从而促进稳定，同时也扮演着中央银行的角色。董事和国际清算银行成员国中央银行的高级官员之间每两个月举行一次会议，探讨货币和金融问题，这有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

　　[剖析]在遇到国际组织时，编辑需要注意的是，国际组织的成员中是否包括中国的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另外，国际组织的成员也在不断地增加或更新中，遇到国际组织，就需要勤核实。在这个例子中，编辑如果了解，在1996年9月9日，国际清算银行通过一项协议，其中接纳中国、巴西、印度、韩国、墨西哥、俄罗斯、沙特阿拉伯、新加坡的中央银行以及中国香港地区货币当局为该行的新成员。香港回归后，其在国际清算银行的地位保持不变，继续享有独立的股权与投票权，就不会出现上面的错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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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方案]“董事和国际清算银行成员国中央银行的高级官员”改为“董事和国际清算银行成员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的高级官员”。类似地，当出现“成员国”时需要改为“成员方”的国际组织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贸易组织（WTO）、国际卫生组织（WHO）等。

　　3.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处理

　　在实际工作中，笔者发现有个别作者，不了解国家对出版物内容质量的要求，写作随意，目的只是为了吸引读者眼球，这样做很容易造成书稿中存在意识形态问题，因此编辑在工作中，需要认真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坚决不能让存在意识形态问题的书稿流入读者手中。

　　[例7]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最大区别在于用什么办法实现资源集中。用革命的方式、剥夺的方式就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的特征是：官本位、官大于民、官管民、企业求政府、企业和个人受约束、全面审批制、政府分配资源、政府是裁判。

　　[剖析]在这个例子中，作者给出的计划经济的定义是不科学的、错误的，此外，作者所撰写的计划经济的特征，并不是计划经济的特征，里面涉及强烈的个人主观意识，这种情况不符合学术上计划经济的定义和特征表述，是需要修正的。

　　[解决方案]建议改为：删除“用革命的方式、剥夺的方式就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的特征是：官本位、官大于民、官管民、企业求政府、企业和个人受约束、全面审批制、政府分配资源、政府是裁判”，并给出学术上科学的计划经济的定义和特征。

　　[例8]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下，企业和个人等都以现金为王，特别是以江浙一带经济发达地区，其民企较多，加之出口行业受到很大影响，其资金链更加紧张，迫使一些中小企业借高利贷，高利贷现象遍地开花，甚至“全民放贷”，同时不排除部分民间融资借助银行融资进行套利，加大了金融伦理的风险性。巨额的利息使企业难以接受，以至于后来出现的“路跑跑”等恶性事件，大家不约而同地采取这种极其恶劣的途径逃避还款，使我国原本艰难运行的民间融资更加千疮百孔，很多融资主体成为此次金融危机下延续的民间融资的牺牲品。

　　

篇三：意识形态问题举例

　　意识的概念与几种不同的意识形态

　　意识的概念

　　一、什么是意识•意识（consciousness）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就心理状态而言，“意

　　识”意味着清醒、警觉、觉察、注意集中等。就心理内容而言，“意识”包括可用语言报告出来的一些东西。在行为水平上，“意识”意味着受意愿支配的动作或活动。在更高的哲学水平上，“意识”是一种与物质相对立的精神实体。•意识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理解：①意识是一种觉知；②意识是一种高级的心理功能；③意识是一种心理状态。二、什么是无意识•无意识（unconsciousness）又称潜意识，是相对于意识而言的，是个体不曾觉察到的心理活动。人的许多心理活动是无意识的。常见的无意识现象有无意识行为、对刺激的无意识和盲视（blindsight）。三、意识的局限性及能动性•意识经验有一定的局限性。有许多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的事物或刺激，人是意识不到的。•意识也具有能动性。人看不到的东西不限于外界的刺激，有时候人还可以看到、听到、触摸到和意识到事实上并不存在的东西。四、生物节律的周期性与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的变化是与个体身体功能的周期性变化密切相关的。人体的基本生理活动、过程和心理状态的周期性自然变化称为生物节律（biologicalrhythm）。这些变化与人体内部生理过程的变化有关，如荷尔蒙的分泌、体温、血压等的变化。

　　•季节性情感障碍（SeasonalAffectiveDisorder，SAD），患者在每一年同一时间都会出现周期性抑郁。1984年，罗森塔尔等人首次提出此概念。

　　几种不同的意识形态

　　一、睡眠与梦•根据脑电波的特征可以将睡眠分为四个阶段：①第一阶段主要出

　　现混合的、频率和波幅都较低的脑电波；②第二阶段偶尔会出现被称为“睡眠锭”的脑电波；③第三阶段的脑电频率会继续降低，波幅变大，出现δ波，有时也会有“睡眠锭”波；④第四阶段的大多数脑电波为δ波。•前四个阶段的睡眠大约要经过60~90分钟，之后睡眠由深入浅，再次进入第三阶段和第二阶段。这是睡眠者会有翻身的动作，容易被惊醒。大约10~15分钟后，会突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被称为快速眼动睡眠（rapideyemovementsleep）。快速眼动睡眠阶段的脑生理电活动与个体在清醒状态时的脑电活动很相似：δ波消失，高频率、低波幅的脑电波出现。睡眠者的眼球快速左右上下移动，而且通常伴有栩栩如生的梦境。

　　•世界睡眠日3月21日•对睡眠功能存在不同的解释：①睡眠使工作了一天的大脑和身体

　　得到休息、修整和恢复；②睡眠可以使动物避免消耗能量，并避免在夜里受到伤害。•入睡困难、睡眠不好被称为失眠（insomnia）。伴随着精神失调，如焦虑、精神抑郁等。•对梦的解释有很多观点：①精神分析学派认为梦是潜意识过程的显现，是通向潜意识的最可靠的途径（弗洛伊德、荣格等）；②生理学的观点认为梦只是个体对脑的随机神经活动的主观体验（霍布森Hobson）；③认知的观点则认为梦负担着一定的认知功能（福克斯Foulkes）。•奇异梦境的一些主要特征：不协调性、不连续性和认知的不确定性。•梦境转换二、什么是催眠•催眠（hypnosis）是一种特殊的意识状态。在催眠状态下，个体失去了独立思考和行动的能力。其思维、言语和活动是在催眠师的指示或指引下进行的。催眠状态不同于睡眠状态，其脑电特征与个体在清醒状态时相似。•对催眠有不同的解释。①社会认知（角色扮演）的观点认为，催眠的作用反映了催眠师和被催眠者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在催眠中，被催眠的人只是扮演了一个特殊的社会角色——被催眠的人。

　　这个角色意味着将无条件地接受催眠师的指挥。②意识功能分离的的观点认为，人的意识有两种基本的功能：执行功能和监督功能。催眠可以使两种功能之间的联系断开，使其执行功能正常，并接受催眠师的指令，而监督功能不起作用。三、白日梦和幻想•白日梦与幻想是意识的自发漂移状态，通常表现为漫无边际的遐想。电视对儿童的白日梦有影响。儿童看电视节目越多，白日梦的频率越高。四、精神活性药物引发的意识形态改变•精神活性药物（phychoactivedrug）是指那些通过影响大脑而改变个体心境和意识状态的化学物质。神经活性物质包括抑制剂（depressant）、兴奋剂（stimulant）和致幻剂（hallucinogen）三大类。•抑制剂能够使神经活动减弱，减缓人体的身体和心理活动。兴奋剂能够加速中枢神经系统的活动，使身心活动水平提高。致幻剂能够改变个体对外部世界的感知，使思维和意识状态发生紊乱，产生幻觉。

　　

　　

篇四：意识形态问题举例

　　警惕书稿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

　　《图书质量管理规定》第四条规定：符合《出版管理条例》第二十五、二十六条规定的图书，其内容质量属合格。不符合《出版管理条例》第二十五、二十六条规定的图书，其内容质量属不合格。由此可见，编辑要关注书稿中含有国家、意识形态、民族宗教以及随便对企业曝光等政治性问题。政治问题是红线，是责任编辑在实际工作中要高度警惕的。

　　作者有写作的自由，但是编辑承担着政治责任，编辑的政治责任就是不让政治上有问题的书流入市场，在实际工作中，编辑必须重视政治问题，如果不仔细、不谨慎处理，就会酿成大问题。

　　1.关于港澳台的提法

　　在实际工作工作过程中，责任编辑都知道港澳台地区不能同其他国家并列提出，但是，书稿中往往存在一些隐蔽性的港澳台的提法，却容易被编辑忽略。

　　[例1]亚洲的某些国家，如日本、泰国、印度尼西亚、伊朗和土耳其、中国的澳门地区等都属于大陆法系。

　　[剖析]这句话看似在澳门前面加了中国，但是前半句“亚洲的某些国家”，仍然存在错误的界定，将澳门纳入了“国家”的范畴，这是错误的。

　　[解决方案]亚洲的某些国家和地区，如日本、泰国、印度尼西亚、伊朗和土耳其、中国澳门地区等都属于大陆法系。

　　[剖析]在上面这个表中，即使表头中没有提到国家和地区，表文中香港、台湾也不能和其他国家并列。

　　[解决方案]“香港”改为“中国香港地区”，“台湾”改为“中国台湾地区”，另外，为了表述严谨，建议表头上补充“国家和地区”。

　　[例3]研究发现，国家偏好可以分为四组，每一组对于频率和沟通类型有着相同的偏好，结果如表1所示。

　　[剖析]在这个例子中，编辑注意到了表头和表文中对港澳台地区的处理，却忽略了表题和正文中引出语的相应修改，因此在实际过程中，在处理表格中的相关港澳台的提法时，一定要注意正文、表题、表头、表文四处的对应修改。

　　[解决方案]“研究发现，国家偏好可以分为四组”改为“研究发现，国家或地区偏好可以分为四组”，“国家与项目沟通偏好”改为“国家（或地区）与项目沟通偏好”。

　　2.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提法

　　在笔者实际工作中，一般遇到的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提法，主要涉及两类问题：一是，有些国家，目前已经有了新的译法，但是在书稿中还是沿用以前的旧译法，这样做容易给读者造成误解；二是，我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加入了很多国际组织，那么在书稿中涉及这些国际组织时，我们是用“成员国”还是用“成员方”的提法，这是需要编辑在编辑加工时仔细处理的。

　　[例4]这种跨国的中央银行发行共同的货币，执行统一的金融政策。比如，由贝宁、象牙海岸、尼日尔、塞内加尔、多哥和上沃尔特等国组成的西非货币联盟所设立的中非国家银行等。

　　[剖析]在这个例子中，象牙海岸、上沃尔特都是旧称，应该采用最新的国家译法。

　　[解决方案]“象牙海岸”改为“科特迪瓦”，“上沃尔特”改为“布基纳法索”。

　　[例5]

　　[剖析]在这个例子中，需要注意“独联体”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多边合作组织。独联体，最初是由12个苏联解体后的国家组成的，后来土库曼斯坦、格鲁吉亚、乌克兰退出，现在的成员国包括：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解决方案]将表头的“国家”改为“国家和组织”。

　　[例6]国际清算银行成立于1930年，它的主旨是增强国际货币和金融合作，从而促进稳定，同时也扮演着中央银行的角色。董事和国际清算银行成员国中央银行的高级官员之间每两个月举行一次会议，探讨货币和金融问题，这有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

　　[剖析]在遇到国际组织时，编辑需要注意的是，国际组织的成员中是否包括中国的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另外，国际组织的成员也在不断地增加或更新中，遇到国际组织，就需要勤核实。在这个例子中，编辑如果了解，在1996年9月9日，国际清算银行通过一项协议，其中接纳中国、巴西、印度、韩国、墨西哥、俄罗斯、沙特阿拉伯、新加坡的中央银行以及中国香港地区货币当局为该行的新成员。香港回归后，其在国际清算银行的地位保持不变，继续享有独立的股权与投票权，就不会出现上面的错误了。

　　[解决方案]“董事和国际清算银行成员国中央银行的高级官员”改为“董事和国际清算银行成员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的高级官员”。类似地，当出现“成员国”时需要改为“成员方”的国际组织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贸易组织（WTO）、国际卫生组织（WHO）等。

　　3.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处理

　　在实际工作中，笔者发现有个别作者，不了解国家对出版物内容质量的要求，写作随意，目的只是为了吸引读者眼球，这样做很容易造成书稿中存在意识形态问题，因此编辑在工作中，需要认真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坚决不能让存在意识形态问题的书稿流入读者手中。

　　[例7]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最大区别在于用什么办法实现资源集中。用革命的方式、剥夺的方式就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的特征是：官本位、官大于民、官管民、企业求政府、企业和个人受约束、全面审批制、政府分配资源、政府是裁判。

　　[剖析]在这个例子中，作者给出的计划经济的定义是不科学的、错误的，此外，作者所撰写的计划经济的特征，并不是计划经济的特征，里面涉及强烈的个人主观意识，这种情况不符合学术上计划经济的定义和特征表述，是需要修正的。

　　[解决方案]建议改为：删除“用革命的方式、剥夺的方式就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的特征是：官本位、官大于民、官管民、企业求政府、企业和个人受约束、全面审批制、政府分配资源、政府是裁判”，并给出学术上科学的计划经济的定义和特征。

　　[例8]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下，企业和个人等都以現金为王，特别是以江浙一带经济发达地区，其民企较多，加之出口行业受到很大影响，其资金链更加紧张，迫使一些中小企业借高利贷，高利贷现象遍地开花，甚至“全民放贷”，同时不排除部分民间融资借助银行融资进行套利，加大了金融伦理的风险性。巨额的利息使企业难以接受，以至于后来出现的“路跑跑”等恶性事件，大家不约而同地采取这种极其恶劣的途径逃避还款，使我国原本艰难运行的民间融资更加千疮百孔，很多融资主体成为此次金融危机下延续的民间融资的牺牲品。

　　

篇五：意识形态问题举例

　　文档来源为:从网络收集整理.word版本可编辑.欢迎下载支持.【关键字】意识

　　什么叫意识形态：日本军国主义意识形态举例(图文)

　　在日本人心中，侵华战争的宗教色彩很浓，他们被官方鼓惑，进行思想洗脑，这也是为什么多数战场上的日本人都没有丝毫罪恶感的原因。

　　摇篮里就灌输武士道思想的日本（来源：凤凰博报）日本开展大规模战争前对小学生进行军国主义教育（来源：凤凰博报）

　　日本僧人接受军事训练（来源：凤凰博报）

　　武运长久－日本在送孩子前往中国前线时，乡里们的签名（来源：凤凰博报）

　　昭和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日军攻占武汉，日本国内民众庆祝胜利。（来源：凤凰博报）

　　收听投降诏书后在代代木练兵场切腹自杀的日本青年学生（来源：凤凰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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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六：意识形态问题举例

　　给人形成了一种积极向上的乐观喜庆的价值观广告以其优美的画面充满创意的意境引起人民的注意广告对消费者的主要影响是向消费者提供商品信息帮助选择消费和刺激引导消费影响消费观念的变化

　　举例谈谈广告对人们意识形态和消费观念的影响？举例谈谈广告对人们意识形态和消费观念的影响？

　　08广告1班

　　0801303111蒋莹

　　毋庸置疑，在广告泛滥的今天，广告对人们的意识形态和消费观念的影响是巨大的。实际上人们的意识形态既包括价值观也包括人们得到消费观。说到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其实很好理解。在广告的传播活动中，几乎每一个广告在传播它的信息的同时都伴随着一定的价值观念、生活理念等文化内涵。但人们接受广告的同时也接受这广告所传达和提倡的观念和理念。久而久之，人们就会形成一定的价值观念。

　　旺旺集团的广告可以说层出不穷，种类繁多。但我们可以看到只要是旺旺的广告，它的主题一直都是喜庆的、欢乐的、好运的。营造的是一种积极向上，欢乐愉快氛围。“人旺,财旺,身体旺,今年我要旺”“人旺,财旺,运道旺你旺我旺大家旺”传递的是给人们带来一年的好运的喜庆理念。为此，他迎合了中国人过年过节时追求喜庆，希望来年运道好的心理。同时又因为这个广告的进一步渲染和影响，旺旺礼品几乎是中国人民的过年必备品了。给人形成了一种积极向上的乐观喜庆的价值观

　　广告以其优美的画面、充满创意的意境引起人民的注意，广告对消费者的主要影响是向消费者提供商品信息，帮助选择消费和刺激引导消费，影响消费观念的变化。广告能刺激消费欲望。广告通过持续的诉求诱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受众的许多消费行为正是在广告的诱导、示范作用而形成的。

　　以王老吉凉茶为例：以前在人民的概念里都是将凉茶作为一种药。没事谁也不会喝凉茶。但就在王老吉在进行大规模的广告宣传之后，促使消费者改变了这一观念，使其成为日常饮品。于是，王老吉的销量大增，凉茶成了我们日常的饮料。

　　此外，广告还能催生消费观念。广告的长期刺激一引起消费者的价值观念和心态失衡，最终催生出新的消费观念。一方面，消费者逐渐改变传统的节俭型消费观念，强调对物的欲望。另一方面，形成了注重商品符号价值的消费观念，摒弃物的使用价值，而只把物作为突出自己的标志。广告还能引导消费方式。最后，尽管人们一再强调广告不能单独制造消费主义及其文化，但是作为消费主义及其文化综合体组成部分的广告和营销一再被指控，却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事实上，这也是不能回避的问题。因为无论是消费主义及其文化初见端倪之际，还是当今消费主义及其文化成为全球流行的、被视为有价值的文化得到许多人的赞同，这些都与广告传播分不开。

　　比如，在一则广告中并置两种形象，一瓶法国夏奈尔5号香水和一幅法国著名女影星凯瑟琳·德纳芙的肖像。德纳芙是高贵、优雅的象征，并置的结果给消费者强烈的暗示：拥有夏奈尔5号就拥有了高贵和优雅。广告的这种链接极其简单，但却完成了一个超越，即商品的象征意义和符号价值超越了物质本身，消费与人的真实需求似乎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了。商品的符号性质以及所引申的身份地位等象征成为一种巨大的“指能”后，商品的实在性意义趋于消逝。这正是消费文化所期待的。

　　广告对社会规范意识有很大影响，好的广告不仅能引起消费者的注意，还能带来良好的社会效果。如电视广告中常常出现这样的镜头：儿女孝顺父母等。通过对广告模特的模仿，人们从社会中学习和获得了为社会所认可的行为规范。广告是大众媒介的驾驭者、使用者应清醒地认识到媒介的文化传承和传播功能，肩负起教育的责任。广告电视传播的思想文化导向的正效性，应是让受众接受商品信息、消费指南的同时，“求知、益智、励志、染情、赏心悦目”开阔胸襟，提高道德情操，提高文化品位。

　　

　　

篇七：意识形态问题举例

　　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

　　学院：机电工程学院班级：17机制(对口)姓名：梅然学号：170819134在我国改革开放后，世界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意识形态领域已经不再呈现对抗的局势。在经济全球化和以和平为主导的世界局势下，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攻击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即从以往的意识形态对抗，转为淡化意识形态、去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终结论，这里我们统称为“非意识形态化”。面对新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的新变化，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研究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新变化，认清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对我国和我党来说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意义。

　　一、“非意识形态化”的产生和背景

　　“非意识形态化”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的新趋势，产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盛行于80年代，在苏联、东欧剧变之后得到进一步扩散。“非意识形态化”思潮代表人物的观点有所不同，最早在1946年提出“意识形态已经走向了自我毁灭”的加缪，还有丹尼尔·贝尔，他们的主导思想是传统人道主义的普遍性意识形态将会被地区性的意识形态所取代，认为意识形态是带有欺骗性的虚假观念，无法成为引发人们创造力和潜力的源泉。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冷战宣告结束，萨缪尔·亨廷顿、雷蒙·阿隆、布热津斯基、弗朗西斯·福山等人则借此契机大张旗鼓宣扬社会主义的失败，以论证西方资本主义政治价值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永恒。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主要有《意识形态的终结》、《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和《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等。在特定时代背景下，一方面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并未走向衰亡，而通过自我改良和修复重新焕发“生机”，这就使人们对社会主义产生怀疑，加速了“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扩展。“非意识形态化”思潮是在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占据世界话语权的前提下，企图淡化意识形态对抗，以全球化为途径向世界每个角落扩张开来。其本质就是“以抽象的人类价值或人性尺度来否定阶级分析，目的在于‘淡化’以至消除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原则界限”⋯。这个思潮共有的一个特点就是默认或者宣称世界观中立，不提或者否认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全球化。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担心：“有些东西是用钱买不来的。但是现在，用钱买不来的东西已经为数不多。今天，几乎每一样东西都可以待价而沽。最令人担忧的莫过于权力、良知和思想的待价而沽。”

　　二、“非意识形态化”新变化分析

　　(一)意识形态无孔不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是如何如柔和的春风般地进入寻常百姓家的呢?这就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明修栈道”就是一方面搞意识层面的意识形态生产、宣传和创新，如福山提出的后来又自己否定的“意识形态的终结”，西方鼓吹的价值中立思想等等，都是在苏联、东欧剧变后，西方资本主义妄图合理运用所谓的“普世价值”对世界非资本主义阵营实行和平演变。“暗度陈仓”就是使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日常化，企图如白蚁般的无声无息地使社会主义阵营崩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日常化较为典型的描述就是“三片”——“薯片”、“芯片”、“大片”。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日常生活化，首先从衣食住行人手。衣指的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衣着打扮的方面，我国在改革开放前，人民的衣着较为统一和简单，现在，商品拜物教伴随着各种高低档衣物、鞋袜、化妆品等一同进入我国，当今社会我们经常能听到看到一些年轻人盲目的追求名牌，上班族买衣着要Armani、Caoch、LV，中学生大学生要Levis、Lee、Adiddas、Nike、Converse。食、住、行也是如此。在这些商品和服务中，人们得到了需求的同时，

　　或多或少接收到其中包含的意识形态成分，诸多的商品广告不再仅仅是宣传自身产品，而是宣传一种生活方式，“当您拥有什么商品，您将拥有什么样的生活”，这里所谓的“生活”，很大程度上就是宣传一种对物的崇拜，让人在潜移默化中接收这些商品代表的生活，代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们已经习惯认为使用高档奢侈品的人非富即贵，拥有豪车洋房的人拥有大量的财富，人们逐渐对商品盲目追求甚至盲目崇拜。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盛行的社会，必然导致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存在，交换不仅仅局限于商品和货币的交换。在这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引导下，货币和财富也可以跨越到人性领域，入们拥有财富的多少不仅仅代表着能够购买和享受的商品服务的多少，也代表着他拥有多少对社会支配的能力和权力。(二)文化和意识形态一体化一般来说，完全否定文化中具有意识形态成分是很难做到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两者融合为一体逐渐成为显著的当代特征。再者，意识形态的传播方式逐步由以往政治灌输形式向文化渗透的形式转变，大多意识形态思想都逐渐隐藏政治化的倾向，政治思想作为意识形态的内核，为了适应当前的社会发展状况日益以文化为载体，逐步把其主导的意识形态内化到人们的生活之中。在不同立场、不同价值观下双方的不同观点值得分析和回味，而隐藏在有关媒介中的意识形态渲染才是我们谈论的重点。美国著名的左派马克思主义者道格拉斯·凯尔纳认为：“在媒体文化中，意识形态的概念尤为重要，因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是用以复制统治与服从的社会关系。譬如，有关阶级的意识形态赞美上层阶级而贬低工人阶级，有关性别的意识形态加剧了对女性性别的歧视，而有关万方数据种族的意识形态则歧视性地再现了有色人种和各种少数民族群体。在西方社会中，意识形态使得不平等和服从统治变得天经地义，而且诱使人们满足于各种统治关系。意识形态的这些因素无一不是渗透于媒体文化当中，一个特定的文化产物通常总是受某种或几种意识形态的作用。因此文化的分析就是力图通过症候揭示并解释意识形态作用的机制，揭示文化如何复制了某种形式的意识形态。”当今世界，由于网络化和信息化的飞速发展，除了个别地区存在信息封闭和地域或技术落后限制，文化交流通过媒体这个重要媒介已经几乎遍布全球，而伴随着美国领导的世界主流文化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更是无孔不入。意识形态文化化就本质而言，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借助其文化生产力和科技上的优势，不断向外输出文化产品同时传播资本主义的各种“非意识形态”思潮，通过逐步淡化意识形态、去意识形态的过程，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破土开疆。(三)社会科学与意识形态学术化讲意识形态学术化，我们着重研讨一个问题“学术是不是中立的”。学术是否中立关键在于是否价值中立。价值中立最早来源于西方经济学，当西方经济学家试图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建立经济学体系时，发现经济学面临着一个在自然科学中通常不会遇到的问题，即人们对各种社会现象，特别是对涉及人们切身利益的经济问题，往往会作出好坏或应该与否的判断。由于这种判断与人们的价值观直接发生关系，所以被称之为价值判断。纵观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过程，是在资产阶级对封建和宗教的批判实践中产生的，它研究的则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和社会的运行方式和他们的关系，因此它不能脱离自身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可以说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带有为资本主义服务和辩护的特性，同样不可避免其中必然蕴含着价值观。举例来说，经济学本身就是一种看待和理解社会经济运行的一种方式和态度，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更是在西方政治经济学基础上对他们的超越，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本质。按照西方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工人劳动获得的报酬是工资，资本家的收入是投人的资本，人们按照这种经济学对经济运行进行判断，

　　就会觉得一切似乎理所当然，可永远无法解释为什么资本家越来越富，工人越来越穷，是因为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蕴含的价值观，经济学家都有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就是维护资本主义的本质。社会科学与自然学科存在一定的差别，自然科学主要包括理工农医四大科类。研究对象是狭义的。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在本质上是生产关系的总和”。人是社会的主体，人具有主观能动性。社会科学中的政治学、经济学、文学、历史学、哲学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事实与价值混淆。社会科学的研究都是在特定的阶级社会存在下进行的，也就决定了社会科学能同自然科学一样是“价值中立”。在当今社会人们需求和思想多元化的大背景下，西方资本主义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是以“价值中立”和“纯学术”为掩饰，企图将马克思主义边缘化，这不是淡化意识形态而是意识形态攻击的新变化。

　　三、非意识形态思潮的阶级性揭示

　　(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内涵意识形态的基本内涵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确立的，而马克思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第一次系统的阐述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的意识形态概念主要有三种含义：第一是认识论意义上的“虚假意识”和“颠倒意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意识形态标志着偏见和假象本身。”【41第二是价值论意义上的“统治阶级意识”。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源自于意识形态的阶级性，一旦一种意识形态上升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那么意识形态就是一种以全社会面貌出现的世界上被统治阶级派别利益占据和左右的政治思想，研究意识形态就是要探究被既得利益扭曲的人类思想哺J。第三是社会学意义上“社会意识形态”。这里是作为中性的意义来使用的，物质决定意识，社会的生产方式决定和制约着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精神生活过程，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法律、文化思想、宗教、道德、艺术等构成了社会的主要意识形态，在阶级社会指的就是观念上的上层建筑。(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阶级性人是社会的主体，社会意识包括社会中的人对社会活动的真实的意识，也包括人对社会活动虚幻、颠倒、扭曲的意识。虽然并不是所有的社会意识都是意识形态，非意识形态是和上层建筑无关的，是反映自然现象以及不属于特定经济基础的社会现象的社会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系统地、自觉地、直接地、万方数据反映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是社会意识诸形式中构成观念上层建筑的部分。当前，资本主义非意识形态化呈现三个特点，即日常生活化、文化化、学术化，这些新变化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顺应全球化和冷战结束的世界环境，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企图掩盖其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处心积虑传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揭示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手段，“资产者的假仁假义的虚伪的意识形态用歪曲的形式把自己的特殊利益冒充为普遍的利益。”阶级性是意识形态的必然属性，因此资本主义鼓吹非意识形态化只是为了掩盖其意识形态侵蚀的真相。

　　

　　

篇八：意识形态问题举例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不妨把文学视为一个双层结构体感性现象层它由作品所描绘的形象体系所构成它可能是一个故事也可能是诗人笔下的山川景物等对于文学来说这个现象层面不可缺少否则无以构成文学世界所必要的具象形态人生意蕴层显示人的价值和人生意义的层次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往往是通过上述两个层次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即在艺术地再现感性形态的社会生活的同时又超越了它把人们带进一个更为深远的显示人的价值和人生意义的世界

　　文学的一般意识形态性质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这主要是就文学区别于经济基础和政治，法制制度来说的，同时，从另一方面讲，也是就文学与其他意识形态共同具有的普遍性质来说的，那么，什么是意识形态呢？意识形态是与经济基础相对的一种上层建筑形式，指上层建筑内部区别于政治，法律制度的话语活动，如哲学，伦理学，宗教，文学及其他艺术等。由于意识形态一词总是涉及人们所说，所写，所信仰的东西，因而与人们所处于其中的12种种社会关系形成了复杂的联系。论析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必须从○文学与话语○文学与3社会○文学与反映这三方面进行分析。1、文学与话语在讲这一标题之前，有必要把话语、语言、言语、文本辨析一下。语言：是指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相应的语音、词汇系统和语法体系，它是言语活动的社会性部分。它超越和支配着言语，而又在言语中获得自己的具体存在。言语：是指在具体日常情境中进行的个体语言活动。语言和言语虽然相互依存，但决不能混为一谈，这种关系，就像象棋游戏中的那一套下棋规则同一盘盘具体棋局的关系一样。每一盘棋局必须遵守规则；规则超越棋局却又只能在每盘棋局中获得自己的具体形式。话语：是指与社会权力关系相互缠绕的具体言语方式，是特定社会语境中人与人之间从事沟通的具体行动为或活动，人与受话人之间在特定的语境中通过本文而展开的沟通活动。这个概念里面有五个关键词要注意A、说话人（叙述者或抒情者角色，作家）B、受话人（接受者，读者）C、本文（text文本）是供阅读以便达到沟通的特定语言构成物，它是作家创作的产品，其自身具有召唤结构，具有潜在多释的可能性，但其意义和价值并未实现。D、沟通，是说话人与受话之间通过本文阅读而达到的相互了解或融洽状态，这是话语活动的目的。E、语境，就是使用评议的环境，是话说人和受话人的语话行为所发生于其中的特定语言关联域，包括具体语言环境和更广泛而根本的社会生存环境。例如，宋代王安石的名诗《泊船瓜洲》见书，语境：本诗写于作者每一次辞去宰相职务后南归时他看到了实施新法后带来的新气象，表达了要再接再厉，再度回朝执政，继续推行

　　新法的意志。为什么说话含有意识形态性质？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话语作为一种言说活动，其实并非一个自由开放的空间，在某种程度上说，它是一块禁地，只不过我们在这块禁地里生活久了，没有意识到罢了，这也就是孟子所说的“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其实任何社会对话语的生产和流通都是控制着的，有三种方式：A、排斥，也就是所谓言语和词语的禁止，比如，在古典时代性就是个讳莫如深的话题，再比如，中国封建社会也有许多言语的禁忌和避讳等，（名词不能与皇帝，父亲，长辈相同）B、区分，正确/谬误，真实/虚假，善/恶，美/丑“偷东西”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给予不同的价值判断，还如“吃羊”C、制定一系列内在的规则，它们涉及到一系列的分类，组织和流通原则，如注解，我们都知道历史上有许多文本都被后人所注解阐释。（经学）其实在此注解过程就是个添加意识形态的过程，注解就是给予人们一个去说原初文本以外的东西的机会。D、话语的社会征用。如教育体制对话语的传播和限制，就是一种社会对话语的征用，因为它教育人们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什么，实际上把各种话语规则传输给受教育者，这就形成了对话语的社会控制。用社会学的语言来说，就是一种话语的社会体制化。所以说话语不是一般语言学意义上的听、说、读、写活动，而是隐含着深层的意识形态性。2、文学与社会文学的意识形态性也表现在，文学是一种社会性话语活动，怎样来理解这一句话呢？我们不妨从三个方面来分析：①、文学话语的社会性（为什么说文学话语是社会的产物）见课本首先，文学的“唯一源泉，是社会生活”其次，文学的各种要素，无论是语词，格律，节奏，原型，比喻等，还是主体的相应的审美“感觉”都是社会的产物。再次，文学话语的发展与变化最终取决于社会的发展与变化，文学话语的演变本身就是社会的发展与变化的一部分。②、文学是人学社会是由无数个单个的人组成的，文学是研究人的学问，在此有的同学可能会问，人数的根本研究对象是人，此话不假，但文学研究人与其它学科不一样：科学研究，其实是被“肢解”了的人，即人的各别侧面，如物理学研究人的骨骼硬度，

　　肌肉韧性等；生理学研究人体的组织器官的构成与功能等；心理学则主要研究人类对心理活动的共同因素和一般规律……这些确能加深对自身的了解，然而，即使将它们的相关成果集合起来也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人的理念。诚然哲学是研究整体的人，但多是抽象意义上的人，是人的最基本的特性，哲学家家们将“人”定义为“劳动动物”或“理性的动物”“等号的动物”等，竭尽抽象概括之能事。但文学所探索，所描绘的是具体的，有鲜活生命的，完整的人，这个人有思想与情感，有灵魂的冲突和理想追求，是一个有血有肉丰满的人。怎样理解文学是人学呢？第一，人始终居于文学所表现的一切生活现象的中心，文学归根到底还是为了表现人的价值，追寻人生的意蕴。小说中的故事情节也好，抒情文学中的自然景观也好，在文学的世界里并不具有独立的意义，尽管文学世界的构成绝对不能缺少它们。在叙事作品里，故事的叙述和生活矛盾描写都是为了塑造人物形象，展示人的命运，是为了揭示人的思想和感情何以发生，何以冲突的原因。同样，在描绘自然景象的作品里，文学也不以纯粹的自然为对象，其描绘自然景观也是为了表现人的感情，寄托人的思绪，所以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不妨把文学视为一个双层结构体感性现象层，它由作品所描绘的形象体系所构成，它可能是一个故事，也可能是诗人笔下的山川景物等，对于文学来说这个现象层面不可缺少，否则无以构成文学世界所必要的具象形态人生意蕴层，显示人的价值和人生意义的层次，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往往是通过上述两个层次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即在艺术地再现感性形态的社会生活的同时又超越了它，把人们带进一个更为深远的，显示人的价值和人生意义的世界。文学是人学的另一个含义是指唯有文学才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对人的性格、命运、思想、感情，乃至潜意识作丰富，复杂，多样的表现，也就是说，“人学”的研究必须靠文学来解决。其实许多文学理论家早已意识到了这一点，文学对人与人生的表现有异于非文学对人和人生经验的理解。清人叶燮就曾说过：“可言之理，人人能言之，又安在诗人之言之；可征之事，人人能述之，又安在诗人之述之！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于默会意象之表，而理与事

　　无不灿然于前者也。”艾略特也认为，诗能够传达一种特殊的人生经验，从而使读者获得唯有文学才能给予的人生感受。他说：“诗总能传达某种新的经验或某种对熟识事物的新颖的理解，或者表达某种我们经历过但无法言传的东西。它们可以开拓我们的意识面，改善我们的感受性”。因为人的心理活动是内在的，流动变化的，非逻辑的，依赖于知性的科学工作者和逻辑的，抽象的哲学无法把握，只能依赖于感性的文学去把握，诚然文学在把握人的内心活动揭示人生意蕴时也有局限性（不展开以后讲），但它可能让人们领悟到不同于知性抽象所把握的另一种人生意蕴，一种只存在于平凡具体的现实生活中的人生意蕴。③、文学的阶级性文学话语的社会性还表现在，它或陷或显地代表着超个人的阶层、阶级、民族或人民的利益，也就是说文学有阶级性。为什么呢？一方面是由于客观的社会生活确实存在着阶级的差异或对应，比如说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二个十年（1927—1937）是阶级分化和对立异常激烈的时期，所以这一时期的文学多反映阶级斗争，如这一期有矛盾的《子夜》《林家铺子》《春蚕》、、，有鲁迅的杂文，有曹禺的《雷雨》等。作家或读者都属于一定的阶级和时代，因而他所创造或领导的话语结构必然会带有他所属的社会集体的意识形态结构的特点，也就是说他不可避免地要站在某一社会群体的立场上说话。例如：同是描写北宋末年梁山伯的农民起义，施耐庵就站在社会下层人民的立场上，突出“宫逼民反”的主题，歌颂起义英雄仗义疏财，扶弱抗奸，而俞万春的《荡寇志》就站台在上层统治者的立场上，污蔑这场起义是不忠不义的盗寇行为。以上是从作者的角度看，如果从读者的角度看也一样。如同一部《红楼梦》，溪笔谈没的人就看出不同的立意，才子看见了缠绵，道学家看见淫，毛泽东看出了“革命”（也就是我们所说看到了封建大家庭不。能可避免的衰败命运）“经学家看《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但是有一点需要强调，不能凭作家的阶级出生简单或直接地决定其文学话语的阶级归属，说通俗点，也就是说并不是什么样的阶级作家就写什么样阶级的文章，而仅是说他的话语活动总是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显现出在背后居于支配地位的特定阶级（也许是与其出身的阶级不同的另一阶级）的利益，以及阶级利益之间的冲突。例如，巴尔扎克是贵族阶级，他写《人间喜剧》时，却对共和党英雄大唱赞歌，站在新

　　兴的资产阶级立场上，而对自己的阶级（贵州阶级）的没落寄予深切同情和惋惜。所以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中这样说“巴尔扎克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之的必然性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他在当时唯一能找到未来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这样的人”还有杜甫，有时站在社会下层，同情民众的生活疾苦，有时又致力于获得社会上层的青睐，为统治者歌功颂德。封建文人都如此，“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阶级性在文学中的表现是十分复杂的，一般说来，叙事文学，戏剧作品多描写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多描写人们的社会关系，这类作品的阶级性就十分明显，比如像《儒林外史》、《红楼梦》《人间喜剧》《汤姆叔叔的小屋》、。而描写人伦之常的作品，如孟郊的《游子吟》，描写山水风物的作品，如王维的《鹿柴》则可能不存在明确的阶级性。同时应当注意到，同一本文，当处于不同的语境中，共阶级性可能会有着不同的面貌，如《诗经》中的《关惟》，爱情诗→后妃之德的颂诩（《毛诗序》）后妃，指周文王妃太姒“言后妃性行和谐，贞专化下，寤寤求贤，供奉职事，是后妃之德也。”3、文学与反映以上我们通过对文学与话语，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分析，提示了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特点，即文学是一种社会性话语活动，应当说，这还只是从现象上说明文学的意识形态，还没有阐明这种现象所包含的实质，也就是还没有阐明原因，为什么说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社会性话语活动？我们认为，归根到底，还是由于文学是一种反映，在这里，“反映”有两种特性：一是受动性，文学反映的受动性，是指文学依赖或受制于现实社会的根本性质。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社会生活，就可能有什么样的文学。举例说，如果没有“五四”时期传统价值休系崩溃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就很难有鲁迅的《呐喊》与《徬徨》。如果没有十年文革，中国当代文坛就不可能出现“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社会生活中有阶级斗争，它就必然被反映在文学里，“打工”音乐中有打工系列歌曲，“网络文学”等等。社会生活中远处不存在意识形态，无处不存在权力，那么文学文本里当然也就到处弥漫着意识形态。反映的另一种特性现实过程中所具有的积极的选择或改造性质。《西游记》里面的神魔世界是现实中所没有的，是作者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所魔幻的。当然，作家在对现实社会生活进行选择改造时，不能凭着一种先见或观念，而必须自己去切身体验社会生活。鲁迅非常重视这一点，他写的阿Q坐牢时，曾经想喝醉酒到马路上打警察，让自己也去坐牢，体验一下阿Q坐牢的情感，这样写阿Q坐牢的心境才会真实。1932，地下党曾要求鲁

　　迅写一部关于经军题材的小说，他未动笔，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生活素材不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没有这方面的生活体验，还有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时，口含砒霜。文学创作中之所以会出现雷同的“撞车”现象，根本的原因并不是由于题材的相似，而是由于作家面对着相似的生活，没有自己的感受和体验，没有自己的发现与理解，他找不到不相似的“自我”。所以说文学创作的成功与否并不取决于生活材料，更重要的还是主体必须要有自己对生活对象的独特感受，独特理解和独特的表达方式。当然，作家在对生活对象的独特感受过程中，会融入自己的思想感情，在对生活对象的独特理解过程，会选用自己的人生经验，也就是说，作家在选择或改造现实社会生活过程中也会渗入意识形态。

　　

　　

篇九：意识形态问题举例

　　意识形态主观看法

　　首先，意识形态确实是观念和思考的总和。但是，这推不出观念和思考的结果仅有意识形态。意识形态远不是人类思维世界的总和。从逻辑上讲，前提是“意识形态”是“观念思考产物”的子集。但是（结论里说的）前者是后者的真子集吗？不知道。

　　我认为这个问题可以转化一下。根据以上意识形态含义的整理，意识形态近似于一种价值倾向。那么，人类的思维世界存不存在无价值倾向的地方？也就是所谓的“价值中立”是否存在？

　　我的看法是，存在。不要急着反驳我，我要全面阐述我的观点：我所谓之存在价值中立，并非指存在一种彼岸式的、神圣的、不动的“价值中立”。价值中立，在于一种思想、观念处于价值场域之外。进入了价值场域，那么不存在价值中立，原本“中立”的东西也不可能没有价值倾向。亦即，价值场域并不能笼罩意识世界的全部。

　　举个例子，马克思是否反对康德的三大批判？诚然，康德的三大批判大概是属于马克思所谓的“那些形而上学”中的一员的。但是马克思反对的是是什么？是三大批判本身吗？不是的。马克思反对的是“自由平等博爱”这些理念被拿来作为掩盖资本主义剥削的旗帜。而三大批判本身，作为认识论、伦理学、美学的研究成果，马克思或许会在研究后进行知识层面的批判，但是不会把书扔到地上怒斥曰“毒草”。

　　

篇十：意识形态问题举例

　　下面我们还要将视线延伸到戏剧发展的外部因素特别是宗教皇权与戏剧的关系以及意识形态斗二欧洲戏剧与宗教的复杂关系仪式的种类繁多而复杂人类学家们将原始仪式分为三类一是时序仪式这是所有仪式中最基本和最原始的一类其功能是在自然的节律之中体验生命的律动而这一切都与四季变迁生命变化直接发生关系

　　仪式、戏剧与意识形态

　　作者：陈世雄来源：《剧作家》2014年第3期

　　陈世雄

　　戏剧起源于仪式中的即兴表演，这几乎成了全世界戏剧学者的共识。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是古希腊的亚里斯多德。他在不朽名著《诗学》中写道：“不管怎样，悲剧——喜剧亦然——是从即兴表演而来的。悲剧起源于狄苏朗勃斯歌队领队的即兴口诵，喜剧则来自生殖崇拜活动中歌队领队的即兴口占，此种活动至今仍流行于许多城市，悲剧缓慢地‘成长’起来，每出现一个新成分，诗人便对它加以改进，经过了许多演变，在具备了它的自然属性以后停止了发展。”[1]英国剑桥学派开创者赫丽生（JaneEllenHarrison）于1927年出版过一本题为《古代艺术与仪式》的著作，对此加以进一步论证，发生了广泛的影响。东方学者也普遍接受这一说法。正如日本学者田仲一成先生所说，“戏剧发生于祭祀礼仪的视点，是合乎逻辑、普遍适用的视点。”[2]法国戏剧理论家帕特利斯·帕维也指出：“尽管有种种分歧，人们公认，戏剧产生于仪式与祭式的逐渐的世俗化之中。所剩下的问题是确定现代戏剧形式是否保持着它发生于祭祀的痕迹。”[3]

　　关于戏剧起源于仪式的问题，本书没有重新加以论证，这是因为：第一，相关的论述已经汗牛充栋；第二，问题的重点已经转移，然而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讨论。所谓问题的转移，究竟包含着什么意义呢？这里想借用俄罗斯著名文艺理论家利哈乔夫[4]的一句话：“从仪式的表演向戏剧的过渡是非常困难和漫长的。”[5]戏剧在古希腊诞生后一度相当繁荣，后来又在古罗马得到延续，但是，由于不同文明之间的激烈冲突，戏剧在漫长的中世纪遭到摧残，几乎到了毁灭的边缘。而在广袤的欧亚大陆，从仪式向戏剧的过渡同样是“非常困难和漫长”的。在东方的中国，虽然有着灿烂的古代文明，傩仪、萨满仪式的表演活动都包含了很有生命力的原始形态的戏剧，从仪式向戏剧的过渡早就已经开始，可是，以戏剧文本为标志的成熟形态的戏剧却是到十二世纪才出现的，比古希腊戏剧“晚出”了一千多年。显然，这种从仪式向戏剧过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同样是戏剧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正如帕特利斯·帕维所说，剩下的问题是确定现代戏剧形式是否保存发生于祭式的痕迹。在这一章，以及后续的若干章节中，我们着重研究的，正是这一课题。

　　一、从叙事体到代言体的艰难转变

　　先看看中国戏曲。我们知道，中国戏曲是在元代才真正成熟为王国维所说的“真戏曲”的。“成熟”二字十分关键。贾志刚主编的《中国近代戏曲史》有一段话：“说某个事物形成了，这往往是指一种质变，因此形成的概念具有一种瞬间‘时刻’性；而成熟，则有一种时间上的后续延缓性，往往是指较长的一个时段。一般地说，成熟所存续的时间要远远长于形成的时间，因此形成的各种标志，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出现，而成熟的各种标志却可能相距时间很远。”[6]这段文字写得很精彩。宋杂剧既然称之为“剧”，那么它就已经是戏剧了，说明当时中国戏曲已经“形成”，但“成熟”却是到元代才完成的，其标志就是元杂剧的产生。

　　王国维说，从宋杂剧到元杂剧的进步，关键有二，一是“乐曲上之进步”，“其二则由叙事体而变为代言体也。宋人大曲，就其现存者观之，皆为叙事体。金之诸宫调，虽有代言之处，而其大体只可谓之叙事，而曲文全为代言。虽宋金时或当已有代言体之戏曲，而就现存者言之，则断自元剧始，不可谓非戏曲上之一大进步也。此二者之进步，一属形式，一属材质，二者兼备，而后代我中国之真戏曲出焉。”[7]

　　在从仪式向戏剧转变的漫长过程中，从叙事体或半叙事半代言向着“全代言”的转变是最关键的环节。对此，中国和西方的戏剧理论家都有自觉清醒的认识。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提到“言者，心之声也，欲代此人立言，先宜代此一人立心”，以及“设身处地”和“说一人，肖一人”的问题，同样论及戏剧的代言体性质。[8]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利哈乔夫在论述仪式转变为戏剧的必要条件时指出，没有对“艺术的现在时的感觉”的发展，戏剧是不可能在俄罗斯生活中出现的。仪式的现在时是相对于真正的现在时间而言的。仪式所形成的事件（婚丧喜庆之类）本身是在现在时进行的，观众是它的参加者。因此，仪式诗学的现在时，仪式表演的现在时，在仪式的参加者看来是眼前发生着的，现实的，而不是艺术的。这就是为什么说仪式还不是戏剧，“从仪式的表演向戏剧的过渡曾经是非常困难与漫长的”。为了这个过渡能够完成，必须培养起特殊的、能够“在描写过去的事件时允许艺术的现在时”的艺术意识。这种动作向现在时的完全的转移，首先可能在话剧艺术中实现。[9]

　　然而，话剧只可能在这种对艺术现在时的想象基础上出现，这里所谓的“现在”是脱离了与当下的表演的联系，也脱离了与过去之间的联系的“现在”。与此同时，戏剧自身发展了这种关于“现在”的想象，这种想象不仅对戏剧是必需的，而且对于整个文学也是必需的，使文学中的描绘越来越复杂化与精确化。由此可见，在俄罗斯，戏剧只有在文学艺术时代的特定阶段才可能出现。

　　为了造成对现实的艺术性幻觉，必需在艺术意识中出现这种现在时间，它使读者、观众和听众完全脱离作者与表演者的当下现实，并且想象出“第二”的、艺术的现实，使观众和听众完全沉浸在自己的特殊世界——艺术作品的世界当中。利哈乔夫举例说，17世纪俄罗斯第一个保留剧目——《阿尔塔谢西斯的演剧》（《Артаксерксоводейство》）[10]上演时，第一批俄罗斯观众由于缺乏对“现在时”的意识，在看戏时感到了困惑。

　　利哈乔夫对仪式性表演与戏剧表演作了比较。他指出，在仪式的表演中，是对当下的事件作了说明的，而《阿尔塔谢西斯的演剧》是一部宗教剧，不同于仪式的表演，它描写的是过去的事件，是历史的、在圣经中有所描述的。因此，在这部翻译的剧本中专门为俄罗斯观众撰写了《前言》，并且由特殊的人物玛穆尔札（沙皇的演说师，剧本的前言与结语都对这个人物作了注释，而且剧本的人物表中也有类似的注释）对观众进行解释。这个玛穆尔札朝向主要的观众——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因为实际上剧本主要是为沙皇编撰的，是要对他解释一种新的娱乐的艺术本质——艺术的“现在时”，解释它是怎样使过去的事情在沙皇的面前变成“现在”的事情。玛穆尔札由此获得了官方授予的荣誉。

　　《阿尔塔谢西斯的演剧》是俄罗斯的第一部剧本，剧本是奉沙皇阿列克赛·米哈伊洛维奇的命令由路德教牧师、德国人约翰·格里戈里在1672年撰写的，剧本用德文以诗体写成，以圣经故事为素材，演出时译成俄语。沙皇和俄罗斯观众在观看时感到困惑，说明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虽然早就有各种各样的宗教仪式，但是在戏剧领域明显地落后于西欧，观众缺乏戏剧的“现在时”意识，一时无法接受代言体的演出。这个例子也生动地说明从仪式转变为戏剧是需要漫长的过渡的。

　　中国最大的宗教剧是目连戏。目连故事来源于佛经，后来汉化俗化为变文，以讲唱形式“说法”，是在“说法”中“现身”，后来演变为“现身说法”，即以扮演角色的形式“说法”，完成了向戏曲艺术转化的过程。[11]

　　以上是从戏剧美学角度探讨从仪式向戏剧转化的问题，但只能说是开了个头。制约戏剧的形成、成熟与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停留在戏剧美学层面显然是远远不够的。下面我们还要将视线延伸到戏剧发展的外部因素，特别是宗教、皇权与戏剧的关系，以及意识形态斗争。

　　二、欧洲戏剧与宗教的复杂关系

　　仪式的种类繁多而复杂，人类学家们将原始仪式分为三类，一是时序仪式，这是所有仪式中最基本和最原始的一类，其功能是在自然的节律之中体验生命的律动，而这一切都与四季变迁、生命变化直接发生关系；二是生命礼仪，即根纳普所谓的“通过礼仪”，其功能是以特殊的方式将人在其生命历程中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或者从一个年龄段向下一个年龄过渡时，将阶段之间的界限突出地分隔开来，从而具有社会规范的过程性；三是宗教庆典，其功能是彰显、彰扬和彰示宗教信仰、教义、事件、人物等灵迹和神圣。宗教庆典的一个最外显的功能在于通过仪式化行为将“神圣”与“世俗”的距离拉开。

　　在上述三类仪式中，对戏剧的诞生与发展影响最大、制约性最强的无疑是宗教仪式。

　　其实，正如人类学们所指出的，宗教仪式与戏剧演出在结构上具有天然的相似之处。让我们看看西方基督教堂内祈祷仪式和戏剧演出在结构上的相似之处。人们对这种相似的解释有遗传学的，也有类型学的。第一，将参加祈祷的人们召唤进教堂的钟声，可以和催促观众进入剧场的铃声相比。第二，圣堂前的供台好比是舞台的台口。虽然圣像壁上画着圣像，但是，在进行祈祷仪式时还是使用了布幔，其意义在于将世俗的东西和宗教仪式的东西、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世界分开了，在类型学的意义上，其功能和剧场幕布相似。教堂建筑的装饰和绘画的摆设，神甫的法衣，不仅具有纯美学的意义，而且首先具有象征性的和功能性的意义。这就是说，它们参与到宗教仪式的结构当中了，而宗教仪式的基础，正是将参与者和新约戏剧的主要上场人物作象征性的类比，将其等同起来。具有典型性的是，东正教教堂职能的一部分就叫做“造型的”。

　　基督教祈祷仪式的程序、时空结构、道具的运用和戏剧演出也颇为相似。在晚祷告时被称为小门的地方描绘着神的化身的秘密。在这一时刻，神甫标志着耶稣基督，辅祭标志着先知施洗约翰，而神的化身标志着学说的光辉。在日祷的时候，大门标志着耶稣基督走向自愿接受的苦难和死亡，因此神甫拿出了器物——樽、十字架和盐，这一切令人想起所描绘的事件。合唱队的对唱，在神甫与辅祭、辅祭与朗读者、合唱队、祈祷者之间的对话，同样指出了存在于祭祀演剧中的剧场结构因素。特别能说明问题的是天使和圣母之间的对话，在每一句尾白的前面，都像在剧本中那样标明着：“天使唤起来”和“圣母说道”。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教堂与早期剧场在物质形态与运作程序方面几乎完全吻合。

　　然而，尽管在戏剧与教堂的祈祷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内在联系，恰恰是基督教的力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对戏剧进行了无情的打击和摧残。

　　教堂与戏剧之间的对抗长达1500年。在世俗的艺术门类中，没有哪一种像戏剧这样，遭受了教会活动家的严厉抨击。这是因为，在早期基督徒看来，戏剧会使人联想起多神教，远离戏剧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正是在祈祷的基本形式形成的时候（9-10世纪），拜占庭的戏剧艺术走向衰落，沦为一种原始的、只靠面部表情的即兴喜剧和粗俗的广场滑稽短剧。

　　因此，人们不难理解，在古罗马的伊波利特的《使徒的背叛》（约215年）中，演员和角斗士、妓院老板、偶像雕塑师是同类，如果他想得到基督教的洗礼，就必须放弃演员职业。公元二世纪左右，早期基督教辩护士撰写的文章居然将希腊戏剧称为淫荡的学校。德尔图良（公元2-3世纪）愤怒地谩骂戏剧。东教会的最大权威之一约翰·兹拉托斯特认为，剧院和赛马、小酒店、玩骨牌都是一路货。同时，随着人们把戏剧看成一种失真的、虚假的东西，观众从审美的角度对戏剧艺术的批判态度也强化了。

　　无论是东正教还是天主教，在长长的圣者名单中可以看到各种不同职业的人们，而演员却极其少见，这也不是偶然的。

　　受难者阿尔达里翁（公元4世纪人，其纪念日是4月14-27日）曾经是个天才的只用面部表演的演员。在一次演出中，他扮演了基督的角色。观众为他表演受难情节时的真实性而赞叹不已。有一次他如此地“进入角色”，以至拒绝表现脱离基督并且接受了真正的磨难（人们把他抛向烧得通红的平底锅）。另一个受难者波尔菲利亚（公元4世纪，其纪念日是9月15-28日）的生平也很类似。他同样是叛教者尤利安时代的一个演员，他所扮演的角色本应该挖苦洗礼的仪式，可是当人们刚刚对他洗礼的时候，他却宣称自己是基督徒，并且在拷打之后被斩首了。[12]

　　这两个例子再次说明了教会对演剧活动的反对态度，同时让人联想起果戈理在著名的《论戏剧，论对戏剧的片面观点以及一般地论片面性问题》一文中说的一段话：

　　在基督教普遍确立的最初几百年里，教会开始反对戏剧，因为那时候唯独戏剧依然是处处受到驱逐的多神教的避风港和它胡作非为的放荡行为的巢窟。这就是为什么兹拉托乌斯[13]如此强烈地反对戏剧。[14]

　　法国作家乔治·蒙格雷迪安在《莫里哀时代演员的生活》一书中写道：“在罗马的法律中，演员被认为是下流无耻的，是有罪的……由于在圣经中没有指责演员的内容，对依齐多、圣普里安、德尔图良、圣尚克律斯托马等第一批教会圣师很自然地设法建立一套理论来谴责戏剧和演员。他们只有指责戏剧内容轻佻、下流、残忍，并指责其中的偶像崇拜，因为不少戏是以神话和世俗神仙为主题的。在教会的眼中，剧场是教唆亵渎宗教的公共场所，因为有人在那里连篇累牍地说些不敬上帝的话，拿圣事基督徒的殉难开玩笑。305年，第一次主教会议就有决议要求演员必须先放弃演戏，然后才能被基督徒社区所接纳。直到在特兰托的第19次主教会议上，他们仍然坚持教会人员不得去看戏这一规定。”[15]

　　果戈理和乔治·蒙格雷迪安的论述证明，在基督教早期的数百年内，教会之所以反对戏剧，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戏剧包含了多神教的内容（以神话和世俗神仙为主题的戏剧是宣传多神教的），违背了基督教的一神教原则；二是戏剧表现了“下流”的世俗生活，违背了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原则。虽然教会后来创造了自己的宗教戏剧，并且一度允许上演除神话剧以外的“正派、合法”的非宗教戏剧，17世纪初罗马教规也不再有谴责戏剧和演员的内容，但是，随着旧教规的回潮，对戏剧的摧残和对演员的歧视和迫害却变本加厉了。1642年奥尔良的教规规定演员不能算做虔诚的教徒。罗马的教规规定，有三类人不准受洗礼，不得当教父教母，死后不得进公墓，这三类人一是奸夫淫妇，二是高利贷者，三是玩杂耍的人。在法国的一些地方，主教在他们的教规中规定必须开除演员的教籍，甚至将戏剧称之为“第八种罪孽的滋生地”，不准演员、街头艺人领圣体。有一位叫梅茨的主教在教规中“把所有参与演出的人，不管是在剧场舞台上，或者其他地方”，都算在要受惩罚的人之内。在“圣体会”的教规中，不但演员不准领圣体，连所有参与戏剧演出的人，如机械师、服装师、领座员、假发师、作曲者直到画招贴画的人，都不准领圣体。[16]“许多主教在制定教规时，把演员跟其他公认的罪犯混为一谈，坚持谴责演员。”[17]

　　然而，在教会内部，也有主张对戏剧和演员持宽容态度的人，更重要的是，教会对戏剧的态度，实际上是随着神权与王权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我们知道，欧洲的宗教生态与中国大不相同，在漫长的中世纪，神权与王权之间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教皇甚至一度有权采取开除教籍、废黜王位的办法来惩治国王。这场斗争经过了曲折反复，当以国王为代表的世俗权力在与教皇为代表的宗教权力的斗争中占上风时，宗教权力对戏剧艺术的压迫就会有所收敛。其实，即便到中世纪以后的文艺复兴与古典主义时期，情况又何尝不是如此。17世纪的法国便是个最典型的例子。我们知道，路易十三曾在1641年正式宣布为演员恢复名誉，他和王妃都喜欢看戏，王妃甚至在路易去世的第二天就去看戏。他的儿子、王位继承者路易十四（1643-1715在位）是个罕见的热爱戏剧和芭蕾的国王，王妃则亲自过问法兰西喜剧院的内部事务，包括演员的契约、

　　酬金的分配一直到角色的分配。因此，“当教会发现世俗势力并没有跟自己一样仇视演员，而自己又无力扭转局势时，就先忍气吞声按兵不动了。”[18]后来，路易十四的一位王妃芒德农决心要把国王“拉回到上帝身边”，他就不再看戏，结果演员们也跟着倒霉。1702年，也就是路易十四仍然在位的时候，有位叫巴拉蒂娜的公主在一封信中写道：“对可怜的演员们来说，倒霉就倒霉在国王不想再看戏了。只要国王去剧场，演戏就不是件坏事。就连主教大人每天都去也算不了什么。主教大人在剧场有专座，而且从来不会空着，博须埃大人也是常客。自从国王不去看戏后，登台演出就成了犯罪活动。”[19]这里说的“博须埃大人”指的是当年法国一位颇有权威的主教，当路易十四看戏的时候，他不得不陪着，坐在他的专座上。此人曾经写过《对戏剧的箴言和思考》一文，将矛头直指演员，他对莫里哀恨之入骨，居然恶狠狠地说：“看你现在笑的样子，你就要倒霉了，因为你哭的日子就在后头。”[20]

　　在法国，有着全欧洲唯一的迫害演员的严厉教规，“每逢星期天，巴黎的神父们继续在讲经台上谴责演员，鼓吹严守教规。一些神父有时拒绝为演员办圣事。”当演员们向罗马教皇提出申诉后，法国主教会居然抗拒教皇关于对演员区别对待的命令，因为他们实际上是反对“所有的戏剧”的，其立场甚至比允许上演神话剧的中世纪教会还要反动。[21]

　　在以国王为首的世俗势力的支持下，法国的戏剧战胜了教会势力的压迫，取得了发展。这集中体现在剧作的繁荣与演出水平的提高。从17世纪初起，法国相继出现了一批剧作家，其中最重要的是高乃依、莫里哀和拉辛，均为法国古典主义戏剧的代表人物。在三人当中，莫里哀和教会的矛盾最为尖锐。他的代表作、讽刺喜剧《达尔杜弗或者骗子》（1664）塑造了宗教骗子、伪君子达尔杜弗的形象，并且通过这一形象反映了当时教会势力的猖獗，剧中还塑造了一个英明君主的形象。《达尔杜弗》在凡尔赛宫上演后，巴黎大主教出面向国王控告此剧“否定宗教”，国王只好下令禁演此剧。贵族和教会势力攻击莫里哀是“魔鬼”，“从未有过的、众目睽睽的渎神者和自由思想者”，要求对他施以“公开的、以儆效尤的极刑、甚至火刑”。莫里哀上书给路易十四，要求他主持正义。路易十四面对贵族教会势力的强大压力，一时不敢取消禁令，但允许莫里哀私下朗读剧本和演出。[22]在遭到禁演五年之后，《达尔杜弗》终于正式“复出”。此剧的禁演与复出是法国戏剧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折射了教权与王权之间的激烈斗争。

　　莫里哀的《达尔杜弗》成功塑造了一个伪君子的典型形象，它和高乃依的《熙德》、拉辛的《费德尔》一样，都是法国古典主义戏剧的代表作，是戏剧艺术在法国真正成熟的标志，或者说，在法国，我们看到了宗教仪式完成了向戏剧转化的标志，这就是有血有肉、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扮演。

　　莫斯科大学教授波斯彼洛夫有一段论述，对我们理解这一转化很有启发。他写道：“公元前5世纪，从混合性的仪式创造思维到真正艺术思维的转变在雅典戏剧创作中的表现就是这样的。如果说《伟大的狄奥尼索斯》的演出，是一种源于古老的史前时期的原始思维的、集体自发的对自然生活的规律，进行幻想的、充满激情的典型化的话，那么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戏剧则是对人的社会历史性格进行创造性典型化的产物，是一种自觉的个人创造活动。在这种创作中，作品的当代的思想感情倾向性是通过富有表现力的、夸张的形象表现出来的。像接受仪式演出一样，观众把这些戏剧演出当作某种符合他们迫切的社会利益的‘另一种现实’来接受。这样，作为一种真正艺术的文学就这样产生了。”[23]这段话明白无误地指出，仪式向戏剧的转化是从“原始思维”、“混合性仪式创作思维”向“真正的艺术思维”的转变，其标志是典型性格的创造。其次，这种创造必需是“一种自觉的个人创造活动”，它不同于中世纪以来的各种宗教戏剧对圣经故事的概念化图解，它是纯属于剧作家个人的。没有剧作家个人的艺术思维，从仪式向戏剧的转化就不可能最终完成，伟大剧作家的出现是戏剧真正成熟的标志。

　　在欧洲的另一个重要国家，莎士比亚的故乡——英国，我们同样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英国戏剧起源于中世纪教堂的宗教仪式，公元9世纪的仪式上就有了哑剧表演，到10世纪配上音乐，发展成两个或一组教士吟诵祷词的情景，伴有相应的动作，形成原始形态的戏剧。到11世纪，表演内容和形式变得更加复杂，有圣母玛利亚、襁褓中的耶稣、小天使、牧羊人等角色，也有简单的故事情节，虽然仍然是为宗教仪式服务的，但是已经开始脱离宗教仪式而带有娱乐性。后来，这种表演转移到教堂附近的广场上，甚至到城镇的广场上。到12世纪，表演中的拉丁文吟唱改用英语，进一步走向世俗化。至少从1318年起，英国就开始庆祝基督教的“圣体节”，这是覆盖全城的盛大游行，被称为“中世纪艺术节”，其中包括戏剧演出，由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小戏组成一个组剧，专演圣经故事，从上帝创造世界一直延伸到上帝的最后审判日。此类剧种称为神秘剧或者奇迹剧。演出时，舞台就安置在类似现代彩车的马车上，在城内作流动演出，观众则随意走动。由于一套组剧要延续近十个甚至十几小时，观众往往要从清晨看到天黑。此类戏剧得到官员和教会的支持，据说起码延续了两百年。在这漫长的过程中，剧本的改编者已无从考证。16世纪上半期，英国新教兴起，有一位叫赫顿的主教在1575年借审读剧本之机将所有剧本扣住，导致了神秘剧在英国的消亡。

　　14世纪下半叶出现的英国道德剧与神秘剧不同，它不是取材于圣经，而是以修道士的说教为素材，它也不以上帝为核心人物，而是以人为核心人物，主导情节是善恶之争。道德剧不在宗教节日上演，而是有观众就演，从而为英国戏剧最终进入剧场奠定了基础。

　　道德剧的核心人物虽然是“人”，但他是人类的化身，并不是具体的个人，更不是典型人物。剧中其他角色也都是抽象概念的拟人化。在《坚忍的堡垒》一剧中，在主角“人”的一边是“肉体”、“世俗”、“魔鬼”、“七大重罪”，另一边是“天使”、“忏悔”、“宽恕”和“上帝的六种恩典”。两边分别属于恶的阵营和善的阵营。在《人类》一剧中，除了“人类”，还有“祸根”、“伪装”、“及时行乐”、“虚荣”、“肉体”、“世俗”、“魔鬼”、“忏悔”、“和解”等。[24]

　　因此，无论是以上帝为核心角色的神秘剧还是以“人类”为核心角色的道德剧，在内容上宣传宗教教义，都是公式化、概念化的；剧中角色也是概念的化身，并非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有鲜明个性的人。因此，它们距离成熟的、高级形态的戏剧还相当遥远。

　　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上半叶，马洛等四位“大学才子”的创作，莎士比亚的创作，将英国戏剧推进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在他们的作品中，特别是莎士比亚的作品中，人的个性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卢卡契在评论莎士比亚的特殊之处时说，“古往今来，从来没有一个人象他那样描写没有被分割的人和人的不可分割性：人的核心甚至对它的一切客观表现来说也具有不可取消的优先地位。……在莎士比亚所有的伟大人物形象身上，社会行动，社会命运都完全溶化到个性的伦理道德的实体之中，它只是作为个性的标志或个性的表现方式而出现的。”[25]这就是说，莎士比亚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再也不是任何概念的化身，也不再是抽象的“人类”的化身，而是完整的、不可分割的个性；人的个性在作品中占有优先的、突出的地位；社会行动和社会命运通过个体的人表现出来，这就意味着个性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个性。

　　卢卡契认为，由于莎士比亚在典型人物身上集中地体现了社会矛盾，所产生的“戏剧效应”就是“一种社会道德的、人类道德的、‘人类学’的效应：在这一切例子中，莎士比亚总是描述出这种社会矛盾的冲突所具有的最普遍、最有规律性的特征。”[26]卢卡契在他的文章中多次提到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由于更具有典型性而更加符合“人类学”的问题[27]，这实际上意味着通过典型形象的塑造可以更有效地在戏剧中展开“人的自我实验”。

　　莎士比亚让他的主人公哈姆雷特发出这样的感叹：“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哈姆雷特》第二幕第二场）这可

　　以说是自古希腊以来，从戏剧舞台上对人类发出的最响亮的赞美之词——人类既然和神相像，那么神的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乃至整个神学体系就发生动摇了。莎士比亚对封建天主教的统治思想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同时通过哈姆雷特之口，表达了对王权的支持。就这样，英国戏剧从宗教仪式中原始形态的哑剧表演，经过七八百年的漫长过程，终于在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人文主义戏剧中，达到了成熟，完成了从仪式向戏剧的转化。

　　再看看俄罗斯。在阿列克赛?米哈伊洛维奇和彼得一世当政的时候，俄罗斯最早的戏剧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当时，教会和非宗教的政权之间的冲突日益激化。俄罗斯东正教教会从拜占庭继承了祈祷仪式的体制与内涵，还有它对待观众的态度，特别是对待戏剧观众的态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大斋期间取消戏剧演出。在拜占庭，新的祈祷仪式产生后，和原来多神教的戏剧发生了冲突。而在俄罗斯，新的戏剧和原有的教会仪式发生了冲突。

　　1672年是俄罗斯戏剧首次上演的年份，当时的沙皇阿列克赛?米哈伊洛维奇与旧教徒之间，以及与大牧首尼康之间都进行着争斗。彼得（1682-1725在位）的时代是俄罗斯取消大牧首制的时代，也是俄罗斯教会史上开始设立东正教最高会议的时期。戏剧成为非宗教政权为教会国有化而斗争的武器，成为革新和欧洲化的标志。教会针锋相对地创作自己的剧本，开展演剧活动，可是，和世俗戏剧发展的规模和兴旺程度相比，教会戏剧却无法继续下去。教会的思维继承了那种从诗学的角度出发的、对戏剧批判的态度（其中，最激进的判断是约翰?克隆斯塔斯基的一句话：“戏剧是基督教生命的敌人，它是眼前世界的产物，而不是上帝思想的产物。信仰宗教者是不会去看戏的。”(Театр——противникхристианскойжизни;онпорождениедухамирасего,анеДухаБожия.ИстинныечадаЦерквинепосещаютего）[28]而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戏剧是愚蠢的镜面性和虚幻性的唯心主义的领域，它同弥撒仪式的现实性是对立的。”（参见布尔加科夫《静静的思考》）。

　　俄罗斯的东正教会不同于天主教会，没有过诸如圣迹剧、道德剧、宗教神秘剧之类的成熟的教会演出，并且在第一批的学校戏剧之前没有过基督教剧作，在这一点上不同于拜占庭。教会演剧活动的历史在俄罗斯是不持久的（从16世纪到17世纪），其样式也是为数不多的：“炉中得救记”和“骑驴远征记”。当代研究者阿?萨尔特科夫指出，当莫斯科都主教普拉东（1737-1812）在特罗伊茨克办讲习班时，在修道院的树林中曾经办起一个“为上演有宗教内容的剧作的剧院”。

　　1701年，彼得一世就想在托比尔斯克委任一位“善与智”的都主教，以便中国与西伯利亚的启蒙，最终选中了达丹尼?图普达罗。然而彼得改变了这一任命，既是因为图普达罗患病，又是因为在西伯利亚他不可能完成这样一部重要的著作。结果他被任命为罗斯托夫的大主教。在这里他为孩子们创办了学校，而他的剧本《圣诞节喜剧》就是在这里由学生们首次上演的。此剧在俄罗斯的许多城市上演，从而在学校戏剧与第一个俄罗斯职业剧院之间奠定了继承的关系。

　　1974年，纽约宗教学校的校长，大司祭，伊·梅因朵尔夫教授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论拜占庭宁静主义及其在14世纪东欧的文化与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文章论述了极为重要的思想，掌握这一思想不仅对文学史家，而且对戏剧史家都是有好处的：“既然……历史进程使各种不同学科的代表人物——历史学家、艺术学家、神学家都感到兴趣，那么，对它的阐述都需要他们的互相理解与互相协作。不幸的是，这些不同学科的代表人物都生活在自己封闭的世界中，发展着各自互不相干的方法论手段与并且因此使自己越来越不可能多方面地取得成就。我以为，在文化研究领域，不同专业的代表人物之间的互相理解和互相尊重是真正的科学创造的前提。”

　　在当代，教会与社会之间的对话的现实性和可能性已经显示出来，它使得戏剧学与神学之间广义的学术交流变成可能的和必要的。因为宗教——这是“道德经验、传统、音乐的和造型艺术的、仪式－戏剧文化的结晶”（德·李哈切夫语）。

　　三、中国戏剧发展的滞后与制度化禁戏的关系

　　在中国，从仪式向戏剧的过渡特别漫长，如果以完整的、有独特个性的戏剧主人公的出现为标准，成熟形态的戏剧在中国是到了宋元时期才出现的。这个时间点比起古希腊戏剧的诞生当然晚得多，至少迟了一千多年。那么，是什么因素阻碍了中国戏剧的孕育呢？原因是复杂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戏剧发育的迟缓，并不像西方那样主要由于宗教势力的压迫和摧残。我们知道，中国始终是一个世俗国家，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中国基本上以儒家思想为国家正统指导思想。虽然有些朝代有过崇尚道教或佛教的时期，但是任何一种宗教都没有形成像西方和中东那样的一教独尊、政教合一的局面。而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并不是宗教，它对宗教总体上持包容与化解的态度，以至伊斯兰教与基督教这两种在西方严重对立的宗教，居然能够在中国境内同时被人们接受，并且和平相处。宗教信仰的多元化使任何一种宗教都没有力量与王权相抗衡，中国的儒、道、释三种主要宗教对王权都有依附性，服务于王权。中国本土的道教之所以得到历代统治者的扶持，是因为它从民间宗教逐渐变成了官方或贵族的宗教，而且主动适应中国的实际。从印度传入的佛教在东晋和唐初曾经发生过“沙门不敬王者”、“沙门不应拜俗”的争论，结果均以沙门的失败告终。东晋高僧道安明承认：“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在中国，所有的高僧、高道均由皇帝加封赐赏，连各种民间信仰中的神灵也必须由皇帝进行封赐，例如，拥有最广大信众的妈祖神灵，其等级的不断提高，就是皇帝封赐的结果。

　　因此，在中国，戏剧与宗教之间不可能形成像西方戏剧与宗教那样的关系。中国的任何一种宗教都没有力量、也没有理由压迫戏剧和演员，阻碍戏剧的发展。

　　唯一有力量阻碍戏剧发展的力量来自历代的封建统治者。对于这个问题，近年来有不少新的研究成果出现。其中最有份量的著作是丁淑梅博士的《中国古代禁毁戏剧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该书的特点是反映了禁毁戏剧“制度化”的历史过程，从先秦汉魏一直写到清代。作者的导师赵山林教授写了一篇序言，简明地概括了该书关于历代禁毁戏剧的具体特点与作用的论述：“先秦汉魏时期，以乐本体为依托，以礼文化为隐性控制的社会等级意识和观念形态，是早期戏剧始终被限定在一种仪式、歌舞、俳优散在混杂的原始形态和缓慢初孕期的原因。唐代梨园内教坊之设促动了演剧专门化；一些常演的剧目剧类如《旱税》《麦秀两歧》、泼寒胡戏、弄孔子等被禁，影响了演剧时事动向及戏剧脚本的撰作萌芽；对装扮竞演活动及优伶的禁惩，已开始显示制度化禁戏的趋势。两宋官方乐制更迭对民间演剧是一种牵制和补偿。宋代禁戏少为人知而非常重要的现象是，禁止撰作刊印乐语戏本影响了宋代剧本撰作的阙如；演剧活动的民间立场与官方权力话语形成对抗，宋杂剧、南戏的发生与禁毁之关系，包含丰富的社会文化信息，值得仔细讨论：官方禁戏的重点范围和区域、常常是民间演剧最繁荣的传播地带。可以说民间演剧越活跃，官方禁戏越严格，但鞭长莫及、禁而不止的现象也是存在的。元代情况则不同。从乐人限令频出、多禁集场演剧史看，元代禁戏主要是一种多民族社会的治安管理策略。意识形态的控制松弛，为戏剧提供了繁荣的机遇。明代官方推行禁撰禁演禁观赏的戏剧文化政策，戏剧撰演形态发生了内在裂变和分化，后期戏祸频发对文人的精神震慑，官方的不禁之禁造成戏剧创作的心理禁忌和思想束缚，都是过去不为人注意的明代戏剧史症结。清代官方加大制度性禁戏力度，从乾隆查缴曲本、扬州设局删曲本到苏郡、浙江设局毁淫书、丁日昌禁书禁戏，此类大规模禁毁小说戏剧的行动，是造成清代戏剧整体发展生态失衡的重要原因；同时，官方的禁毁清剿与民间演剧的地域性崛起形成了对峙、冲突和舆论争锋。”[29]

　　可见，早在在王国维所说的“真戏曲”诞生之前，历代封建统治者就对后来被“综合”到戏曲中的各种表演艺术加以严格的限制和约束，使早期的中国戏剧长期处在“原始形态和缓慢初孕期”；而元代之所以能完成歌、舞与故事的“综合”，并且在文体上由叙事体转变为代言体，从而产生“真戏曲”，一个重要原因是元代统治者将禁戏的重点放在对多民族社会的治安

　　管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比较宽松，从而为戏剧提供了繁荣的机遇。然而，正如王国维所说，“北剧南戏，皆至元而大成，其发达，亦至元代而止。”[30]（这一观点遭到不少学者的反对。）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为什么中国戏曲的形成如此缓慢、艰难，而其“发达”的时间又这样短暂？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赵山林教授所说的“意识形态控制”。不论是西方宗教势力还是中国的封建统治者，之所以要严格地控制民间的演剧活动，甚至加以禁毁，虽然提出过各种理由，但是，首要的原因，还在于意识形态控制的需要。

　　雷蒙·威廉姆斯在他的《文化社会学》中对意识形态下了一个定义：“意识形态在社会学分析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术语，但这个术语的困难首先在于：要么它是用于描述：a)一个阶级或其他社会集团系统的或自觉的信仰，恰如‘意识形态的’这个词的通常用法是意指一些普遍原则或理论主张，或通常不那么中听的说法，是指一些教条。要么是用于描述：b)一个阶级或社会集团独特的世界观或普遍观念，它既包括一些系统的和自觉的信仰，也包括不那么自觉的和系统阐发的态度、习惯和情感，甚至包括一些无意识的假定、意旨和承诺。”[31]上述两种对“意识形态”定义的描述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指明了不同的阶级或社会集团有不同的意识形态。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的意识形态理论对我们的研究也有很大启发。他将上层建筑分为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政治社会中出现的是政治领导权，市民社会中出现的是文化领导权，也就是意识形态领导权。葛兰西实际上是将意识形态理解为表现并实现权力的观念，这种观念是一定社会集团共同拥有的，决定着个人意识与自我身份的认同。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中国知识分子提出了“民间”的概念，把民间看作与朝廷士大夫文化相对立的、反抗性或叛逆性的文化力量或意识形态。上世纪80年代，中国学术界再次重视“民间”的研究，将它和西方现代的“市民社会”概念联系起来，“民间”既可以指传统社会与朝廷士大夫阶层相对的乡间市民社会，也可以指现代社会中与官方相对的市民社会或下层社会。民间文化既可以指乡土的、小传统的文化，也可以指与官方文化相对的自由知识分子文化。由此看来，尽管民间文化在不同历史语境下与不同的社会集团相对应，它总是作为和官方文化相对立的文化空间或立场存在的。[32]我们当然可以超越“官方―民间”的二元对立结构，将社会分为更多的阶层和群体，分析它们所拥有的不尽相同的意识形态，研究这些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冲突与竞争，但是，将社会意识形态归结为官方意识形态与民间意识形态两大类，既方便于研究，也是科学的、符合实际的。

　　关于民间意识形态与官方意识形态的对立关系，巴赫金在研究拉伯雷小说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的民间文化的著作中进行了反复的论述，有一段话说得特别透彻，他说，民间节庆活动中的语言和形式是“不见容于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观”的，“思想和语言在寻找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观视线下的新现实。人们常常故意把语言和思想翻过来，看看它们背后究竟有什么，它们的背面是什么样子？人们在寻找可以看到占统治地位的思维形式和占统治地位的评价的另外一面，可以从新的角度环顾世界的立足点。”[33]这段话是对民间文化、民间意识形态的极好注脚。

　　在古代中国，戏曲是民间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态。“乡村演戏组织乡村的公共生活，也组织乡民的意识形态。”[34]周宁这句话说得非常好。但是必须补充一句：戏曲通常不是单独地组织乡村生活、组织乡民的意识形态，而是依附于民间的祭祀活动、民俗活动的仪式之上，或者与仪式紧密地相结合。正因为这个缘故，它的影响比一般的商业性戏剧更加广泛，更加巨大。让我们看看福建省莆仙地区的例子。

　　在这个面积只有4000平方公里，人口只有300多万的地区，居然有佛教寺庙600余座，道教等多神供奉的宫庙1000多座，其中信仰本地产生的海上女神妈祖的大小宫庙500多座。同时，莆仙拥有大量戏班。除三个专业剧团外，民间职业剧团在最多时达200余个，傀儡戏班兴盛时

　　达90多个。总计起来，平均每万人即拥有一个戏班，堪称全国戏班与人口比例之最。整理发掘出来的传统剧目有5000本左右，音乐曲牌有“大题三百六，小题七百二”之称，曲调保有1000余首，二者均居全国戏曲剧种之首位。[35]

　　在这个各种寺庙、宫庙星罗棋布的莆仙地区，分布着许许多多的“信仰圈”或称“祭祀圈”，而它们的组织形态则是古代遗存至今的“社”。“这种社在民间并无实际行政机构或办公所在地，最初它仅是一个供祭土地神的坛，其后逐渐建成宫庙，由于祭祀的关系，使它成为社区中活动的中心。”[36]因此，这是一种社庙合一的结构。“每一乡村的居民，不仅有县乡籍贯，而且还具体地归属到每一里社辖境中。如道士在为人们写还愿疏文时，其疏词即有‘福建省兴化府莆田县唐安乡延寿里某某境某某社界弟子某’字样。”[37]对莆仙这样的地区来说，居民对于自己归属于哪个信仰共同体有着清楚的意识，并且自觉地参加信仰共同体的公共活动，包括由“社”（其头领“福首”通常由民众推举的乡老担任）聘请戏班前来演出。没有这种村庙合一的组织，戏班的演出市场就可能陷入无序状态。

　　在莆仙和闽南、台湾的广大地区，戏班的演出相当频繁，在中华文化圈中可以说是罕见的。台湾的邱坤良先生在《日治时期台湾戏剧之研究》一书中说台湾民众一年到头有无数演戏的理由，而演戏的主要场合在：一、节令，如元宵、中元、中秋的演戏；二、神佛圣诞、如农历三月三日玄天上帝、三月十五日保生大帝、二十三日妈祖的祭典演戏；三、庙宇庆典、作醮的演戏；四、谢平安，如年尾的平安戏；五、民间社团祭祀公业的祭祀演戏；六、家庭婚丧喜庆的演戏；七、民众许愿、还愿的演戏；八、民间社团、私人间的罚戏演出。[38]

　　从如此密集的演出可以想象民众对戏曲是多么喜爱，而戏曲对民众影响有多么强烈和深远。这一点，连外国人也感叹不已。明万历年间到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说中国“这个民族太爱好戏曲表演了”[39]1872年到鲁西传教的美国人明恩溥在《中国乡村生活》一书中以专门的一章论“乡村戏剧”，他说：“生活在中国的人都知道，中国人非常喜欢戏剧表演。”[40]

　　由于戏曲演出具有影响的广泛性和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它必然成为各个阶级和社会集团——朝廷、士大夫和民间三方矛盾交叉和发生冲突的公共空间，必然引起官方的高度重视和争夺。而争夺与冲突往往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封建统治者用硬的一手禁毁戏曲，另一方面是封建统治者用软的一手，竭力按照自己的意愿和需要改造戏曲。

　　值得注意的是，封建统治者特别忌讳并且加以严禁的是在戏曲演出中装扮历代帝王圣贤，专门为此定了一种“亵渎罪”。这是从明代开始做出严格规定的。明律规定，“凡乐人搬做杂剧，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妆扮者与之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要禁限。”（明长谷真逸辑《农田余话》第11页。）这条律令在明清两代一再重申，《大清律例》一字不差地重复该律条，从康熙到乾隆朝，反复申明，而且意义越来越明确。雍正三年禁令的按语确定它为“亵慢神像罪”。“历代帝王后妃及先圣先贤、忠臣烈士之神像，皆官民所当敬奉瞻仰者，皆搬做杂剧用以为戏，则不敬甚矣……”（明长谷真逸辑《农田余话》第34页。）定亵渎罪的目的在于维护朝廷象征的神圣性，这是因为象征是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体系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势必破坏了朝廷象征的神圣性。

　　中国封建统治者禁止在戏曲演出中妆扮历代帝王圣贤，这使人联想起西方的神像禁忌。不同的是，西方禁止艺术模仿神，中国禁止艺术模仿皇帝。正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在欧洲教会的眼中，“剧场是教唆亵渎宗教的公共场所，因为有人在那里连篇累牍地说些不敬上帝的话，拿圣事基督徒的殉难开玩笑。305年，第一次主教会议就有决议要求演员必须先放弃演戏，然后才能被基督徒社区所接纳。直到在特兰托的第19次主教会议上，他们仍然坚持教会人员不得去看戏这一规定。”[41]可见，欧洲教会同样认为当时的戏剧犯了亵渎宗教的罪过，而且在主教会议通过了相应的法规。

　　原来，在古代西方的多神教中，诸神是以尘世的面貌，以人们周围的自然物或人们自身的形象刻画出来的。古希腊神话中描绘的众神，就是和现实中的人“同形同性”的。然而，当宗教从多神教阶段进化到一神教阶段后，情形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一神教中，充分地表现出一种自然物和超自然物的二元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强调神是同尘世的事物和现象“不相似”的，是同整个尘世的东西相对立的。关于这一点，黑格尔说得十分透彻：“按照我们的基督教的观念，神是自然界和精神界的创造主，因而被视为不能在自然中有直接的存在，因为他只有从自然存在退回到他本身，作为精神的绝对的自为存在，才是真正的神。”[42]

　　在一神教居统治地位的条件下，上述观念直接关系到艺术的命运。首先是神像禁忌。艺术家刻画任何神像，都只能以尘世的各种形式，以“自然的”现实世界的各种形式来塑造，然而，这样做就意味着把神降低到可以被感知的实物的水平，从而违反了一神教的教义。

　　在基督教世界，“反圣像派”的势力一度十分强大。公元754年在君士坦丁堡举行的有338位主教参加的宗教会议作出决定：“具有光荣的人性的基督，虽然不是无形体的，却崇高到超越于感官性自然的一切局限和缺点之上，所以他是太崇高了，绝不能通过人类的艺术，比照任何别的人体，以一种尘世的材料绘为图像。”[43]会议还宣布将一切试图描绘基督与圣徒图像的教徒开除教籍。既然绘画艺术禁止基督与圣徒的图像，那么，让演员妆扮他们的形象，就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西方的神像禁忌和中国戏曲的禁忌不同，前者禁忌的是描绘宗教中的神和圣徒的形象，后者禁忌的是妆扮历代帝王和圣贤的形象，前者是为了维护一神教的宗教意识形态，后者是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的意识形态。它们分别反映了神权与世俗、皇权与民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

　　（未完待续）

　　注释：

　　[1][希腊]亚里斯多德：《诗学》，罗念生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8页。

　　[2][日本]田仲一成：《中国戏剧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3][法]帕特利斯·帕维：《戏剧辞典》，俄文版，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91年版，第22页。

　　[4]利哈乔夫（ДмитрийСергеевичЛихачев，1906－1999）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著名文艺理论家、历史学家、文化学家、社会活动家。

　　[5]Д.С.Лихачев.Поэтикадревнерусскойлитературы.

　　http://tlf.narod.ru/school/mikhalych/lihachev_PDL_1979.pdf

　　[6]贾志刚主编《中国近代戏曲史》，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版，第25页。

　　[7]王国维：《宋元戏曲考》，《王国维戏曲论文集》，台北里仁书局，2005年版，第81－82页。

　　[8]参见李渔：《闲情偶寄》，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5－86页。

　　[9]Д.С.Лихачев.Поэтикадревнерусскойлитературы.

　　http://tlf.narod.ru/school/mikhalych/lihachev_PDL_1979.pdf

　　[10]阿尔塔谢西斯一世是公元前465－前424古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国王。该剧必须连演十小时才能演完，于1672年10月27日在宫廷剧院内首次演出。

　　[11]参见康保成：《中国古代戏剧形态与佛教》，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版，第244页。

　　[12]Б.Н.Любимов.Церковьитеатр.См.Религияиискусство.М.1998.с.9.

　　[13]约翰·兹拉托乌斯（约350－407）拜占廷的宗教活动家，从398年起任君士坦丁堡主教。

　　[14][俄]果戈理：《论戏剧，论对戏剧的片面观点以及一般地论片面性问题（致А·П·托尔斯泰伯爵的信）》，《果戈理全集》，第5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78－79页。

　　[15][法]乔治·蒙格雷迪安：《莫里哀时代演员的生活》，谭常轲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16]同[15]，第3页。

　　[17]同[15]，第4页。

　　[18]同[15]，第5页。

　　[19]同[15]，第13页。

　　[20][同[15]，第11页。

　　[21][同[15]，第12页。

　　[22]参见柳鸣九主编：《法国文学史》，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4－165页。

　　[23]［苏］波斯彼洛夫：《文学原理》，中译本，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94页。

　　[24]参见何其莘：《英国戏剧史》，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页。

　　[25][匈]卢卡契：《戏剧和戏剧创作艺术中有关历史主义发展的概述》，《莎士比亚认论汇编》（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90页。

　　[26]同[25]，第485页。

　　[27]同[25]，第487页。

　　[28]ИоаннКронштадтский.Опостеивоздержании.ВыдержкииздневникаОтцаИоаннаКронштадтского（http://leushino.ru/ioann/o_poste.html）

　　[29]丁淑梅：《中国古代禁毁戏剧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30]王国维：《宋元戏曲考》，见《王国维戏曲论文集》，台北里仁书局，1993年版，第160页。

　　[31]RaymondWilliams,TheSociologyofCulture,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1,p26.这里采用周宁《想象与权力》一书中的译文，见该书第43页。

　　[32]参见刘晓春：《民间文化视野中的文化批评》，《文化研究》第二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

　　[33][苏]巴赫金：《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的民间文化》，《巴赫金文论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5页。

　　[34]周宁：《天地大舞台：义和团运动戏剧性格的文化启示》，《天地大舞台：周宁戏剧研究文选》，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6页。

　　[35]参见叶明生：《莆仙戏剧文化生态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36]同[35]，第12页。

　　[37]同[35]，第14页。

　　[38]邱坤良：《日治时期台湾戏剧之研究》，自立晚报文化出版部出版，1992年版，第44－45页。

　　[39][意]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4页。

　　[40][美]明恩溥：《中国乡村生活》，午晴、唐军译，时事出版社1998年版，“乡村生活”见该书第53－68页。

　　[41][法]乔治·蒙格雷迪安：《莫里哀时代演员的生活》，谭常轲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42][43]〔德〕黑格尔：《美学》第二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90页。

　　责任编辑原旭春

　　

　　

篇十一：意识形态问题举例

　一西方国家民主输出对中国政治思想构成威胁西方国家一直没有放松对中国的民主输出它们利用现代传媒和文化产品的输出大肆宣扬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念质疑中国的改革开放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目的是为了与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战略相配合以瓦解社会主在当今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中国政府如果不能有效抵御西方国家的民主输出将严重影响本国政治思想建设对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构成潜在威胁

　　中国意识形态形势

　　中国意识形态安全总体是稳定的，但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中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特别是西方国家民主输出、西方国家文化霸权、网络信息舆论多元传播、宗教渗透等对中国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一、西方国家民主输出对中国政治思想构成威胁

　　西方国家一直没有放松对中国的民主输出，它们利用现代传媒和文化产品的输出大肆宣扬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念，质疑中国的改革开放，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目的是为了与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战略相配合以瓦解社会主义。

　　在当今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中国政府如果不能有效抵御西方国家的民主输出，将严重影响本国政治思想建设，对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构成潜在威胁。

　　二、西方国家文化霸权对社会主义价值观构成威胁

　　文化霸权主义是霸权主义的一部分，是通过文化作为手段来实现其霸权主义。多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非常注重文化的渗透力与控制作用，凭借其在政治、经济、科技和军事上的霸权，实施文化霸权。

　　在报告看来，2013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广播、出版、影视文学、教育等多种途径强行向世界推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对中国的生活方式、文化思潮，尤其是社会主义价值观构成了严重威胁。

　　一方面，使部分中国民众在文化上造成崇洋媚外的心理。另一方面，影响和改变中国民众的价值取向，造成一些中国国民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产生迷茫、动摇，干扰了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力和辐射力。

　　三、网络信息舆论多元传播对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构成威胁

　　据统计，截至2013年6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5.91亿人，互联网普及率为44.1%，其中新增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高达70.0%，高于其他设备上网的网民比例，是目前互联网增长的主要来源。

　　互联网上海量的信息给中国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从国内因素看，在商业利润的诱惑下，一些网络媒体忽视文化的社会效益；

　　从国际因素看，互联网突破了时空边界与意识形态封锁，一些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理念、政治制度和各种思潮通过网络传播，冲击着中国民众的思想，冲淡了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的主导作用和功能的发挥，弱化了主流意识形态对

　　社会的控制能力，造成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力下降，危害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进而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安全。

　　四、宗教渗透对中国社会主义信仰认同构成威胁

　　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宗教渗透的方式更加多样、范围更加广泛、手段更加隐蔽，公开与秘密并举，具有很强的煽动性和欺骗性。境外宗教渗透势力已经把触角伸向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渗透态势愈演愈烈。

　　举例说，2013年多起暴力恐怖事件共同的特点就是暴徒均为宗教极端分子，事前有组织地开展地下讲经班，观看宣传宗教极端和暴恐内容的音视频，传播宗教极端思想。

　　宗教渗透对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了极大威胁，对中国国家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必须引起高度警惕。

　　我国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应采取的对策:

　　如前所述，意识形态领域西强我弱的态势在短期内不会改变，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西化”、“分化”的图谋也不会改变，意识形态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关系到改革开放的稳定，关系到社会主义的成败，因此，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并采取有效的策略。

　　一、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工程

　　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坚持一切着眼于建设”的指导思想；1992年10月，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又进一步明确指出“精神文明重在建设”。1995年10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进一步指出，从中央到基层的各级党组织，都必须贯彻重在建设的方针，加强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指导。尤其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阶段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更要注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工程。

　　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工程，首先要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意识形态斗争的内容、方式也在不断地变化。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并存的那天起，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斗争就从未停止过。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也像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企图彻底扼杀社会主义一样，在意识形态上精心策划，不断变换策略，以实现他们的目的。当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诞生后，社会主义作为历史上新生制度处于资本主义势力的强大包围之中，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家和思想家首先挑起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扼杀

　　和理论否定。1946年3月5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挑起冷战，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陷入极端。在没能扼杀共产主义“新生婴儿”于“摇篮”之中，两种制度出现平分秋色之后，西方政治家和理论家企图弥合“铁幕裂缝”，寻求“意识形态合作”，发展贸易、开展技术合作和科学交流。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东欧一些国家改革声日渐高涨，从现象上表明社会主义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西方思想家认为否定社会主义的时机已到，再次对社会主义“划线”与疏远。面对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战略攻势，社会主义积极应对，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失误。在资本主义企图寻求“意识形态攀亲”之时，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由于长时间对抗一时转不过弯来，没能因势利导、淡化对抗、开展对话、改革开放，失去了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自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反斯大林后，苏联党和政府日甚一日地长期搞自我否定，导致整个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变质。到了戈尔巴乔夫时代，大力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和“国际政治新思维”；鼓吹意识形态多元化，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使资产阶级思想甚至反共思想自由泛滥；鼓吹民主社会主义，否定现实社会主义；鼓吹人道主义，否定无产阶级专政；鼓吹多党制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整个苏联的意识形态陷入混乱，再加上西方“和平演变”的强大攻势，最终导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变质。当今世界由于社会化、现代化、信息化程度日益加深，世界一体化趋势进一步增强，西方国家对我国搞“和平演变”的途径和方法已有所变化。我们应当密切关注意识形态斗争形势的变化，关注国际上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动态，用创新的精神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江泽民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精神，善于根据客观实际的变化不断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吸取营养，不断丰富和发展理论，使理论更好地指导我们的工作。

　　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还要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有人借口意识形态工作为经济工作的服务性，片面地认为意识形态工作者也应直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结果致使不少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人纷纷转行，直接影响了意识形态工作队伍的稳定。在现代条件下，社会生活纷繁复杂，人的主体性意识空前增强和提高。科学技术发展使人们在同一平台上平等地接受和获取信息资源，这更突显出意识形态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要性。江泽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新时期党的宣传工作要始终坚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针，着重抓好“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这四项重点工程。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我们必须建立一支政治强、纪律严、业务精、作风正的又红又专的意识形态工作队伍，使之成为意识形态领域反渗透、反颠覆的坚强战斗队，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和发展的中坚力量。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科学看待文化全球化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它能够全面、综合地反映一个阶级、国家、政党的性质、面貌和利益关系；它能够把多种意识形态整合起来，形成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它能够为我们提供认识和解决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问题的理论和方法，能够协调文化活动的发展。因此，从意识形态上认识和解决问题，就是从总体上、全局上解决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社会的各

　　个层面、各个领域、各个环节，都会遇到来自多种文化的挑战，如果忽视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体导引，就会模糊共同的价值取向，导致思想文化领域的混乱。正像列宁所指出的，剥削阶级的思想是不可能同它们的棺材一起埋入地下，它们必然要在人类社会中腐烂发臭，毒化人的精神、危害人类社会。在意识形态领域，如果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就要去占领。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绝不能搞指导思想多元化。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同时，一定要科学、理性地看待文化全球化。首先，吸取精华丰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文化全球化是一种客观发展过程，也是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相互渗透的过程。意识形态作为文化的深层次内容，同样要面向世界，接受其他文化的渗透和挑战。其实早在建国初期，我国就确立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方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了更明确的阐述：“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尽管这一方针是针对“人民内部矛盾”而制定的，但在全球化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中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在全球化进程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应采取一种开放的态度，选择、吸纳和借鉴西方意识形态中对我有用的部分，用以丰富、充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当然，这种借鉴与吸收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的前提下，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同时，我们也要向世界广泛传播我们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广泛传播中华民族优秀的思想文化，不断扩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其次，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推动文化形态的多样化发展。文化产品承载着一定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必须发挥文化的教化、激励和导向的功能。这就要求大力解放和发展文化艺术生产力，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繁荣文化艺术生产。我们的文化艺术要努力反映人民最深刻的心灵呼唤和时代最迫切的前提要求，生产出更多的在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中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感染力的文化艺术精品，实现文化的与时俱进。不言而喻，如果没有自己民族的、自己国家的文化产品，特别是思想性、艺术性相统一的精品，如果我们的文化产品不能走进人们的生活，不能引领我们的精神世界，那么，占领思想文化阵地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三、加强理想、道德、信念教育

　　从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就认识到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并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措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也不能否认，在思想道德领域，也出现了一些令人忧虑的亟待解决的问题。一些单位和地方思想政治工作受到削弱，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正在蔓延，一些旧的丑恶现象又沉渣泛起，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仍有一定市场，消极、腐朽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在一部分人中颇为流行，甚至一些党员干部也经受不住考验而堕落腐化，成为权力的奴役、金钱的俘虏。这些现象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及社会主义事业是极其有害的。它们在人民中间混淆是非界限，造成消极涣散、离心离德的情绪；腐蚀人们的灵魂和意志，助长形形色色的利己主义的泛滥；助长一部分人当中怀疑以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国产党的领导的错误思潮，与西

　　方某些资本主义大国企图“西化”、“分化”我国的图谋遥相呼应，严重毒化了青少年成长的社会环境，危及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和前途。因此，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一项重要而迫切的任务。

　　四、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开辟意识形态建设的新空间和新渠道

　　在冷战时代，国际传播在意识形态的较量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全球化时代，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作用未见削弱，反而日渐加强。各国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为主的“软力量”的较量已经胜于以经济、军事为主的“硬力量”的竞争。针对全球网络传播的特点和中国的具体情况，我们采取一些应对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有效政策。

　　首先，要顺应全球传播时代的潮流，树立全球意识，制定全球战略。冷战时代，国际传播中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内外有别”的原则。网络媒体“海量信息”和多渠道的优势使“内外有别”的政治失去意义，网上没有了“国内新闻”和“国际新闻”的分野，任何一条信息都是全球性的。所以，在一些重大的、敏感的和突发性的报道中，应该给网络媒体制定一些比传统媒体更为宽松的宣传政策，并且及时通过网络媒体将政府的立场和政策传播出去，掌握全球传播的主动权，树立在国内外网民的威信。

　　其次，充分发挥网络媒体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传播中的积极作用。在意识形态的传播中，我们应借鉴美国的作法，将“意识形态”通过包装渗透在传播的各个层面，让受众自觉和不自觉地认同。我国媒体应学习国外同行的经验，找出一条有别于传统媒体，又适合中国国情的路子，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内与西方争夺话语霸权，从而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在全球“软力量”的较量中掌握主动权。

　　五、以国家利益为重，正确对待意识形态的对立

　　在国际关系中，各国都在寻求国家利益。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维护本国社会制度和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构成国家利益的主要内容之一。由于意识形态利益只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因此在国家对外政策中，意识形态利益的要求要服从于国家整体利益的要求。国际关系的实践表明，意识形态因素的作用并不经常处于重要地位。两次世界大战首先是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爆发的。相似的意识形态丝毫未能减弱垄断资本主义集团的利益冲突。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虽然没有发生军事对抗，但始终存在矛盾和冲突，它们的国家关系之间所表现出的斗争性远远大于意识形态的同一性。中苏关系的发展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中苏两国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有着十分相近的意识形态，这曾经成为两国一度建立起密切联系的基础。50年代后期提出一系列有损中国主权的要求，两国关系恶化直至挑起武装冲突。相近的意识形态因素在近30年的中苏关系中的作用显得苍白无力，其原因在于苏联寻求霸权主义利益和中国维护国家利益的尖锐对立。

　　当今世界，国际经济关系越来越密切。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

　　早就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全世界的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各方面互相依赖所代替了。”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新科技革命的日新月异，经济利益在国家利益中的地位不断上升，特别是在国际交往中更加突出了经济和科技的极端重要性，各国越来越把发展本国经济，增强国际竞争力放在首位。邓小平根据这一系列新情况适时提出，在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情形下，进行国际交往和发展国家间关系必须改变思维，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分歧，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

　　但是在国家关系中，意识形态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是不能回避的事实。中国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社会制度和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是完全对立的，一方将以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理想和奋斗目标；另一方则需要维护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并使之取得世界政治的绝对支配地位。这种对抗是客观存在的，它决定了中国和西方国家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可能性。邓小平在1989年9月的一次谈话中指出，资本主义想消灭社会主义，过去拿武器，用原子弹、氢弹，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对，现在加强意识形态攻势。邓小平认为，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攻势，当然要有足够的警惕，与之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但主要是心中有数，着重内部教育，切不可被人家牵着鼻子走，乱了自己的方寸和步伐。尽管某些西方国家如何强化国家关系中的意识形态因素，我们还是要坚持广交朋友，不依意识形态定亲疏，加强与各国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

　　六、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国际竞争力，展示社会主义意识

　　形态的优越性

　　长期以来，苏联一直坚持传统的经济体制——高度中央集权的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在历史上起过积极的作用，使苏联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得以成为第二个超级大国。但是，随着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和世界经济日趋一体化，这种体制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纯粹的计划经济、排斥市场的作用，使经济发展失去了活力。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致使20世纪80年代经济陷入停滞状态。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没有总结经验教训，把经济改革当作中心任务来坚持下去，没有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能得到充分发挥，导致人们失去对社会主义的向心力。

　　中共中央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认为，由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八大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但是由于当时党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这一正确的路线没有在实践中坚持下去，甚至不断强化阶级斗争，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生产力的发展，损坏了社会主义的形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意识形态工作从过去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

　　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经济与科技竞争成为现时代国际斗争的主要领域，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主要是综合国力的竞争。邓小平曾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主义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得到满足。”“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冷战期间，西方资本主义在对社会主义进行政治、经济和军事遏制以及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入侵的同时，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机遇大力发展经济。社会主义国家忙于军事和意识形态的对抗而无暇顾忌经济的发展，因而丧失良机，在全球化中被抛弃。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是很好的名词，但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是如此，在坚持意识形态建设的同时，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大力发展生产力，搞好经济建设，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优越性才是根本。

　　七

　　夕，只因有你，

　　总有一些人牵肠挂肚难以忘记，

　　总有一些日子温暖甜蜜最为珍惜

　　从春夏到秋冬，从陌生到熟悉，

　　虽不能时时联系，却总在特别的日子想起你，

　　七夕快乐，我的朋友。

　　七夕，只因有你，

　　因为有你，再苦生活也不觉得累，再大的险阻也无所畏，再大的波折也不担忧，

　　再痛的经历也会忘记，因为有你，我就拥有了整个世界，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七夕快乐，我的朋友。七夕，只因有你，相识，是最珍贵的缘分，牵挂，是最真挚的心动，思念，是最美丽的心情，问候，是最动听的语言，在这七夕到来之际，最美的祝福送给你，七夕快乐，我的朋友。七夕，只因有你，雨点轻敲窗，风吹散了梦想，唯有你的模样依旧在脑海里徜徉，

　　夜深人静时，你占满了心房，舍半生轻狂，半世时光，只为拥有一段和你相处的珍贵情缘，七夕快乐，我的朋友。七夕，只因有你，虽然相距很远，但两颗心却紧紧相连虽然不常见面，音容笑貌犹如眼前，悄悄的挟一缕情丝，放飞在炎炎夏日默默的拽一丝牵挂，悬挂在无垠宇宙静静的捎一声问候，盛开在七夕佳节七夕快乐，我的朋友。七夕，只因有你，祝福，是一种真实的心意，是一种甘甜的快乐，是一种浪漫的味道，是一种温馨的记忆，是一种美丽的幸福，更是我们情谊永远不变的纽带，七夕快乐，我的朋友。七夕，只因有你，爱是种体会，即使心碎也觉得甜蜜，爱是种感受，即使痛苦也觉得幸福，

　　爱是种缘分，即使分离也觉得快乐，七夕到了，最真诚的祝福送给你，七夕快乐，我的朋友。七夕，只因有你，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愿单身人士找到爱的方向，愿情侣们找到幸福的天堂，愿夫妻找到温暖的避风巷，愿岁月抚平生活的忧伤，愿爱的花瓣轻舞飞扬，

　　

　　

篇十二：意识形态问题举例

　再论日本的意识形态

　　孙中林2013.11.17

　　日本政客的言行往往令人匪夷所思，似乎他们是地球居民中的另类。他们具有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意识形态，这可能是由其特殊国情决定的。日本人的意识形态大概具有以下特点：一、孤立主义日本政客似乎没有邻居观念，他们说话做事往往我行我素，不顾及邻国的利益和感受。例如，靖国神社供奉着二战甲级战犯，日本政客去参拜，非常伤害中国、韩国人民的感情，（国际舆论）无数次地进行抗议和批判，而他们完全充耳不闻，甚至表示对中韩人民及政府的反应不可理解，认为参拜是日本国内的事，是个人信仰问题，“对为国捐躯的英灵表示尊崇之意是完全应该的”。日本战犯侵略中国和朝鲜，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造成中朝数千万人死亡，怎么能算“为国捐躯的英灵”呢？怎么能表示“尊崇”呢？参拜行为怎么会与中韩无关呢？日本人的理念真是不可思议。日本人为何无视邻居？我认为，这与日本国孤悬海上有直接关系。日本虽然与亚洲大陆距离并不太远，但是，在漫长的木船时代，日本人与大陆人来往是非常困难的。例如，中国的鉴真大和尚决心到日本传教，经过多次冒死试航才成功。所以，在近代以前的漫长历史中，日本人都是离群索居的，这就造成他们没有邻居观念，不懂得如何与邻国相处，自我意识极强，认为自己的行为与邻国无关，离开邻国完全可以活下去，所以完全不在乎邻国对其言行的反应。不久前，安倍晋三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时声称，中国批判他要复活军国主义，“请随便吧”；最近，又诬称韩国是“愚蠢的国家”，更是赤裸裸地暴露了他视邻国为无物的心态。二、扩张主义19世纪中叶，西方殖民者以炮舰轰开了日本封闭的国门，使日本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他们主动稿了“明治维新”，开始了工业化进程。此前，日本长期处于农业社会，粮食和水产品使他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也就没有扩张野心。工业化开始后，其工业原料和能源极端匮乏的弱点越来越清楚地暴露出来，这就激发了他们对外扩张的野心。他们首先吞并了毗邻的琉球王国，改置为日本的冲绳县。继而吞并了朝鲜。然后就向中国开刀，通过甲午战争，窃占了中国的钓鱼岛和台湾省，并进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通过侵略邻国，日本掠夺了大量的工业资源和人力资源，使之迅速工业化。他们尝到了扩张主义的甜头。但是，二战失败使之侵略的成果又基本上化为乌有。二战后，在美国为之起草的和平宪法约束下，日本不情愿地走上和平发展道路，仅仅几十年时间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说，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日本的成功经验，应当坚持走下去。但是长达20年的经济停滞使之得出了错误结论，日本政客们认为，经济停滞的根本原因是受到了和平宪法的束缚，要想进一步发展，就必须修改和平宪法，“摆脱战后体制”，成为“正常”国家。实质上，就是企图复解战前体制，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依靠，自由地到全世界追逐利益。这是新的扩张主义，安倍所谓“地球仪外交”“积极和平主义”显然是新型扩张主义的骗人说法。三、尚武主义不客气地讲，日本没有自己的文化。2200年前，日本还处于部落时代，没有形成统一的观念性的文化。秦始皇派徐福率领1000名青年男女东渡日本，给日本带去了秦朝所崇奉的法家尚武文化，在长达2000多年的中世纪，日本的尚武文化一直延续，形成了好勇斗狠的历史传统。人们都以做武士为荣。武官的地位一直高于文官。战死沙场被视为效忠天皇、热爱国家的最崇高的壮举，而不论战争正义与否。试想日本发明的体育项目，只有相扑、柔道两种，而这两种老师搏斗性项目，这就是日本文化的典型体现。侵华日军惨无人道、战败时剖腹自杀，更是日本文化的典型体现。当前，日本政客争相右倾，争相强硬，也是其尚武主义使然。尤其是日本阁僚，出场时总是摆出一副恶相。最突出的是现任副首相麻生太郎，他出场时总是表情冷峻、身披黑色风衣，身后跟随一群黑衣保镖，摆出一派恶霸姿态，被西方记者称为“黑老大”。日本大和民族当然也有正义、仁慈之人，但尚武方我至今仍是其意识形态的支柱。近代以来，日本随着工业化进程，扩张野心膨胀，其尚武主义的文化传统衍生出军国主义，既害了邻国，也害了自己，但文化传统是很难改变的，尤其是右翼分子根本不会改变其豺狼本性。日本这个邻居是非常难处的。

　　对它不能抱任何幻想。尚武主义者有一个显著特点，即敬畏强者、蔑视弱者。你越是强硬，他越是尊重你、惧怕你；你越是软弱，他越是轻视你、欺负你。美国给它吃了两颗原子弹，它对美国毕恭毕敬。中国不要它的战争赔款，它非但不感谢中国，反而看不起中国。对畸形心态的人，是不能以正常思维逻辑去认识他、以仁义之心去对待他的。最近，曾誓言永远退出政坛的小泉纯一郎前首相突然跳出来为安倍撑腰打气。他举例说，当年他任首相时，中国提出，只有他承诺不再参拜靖国神社，才能举行中日首脑会谈，他坚持不承诺，结果中国首脑还是与他会谈了。他以此鼓励安倍不要对中国让步。此事很值得中国领导人思考。四、经济主义最近，一名长期采访日本的英国记者感叹：“日本人终究还是只重视经济啊！”这道出了日本人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侧面。的确，日本人从来就是经济至上主义者。这与日本资源匮乏、发财不易有直接关系。日本人同中国人一样重“孝”，但内涵截然不同。中国人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重视的是香火传承。而日本人却是“不孝有三，败家为大”，重视的是财产传承。日本人如果认为儿子没出息，就会招一个有出息的上门女婿，把家业传给他；如果没有女儿，宁可收养一个儿子来继承家业。其经济至上可见一斑。中日关系多年维持“经热政冷”局面，与此不无关系。在日本人看来，只要能从中国赚到钱，政治关系是无所谓的。看不清这一点，中日关系很难搞得好。日本的政治体制是西方式的，说到底，真正能够左右政局的是经济大亨，政客只是他们的代理人。只要中国不断日本财界大亨的财路，这些大亨就不会理会安倍们胡闹。因此，要想改善中日政治关系，就必须让日本财界大亨们产生危机感，而不是相反。倘若打算通过维持甚至增进中日经贸关系，促使日本财界大亨去要求安倍对中国让步，那恐怕就南辕北辙了。五、世袭主义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经济现代化了，政治却没有现代化，日本政治体制不过是形似西方而已，实质上封建色彩非常浓厚，不论国会议员还是党棍阁僚，许多人都是世袭的。例如，安倍晋三、麻生太郎、鸠山由纪夫等，都是三代为官，其祖辈、父辈都曾担任过首相或者大臣。他们在政治理念上是一脉相承的。就说现任首相安倍晋三，其外祖父岸信介就是二战的战犯、战后初期的首相。安倍之所以否定“侵略”，与为其外祖父翻案正名应是有直接关系。所以，对安倍不能抱任何幻想。唯有同他进行坚定而机智的斗争。

　　

　　

篇十三：意识形态问题举例

　意识形态工作总结范文

　　年终个人总结例子1在公司领导的大力支持和正确领导下，以强化管理、紧紧围绕业务为

　　重点，本着“诚信勤奋、开拓创新”的服务宗旨以及“效率更高、质量更好和服务更优”的要求努力提高物资供应保障能力，各项工作稳步提升。

　　一、做好物资入库验收，抓好数量质量关。

　　第四季度收发料：中板2261吨，型材243吨，h型钢96吨，普通螺栓4万套，普通螺母2万套，高强螺栓1214套;油漆19.8吨，稀料4吨;焊剂11.6吨，焊丝31.9吨公斤，电焊条4.5吨。

　　二、严格原材、设备出库手续，完善发放制度。

　　物资出库、发放是确保生产及工程的需要，也是企业控制成本，获得利润的源泉。它的基本要求是：按质按量迅速及时，严格检查领货手续，防止不合理的领用，严格按规章制度办事。物资出库要按物资进库时间的先后，认真执行“先进先出”的原则。发货时坚持“三检查”、“三核对”、“五不发”的原则。

　　三、建帐立卡，做到帐、卡、物三相符。

　　建立健全仓库保管卡和料卡，及时正确地反映仓库物资收、发、存数量动态，这是加强仓储管理的基础。

　　1、帐薄和料卡的设置：按照管理部门的要求，对仓库物资按类设帐管理。料卡的使用，本着经济美观的要求，可根据本仓库的具体情况自行安排。

　　2、帐卡的运行：物资验收完毕，应根据验收单，将物资名称、规格型号、验收数量金额、存放地点、四号定位号码逐项计入物资明细帐上。验收的同时，填写料卡挂在货位上，正确使用帐卡，做到帐卡相符，是仓储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全面清查、统计了20__年的进料、发料、库存数量。

　　年终个人总结例子220__年，综合管理部在公司领导班子的正确领导和各部室的大力支持

　　下，紧紧围绕公司的中心工作，内练本领，外树形象，不断提升工作理念，突出工作重点，努力增强工作主动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了综合部“参谋、组织、协调、服务”的职能作用，精心协调各部门关系，克服各种困难，认真落实上级领导布置的各项工作，努力推动各项工作朝着既定目标迈进。现将主要工作情景汇报如下：

　　一、强化自身建设，规范内部管理，促进综合部工作规范有序运转

　　公司综合部首先在制度建设上下功夫，认真抓好内部管理，提高内部管理水平。一是规范各项管理制度。修订完善了公司内部车辆管理暂行办法，做好公务车辆的调配与管理，按月逐季对加油卡的费用情景进行统计上报;完善了公司办公行为规范，抓好了员工的考勤管理，按月汇总员工的请、休假、考勤情景，报财务部门核发薪酬;规范执行综合部各项管理流程，提交公司与综合部事务有关的各类请示7项，已执行3项(加装监控设备、办公茶叶购置、协议酒店的签约);二是不断加强自身队伍建设。

　　做好综合管理部工作，必须要有较高的政治理论素质和分析解决问题的本事。全体综合部人员经过各种途径认真学习十七大和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刻苦学习业务知识，政治理论水平、业务素质和工作本事不断得到提高;三是树立高度的服务意识。综合部人员无论是干部还是普通员工，

　　都能顾全大局、服从大局、服务大局，工作上经常加班加点，任劳任怨，兢兢业业，为做好全公司服务工作奠定了基础。

　　二、加强调查研究，当好领导参谋，及时为领导决策供给信息服务

　　围绕公司中心工作，加强了对内对外的调查研究，高度关注政策走势，敏感捕捉信息，力求做到办事规范周密，办文高效严谨，力求准确、适度，避免疏漏和差错。努力做好文书处理、档案管理、文件传达等日常管理工作，完成了各类材料编制上报的工作。

　　一是按照上级主管单位要求，完成各类汇报材料的编制上报，包括公司季度工作安排与总结、季度经营业绩自评报告、季度经营活动分析报告、20__年度工作总结与20__年度工作计划等各项汇报材料的编制与上报工作。

　　三、围绕中心工作，强化服务意识，进一步提高了服务水平

　　综合管理部是总公司领导下的综合管理机构，日常工作纷繁琐碎，在处理领导下达的各种日常工作中，全体员工努力发挥主观能动性，强化工作意识，不断提高服务水平。

　　一是做好了党群与纪检监察相关活动的通知、学习及会议材料准备工作。根据年度目标任务，做好集团和公司下达的日常纪检监察工作;在书记的指导下，做好了公司党风廉政建设有关材料的收集整理和活动的组织工作;协助公司党总支书记做好了参加集团召开的各类纪检监察会议的准备工作，并起草会议发言汇报总结材料。

　　在集团纪委统一部署领导下、在书记的指导下先后参与组织开展了“廉洁从业教育月活动”、廉洁文化“进机关、进工地、进站队、过岗位”活动、“做公司的护航人、当职工的贴心人”等活动，经过这些活动，解

　　放了思想，提高了认识，增长了知识，看到了自已的不足;自九月份以来，先后参与监督了公司有关设备材料采购的市场考察和招标工作;组织综合部代表队参加集团首届职工运动会并取得男、女团体三等奖的成绩;做好了“小金库”治理专项检查的配合工作。

　　四、加强沟通协调，注重团结协作，营造了良好内外部工作环境

　　总之，我们在过去的工作中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与公司领导的要求相比，与兄弟部门相比，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表此刻服务意识不足。综合部的基本职能为“参与政务，做好服务”，全面履行公司的后勤保障职责是综合部的重要职责之一。

　　综合部在“想多于做”方面做得还不够，全局观念、服务意识、服务水平有待进一步增强。其次，统筹本事不强。综合部事务琐碎繁杂，在人员的统筹调配本事方面还不强，一些工作的协调不是十分周全，直接影响了整个综合部的工作效率的提高，导致人浮于事的现象好时有出现，有的忙的废寝忘食，有的闲的慵懒无聊，不但影响了士气，并且降低了工作效率。

　　第三，工作程序还不够规范。各项管理流程还不完善，内部管理有待进一步加强。第四，创新本事不强。从意识上对总办的参谋助手作用认识不够，缺乏工作主动性和进取精神，主要是做日常性、事务性工作和领导交办的任务，对于领导未安排部署的工作缺乏主动性，预见性和前瞻性有待提高。我们决心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戒骄戒躁，发扬团结务实、开拓进取的精神，扎实工作，搞好服务，努力把综合部工作不断推向新水平。

　　年终个人总结例子3

　　当我拿到第一个单时，是进公司的两个星期后，那时的心情真的很开心，顿时间也十分自信，认为业务很简单，没什么大不了的。此时我就犯下了一个大错误：人本应自信，但过分的自信就等于自大，自信心是必须要有的，重要的是，作为一个业务员，除了自信还得谦虚!

　　由于刚到公司不久，有些不明白的地方，总是自己摸索，在公司经理看到这个现象后，找我谈了谈，经理说：“你现在走的路是我们老员工走过来的了，不懂就要问，这样的话不就事半功倍了吗”是的，时间就是金钱，这样的确很浪费时间，有这么多位同事这么多的经验，这么大的学习平台，这么好的经验资源，为什么我不好好利用呢提高自己的工作水平，不亦乐乎，何乐不为!.，人，不懂就要问，要不耻下问!何谓学无止境就是在不同的环境中，不同社交人际中，都要做到眼到，思维到，活到老，学到老，不懂就得多问，在工作生活中不断学习，不断历练自己，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提高自身价值!

　　在这几个月中，我迟到了几次，开会的时候被经理说了，我真的`感到很不好意思，有句话说得好“只为成功找方法，不为失败找理由”同样的道理“不为迟到找借口，要为早到找方法”为什么我就不能早休息半个钟，少看半个钟的电视呢互调一下不就有一个钟的时间，那我怎么还会迟到呢迟到在普遍人看来很正常，没有什么，认为大不了就罚点款，应付一下制度，存在这样想法的人，除了所谓的“运气好”不然的话，是不会有大作为的!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时间观念，守时就是一个诚信问题，打个比方，约了客户，你认为是让客户等你，还是你应该先去等客户呢所以，时间观念是很重要的，不仅仅是提醒你安排工作的需要，更是一个人树立自身诚信形象的重要前缔!

　　新年已经来临，(目前来说)明年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就是明年开始一个月至少增加五个单量!

　　计划是成功的钥匙，认真做事是合格，用心去做才是优秀!善于反思，吸取教训，耐心是本等心态，敬业是责任态度，态度亦是积极的行为!成功就是被多次的拒绝加一再努力中得到的!别人给你打一百分的时候，自己应认为只有八十分，而自己心中的分指数应该是一百二十分，这样的话，自己才会做得更好!

　　与强争锋，强者永存，诚信待人，以智制强是宗旨!

　　宗旨是自己树立的，计划不仅仅是想出来的，还是做出来的

　　年终个人总结例子4一年的保安工作，也要结束了，这一年来，在小区的工作，较好的完

　　成了，同时也是得到了业主们的肯定，现在就我这一年来的保安工作做下总结。

　　一、日常工作

　　小区的保安虽然管理的范围并不是特别的大，我们的小区业主也不是太多，但是做好保安工作，保障小区的财产和人身安全是非常重要的，这一年来，小区没有出现偷盗现象，同时也没有发生恶劣的事件，可以说是非常平静的一年。但这都离不开我们谨慎的工作，保安的工作可能普通人看来就是在那走走，在保安亭坐着，甚至觉得我们空闲的时间很多，是很轻松的工作，但是真的做过保安的都知道，这份工作看起来轻松，但是其实想要做好并不是很容易的，也是需要我们付出很多的精力，在日常里做好巡查，出入的登记，同时也是要不时的进行消费设施的检查和老旧设备的淘汰更新。

　　二、培训学习

　　日常工作之余，我也是积极的锻炼身体，同时努力的学习保安相关方面的知识，消防方面的知识，小区这一年也是组织了消防的演习和教育工作，让更多的人了解消防的知识，知道遇到问题该如何的解决，而组织的这些知识教育和演习也是得到了业主们的肯定和赞扬，同时我们保安也是在重温中再次学习了。除了这些，我也是参加了公司组织的消防和保安知识的一些培训课程和学习，让我自己得到了成长。更加有利于我在工作的岗位上去工作，去为小区的安保工作做出贡献。

　　三、不足之处

　　当然在一年的工作当中我也是发现自己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像对消防的知识虽然经过了培训，但是还是觉得自己还有很多是不懂的，这些也是需要继续的学习，同时由于自己工作的年限是比较短的，所以很多的工作经验是没有的，也是要在以后慢慢的积累，更加懂得当遇到事情的时候，该如何的去处理，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很多方面还没有做的那么成熟和专业。保安的工作，我也在做的当中明白，这是一个需要有经验，也需要我不断去努力的职位，并不是说每天巡查下，检查下，登记下就可以的，如果自己不学，其实很容易被淘汰，也是会以后的职场路途越走越窄的。

　　一年的工作结束，我有了一些收获，同时也要在下一年里面继续的做好，也要不断的去学习，让自己进步。

　　年终个人总结例子5本年度，在领导的关心、指导和同事们的帮助、支持下，我严格要求

　　自己，勤奋学习，积极进取，努力提高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水平，较好的完

　　成了各项工作任务，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现将一年来的学习、工作情况简要总结如下：

　　1、思想上严于律己，自觉加强党性锻炼

　　一直以来，我始终坚持学习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关心我国的民主政治进程，在工作生活中注意摄取相关的政治经济政策，注重学习与工作有关的`各经济法律法规，注重经济大环境走向。“新闻调查”、“经济半小时”等栏目都是摄取该类知识不错的途径。通过上述学习，使我坚定了中国民主政治的信念，使自身的政治经济理论素养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

　　工作中，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工作积极主动，勤奋努力，不畏艰难，尽职尽责，任劳任怨，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通过认真系统地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和各种理论著作，进一步夯实了理论基础，提高了党性认识和思想道德素质。

　　2、业务上认真学习业务知识，通过理论学习和日常工作积累使我对工作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

　　一年来，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多看、多问、多想，主动向领导、向群众请教问题，机关学习会、各种工作会议都是我学习的好机会。此外，认真参加各类培训，一年来参加初任培训、禁毒尿检培训、电子政务培训，均以优异的成绩通过考核，熟练掌握了业务技能。业务知识的学习使我在工作上迅速成长起来。

　　3、工作上勤奋努力，认真完成工作任务

　　一年来，我始终坚持严格要求自己，勤奋努力，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努力作好本职工作。我的工作主要有两大块，一是党政办工作，一是综治办工作。

　　工作年终个人总结例子

　　

　　

篇十四：意识形态问题举例

　翻译者在将一个异域文化的话语所包含的观念念囊括了包括科学在内的整个文化领域是我们自己与引入本土文化时必然会对这来自异域文化的价值观做出世界之间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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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析“意识形态决定论”及其局限性

　　作者：洪建华来源：《黑河教育》2010年第04期

　　【内容摘要】本文浅析了美国当代翻译理论家勒菲弗尔提出的“意识形态决定论”,从意识形态对译者的翻译思想、翻译策略、译者对文本的选择等方面的影响,并通过举例对该理论的局限性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翻译;意识形态决定论;局限性

　　一、引言

　　美国当代翻译理论家勒菲弗尔在其与巴斯内特共同主编的论文集《翻译、历史与文化:原始资料集》中提到:意识形态决定了译者基本的翻译策略,也决定了他对原文中语言和“文化万象”有关的问题(属于原作者的事物、概念、风俗习惯)的处理方法。勒菲弗尔认为,翻译并非在两种语言的真空中进行的,而是在两种文学传统的语境下进行的。译者于特定时间的特定文化之中运作。他们对自己和自己文化的理解,是影响他们翻译方法的诸多因素之一。意识形态常常是赞助人、翻译委托人和出版机构强加给译者的。译者必须在译入语的意识形态和自己作为职业工作者的地位之间取得妥协。一方面,他要使其他译者相信,要无愧于翻译家的职业;同时,其译作必须不能违反自己的意识形态。勒菲弗尔认为,翻译实践是与一定的历史现实相联系的实践,是在新的历史环境下按照某一社会群体的利益对原文进行重新阐释的实践,它本质上是文化政治的实践。翻译过程中译者不仅翻译字句,也翻译意识,他们对译与不译的选择更多的是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

　　二、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最初被作为世界观和哲学思想的主体,其概念囊括了包括科学在内的整个文化领域,是我们自己与世界之间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中介。一般认为,这是此概念的正面用法。但也有不少学者是从反面或贬义的角度上认识和使用这一概念。在他们看来,意识形态是一种虚假的意识,是一组相互联系的价值判断,用以指导社会和政治行动,但却又没有得到理性的检验。这些包含着偏见和先入为主的判断往往会歪曲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因而必然是靠不住的。在这里,意识形态包括宗教和所有被歪曲的意识形式,是科学的对立面,是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特殊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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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而在政治上起作用的。一直以来,在哲学和文化研究领域内,意识形态正反两方面的意义都在使用。

　　《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对意识形态作了如下概括: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人对于世界和社会的有系统的看法和见解,哲学、政治、艺术、宗教、道德等是它的具体表现。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在阶级社会里具有阶级性,也叫观念形态。

　　三、意识形态决定论

　　20世纪80年代,翻译学者们开始关注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所形成的压力。法国翻译学者贝尔曼指出,翻译策略是在意识形态的驱动下做出选择的。90年代,美国翻译学家勒弗维尔写了一本书,题为Translation,Rewriting,andtheManipulationofLiteraryFame。他在书中对操控翻译过程的两大成因(即意识形态与诗学)作了系统的描述。勒弗维尔认为,控制文学创作和翻译有内外两个因素。内因就是评论家、教师、翻译家等组成的所谓“专业人士”,外因则是拥有“促进或阻止”文学创作和翻译的“权力”的“人、机构”,他所用的术语是patronage(即“赞助人”)。在这里,“赞助人感兴趣的通常是文学的意识形态”,因此,制约翻译过程的两大因素归根到底就是意识形态和诗学。勒弗维尔还指出,内因(文学家及其诗学观念)在外因(赞助人及其意识形态)所制定的参数内起作用。也就是说,代表某一文化或社会的意识形态的赞助人确立了一套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意识形态价值参数;文学家和翻译家则在这一套参数范围内完成他们的诗学追求。一方面,作为一定意识形态代言人的赞助人,利用他们的话语权力对于翻译过程进行直接干预,另一方面,熟知这一套意识形态价值参数的文学家和翻译家大多也会自觉地避免触犯意识形态的天条,在他们认为允许的范畴内,操纵他们有限的话语权力和诗学技巧。因此,文学家和翻译家在运用话语时,意识形态和诗学会同时在他们的意识中起作用,影响他们的创作或“改写”、“决定翻译家的策略”。

　　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和文化的产物。人类在出现社会、产生文化的同时也就产生了意识形态。翻译作为一种跨语和跨文化交际行为,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翻译者在将一个异域文化的话语所包含的观念引入本土文化时,必然会对这来自异域文化的价值观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然后决定转达的策略:是直截了当,还是曲达其义。

　　翻译,从根本上讲,就是向本土文化意识形态输入异域文化的意识形态。对于本土的价值体系而言,这是一种外来的文化渗透,它意味着破坏,意味着颠覆,因而也就意味着对本土文化的考验。强硬的上层建筑会运用自己的权力话语反过来操纵这外来的破坏力,就像太极拳中的借力发力,为我所用;软弱的上层建筑则在这外来的破坏力前显得束手无策,最后要么被其同化,要么被其颠覆。而那些拒绝与外来文化交流的文化,等待它们的则只能是原始、落后,最后走向灭亡。翻译者作为上层建筑的精英分子,面临着复杂的策略选择:要么逆反,要么顺从,要么逆中求顺,要么顺中求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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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译从来就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在阶级社会,当翻译不可避免地同上层建筑发生关系之后,翻译就成了精英文化的一部分。社会的精英阶层在从事翻译活动时,他们的目的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阶级社会中的翻译活动,包括伪译、创译、伪作都是出自社会的精英分子。他们的行为,或合乎正道,或偏离正轨,都是一定的意识形态使然,决非偶然。

　　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纵除了体现在语言和概念层面上之外,还体现在对原文的选择上。比如,作为启蒙思想家的严复,他的翻译以及他对翻译事业的选择,都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这个政治目的里面交织着他个人的政治意识和上层建筑的政治意识,个人的审美意识和目标读者的审美意识。从历史的角度看,或者从目的论的角度看,严复的翻译是极其成功的。他成功地通过翻译,利用异域的意识形态颠覆了中国当时的封建传统意识形态,唤醒了知识分子的革命和民主意识。他一方面在个人的、西方的和当时中国的封建上层建筑的政治意识中找到了最佳平衡点,另一方面又在他个人的和他目标读者的审美观念中找到了最佳契合点,二者的结合成就了他的辉煌。

　　四、意识形态决定论的局限性

　　一个译者在对文本进行选择时是否都受意识形态的决定呢?笔者不这样认为。请看林纾、穆旦和庞德的翻译实践。

　　林纾,生于1852年,福建闽县人。他不但是我国著名古文家,也是以古文翻译外国小说的第一人,其译作有184种之多,其中世界文学名著有40余种左右。是什么使这位古文大家与外国小说结缘?1897年春,林纾的夫人不幸逝世,林纾哀痛极深。为使其从痛苦中走出,家人劝他到朋友魏瀚处散心。在魏瀚家中,林纾结识了留法归来的王寿昌。为让林纾从丧偶的悲痛中解脱出来,王寿昌向林介绍了小仲马的名著《茶花女》,并建议与林合译这部名著。林与王来到石鼓山,王手捧法文原著逐字逐句绘声绘色口译,林则铺纸于几,全神贯注地细听,一边下笔如飞,译成汉文。当然这“译”,并非是机械地记下王的口译,而是运笔写出“信、达、雅”的文言。其译笔中妙语连珠,富于情感,致使这部译品出版后洛阳纸贵。

　　中国现代主义诗人、翻译家穆旦,早年留学美国,研习英美现代文学。1953年回国后,开始从事翻译。当时新中国的意识形态与欧美差别甚大,国际文化交流和外交政策也是“一边倒”。在这种形势下,他自觉转向了苏联文学。穆旦心中虽万分留恋英美现代文学,但他不可能背离当时的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学要求,他的翻译选材只能局限在许可的范围内。后来他在翻译取材上基本上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影响。1962年,在单位图书馆从事勤杂工作。这时,他除了继续以前未竟的翻译,还出于自己的特别喜爱,新选择翻译俄国早期象征主义诗人丘特切夫的诗歌。1963年,穆旦译完《丘特切夫诗选》,按捺不住,瞒着家人,将译稿寄往人民文学出版社。可想而知,自然不会被出版。(该译稿直到1985年才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穆旦选择丘特切夫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当时的意识形态。1972年落实政策,他又有了著译的权利。这时,文革并未结束,可穆旦已将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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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向他心仪已久的现代主义诗人艾略特、奥登、叶芝等。他心里很清楚,这些诗人的作品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学观念是格格不入的,不可能公开发表。既然明白自己的翻译只能是个人行为,他反而抛开了所有非文学的顾虑,完全以一个诗人的慧心、审美,一个翻译家的灵性和细致全身心投入翻译之中。穆旦的这次翻译选择深刻地表明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

　　艾兹拉·庞德,1885年出生于美国爱达荷州海莱市。21岁时获宾夕法尼亚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09年前往伦敦,与当时在文坛上颇为活跃的休姆等人结识,庞德早期从事意象派的写作便是受这些人的影响。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喜爱,庞德还热衷于介绍中国古典诗歌和哲学,经他改编并翻译了《神州行》、《诗经》等儒家经典。庞德在译介中国古典诗歌的过程中并未受到什么意识形态的影响,他这样做完全是自己的兴趣爱好使然。

　　五、结语

　　意识形态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并正在影响着翻译的几乎每一个方面,这种状况还会不断持续下去。笔者认为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是相对的、在一定程度上的。不少中外例子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如上述林纾、穆旦和庞德的翻译实践就很能说明问题。将“意识形态”引入翻译研究的最大好处是我们多了一个新的、有效的研究视角。事实证明,这一新视角成了翻译研究的一个新的增长点,给翻译研究带来了丰硕的成果。

　　参考文献

　　[1]Lefevere,A.Translation,HistoryandCulture:ASourceBook[C].Shanghai:ShanghaiForeignLanguageEducationPress,2004

　　[2]Levere,A.Translating,RewritingandtheManipulationofLiteraryFame[C].Shanghai:ShanghaiForeignLanguageEducationPress,2004

　　[3]贺麟.严复的翻译[A].翻译论集[C].罗新璋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4]罗新璋.翻译论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5]蒋骁华.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阐发与新思考[J].中国翻译,2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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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王东风.一只看不见的手——论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操纵[J].中国翻译,2003(5)[7]王晓元.意识形态与文学翻译的互动关系[J].中国翻译,1999,(2)[8]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9]张曼.时代文学语境与穆旦译介择取的特点[J].中国比较文学,2001,(4)(责任编辑付淑霞)

　　

　　

篇十五：意识形态问题举例

　文学的一般意识形态性质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这主要是就文学区别于经济基础和政治，法制制度来说的，同时，从另一方面讲，也是就文学与其他意识形态共同具有的普遍性质来说的，那么，什么是意识形态呢？意识形态是与经济基础相对的一种上层建筑形式，指上层建筑内部区别于政治，法律制度的话语活动，如哲学，伦理学，宗教，文学及其他艺术等。由于意识形态一词总是涉及人们所说，所写，所信仰的东西，因而与人们所处于其中的种种社会关系形成了复杂的了解。论析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必须从○1文学与话语○2文学与社会○3文学与反映这三方面进行分析。1、文学与话语在讲这一标题之前，有必要把话语、语言、言语、文本辨析一下。语言：是指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相应的语音、词汇系统和语法体系，它是言语活动的社会性部分。它超越和支配着言语，而又在言语中获得自己的具体存在。言语：是指在具体日常情境中进行的个体语言活动。语言和言语虽然相互依存，但决不能混为一谈，这种关系，就像象棋游戏中的那一套下棋规则同一盘盘具体棋局的关系一样。每一盘棋局必须遵守规则；规则超越棋局却又只能在每盘棋局中获得自己的具体形式。话语：是指与社会权力关系相互缠绕的具体言语方式，是特定社会语境中人与人之间从事沟通的具体行动为或活动，人与受话人之间在特定的语境中通过本文而展开的沟通活动。这个概念里面有五个关键词要注意A、说话人（叙述者或抒情者角色，作家）B、受话人（接受者，读者）C、本文（text文本）是供阅读以便达到沟通的特定语言构成物，它是作家创作的产品，其自身具有召唤结构，具有潜在多释的可能性，但其意义和价值并未实现。D、沟通，是说话人与受话之间通过本文阅读而达到的相互了解或融洽状态，这是话语活动的目的。E、语境，就是使用评议的环境，是话说人和受话人的语话行为所发生于其中的特定语言关联域，包括具体语言环境和更广泛而根本的社会生存环境。例如，宋代王安石的名诗《泊船瓜洲》见书，语境：本诗写于整理每一次辞去宰相职务后南归时他看到了实施新法后带来的新气象，表达了要再接再厉，再度回朝执政，继续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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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法的意志。为什么说话含有意识形态性质？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话语作为一种言说活动，其实并非一个自由开放的空间，在某种程度上说，它是一块禁

　　地，只不过我们在这块禁地里生活久了，没有意识到罢了，这也就是孟子所说的“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其实任何社会对话语的生产和流通都是控制着的，有三种方式：

　　A、排斥，也就是所谓言语和词语的禁止，比如，在古典时代性就是个讳莫如深的话题，再比如，中国封建社会也有许多言语的禁忌和避讳等，（名词不能与皇帝，父亲，长辈相同）

　　B、区分，正确/谬误，真实/虚假，善/恶，美/丑“偷东西”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给予不同的价值判断，还如“吃羊”C、制定一系列内在的规则，它们涉及到一系列的分类，组织和流通原则，如注解，我们都知道历史上有许多文本都被后人所注解阐释。（经学）其实在此注解过程就是个添加意识形态的过程，注解就是给予人们一个去说原初文本以外的东西的机会。D、话语的社会征用。如教育体制对话语的传播和限制，就是一种社会对话语的征用，因为它教育人们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什么，实际上把各种话语规则传输给受教育者，这就形成了对话语的社会控制。用社会学的语言来说，就是一种话语的社会体制化。所以说话语不是一般语言学意义上的听、说、读、写活动，而是隐含着深层的意识形态性。2、文学与社会文学的意识形态性也表现在，文学是一种社会性话语活动，怎样来理解这一句话呢？我们不妨从三个方面来分析：①、文学话语的社会性（为什么说文学话语是社会的产物）见课本首先，文学的“唯一源泉，是社会生活”其次，文学的各种要素，无论是语词，格律，节奏，原型，比喻等，还是主体的相应的审美“感觉”都是社会的产物。再次，文学话语的发展与变化最终取决于社会的发展与变化，文学话语的演变本身就是社会的发展与变化的一部分。②、文学是人学社会是由无数个单个的人组成的，文学是研究人的学问，在此有的同学可能会问，人数的根本研究对象是人，此话不假，但文学研究人与其它学科不一样：科学研究，其实是被“肢解”了的人，即人的各别侧面，如物理学研究人的骨骼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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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肌肉韧性等；生理学研究人体的组织器官的构成与功能等；心理学则主要研究人类对心理活动的共同因素和一般规律……这些确能加深对自身的了解，然而，即使将它们的相关成果集合起来也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人的理念。

　　诚然哲学是研究整体的人，但多是抽象意义上的人，是人的最基本的特性，哲学家家们将“人”定义为“劳动动物”或“理性的动物”“等号的动物”等，竭尽抽象概括之能事。

　　但文学所探索，所描绘的是具体的，有鲜活生命的，完整的人，这个人有思想与情感，有灵魂的冲突和理想追求，是一个有血有肉丰满的人。

　　怎样理解文学是人学呢？第一，人始终居于文学所表现的一切生活现象的中心，文学归根到底还是为了表现人的价值，追寻人生的意蕴。小说中的故事情节也好，抒情文学中的自然景观也好，在文学的世界里并不具有独立的意义，尽管文学世界的构成绝对不能缺少它们。在叙事作品里，故事的叙述和生活矛盾描写都是为了塑造人物形象，展示人的命运，是为了揭示人的思想和感情何以发生，何以冲突的原因。同样，在描绘自然景象的作品里，文学也不以纯粹的自然为对象，其描绘自然景观也是为了表现人的感情，寄托人的思绪，所以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不妨把文学视为一个双层结构体感性现象层，它由作品所描绘的形象体系所构成，它可能是一个故事，也可能是诗人笔下的山川景物等，对于文学来说这个现象层面不可缺少，否则无以构成文学世界所必要的具象形态人生意蕴层，显示人的价值和人生意义的层次，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往往是通过上述两个层次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即在艺术地再现感性形态的社会生活的同时又超越了它，把人们带进一个更为深远的，显示人的价值和人生意义的世界。文学是人学的另一个含义是指唯有文学才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对人的性格、命运、思想、感情，乃至潜意识作丰富，复杂，多样的表现，也就是说，“人学”的研究必须靠文学来解决。其实许多文学理论家早已意识到了这一点，文学对人与人生的表现有异于非文学对人和人生经验的理解。清人叶燮就曾说过：“可言之理，人人能言之，又安在诗人之言之；可征之事，人人能述之，又安在诗人之述之！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于默会意象之表，而理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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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不灿然于前者也。”艾略特也认为，诗能够传达一种特殊的人生经验，从而使读者获得唯有文学才能给予的人生感受。他说：“诗总能传达某种新的经验或某种对熟识事物的新颖的理解，或者表达某种我们经历过但无法言传的东西。它们可以开拓我们的意识面，改善我们的感受性”。

　　因为人的心理活动是内在的，流动变化的，非逻辑的，依赖于知性的科学工整理和逻辑的，抽象的哲学无法把握，只能依赖于感性的文学去把握，诚然文学在把握人的内心活动揭示人生意蕴时也有局限性（不展开以后讲），但它可能让人们领悟到不同于知性抽象所把握的另一种人生意蕴，一种只存在于平凡具体的现实生活中的人生意蕴。

　　③、文学的阶级性文学话语的社会性还表现在，它或陷或显地代表着超个人的阶层、阶级、民族或人民的利益，也就是说文学有阶级性。为什么呢？一方面是由于客观的社会生活确实存在着阶级的差异或对应，比如说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二个十年（1927—1937）是阶级分化和对立异常激烈的时期，所以这一时期的文学多反映阶级斗争，如这一期有矛盾的《子夜》、《林家铺子》、《春蚕》，有鲁迅的杂文，有曹禺的《雷雨》等。作家或读者都属于一定的阶级和时代，因而他所创造或领导的话语结构必然会带有他所属的社会集体的意识形态结构的特点，也就是说他不可避免地要站在某一社会群体的立场上说话。例如：同是描写北宋末年梁山伯的农民起义，施耐庵就站在社会下层人民的立场上，突出“宫逼民反”的主题，歌颂起义英雄仗义疏财，扶弱抗奸，而俞万春的《荡寇志》就站台在上层统治者的立场上，污蔑这场起义是不忠不义的盗寇行为。以上是从整理的角度看，如果从读者的角度看也一样。如同一部《红楼梦》，溪笔谈没的人就看出不同的立意，才子看见了缠绵，道学家看见淫，毛泽东看出了“革命”。（也就是我们所说看到了封建大家庭不能可避免的衰败命运）“经学家看《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但是有一点需要强调，不能凭作家的阶级出生简单或直接地决定其文学话语的阶级归属，说通俗点，也就是说并不是什么样的阶级作家就写什么样阶级的文章，而仅是说他的话语活动总是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显现出在背后居于支配地位的特定阶级（也许是与其出身的阶级不同的另一阶级）的利益，以及阶级利益之间的冲突。例如，巴尔扎克是贵族阶级，他写《人间喜剧》时，却对共和党英雄大唱赞歌，站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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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的资产阶级立场上，而对自己的阶级（贵州阶级）的没落寄予深切同情和惋惜。所以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中这样说“巴尔扎克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之的必然性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他在当时唯一能找到未来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这样的人”

　　还有杜甫，有时站在社会下层，同情民众的生活疾苦，有时又致力于获得社会上层的青睐，为统治者歌功颂德。封建文人都如此，“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阶级性在文学中的表现是十分复杂的，一般说来，叙事文学，戏剧作品多描写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多描写人们的社会关系，这类作品的阶级性就十分明显，比如像《儒林外史》、《红楼梦》《人间喜剧》、《汤姆叔叔的小屋》。而描写人伦之常的作品，如孟郊的《游子吟》，描写山水风物的作品，如王维的《鹿柴》则可能不存在明确的阶级性。

　　同时应当注意到，同一本文，当处于不同的语境中，共阶级性可能会有着不同的面貌，如《诗经》中的《关惟》，爱情诗→后妃之德的颂诩（《毛诗序》）后妃，指周文王妃太姒“言后妃性行和谐，贞专化下，寤寤求贤，供奉职事，是后妃之德也。”

　　3、文学与反映以上我们通过对文学与话语，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分析，提示了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特点，即文学是一种社会性话语活动，应当说，这还只是从现象上说明文学的意识形态，还没有阐明这种现象所包含的实质，也就是还没有阐明原因，为什么说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社会性话语活动？我们认为，归根到底，还是由于文学是一种反映，在这里，“反映”有两种特性：一是受动性，文学反映的受动性，是指文学依赖或受制于现实社会的根本性质。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社会生活，就可能有什么样的文学。举例说，如果没有“五四”时期传统价值休系崩溃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就很难有鲁迅的《呐喊》与《徬徨》。如果没有十年文革，中国当代文坛就不可能出现“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社会生活中有阶级斗争，它就必然被反映在文学里，“打工”音乐中有打工系列歌曲，“网络文学”等等。社会生活中远处不存在意识形态，无处不存在权力，那么文学文本里当然也就到处弥漫着意识形态。反映的另一种特性现实过程中所具有的积极的选择或改造性质。《西游记》里面的神魔世界是现实中所没有的，是整理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所魔幻的。当然，作家在对现实社会生活进行选择改造时，不能凭着一种先见或观念，而必须自己去切身体验社会生活。鲁迅非常重视这一点，他写的阿Q坐牢时，曾经想喝醉酒到马路上打警察，让自己也去坐牢，体验一下阿Q坐牢的情感，这样写阿Q坐牢的心境才会真实。1932，地下党曾要求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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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迅写一部关于经军题材的小说，他未动笔，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生活素材不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没有这方面的生活体验，还有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时，口含砒霜。

　　文学创作中之所以会出现雷同的“撞车”现象，根本的原因并不是由于题材的相似，而是由于作家面对着相似的生活，没有自己的感受和体验，没有自己的发现与理解，他找不到不相似的“自我”。所以说文学创作的成功与否并不取决于生活材料，更重要的还是主体必须要有自己对生活对象的独特感受，独特理解和独特的表达方式。当然，作家在对生活对象的独特感受过程中，会融入自己的思想感情，在对生活对象的独特理解过程，会选用自己的人生经验，也就是说，作家在选择或改造现实社会生活过程中也会渗入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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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十六：意识形态问题举例

　意识形态专题

　　一,起源:起源1976年法国观念学家特拉西在法国国家研究院的一次讲话中首次提出,用以说明观念的学说和关于人的心灵,意识和认识的全部学科.

　　二,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定义: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定义:一定社会阶级,集团基于自身利益对现存社会关系自觉反映而形成的综合的思想体系.

　　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及对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思考[J]曹和修东华理工大学东华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12月

　　1,意识形态本质上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是对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一种"反射和回声".2,意识形态反映的是社会生活的统一整体,体现的是社会精神生活的总体面貌,包含政治,法律,经济思想以及道德,艺术哲学,宗教等等(问题1)

　　问题1,阶级性是意识形态的本质属性.文化,艺术包含阶级性吗?

　　3,政治运动的思想动力.意识形态反映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思想,而且也是某个阶级,社会群体的要求,愿望和理想.4,意识形态的特点:阶级性,政治性,不兼容性,渗透性

　　三,意识形态的逻辑推断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生产方式,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及其观念形态都是在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又都是社会政治关系的反映.但是:经济基础如何转变为意识形态这种上层建筑.物质生产的现实过程↓与物质生产相联系的生产方式以及产生的交往形式↓市民社会:在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构成了整个历史的基础.在市民社会的活动创造了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国家生活产生后,市民社会创造的意识形式转化成了政治意义上的意识形态.

　　(《共产党宣言》中的历史唯物主义推断)

　　四,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马克思→葛兰西→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马克思→葛兰西→葛兰西:葛兰西:Gramsci,Antonio(1891～1937)意大利共产主义者"无产阶级的解放是一个艰苦的事业,只有坚贞不屈的人才能胜任,只有那些在人们普遍感到悲观失望的时候能够保持不屈不挠的精神的人,只有那些意志锻炼得坚如刀剑的人,才配称为工人阶级的战士,才配称为革命者."代表作:《狱中札记》关于意识形态的主要观点:

　　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到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以一种市民社会的视角看意识形态[J]安宝洋西安交通大学文?论坛2007年第2期

　　1,产生的背景:十月革命成功2,确定上层建筑的两个主要层面:一个被称作"市民社会",由民间社会组织的集合体,是创建新的意识形态和散步统治阶级思想的社会机构和技术手段;另一个则是"政治社会"或"国家",马克思哲学意义上的政治上层建筑——议会,法庭,警察和选举机关等构成.

　　(马克思强调的是市民社会的经济意义,葛兰西强调的是市民社会的文化意义)

　　4,政治制度发生变革时,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是对立的."文化领导权"理论

　　PS:阵地战——资产阶级未陷入危机的稳定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所采取的战略

　　阿尔都塞Althusser,Louis(1918-1990)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马克思主义与人本主义》《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关于意识形态的主要观点:

　　简论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J]姬长军聊城大学管理学院天水行政学院院报2007年第6期

　　1,意识形态是一种实践,是对人的意识的加工.2,前期:"意识形态不是科学".意识形态属于"虚假意识"它歪曲和颠倒事实,,掩盖了社会历史的真实面貌,是"具有独特逻辑和独特规律"的意识再现体系,主要是一种价值观念,其实践功能压倒了理论功能;意识形态完全受利益支配,为一定阶级利益服务,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3,后期:"意识形态没有历史".意识形态前提下的国家机器不是以暴力方式而主要是以意识形态方式执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不属于公共领域,而属于私人领域.意识形态是一种先于个人存在的文化客体,社会结构,思想通道或政治无意识.意识形态所反映的不是人类同自己生存条件的关系,而是他们体验这种关系的方式.意识形态是物质的,具有一种物质的实在.

　　我们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甚至连想象的自由都没有.五,几个概念的探讨公民政治意识和国家意识形态1,国家意识形态位于国家层面,是一个国家的主导的政治意识;公民政治意识则处于社会层面,属于大众政治意识,是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中的亚政治意识.正因为如此,国家意识形态和公民政治意识在内容,结构,表现形态,功能,特征和作用等方面都存在着某种差异和不同.也正因为这种差异的存在使得它们之间内在的隐含着背离或背离倾向.2,国家意识形态并不是自发产生的,是系统的理论化的社会意识形式.不同于低级的肤浅的零碎的感性认识和社会心理.(现实举例:抵制日货;台湾问题)3,国家意识形态作为一个国家的主导政治意识要求公民接受和遵循共同的政治价值观念,并形成统一的价值目标和行为准则.公民政治意识则具有明显的个人特色,体现为政治意识的多样性和特殊性.4,国家意识形态与公民政治意识的整合问题.民族主义与意识形态人类自然地分成不同的民族,这些民族由于某些可以证实的特性而能被人认识,政府的唯一合法形式是民族自治政府.——埃里凯杜里民族主义首先是一条政治原则,它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它作为一种情绪或者运动,可以用这个原则作最恰当的界定.——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主义具有阶级性,政治性,不兼容性.必要但不充分的条件,还需要论证.

　　意识形态与文化★意识形态与文化是有区别的:一个侧重于增强社会的内聚力以维持现行秩序,一个侧重于个人的创造力以标新立异;一个以社会责任感为纽带强调秩序和共性,一个以实现自我为动力突出活力和个性;一个具有鲜明的集团倾向和历史界限,一个具有超越时代,地域和集团局限的普遍性和人类性.★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冲突,说到底是以往历史中个人与社会冲突的表现形式.

　　正确世界观人生观的磨砺[M]侯惠勤南京大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

　　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广义地说,文化指的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三个方面.物质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种种物质文明,包括交通工具,服饰,日常用品等,是一种可见的显性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分别指生活制度,家庭制度,社会制度以及思维方式,宗教信仰,审美情趣,它们属于不可见的隐性文化.包括文学,哲学,政治等方面内容.狭义的文化是指人们普遍的社会习惯,如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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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十七：意识形态问题举例

　这与城市社会运动理论大大不同因为后者对社会行动的爆发及其根源都有解城市社会运动理论城市社会运动的研究方向反映了七十年代新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城市政治的分析观点强调必须对产生社会矛盾的结构和对矛盾的发展看作一段历史和社会历程并作出辩证的考察

　　社区工作的六套意识形态（必考）

　　社会平等

　　社区民主主义新女性主义

　　新马克思主义费边主义

　　市场角色重要(政府角色薄弱)

　　市场角色薄弱(政府角色重要)

　　多元主义新保守主义

　　社会不平等

　　图5．2：意识形态对市场角色及社会平等立场的分布

　　(4)本章运用上述的准则，选取了六套意识形态介绍给读者。它们分别是：新保守主义、多元主义、

　　新马克思主义、费边主义、社区民主主义，及新女性主义等。

　　A.新保守主义

　　1)产生时间：新保守主义在70年代后期开始在英美等地普及起来。

　　2)代表人物或机构：海耶克(F．A．Hayek)，约瑟(K．Joseph)、经济事务研究所(InstituteofEconomicAffairs)等的论说均为其中的例子。

　　3)新保守主义强调社会的渐进性(evolutionism)。

　　社会中的各种制度均为社会演变的结果。此外，强调人类理性的限制亦是它的另一特徵。现存的市场，家庭、代议民主等制度，均不是任何人或社群凭借理性设计所能达致的。由于社会制度是演进的产物，故此它们全部都是合理的，能反映社会上不同个体及群体的利益。急剧的改革只会带来负面的后果。

　　4)自由市场制度是新保守主义所坚信的。自由市场制度为社会上每个人提供公平的发展机会。只要个人肯付出努力，必有发挥的机会。社会不平等与个人天赋的差异有关；市场制度将各人不同的天赋适当的反映出来。改变社会不公平现象并不需要，亦不合理。

　　5)新保守主义亦强调个人主义：a)一切社会制度均由个人的行为促成。对社会上集体行为及制度的出现，以及问题的孕育等的解释，均被还原为不同个人的行为综合结果，这即是所谓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individualism)。b)此外，新保守主义认为人皆自私，但只要有自由市场，社会效益自会出现。因为透过市场交易，个人能获取自身利益，而社会效益实为个人利益的总和。以个人的自利行为来解释市场变化及社会效益的出现，称为经济个人主义(economicindividualism)。

　　6)不过，新保守主义在强调个人主义之余，亦集中分析核心家庭的作用。这是新保守主义与传统保守主义

　　的其中一项分别。新保守主义认为，人人皆有自我照顾的责任，而行使自我照顾的制度便是家庭。换言之，个人的自我照顾实为个人受其家庭所照顾。由于家庭内的分工多由女性负责照顾角色，故

　　亦即是<妇女照顾>。强调个别家庭应负起照顾责任，而不应倚赖他人或其他社会制度，使

　　新保守主义被冠上道德主义的标签。

　　假如有人遇上个人问题而必须得到协助，亦应协助他们发挥自顾能力，不应让他们长期倚赖他人或其他制度。<助人自助>便成为这一主义的另一特点。遇上社会问题时，要改变的是有关的个人而非社会制度本身。

　　7)举例：香港政府的剩余福利政策模式，强调只协助有需要的个人。社会资源的调配依赖自由市场的规律，反映出新保守主义的观念。不过要知道，新保守主义出现于七十年代后期的英美地区，香港政府的福利政策却早于殖民地开始时便推行。此外，英美的社会福利制度亦较香港全面。故此，这里要强调的只是：香港福利政策的性质与新保守主义相似，绝非完全等同。

　　8)结论：社区工作中的地区发展(localitydevelopment)模式是有新保守主义色彩的。简单来说，地区

　　发展模式较强调问题的发生是因为社区内的成员不懂得运用社区或社会资源所致；社区工作者的介入是要协助社区成员掌握自助方法。

　　B.多元主义

　　1)多元主义在50至60年代时开始流行于英美等地，直至现在仍获得普遍采用。

　　2)代表人物：杜尔(R．A．Dahl)、兰布伦(C．E．Lindblom)、亚尔莫及韦白(G．A．AlmondandS．Verba)等便是产生时间:多元主义的支持者。

　　3)多元主义认为社会上存在着不同的社群，而促进社会上不同社群的并存是多元主义所渴望的。不同的社群会保护自身的利益，这与新保守主义的观点相同。但是，多元主义还在物质利益及市场竞逐以外，强调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个人将自身的潜能发挥至极点是多元主义的理想。

　　不同的社群虽然会保护自身的利益，但只要利益未受损害，多会保持静默(apathy)。假如利益受损，这些社群便有机会组织起来力争：当获致所争取的利益后，又会慢慢瓦解。社会上不同的组织就是这样的不断形成及瓦解。

　　4)多元主义承认不同社群拥有不同的资源(如金钱，知识、地位、组织能力等)，这使他们有不同的影响力。因此，商家，工业家等的影响力是远远超过工人所拥有的。但是必须了解，潜在的影响力与实际的影响力是不同的。多元主义强调，真正的影响力是在正式运用或付诸行动时才算数。故此，不同的资源是不会累积的。社会上的资源不均并不表示社会上存在着不公平的机会及影响力，这只反映了社会的多元化现象。只要不同的社群有公平的机会发挥其影响力，不公平是可以接受的。

　　5)自由市场、民主及法治的政体等社会制度，为公平的机会缔结了条件。多元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相同的地方，在于对自由市场的评价。自由市场提供公平机会，让不同的社群体现自身的利益。然而，多元主义更进一步承认自由市场及其他社会制度是可能出现问题的。因此，调节自由市场，使不同利益的社群能公平竞争是必须的。

　　6)与新保守主义的比较：对于自由的追求，多元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相似：彼此都鼓励在不干预他人权益的情况下，一切行为皆可容忍。然而，新保守主义只执着于自由的追求，而不愿改进社会制度。为了追求平等机会的社会，多元主义则支持社会改变，而不紧抱保障自由的原则。

　　7)新多元主义：七十年代以后，多元主义的理念有了变更，出现了新多元主义的学说。有关的论著见于兰布伦后期的文章，以及加尔伯来夫(J．K．Galbraith)，布尔(R．Pahl)等的著作。

　　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在政治及经济上出现重大的变化，对不同的意识形态均产生冲击，多元主义自不例外。在经济制度方面，有跨国企业的出现。大财团的决策(如资金转变)，动軏为整个地区的市民带来深远的利益变动，其影响力亦渗透于政治层面。受损害的利益社群，亦不能透过组织起来重获利益。

　　上述的政治及经济变化，使多元主义者不得不承认资源分配的不公，实在有积累作用。承认大财团的影响力应是新多元主义的特点。此外，追求民主化、多元化仍然是新多元主义的理想。如何在大财团的影响下维持社会的民主化、多元化，便成为这派学者的努力方向。

　　对社会或社区问题的成因的了解，多元主义与新多元主义大致相同。社会上低下阶层社群面对的问题，是由于他们缺乏足够的资源，又或是社会缺乏相关的制度，致使他们的利益，兴趣或意见不能获得发挥。改变有关的制度实有必要，即使是自由市场制度亦可在改变之列。强调渐变亦是多元主义的特徵。

　　8)结论：在社区工作中，社会策划及社会行动模式均有多元主义的影子。透过了解问题，搜集资料、有效的规划以解决社区问题，是社会策划模式的重点。在社会行动模式之下，社区工作者则协助有需要的社群，运用组织及策略来改动有关的政策或制度。此外，无论社会策划或社会行动均追求个别制度的改动，对现存的民主制度、自由市场制度的接受亦与多元主义相符。

　　C.新马克思主义

　　1)产生时间:七十年代，马克思主义也有变化，出现了新马克思主义。2)代表人物：亚尔杜塞(L．Althusser)，布兰查沙斯(N．Poulantzas)、卡斯图(M．Castells)、

　　哥夫(1．Gough)等便是新马克思主义的支持者。

　　3)新马克思主义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相同处，在于强调经济制度对整体社会的重要影响。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制度由不同的生产模式组成，而生产模式则由<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两个

　　元素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包括资本、劳动力、土地、知识等，其<生产关系>则指控制资本的资本家与不控制资本的劳工的关系。资本主义的生产追求剩余价值(粗略地说即<利润>)。追求利润使资本家与劳工的利益对立起来：用于支付劳工基本消费或劳动力再生产(reproductionoflabourforce)的工资增多了，资本家可攫取的剩余价值便少了。

　　为了提高资本积累(capitalaccumulation)，资本家不断使大部分工人维持低水平的收入。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较其他生产模式先进，旧有的阶级(如小资产阶级)最终将被取缔。此外，资本主义在整合过程之中，有不少资本家在竞争失败后变成工人阶级，于是社会上的工人阶级有膨胀的趋势，资源分配不公平的现象持续下去。4)新马克思主义强调，无产阶级化只是一个趋势，在具体情况中，不同的阶级仍有生存的条件，但社会不

　　公平的趋势却是持续的。新马克思主义的特色是指出生产模式虽然是最重要的影响力，但不是决定性(deterministic)的。不同的社会体系(如国家、文化、家庭)等均有自身发展的因素，更可以对经济制度产生反作用(over-determination)。这便是所谓非经济层面的相对自主性(relativeautonomy)。

　　基于上述的推论，社会不公平是资本主义生产所造成的，个人因素并不重要。社会上的商品，不少是有市场失调的特性。与劳工消费有关(如房屋、公共交通等)及与整体社会基本建设有关(如机场、金融系统等)的商品，由于成本高、利润低，回收成本时间又太长，使以谋利为主的资本家放弃生产或经营。一方面，工人的工资因资本家不愿提高而维持低水平；另一方面，低价消费品又不存在，社会上便出现了消费的问题。缺乏这些消费品，工人便不能全力投入生产，劳动力再生产便可能出现问题。社会动荡不安，生产关系不能延续。生产过程需要大型基础建设的支援，若缺乏这类建设，则资本再生产(reproductionofcapital)亦出现问题。

　　5)改善社会问题并不能只着眼于个别制度，改造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才是基本而必须的。由于社会上的

　　不同制度为资本主义的生产缔造了生存条件(conditionofexistence)，因此要全面改变，对部分新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暴力革命是必须的。另一些新马克思主义者却认为，应在不同的制度上谋求改变，将在这些制度下被压迫的社群联合起来，由工人阶级组织领导，把各种矛盾冲突结连改革社会的纲领和行动，谋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改变，因此不赞成暴力革命。无论是哪一类的新马克思主义者，把社会改革成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他们所共同追求的。

　　6)结论：在社区工作方面，将社区组织与工运组织连结起来，共同争取利益的方法，便是受了新马克思主

　　义所影响。强调反省个别社区行动的政治性和社会控制功能的论调，也是这类看法的例子。

　　部分论者认为，个别的争取只为资本主义冲突扮演<安全阀门>(safetyvalve)。部分则认

　　为，社区组织与工运组织结连，再结连其他矛盾，实能谋求全面而彻底的社会变革。

　　D.费边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

　　1)产生时间:社会民主主义历史犹久，早于19世纪末已出现，直至目前也流行于英美。在

　　英国，社会民主主义称为费边主义(Fabianism)。2)代表人物：早年的学者如韦氏伉俪(S．WebbandB．Webb)、唐尼(R．Tawney)，近年的如

　　唐信(P．Townsend)、获加(A．Walker)等，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3)费边主义与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甚为相近，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内的劳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然而，

　　费边主义者同时强调社会上其他社群间的冲突同样重要，这与传统马克思主义视经济阶级冲突为一切冲突之始源，实有天渊之别。4)费边主义者认为，社会平等与自由是相辅相成的。对费边主义者来说，不单要有负面的自由(negativefreedom)，更要有正面的自由(positivefreedom)，也就是个人拥有足够的资源使其有行使自由的能力。费边主义在追求社会平等的方法上是较强调采取渐进方法的，反对采用暴力革命。只有部分激进的费边主义者如获加及米贾(M．Meacher)强调整体社会的变革。

　　5)与新马克思主义的相同之处：就社会制度对产生社会问题应负的责任，费边主义与新马克思主义均认为

　　自由市场可能是问题的成因。生产国营化、由国家主动提供社会服务等，是解决社会不公平问题的可行及应行的途径。

　　6)结论：社区工作中强调国家负责改善社会问题、服务提供、促进社会平等的意见，均有费边主义的色彩。

　　E.社区民主主义

　　1)产生时间:社区民主主义在19世纪已经流传，它亦称为社区社会主义(community

　　socialism)，激进自由主义(1ibertarianism)或无政府主义(anarchism)。2)代表机构：英国的社区工作者协会在讨论七十年代本身的社区工作派别时，已直接指出社区

　　民主主义是其中一个重要派别。3)社区民主主义与新保守主义同样强调个人是自利的这种特性，认为尊重个人自由(指负面自

　　由而言)是重要的。但前者却不认为自由市场是体现个人自由的最佳制度，因为自由市场只是鼓励个

　　人互相攻击。此外，也认为集体自由与个人自由是互相对立的，但另一方面个人却要倚赖互相合作的群

　　体才能生存。这个两难局面必须得到协调，因此便要建立容许人人均能参与决策的制度。

　　个人的参与是保障个人自由及利益的必要条件。对一些社区民主主义者来说，参与更是体现人的特质所不可或缺的条件。个人还需要拥有财产，以免受到基本需要的<奴役>，但又不能拥有太多，因财产的积累会引致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剥削。资本主义制度的缺点便在于此。这与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相近。

　　4)不同的社区民主主义者对新社会的构想都会不同，但大致上均以下列的情况为其必要条件：a)按劳分配：b)参与式民主决策机制c)小规模、多功能的制度。

　　公社、多样化合作社是这种构想的实际例子。

　　促成这些制度的方法，不同的社区民主主义者亦有相异的看法：有些强调温和演变，有些则强调暴力革命，但都认为需要每位参与者主动投入改变过程。参与式民主决策实为改变过程中所不可或缺的元素。同时，新制度亦需不断接受试验，未来的理想制度才能孕育成功。

　　F.新女性主义

　　1)产生时间:新女性主义是在70年代后期成为社区工作内的一个重要流派的。

　　2)代表人物：汉马及史达恒(J．HanmerandD．Statham)、唐明尼莉及麦列(L．DominelliandE．McLeod)57等均是新女性主义的支持者.

　　3)新女性主义关注男权制度(theruleofthefather)对两性的影响，尤其在对女性的压迫方面。这种对两性关系的反省是其他主义所缺乏的。

　　4)所谓男权，字面的意义是<父亲的管治>，实质普遍是指男性对女性的压迫。

　　a)男权制度与两性的性别定型关系密切；性别定型是社会文化制度的产物。男性化常与粗犷、好动、决断，有主见等行为连在一起，而女性化则与娴淑，好静，优柔、善良等并存。这些定型是男权制度下社教化(socialization)的结果。性别定型除了为两性赋予不同的行为表徵外，更有<男尊女卑>的涵意。

　　b)男性控制女性被视为天经地义。此外，男权主义更将社会分为公共及私人两个空间和范畴。私人范畴指家庭，公共范畴则指家庭以外的一切制度。<男主外，女主内>便成为两性在这不同范畴的分工准则。足以丈夫出外谋生，妻子留在家中照顾丈夫，于女及父母等的起居饮食，便是男权主义制度下应有的家庭模式。

　　c)妇女需要扮演照顾者的角色，限制了她们在公共范畴的发展。女性在未婚时普遍从事全职工作，婚后则多从事兼职，以便腾出时间照顾家庭。子女成长后，妇女虽可再次投身全职工作，但职位及薪金已不及前。由此可见，妇女在职业发展方面是受到制约的。收入较男性为低、行业分隔(occupationalsegregation)同工不同酬等，便是其中的问题。再者，现代社会的生活水平高，夫妇均要工作的情况甚为普遍，但家务的压力对在职妇女来说并无减少，使妇女要承受双重压力(doubleburden)。

　　d)长期只从事家务，使妇女的生活圈子狭窄，活动空间及个人发展亦受到限制。自我形象低落是妇女

　　常见的现象。不少研究指出，妇女常见的头痛，情绪低落、抑郁等疾病，与照顾者角色不无关系。家务劳动亦限制了妇女的政治参与。大多数妇女较少参与政治活动，而政府政策亦较少主动改善妇女的处境。

　　5)因此，对新女性主义来说，社会问题(尤以与女性有关的问题)的成因多与男权制度有关。改变男权制度，使社会迈向两性平等，是新女性主义者的渴望。

　　6)流派：与其他主义一样，新女性主义也有很多流派，粗略来说可分为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等。这些不同的流派，分歧在于对男权制度的成因及改变方法有不同的理解。a)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认为，男权制度的成因在于社会教化，因此要谋求文化上的渐变。b)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是一切问题的核心，男权制度亦从属于资本家的利益。妇

　　女在家的无偿劳动，促进了劳动力的再生产，并降低其成本。此外，家庭主妇是剩余劳动力，使资本家能压抑劳工阶层的薪金水平。取消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便成为这一派解放女性的步骤。c)激进女性主义则认为，男性对女性的控制才是男权制度出现的原因。男性是女性的死敌：直接谋求取消男权制度才是改变女性困境的良方。部分激进女性主义者更提倡同性恋、拒绝与男性交往等策略。

　　7)。8)发展情况：直至七十年代末期，女性主义才在英国社区工作界受到重视，促进两性平等才成为新女性主

　　义社区工作者的工作目标。近年，新女性主义者进一步发展了女性主义社会工作，建议连串以女性主义为指导原则的社工介入手法，运用授权策略(empowerment)、全女性小组(allwomengroup)和意识提升小组(consciousnessraisinggroup)等。9)结论：社区工作的服务对象多为妇女。女性对政治参与反应冷淡，但对社区事件的关注却甚为热心，这

　　是因为<照顾者角色>与社区事务息息相关，而社区参与不如政治活动般正规化，与家庭较接近，使她们能灵活地运用时间，配合那些<困身>及无实际工时的家务劳动。故此，社区内的活跃参与者均为女性

　　社区工作受新女性主义的影响，在关注社区问题时会探索男权制度是否社区问题的成因，并不断反省社区工作是否不经意地扮演了巩固男权制度的角色，这带来了新的关注范畴。部分社区

　　工作者因而促进妇女组织的成立，谋求改变男权制度。

　　1、社会分析与社区工作的关系

　　从上述的讨论可见，不同的意识形态对社区工作是有不同的影响的。其分别主要在于对问题成因有不同的分析，以及采用激进或温和的介入手法。这些差异不单在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甚至是在同一意识形态的不同流派之间亦会出现。

　　1)新保守主义使社区工作者支持地区发展模式：2)多元主义则促使社会策划及社会行动成为可接受的模式。3)新马克思主义、费边主义与社区民主主义均支持社会行动的冲突性策略，不同的在于：新马克

　　思主义认为要促使社区与生产范围的斗争连成一起，由劳工组织作领导；费边主义及社区民主主义则不认为由劳工组织领导的必要，而社区民主主义更强调参与式民主，认为不同的小规模组织能促进成员的全面参与，而组织间要彼此尊重，不应存在谁领导谁的问题。

　　4)新女性主义反对劳工组织领导的方向，强调所有组织与妇女组织的平等相处，共同谋求男权制度的改变。此外，新女性主义更提出女性主义社会工作的建议，为社区工作的介入增加新的元素。

　　社会变迁、社会运动及社区工作

　　社会变迁是社会科学研究范围的一个重要项目，这可从不同时期，不同地方的社区工作文献中得到

　　印证。英国的高本汉报告书(GulbenkianReport)便认为：<社区工作是一种有意识的历程，旨在促进或减弱某些社会转变。>此外亦明确指出：社区工作本质上是关于人和社会变迁的事情，它关注如何

　　协助人们和服务提供者，使两者都能配合不断变迁的环境。香港社会服务联会社区发展部出版的(社区发展立场书》，列明带动社会变迁是社区发展的其中一大目标。

　　由此可见，了解社会变迁及其不同的类型，并善于在不同情况下社区工作所应用的模式，是非常重要的。

　　1、社会变迁理论

　　哈勃(C．L．Harper)曾提出不同的社会变迁理论，以解释社会变迁发生的原因。1)物质或唯物因子论(materialisticperspective)是其中之一。这个理论强调经济和科技发展

　　不但改变生产方式，也改变了社会互动关系，包括社会行为、组织，人际关系、文化，以至信仰和价值观念等。

　　2)另一种理论是理想模式理论(idealisticperspective)。这个理论突出社会变迁出现的成因，归根究底是由理念、价值及意识形态所驱使，可包括宗教哲学以至政治意识形态等。

　　3)最后，哈勃提出上述两者综合而成的互动理论，意即承认上述两者皆为重要的原因，而且互为影响。变迁就是在这两种<物质力>与<精神力>的相互作用下而产生的。

　　2、变迁的类型和传统

　　哈勃提出的是简明的社会变迁理论。

　　云活(M.Winwood)则尝试进一步落实，将社区工作在实践范畴内所进行的社会变迁，按其改变对象进

　　行分类。第一类是政策改变(policychange)：第二类是社会关系的改变(changesinsocialrelations)；第三类是政治上的改变(politicalchange)。在各类改变中，云活更按改变的方式及其侧重点而分成各种不同的模式。

　　1)三种改变模式

　　A.有关政策改变，所指的不仅是社会政策的改变，而更是政策的规划及推行。例如所

　　关注的问题是：<提供怎样的学校和社区设施>，或<这个社区有什么需要和问题?>

　　等。

　　云活介绍了三种改变模式。a)一种是<先下后上的实验模式>(top-downmodelordown-across-and-upmodel)：政策的改变较强调技术的可行性，因此所倚重的理据是<试验结果>，即背后的哲学是<理性规划准备>(criteriaofrationalplanning)。b)另一种是<先上后下模式>(up-across—and-downmodel)。这种模式强调政策部门在设计及

　　决定采纳哪个方案时，应取决于对象的需要和现有的资源。这里假设了制定政策的官僚不太了解社区居民或特定对象的需要，因此首要的工作便是了解民众的需要和问题，借此制

　　定政策，然后将政策<下放到服务提供者及消费者里。当然，这亦是一种根据<理性准则>的模式。c)第三种模式是<涟漪模式>(rippleeffectmodel)，这种改变模式着重寻求突破点，若能在

　　某一地区建立起榜样或根据地，其影响就会像涟漪一样扩散开去。例如某屋邨若成功争取到居民参与管理楼宇的事务，便很有可能引发其他屋邨的居民这样做，更可以使地区房屋办事处在制订和推行计划时，需要多些考虑设立居民参与管理的渠道。

　　B.

　　至于社会关系的改变，包括：(1)社区中较脆弱的群体(如独居老人、弱能人

　　士、单亲家庭、新移民等)的社会孤立状况，鼓励社区成员互相帮助及多些接触，以至

　　参与社区事务，这即是<社会治疗模式>(socialtherapymodel)：(2)强调社区成员

　　间的资讯分享，使知识、技能的学习以至价值观念的培育能成为现实，这即是教育模式(educationalmodel)；(3)创造或重新整合社区成员问的关系，使新的或潜在的资

　　源能得以运用，这即是<互助模式>(mutualaidmodel)，例如独居老人的互助小组，

　　双职母亲的食品合作社等；(4)开拓文化交流活动，提升社区成员的文化素质，达致社

　　会或社区关系的改善，这即是<文化改变模式>(culturalchangemodel)，例如以发扬

　　及保留区内各少数民族或非主流文化的社区艺术活动，使各文化间得以彼此认识而改

　　善关系。

　　C.

　　最后是政治上的改变。所谓政治，包括了<抗议式政治>，<压力团体式政治>、<

　　社区政治>、<政党政治>及<社会及政治运动>等各种模式。这些模式虽各有特色，但却不

　　是互相排斥，也非互不相容，就相同事件，在不同阶段是可以运用不同的模式的。例如，压力团体会运用抗议作为手段，但同时也会与政党联手开展改革倡议工作。总之，

　　这里所说的<政治>是比政策或社会关系包含较广的活动。2)香港社区工作实践的做法及与美国及加拿大的异同

　　A.在香港，社区工作实践很少只以一种改变对象为依归，而是会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着重面。a)例如，邻舍层面社区发展计划的目标是增强社会归属戚(改良社会关系)，但亦会

　　协助居民争取<新楼租金政策>(社会政策)的改变。b)即使以标榜关注公屋政策的<香港公共房屋政策评议会>，亦非只是倡导政策的转

　　变，而更谋求政治上的改变，例如公屋居民参与公屋政策的制定和管理等。B.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政策改变的范畴里，香港的社区工作者多不像美国及加

　　拿大等地的工作者般，以社会政策分析者的身分受聘于政党，甚至是受聘于公营部门来发挥其影响力。香港的社区工作者多融合在政治改变范畴下，以改善民生为大前提，采用社会抗议或社会策

　　划的模式(如参与地区谘询架构、邻舍层面社区发展计划委员会等)谋求影响社会政策。

　　3)云活归纳出不同的改变传统云活除了从改变对象去划分社区工作所从事的不同类型的

　　变迁外，亦由此而归纳出不同的改变传统。这些传统分别是：A.殖民地式传统(colonialtraditon)：B.社会关系传统(socialrelationstradition)；C.社会运动传统(socialmovementtradition)。

　　a)前两者较着重关系的转变，强调发掘并反映需要，以及资源的协调，以<先上后下>的理性规划

　　为政策改变的依归，最后迈向互助及自助的方向。

　　b)至于社会运动传统，则较多以涟漪效应为实践模式。除了希望在介入过程中改善成员与成员间

　　的关系(例如团结戚)外，更强调要改变那些存在于制度中(无论外显和隐藏)的权力关系，因此

　　不单关心资源是否缺乏，更关心谁控制和怎样分配这些资源。

　　在欧洲和澳洲，社会运动传统因受到政治经济学的导向所影响，社区工作者不单关注<如何去发动改变>，同时亦探究<什么是必须要改变>及<有什么因素妨碍改变>等。换言之，社会运动是有了明显的

　　目标和改变方向(directionofchange)。因此，这与禾伦(R．L．Warren)早期赋予社会行动的使命(在于产生摇动及使建制或执行者感到不安)是有所不同的。

　　事实上，社区工作者与社会运动的关系相当密切，例如由一般服务贫乏地域社区的工作者的房屋运动、劳工组织者的劳工运动、妇女工作者的妇女运动等。因此，下文会介绍社会运动，并旁及城市社会运动和新社会运动。

　　3、社会运动

　　活特(J.Wood)和积信(M．Jackson)将社会运动描述为非常规性、有不同程度及有组织的集体活动，

　　目的是促进或防止某种社会变迁。哈勃指出，活特和积信的定义特点在于突显出社会运动中的<集体性>(collectivity)，有别于<小组>或<组织>这些字眼，意味着<运动只是作为一个部分被组织起来>。有些

　　社会学者亦以此来区分社会运动与政党，利益团体或压力团体，因为社会运动是可以非正式地组织起来。

　　1)社会运动的特色

　　社会运动的发展之所以吸引着社区工作者，与其特色有着密切的关系。

　　A.社会运动强调基层性，是一种由下而上的社会改变，当中的要求源自群众，社会及统治精英甚至是政策架构都被迫要作出回应。

　　B.社会运动着重成员间面对面的接触，即使未能做到成员彼此认识，也注重群体或小组间的互动。

　　C.参与社会运动，成员有置身<社区中>的感觉，因为他们大多察觉到彼此分享着类似的目标和爱恶。更重要的是：即使社会上其他成员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他们也不感到孤

　　立，因为社会运动能为成员提供<同一性>(homogeneity)和支持(support)。

　　D.通常成员都十分投入，这并非纯粹是因为个人利益或物质回报使然，而是基于自我实践及精神上的满足，使他们都普遍存在着使命感。

　　2)社会运动的种类

　　A.吉庭斯(A．Giddens)认为，在现代化的社会中，基本上是有四种不同类型的社会运动，包括：(1)民主运动：(2)劳工运动：(3)性别运动：及(4)生态运动。这四种运动分别关

　　注不同的社会内在关系及人的自然关系。

　　B.哈勃则运用两组不同的准则来区分，分别是：(1)从改变的程度来区分是改良还是激进(reformorradical)：及(2)从改变的对象来区分是工具性还是表达性(instrumentalorexpressive)。前者着重改变社会结构，后者则着重个人特徵和行为的转变(如新加坡的清洁运动等)。

　　C.上述各种对社会运动的分类，旨在显示社会运动的不同分析角度。然而，与社区工作实践较有敔导意义的，可算是艾雅文(R．Eyerman)的分类方法了。廖荣利进一步将这分类法运用于社会工作上。他首先理清和扩大社会运动的意义，认为是要改革社会上不公平、

　　不公正及违反正义的现象。借着计划性变迁的社会行动，为社会整体福祉及社会进步献力。因此，

　　社会行动乃实践社会运动理念的手法。这种观点，将社会运动分为：a)支援性社会运动一这是社会工作者最常涉入的一种社会运动，旨在寻找出社会问题的受害者，然后给予服务，并协助目前(或潜在)的受害者获得应得的权益或福利。例如儿童运动(美国)、照顾受虐妇女的家庭及单亲家庭权益的运动(香港)、笼屋居民运动等。b)抗议性社会运动一目标在于协助社群中的社会运动团体及特定问题的受害者，界定其抗议目标或改变对象。这些目标或对象可以是某些机构或部门，也可以是现行的政策，以至是由现代尖端科技产业带来的污染。c)改革性社会运动一旨在从根本改造或重建一些形成社会问题或持续危害社会进步的制度。例如，重建社区生活和伦理精神面貌、建立男女平等权利，改变公共房屋的分配原则和决策机制，建立退休人士社会保障的老年社会保险，以及打破工商业垄断的消费合作等运动。

　　3)社会运动的理论社会运动从来都是政治学者、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的探讨对象，从二十年代

　　至今仍然方兴未艾。理论的角度和层次各有不同，主要以阐释社会运动的根源和发展的原因为主，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两大角度：着重个体或团体心理状态的社会心理角度(psycho-socialperspective)和着重社会状况和条件(包括种种社会矛盾)的结构角度(structuralperspective)。前者包括早在二十年代的集体行为心理学和六十年代的相对剥削(relativedeprivation)理论：后者包括结构功能学派学者史迈沙(N．Smelser)的附加价值理论，以及七十年代兴起的资源动员理论(ResourceMobilizationTheory)及城市社会运动(urbansocialmovement)理论。除了这两大角度外，近期欧美亦出现从另一些层面探究的理论。下文将就资源动员理论、

　　城市社会运动和欧美一般所谓的<新社会运动>稍作阐释。

　　A.资源动员理论资源动员理论不认为要从社会矛盾和剥削的根源这一角度探讨社会运动发生

　　的原因，而是把着眼点置于资源、组织和机会的提供和发展上，以及能动员群众参与集体行动的能

　　力和与此相关的权力斗争方面。此外，研究又将集中点由市民不满的根源转移至社会运动组织上。不少研究都发

　　现，美国的社会运动在六十及七十年代如此蓬勃，与当时出现众多社会运动组织有密切关系。这些组织得到各方面(来自政府和民间)的经济支持：也有由牧师、医生及社会服务人员担任的专业倡导者和组织者执行各种任务。社会运动组织不单提出了社会运动的意义和方向，也不断扩阔社会运动的任务，如建立成员的组织态度、激发及动员成员、建立组织资讯和权力结构、招募新成员、筹款，以至寻求经济及政治等各方面的支持。这些任务的成功与否，对集体行动或社会运动的发展有关键性的影响。

　　这个理论提出了一套概念架构，让我们去检视过去的社会运动发展规律，也对社区工作者如何发动组织工作提供了一些脉胳和线索。例如在邻舍层面组织工作中，对如何发展居民组织的资源、形像设计、筹款网络，政治盟友及战术的运用等，都可见于很多组织者技巧手册中。

　　这个理论被指为<非政治性>或<与政治本质无关>，因为它似乎不合任何政治或意识

　　形态取向。这与城市社会运动理论大大不同，因为后者对社会行动的爆发及其根源都有解释。

　　B.城市社会运动理论城市社会运动的研究方向，反映了七十年代新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城

　　市政治的分析观点，强调必须对产生社会矛盾的结构，和对矛盾的发展看作一段历史和社会历程，

　　并作出辩证的考察。卡斯图是其中之佼佼者。他指出，城市中的集体消费(collectiveconsumption)是导致社会矛盾和社区行动日增的背景和原因。

　　所谓集体消费，是指由政府提供的各种社会服务，如社会福利、房屋，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目的是维持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关系，并消弭由此而产生的矛盾，稳定社会及与之相应的权力分布。然而，这些集体消费未能根除社会结构上的矛盾。当过了一段时间后，集体消费的提供在质和量方面都出现不足时，于是便成为了社会抗议行动的触发点，政府更成为明显的抗争对象和目标。

　　早期，卡斯图强调城市抗议和城市社会运动的分别，将前者看成是与社会服务资源及城市资源(土地、市政服务、电讯、运输等)的生产、提供以至管理、价格等有关的抗议行动，而将后者视为旨在谋求社会结构或实践形式上的实质改变的政治实践。亦即是说，前者是较低层次的，局限在城市系统里的有限改变和实践；后者则机械地认为由结构矛盾来决定。然而，他后来把这种观点修正，认为把城市抗议行动与城市社会运动作严格区分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本地学者吕大乐赞同卡斯图后期的观点，认为两者是辩证发展的。在某一个历史时机(historicalconjuncture)下，抗议行动的效果可能会积累和改变，从而产生质的飞跃。此外，卡斯图亦改变了以往那种有决定论色彩的看法，改而采纳一种动态分析的角度，认为城市的矛盾(如要求超过入息限额的公屋住户缴交双倍租金的富户政策)会否发展成为行动或运动，及以何种形式出现，是一个社会历程，是下列四个层面的接合和互动的结果：(1)运动或行动中的事件；(2)运动的内部结构；(3)相对于该运动结构的利益群体(如居民、政府、地产商等)；及(4)该运动对城市结构、政治以至意识形态结构所产生的影响。

　　C.新社会运动<新社会运动>(newsocialmovement)一词最早由西德社会学家首先使用。所谓<新>，是相对于传统的，以<最后带来对整个政治系统作革命性一击的工

　　人运动或农民运动>而言。无论在意识形态、支持基础，参与意义和动机、组织结构

　　及政治形态等方面，新社会运动与以往的集体行动有所不同。这些新运动包括六十年代以来发生在西方的和平(反核)运动，环境生态(反污染)运动，妇女运动、消费者权益运动，以至以文化转化为目的之社区运动、消费合作社运动和绿色运动等等。

　　从意识形态来说，新社会运动是希望建构一种新的社会形态，摆脱西方政治，经济组织的支配。新社会运动对工业化社会民主政体只是强调财富及物质幸福，以及其背后的经济成长意识，却不注

　　意文化和生活素质等问题提出质疑。在这过程中，他们谋求对民主作新的诠释，又着重人的意识

　　转化及社会关系的更新。

　　a)从参与的意义来看，社会运动首先是要触及各种社会关系，让参与者经受和体验在各个领域里的压迫和制肘。其次是让参与者建构不同的文化和实践，也就是以不同的身分和行动参与的实践模式。最后是与参与者分享经历和讨论，使个人的经验能转化成为对社会

　　关系的理解。

　　b)新社会运动可以视为对传统政治体制和文化的一种反思，是对应西方政体的一种民间政治，为建构新的文化及创造相应于<政治社会>的更大的<民间社会>缔造了条件，让更多的人有更大的参与，免受支配和制肘，从而使人的潜能得到最大的发挥。这些信念和思想与社区工作的价值观和人道主义有某程度的近似，使香港一些社区工作者尝试从新社会运动及民间社会理论中吸收养分，并参考台湾的新社会运动的实践情况，尝试在香港摸索一些出路。这样，可以不再把建立持久而强大的居民组织视为唯一的依归，而是重视在社区内发展不同的社区小团体，建构活跃的参与文化，及发展不同的基层社会运动(如重建区居民运动、公援受助者运动等)。

　　一、实务理论

　　1、罗夫曼的实务模式

　　要介绍社区工作理论，当然不能忽略美国学者罗夫曼(J．Rothman)。他在1979年写下了社区工作理论的经典文献，将当时美国社区工作界各种实务理论整理并总结为三大模式：社会策划(socialplanning)，地区发展(localitydevelopment)及社会行动(socialaction)。当然，这三套模式基本上是美国本土的社区工作实践经验。值得强调的是：罗夫曼精心总结的有关三套模式的变项表列，实是概括了不同模式背后的社会分析角度，理念原则，甚至是具体工作策略，工作员与受助者之相对角色等，对所有社区工作者来说都是必备的理念和技巧。

　　2、罗夫曼的宏观实务模式

　　1987年，罗夫曼修订了他于1979年提出的<三大模式>，改而倡议三套<宏观实务观点>(macro-practiceperspective)。这种改变，回应了近二十年来<政策分析>(policyanalysis)方面的理论发展，又能针对政府行政权力膨胀的现实。

　　首先，他界定<观点>为广泛的取向或策略方向，而<模式>则为较细致、具体及内部贯彻的工作方案。由此，他提出<政策实务>(policypractice)及<行政实务>(administrationpractice)两套新的实务观念，而将一九七九年的<三套模式>归类在<社区组织实务>(communityorganizingpractice)之下。这三种<观点>的具体内容，可参看表5．1。

　　表5．1：罗夫曼的宏观实务模式

　　社区组织实务

　　政策实务

　　(1)改变策略及技术的特徵因应不同模式而定

　　(2)工作员角色

　　(a)使能者

　　(b)资料搜集者

　　(c)行动策动者

　　◆共识或矛盾取向◆调动政治权力◆政策分析者◆政策管理者

　　行政实务运用正式权威

　　◆督导者◆行政人员

　　(3)促成改变的媒介

　　(a)邻里(b)数据(c)行动组

　　◆决策小组，如<董事局>或<执行社会服务机构委员会>

　　◆拥有政策实权的权力架构

　　(4)对权力中心的理解

　　(a)雇员(b)联盟者(c)抗争对象

　　在<权力中心>以外

　　的监察者

　　精英的参与者将积极参与决策

　　(5)对服务对象的理解

　　因应不同模式而定

　　注：(a)地区发展；(b)社会策划；(c)社会行动。

　　行政架构作为权力中心

　　服务对象是<消费者>或顾客

　　简而言之，<政策实务>确认社区的政变是有赖社会整体政策而改变的，故必须针对政策内容与政策决定系统(亦即权力中心)作出介入，涉及更多建制以内的政治手法。<行政实务>则认为，任何社区改变均需由一些社团组织，透过行政运作促成，因此社工人员必须掌握行政运作的规律，以达致改善社区问题的目标。

　　3、社会策划

　　美国的社区工作界或多或少受到当地的社会学理论影响，在<实践理论>与<实务理论>两方面均可见社会学的影子。其中至为明显的，是受到<城市社会学派>影响而出现的<社会策划>(socialplanning)

　　理论(或模式)。这一学派主张城市社区出现的问题，是可以透过客观的科学分析，计划有关的解决方法。

　　这种带有<科学主义>(scientism)色彩的理论，假设了社区问题有其规律可寻，并可透过科学研究予

　　以解决。社区工作者在这种实务理论的指引下，俨然以专家身分搜集科学资料，分析数据、寻求解决方案。

　　社区内的<受助者>相对地是处于较被动的位置。

　　4、社会行动、社区组织、邻里动员

　　社会行动(socialaction)、社区组织(communityorganizing)和邻里动员(neighbourhoodmobilization)这几套实务理论或模式，基本上有很多共同点，因此在这里归纳起来讨论。总的来说，这几套理论可算是属于矛盾取向的多元主义，又是针对个别社区的问题而作出的具体实务指引。

　　基本上，这些模式均对社会的本质作多元化的分析，而矛盾的产生是由于<大社会>与个别<小社群>

　　之间的不协调，出现利益冲突，甚至是不公平，不平等的现象。例如，英美两地的少数民族或边缘社区与主流社会或种族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社会政策对该等社区可能会有不公平或歧视等问题，致令该等社区本身出现不少如贫穷、犯罪、青少年成长，污染等社会内部问题。为此，社区工作者便需要鼓励区内

　　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组织邻里互助及居民权力组织，一方面尝试自行解决问题，另一方面策动居民以组织行动来争取应

　　有权益。这套理论的倡议人及前线组织工作中的表表者，莫过于美国著名学者亚伦斯基(S．Alinsky)o其他

　　如汉力(J．Henig)，汉达臣、锺斯及谭马士(P．Henderson，D．JonesandD．N．Thomas)、比秦(D．P．Biklen)等，亦是积极的倡议者。

　　5、基层领袖培训

　　与上述社区组织或行动有密切关系的，要算是<基层领袖的培训与发展>(grassrootsleadership

　　development)实务理论。这套模式主要强调，要实践社区的改变(如居民互助、解决社区问题、改变社会权力及资源分配等)，必须具备适当及充裕的领袖资源。为此，社区工作者必须在社区中发掘有潜质的草根阶层人材，予以适切的培训，包括思想知识、价值观念，及实务技巧等方面。提倡这套理论的包括艾祈年(J．Ecklein)、史提普斯(L．Staples)及史勤(S．Kahn)等。

　　6、地区发展

　　<地区发展>(localitydevelopment)理论，本质上是一种<实务理论>，亦是以个别社区为焦点的<微观>层次理论。它又可视为<共识取向的多元主义>的一种观点，且带有<新保守主义>的影子。从其发展背景

　　而言，可追溯至英国在海外殖民地以及联合国和美国在发展中国家所进行的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地区发展理论对社会整体及社区内部的分析，主要是假设了可透过和谐的共识手法，达致社区稳定，使居民有归属感且互相协作，从而促进地区内的人力物力资源发展。此外，这套理论模式亦与美国自三十年代发展

　　的<安置所>(settlementhouse)运动及大城市中小社区的<邻里工作>(neighbourhoodwork)有关。倡议者

　　包括德维夫斯(A．Twelvetrees)及谭马士。

　　7、社区照顾或社区关怀

　　<社区照顾>(communitycare)模式，可理解为属于<地区发展>的理念之下，因为在意识形态上两者均有<新保守主义>的色彩，所强调是个人自顾的角色。这模式的出现亦与社会变迁有关。

　　踏入八十年代，西方各国逐渐对自三十年代开始发展的<福利国家>制度感到吃力甚至厌恶。主要原

　　因是政府需要承担大量社会政策的行政与财政压力，市民亦因而需要肩负沉重的税项，甚至因公营部门

　　膨胀而拖慢了经济发展。故此，<新保守主义>鼓吹削减福利开支，将社会服务的责任重新交托给个人、家庭及社区。再加上自六十年代以来对院舍服务的非议而倡议非院舍化，遂有<社区照顾>的理论模式出现。

　　这套理念，既有宏观分析(有关国家与个人、家庭或社区之间的关系)，又有微观的社区以内的邻里互助网络理念，复有政府的社会政策方向的具体界定，故可视为一套颇为完整的实践及实务理论。主旨是倡议社区内成员的归属，并基于人道主义立场，提倡互相关怀照顾，容纳有特别需要的人士(如老弱伤残甚至有行为偏差的人士)。同时，叉促使受助人自立，减少对专业人员的倚赖等，从而减省不少经费。该理论的倡议人包括潘恩(M．Payne)、查利斯及戴维斯(D．ChallisandB．Davis)，及鲍马(M．Bulmer)等。

　　8、服务扩展

　　概念上，<服务扩展>(serviceextension)与下述的<社区组织>(communityorganization)两者均可视为与<社区发展>一脉相承。严格来说，这只是一套<工作模式>，但仍可以<实务理论>观之，因它亦可算是以<小社区>为单位，由多元共识取向的理念架构引申出来的工作方式。

　　这套模式主要是针对某一特定社区内的服务不足或服务机构之间的不协调，而作出单位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合作，目的是扩展服务的内容与数量，以满足区内人士的需要。

　　9、社区组织

　　具体地说，美国的组织者将社区内服务机构之间的协作沟通，促成服务的改善与扩充，称之为社区

　　<组织>之间的工作，而社工人员的角色是协调者。这其实与上述<服务扩展>很类似，故亦可将之归类为

　　多元共识取向的、微观的实务理论。

　　二、总结

　　社区工作既然是专业社会工作的组成部分，必然会反映社会工作的特质：作为一项有目的之介入过程，以促进个人或群体的改变。指导着社会工作实践的理论多不胜数，其涉猎的范围又包括心理学、社

　　会学、政治学等。本章尝试引用一种简单的分类法一<实践理论>(theoryofpractice)及<实务理论>(practicetheory)一来划分社区工作者援引及参考的理论体系。前者涵盖社会科学的有关理论与概念，以解释社区工作者<为何>(why)介入。后者则指谓从实践中总结出的具体实务，以指引社区工作者<如何>(how)介入。诚然，两者是有其互相联系的介面，并非完全可以割裂的。

　　本章罗列出多种社会科学的理论，其中涉及意识形态和社会分析、社会变迁，及社会运动等三大范

　　畴，为社区工作学生及同工提供了社区工作介入理据的参考架构(frameofreference)。而有关<实务理论>的介绍，相信一般同学或同工都较为熟悉，因为英美的参考书多有论及，而本书的其他章节也有

　　详细交代。社区工作者作为社会工作的一员，在工作范围中又每每触及较大的社会系统，甚或整个社会的层次，

　　故必须有充分的装备去了解及分析社会，使自己能做到<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以发挥社会改革的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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