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基金项目:本论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东方现代建筑研究”(项目编号:50878042)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郑炘(1958- ),男,汉,河北张家口人,南京工学院(东南大学)工学(建筑学)博士,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南大学建筑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合作导师,《建筑与文化》杂志社执行主编,中国钢笔画联盟副主席。研究方向:建筑设计与理论,建筑理论与当代哲学,风景环境与景观规划设计。)
摘 要:建筑形式的意谓涉及建筑语言的基础问题。本文从基形符号意谓的分析出发,探讨了建筑形式在指称和意蕴两方面的功能, 并注意到批评理论与建筑理论在此方面相遇所引发的一些理论问题。而建筑成为一种思维可能性的契机,可能就存在于对形式意谓的理据性和形式语义表达的局限性的双重特征的理解之中。
关键词:建筑形式;指称;形式自指称;形式他指称;意蕴;基形符号;意谓;陌生化
中图分类号:TU-80文献标识码:A
将建筑看作是一种语言,由来已久。早在古罗马奥古斯都时代,维特鲁威就在《建筑十书》中有关建筑学的一些基本美学原理的讨论中,涉及到多立克式、科林斯式以及爱奥尼克式建筑的表意功能及其得当的运用。①不过,直到18世纪,才有德国建筑理论家莫里茨明确提出“建筑语言”这个说法。②而真正把建筑形式当作一种语言来研究,大概是20世纪的事。在这方面,赛维、索默尔森、布罗德本特、阿格蕾斯特、甘德尔松纳斯、詹克斯、诺伯格、舒尔茨、茨奥尼斯、拉普卜特等人做了不同程度的探讨。另一方面,现象学、结构主义以及后结构主义的思想进入建筑学领域,对建筑加以具体的解释,同时也激发了建筑自身的变化。此类变化和哲学家们的理解之间有时会有共鸣,就像法国哲学家德勒兹富于空间形态类比性的思想和当代建筑的新抽象性之间的连接那样,但有时又多少有些错位。哲学和建筑在形式上的类比性并没有弥合二者之间实际的断裂。在哲学和批评理论向建筑学领域越界,以及建筑理论对此又有所接受的背景下,建筑自身的实践性表述似乎都出乎二者的意料之外。看来在意谓与解释的问题上,分歧是难以避免的。建筑形式意谓问题的复杂性理应得到认真的对待。
一、符号学的问题
现代语言理论是通过符号学介入建筑学的。符号学将所有文化现象都视作符号系统,建筑也不例外。按照查尔斯•W•莫里斯的说法,符号学研究通常包括语义学,句法学和语用学三个方面。语义学上的困难在于,作为能指的符号与所指概念之间的关系规定的任意性开放了语词的多义功能。③通过句法以及语境这样的结构关系,符号的意义才可以获得一定的确定性。那么结构作为一种逻辑的形式,就具有决定性的力量,而符号本身似乎不再那么重要。这是基于拼音文字的符号学原理和结构主义原则,那么,对于基于形式的建筑语言来说,情形又如何呢?
经过抽象的基本形式,即点、线、面、体的抽象形式,本身就是独立的存在,并且和抽象的概念有联系,也可以得到解释,这样的状况符合皮尔士关于符号的规定。④另一方面,意大利语言学家艾柯指出符号具有指称性与意蕴性,深化了对符号表意功能的认识。⑤抽象的基本形式具有基本的指称功能,以及次级的意蕴功能,可称为基形符号。但这种基形符号的表意功能也处在抽象的层面上,其指称和意蕴乃是出自人对其形式性质的判断。基形符号是一种潜在的事物,就一般符号的生成过程而言,基形符号处在初级阶段,相当于指事字及简单象形字的阶段。象形字通过形式上的类比来表意,指事字只表示抽象概念,如数目、位置等,例如甲骨文中的上()、下()两字已含有会意的成份。⑥在符号学的意义上而言,基形符号应先在于皮尔士所说的肖似符号。可以说,基形符号的意谓具有一定的理据性,但它既不能比形象类比更丰富,同时又无法离指事体的抽象层面更远,因而表现出固有的局限性,不可能有具体而准确的语义指称,而难以精致化。这种语义学上的理据性和简单性,使得以基形符号为原型的建筑形式语言可以有一定的意谓功能,但其意谓功能却又不可避免地带有局限性。
尽管处在抽象层面的基形符号在意谓功能方面具有局限性,但它们所体现出的一定的形式与意义的内在构造性,对于建筑形式语言的基础性表达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我们所说的确定性正是就此而言的。事实上,我们在谈论点的意义时,更多是把它置于一个结构中来看待的,中心点的支配性、边缘点的疏离特征,都是由结构所赋予的。 线和面的形态特征则与一定的意义之间存在一定的潜在关联,比如直线可指称绝对的平滑状态及连续状态,并可具有刚直、简明、单调等意蕴。直线经由其空间位置而表达出一定的意义,如平和、平稳、宁静、挺拔、动势等,则是和我们以水平和重力所构成的空间结构为基础的行为结构有关的。埃利亚在《未来主义的建筑学》一文中,抨击垂直线条和水平线之类的形式是静止的、严肃的、压抑人的,完全脱离崭新的感受力,而斜线则具有动感,其震撼力比垂直线和水平线高出数千倍。⑦事实上,埃利亚对于作为基形符号的线的偏激解释,是与其背离传统、力主革新的先锋精神相合致的。这可能是当代建筑形态突变的内在意蕴的先兆。折线是折叠的几何原型,可以看作是两条斜线的交汇,具有动感,不确定性,突破了正交型结构的限制,因而折线作为一种基形符号,其结构性的作用远大于其语义学作用。德勒兹曾以折叠为题,深入地探讨了与此相关的概念和现象。艾森曼受此启发,在法兰克福李勃斯托克公园街区设计中,采用折叠的方式,避开原有街区的坐标体系,在城市景观中引入另外的时空意义,既不是现代性的抽象,也不是后现代性的怀旧语境。⑧
二、基形符号的具体化
建筑要素乃至建筑整体形式可以看作基形符号在某种建构关系之中的具体化。可以将这样的具体化看作是将抽象的形式赋予具体的质料。亚里士多德在关于可感实体的思考中,谈了质料,形式和实现活动的问题,⑨按照一般的理解,实体的实现就意味着质料与形式的结合,所谓基形符号的具体化也是就此而言的。
由于质料的确定,建筑构成要素才可作为一定的可感实体,再经由建构关系而成为一定的意义单位。包含了结构与构造的建构是形式实现的途径,而备受关注的质料则可以丰富形式的表达。现代建筑中一个显著的做法是尽量减少质料的种类,其结果是在基形符号具体化之后再进行抽象性复归。
在对现代建筑反思的潮流中,注重质料的丰富性与细节表现的建构倾向似乎是想要停止这种抽象性复归。此外,一些理论家似乎还想赋予建构行为本身以意义。马可•弗拉斯卡里认为作为原初细部的节点是建构的发生器,是建筑意义生成的最小意义单位,因而也是意义的发生器。每个细部都在叙述其创制、位置以及空间维度。建构意味着细部节点将其自身秩序投射到整体上去,因而无尽的建筑概念蕴涵于建构之中。⑩弗兰姆普敦提出所谓的建构诗学的概念,将建构看作对建造环境均质化的抵抗,同时也是对后现代历史主义的抵抗。不过,他为了与海德格尔的关于人的存在方式的说法保持一致,将厚重墙体与轻巧构架看作是具有宇宙论意义的对立物:大地与天空,固定性与去物质化,似有附会之嫌。B11
关注建构并赋之以意义,表明当代建筑理论的一种回归建筑自身的倾向。基形符号的具体化强调了建筑要素作为“物”的丰富性,具有存在论的意义。建构作为这种具体化的实现方式,是非风格化的,弗兰姆普敦称之为一种潜在的矫正方法。B12我们也可以将这样的倾向看作是建筑向自身技术性基础的回撤。这样的倾向也许与批评理论对建筑意义的外延功能的期望之间尚有差距,但它作为一种策略,既拒绝现代主义的贫乏,又拒绝后现代历史主义的浅薄,似乎是一些建筑师所乐于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