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第一次知道启功先生名字是1935年的夏天，那时，我是小学六年级的学生，长我三岁的哥哥廼隆在汇文中学念初中。一天，哥哥从学校拿回一本汇文中学的年刊，在形形色色的画面中，署名启功的国画吸引着我的眼球——尽管当时还是童稚之年，可能受些家庭环境的影响吧，我对书画等已是情有独钟。观赏之余，“启功”这两个字深深地印在脑海中。后来，我在二伯父贡扬公（名毓瑶）那里多次听到启功的名字，虽未见面，却神交已久。
我的二伯父贡扬公酷爱金石，雅善书法，尤长篆书，是北平“冰社”的成员。冰社成立于民国十年（1921年，正是我的生年），是一部分研究金石文字的学者和古文物爱好者为了发扬国粹、研究学术与交流观摩藏品等而成立的友好型松散组织。最初社长是易大庵，副社长为齐宗康、周康元，秘书为孙壮、柯昌泗。据我所知，随后还有许多书画篆刻家如寿玺、金禹民、胡佩衡、徐宗浩、汪霭士、丁佛言等人加入其中，我的二伯父也是成员之一。比我大八岁的启功先生是其中最年轻的成员。在冰社中，不知谁带的头，年轻些的都叫我二伯父为“二大爷”，启功先生也就随着叫起来。
我于1939年考入辅仁大学国文系，不久就见到了担任国文教员的启先生。他亲切地谈起我们间的共同朋友，谈起我们共同的“二大爷”。我们好像成为平辈，师生间的“隔膜”一下子打消了。在我心目中对这位汇文年刊中的“学前辈”（我从小认为能画那么好的画，尤其是山水画的人是很了不起的）仰慕已久，这时又和我共同叫着“二大爷”的启功先生是那么平易可亲。随着交往日深，我们之间的师友之情与日俱增。
大约从1939年秋季开学起，我就邀集了同班嗜书爱画的同学王大安、金凤林、郭崇元、李年生、乐芝田等人，再加上志同道合的美术系的梁敬莲、张瑾、袁小舟、张学礼等，或数人邀集，或个人行动到启先生（当时都这样称呼，一直延续到现在）家，启先生家总有着无穷的凝聚力。每到星期天，尤其是我和王大安很少缺席，我们向先生请教和谈论范围很广，大体上以书画为中心，兼谈艺术界和学校琐事等。先生知识丰富，幽默善谈，更多的时候是桌上铺着纸，陈着笔墨，先生总是一边动笔一边“闲”聊，在边写（画）边讲中，或是书画理论，或是文化知识，或是文坛掌故，抑或是各处趣闻……经常是一个礼拜天的上午或下午，就这样极度愉快而充实地过去了。这种日积月累、潜移默化的言传身教，成为我们终生难忘的最美好回忆。
二
我们上大学一年级的下学期，学校组织了一堂在阶梯大教室的书法讲座。这个讲座由陈垣校长主持，由启先生主讲。这是我在辅仁大学读书期间唯一一次聆听的大规模、高水准的书法讲演。讲台上配置了当时最先进的反射幻灯机（我记得是德国蔡司的），启先生准备了大量的图片资料，讲堂上黑着灯，启先生一边讲述，幻灯配合着讲述变更着幕布上的画面。其中有一组“镜头”我至今记忆犹新，展示了当时刚从新疆高昌出土的一方魏碑墓志，墓志为朱笔书写，有趣的是只刻了一半。估计是兵荒马乱中来不及刻完，匆匆入土为安的。从照片上显示出朱笔书写的未刻部分笔痕宛然，而刀刻部分则刀痕桀骜清晰可见，除文字未改外，与书写部分的笔致全然不同。这是一个极有说服力的铁证：那一时代的石刻风气，集中表现了刻手的“不听话”，从学其书法角度来说，学习时无论如何要特别慎重。启先生后来写的诗更为明确：“学书自有观碑法，透过刀锋看笔锋。”诗虽写于二十多年后的1961年，而其犀利之目光、精辟之论据，此时已完整地形成了。
在用笔上，启先生常用“笔肚”一词来讲授，常说“笔肚没写出来”或“笔肚写出来了”。今天回想起，说“笔肚”就是“中锋”，似乎还不全面，我想是否再加一个“立体感”可能更接近些。
启先生的书法教学秉承因材施教，不拘一格。他教我们每个人练字，不是要求每个人都写同一种帖，而是根据每个人的面貌来推荐临写什么。我以前写褚遂良，同时写篆隶，也临过几天《圣教序》，但写起行书来确非王非褚，模样有点不上路。先生看后略显踌躇，对我说，“我把宋高宗介绍给你，你看怎么样？”说完他从架上取下一本日本影印的册页，是宋高宗的墨迹真书。册页印制非常精美，我看后觉得自己的字与它确有几分相似，但不好意思开口借临。先生看出我的心态，便毫不犹豫地递给我说：“拿回去写写看。”
我入辅仁大学前，已对篆刻有了“半仙之体”，入学后也颇得师友称赏。在此时期，我也为先生刻过印章若干方。由于印章的钤本也遭到过劫难，检点幸存的，只剩余八方了，作为“印人”能够存下钤本，比起书画家来，还真有这点“优越性”哩！
我在启先生身边求教的日子持续到1944年大学毕业。后来事务庞杂、行踪不定，与先生见面明显见少。直至1979年，一切才开始恢复正常，与先生三十年的暌违，才又恢复了来往。可惜的是，这时的我，早已失掉了北京户口，而是远在东北的“化外之民”。然而，只要是有机会到北京去，第一件必办的事，就是向他老人家登门请安。
三
1979年9月的一天，我的妻子孙贤舒到北京出差，带着我的“介绍信”找到启先生当时的住处小乘巷，代我去看望启先生。这是30年来第一次通音讯啊！先生看到来信，高兴异常，随即答应在我呈上的一幅清代旧纸上写字，同时谦逊地说：“这么好的纸让我写，非写糟蹋不可。”先生还复信一封，回绝了我求对联的要求。在信里推说写不好，这当然是托词，事后我才觉察到，带去的對联纸虽也是旧品，但图案是木刻水印的折枝花卉，一左一右，上下联各七枝，五彩缤纷，不免有点俗气，思量之下后，才觉出自己的孟浪。
启先生在我捎去的旧纸上，写下了他《论词绝句二十首》中的六首，诗曰：“暝色高楼听玉箫，一称太白惹喧嚣。千年万里登临处，继暗缘何苦寂寥（李白）。词成侧艳无雕饰，弦吹音中律自齐。谁识伤心温助教，两行征雁一声鸡（温庭筠）。一江春水向东流，命世才人踞上游。末路降王非不幸，两篇绝调即千秋（李煜）。新月平林鹊踏枝，风行水上按歌时。郢中唱出吾能解，不必谦称白雪词（冯延巳）。词人身世最堪哀，渐字当头际遇乖。岁岁清明群吊柳，仁宗怕死妓怜才（柳永）。潮来万里有情风，浩瀚通明是长公。无数新声传妙绪，不徒铁板大江东（苏轼）。”落款处启先生写道：“汉宽吾兄相别三十年矣，1979年秋重晤，书此请正。启功。”
今天看来，这幅中堂确属至精之品，是那个时期启先生的代表作。先生还在我的一本册页上写下了不久前的一首自作诗，原题目是“失眠”（其一）：“月圆花好路平驰，七十年唯梦里知。佛法闻来余四谛，圣心违处枉三思。满瓶薄酒堆盘菽，入手珍图脱口诗。昔日艰难今一遇，老怀开得莫嫌迟。”这里写的是“近况一首”。先生之所以随机写了这首诗，恐怕是它的尾联和我的境遇较洽合吧。
四
随着先生知名度的与日俱增，随着我和先生的师生关系日益为人们所知晓，无法完全避免的却尽量控制永无休止的需索——代为求字、求题跋、求匾额……
我所供职的“吉林市图书馆”首先得到了题名。近年，图书馆迁入新馆，拟把原竖式的改成横式，可惜当年（1981）所写原迹因经手人没注意保管早已遗失，我只好拓下原木刻的成品，照先生的笔意修改放大后交工刻成横式。这种“亵渎”，也确实出于无奈，不知“下真迹”几等了。
吉林市的雾凇是全国有名的自然景观。我曾数次恭请启先生游吉林、赏雾凇，因为这也是一次登长白（或吉林望祭殿）亲履祖先遗迹的机会。但每到这个季节，先生不是另有重要活动就是身体不适，所以一直停留在愿望上。1993年1月，我的妻子孙贤舒陪同吉林市党政领导一行人到启府邀请启功先生参加吉林的“雾凇节”。对于远行一事，启先生还是婉辞了，只答应写几个字，并当即提笔舒纸，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写了一首描写吉林雾凇的七绝：“雾凇木稼实奇观，南土希逢北地宽。雪岭冰川增异景，森林竟作玉壶看。”
北京画院著名画家纪清远是我亲姑母的孙子，是清代著名大学者纪昀（晓岚）的六世孙，北京市的政协委员。2001年，他获知北京宣武区的晋阳饭庄占用的原址是纪晓岚在北京做官时的故居。当时北京市为修筑两广大道，需拆除若干旧建筑，而晋阳饭庄就在拆除之列。为了保护下这一文物古迹，他四方奔走，得到诸多有关人士的支持，北京市领导特批把两广路线稍作移动（这一下多花了几千万元），同时在晋阳饭庄的一部分（原故居）开辟为纪晓岚纪念馆。为此，清远通过我，得到启先生的慨允，在目疾未瘳中赐题了“纪晓岚纪念馆”的匾额。但当时因实物资料尚在搜集中，内容还比较单薄，因此暂定名“纪晓岚故居”，此匾尚未正式悬挂。
五
前面谈过，和先生相识不久，我那还不成熟的印章就逐步地钤印到先生的作品上。这种不动声色的奖掖，真胜似千万句褒语！先生多年的艺术生涯中，已经积累了不少名家所制印作，先生不怕玷污了自己的书画，而使我的拙作居然能够僭入，我岂能不孜孜以求，尽量刻得精到些。然而，伎止此矣！
我为先生所刻印作，可分为两个时期：1940年至1948年共有八方，1979年至2004年共三十方。
其中“启功九十后作”一印，刻于辛巳（2001），这一年先生生第九十年（即所谓虚岁九十），为此，先生特以小诗一首、跋语一通分别书于扇面相赠如下：“叶临窗晓日初，失眠病目不堪书。平生一眚滔滔是，九十年来记已无。不佞生于壬子仲夏，今年始周八十又九。汉宽仁兄世大人惠制此印，钤此志谢。弟功谨识。辛巳仲秋。”又在印章钤盖之侧跋曰：“汉宽先生每年赐制，此其近作也。”
六
启先生做了一辈子老师，奖掖后辈是他老人家一贯的作风。1995年，在各界友朋一再要求催促下，我开始搜寻作品，为出版《刘中书法篆刻集》和“书法篆刻展”做准备。我的集子本打算分成书法集和篆刻集两册出版，就敬请先生分别题写“刘廼中书法集”和“刘廼中篆刻集”，先生欣然应允。等题好了一看，落款上竟然写了两个“敬题”，这可把我难为坏了。“责问”先生，则曰“当然得这么题”！那种不容置疑的口吻，使我只有敬领致谢。我听说先生给黄苗子先生题写书名，也用了“敬”字，被黄先生做了手脚，运用现代科技，轻松地把“敬”字处理掉了。我是否也照此办理呢？经反复思考，觉得并不甚妥。我就原样未改，印在书里，并在《后记》中说：“想来想去，还是姑仍其旧吧。一以保留原貌；二则可以昭示后人，前辈们是如何提掖晚生的拳拳之意的。”
启先生还在目疾中为作品集题诗，诗曰：“铁笔追秦汉，柔毫继晋唐。中华书艺古，千载见遗芳。”为这本书的出版，先生还致信其弟子、文物出版社社长苏士澍，请其帮助想办法，足见先生呵护之殷。虽然该书最后的出版落在弟子鞠稚儒肩上，但对先生的感念，却是难以释然的。
七
2002年9月是北京师范大学百年华诞，也是启先生从教七十周年，北师大与全国政协书画室、中央文史馆、国家文物局、九三学社中央等单位在东方美术馆举办了“庆祝北京师范大学百年华诞、启功先生从教七十周年——启功书画展”，我与妻子专程赴京祝贺。开幕式那天，坐在台下远远望着九十高龄的启先生，感慨万分。启先生从教七十周年了，而我从师先生也六十余年了，如今先生已届耄耋之年，身体每况愈下，想来感慨万千。这时，台上各主辦方代表已先后发言，主持人请启先生讲话，先生接过话筒，对站在其左右的乔石、王兆国等国家领导说：“我不讲话了，我向各位首长提个要求，咱这开幕式能不能到此结束，大家都站有一会了，还是看展览吧！”老人的善良、幽默赢得一片掌声。当我走进展厅，想与先生“报到”时，先生因劳累过度而晕倒，被医护人员推出了展厅，紧急送回医院。这是近年来我去北京唯一一次没有当面向先生请安。
2005年6月30日凌晨2时25分，启先生因病不幸仙逝，我病中含泪作挽联表达哀思，并让妻子专程赴京送到先生灵前：
六十年雨露深恩，忆赏奇析疑，谈诗论韵，故府记游踪，历历前尘犹萦心目；
超时代鸿儒巨匠，每辨真鉴古，解字诂经，砚边蒙教益，循循善诱获溉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