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荣庆从1905年被任命为清末首任学部尚书后,积极领导并参与“新教育”运动,对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荣庆的教育思想主要源于其教育改革活动,同时也对清末的“新教育”实践起到了理论支撑作用。
关键词:清末;荣庆;教育活动;教育思想
中图分类号:G7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5727(2010)11-0156-04
荣庆(1859～1917年),字华卿,号实夫,蒙古正黄旗人,出生于四川省重庆府(今重庆市)。清光绪五年(1879年)中举人,1886年中进士,以翰林院编修充镶蓝旗管学官,累迁至侍读学士、鸿胪寺卿、通政司副使。1889年授山东学政,1902年升刑部尚书,1903年为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后改为学务大臣),奉命会同张之洞、张百熙重新厘定《钦定学堂章程》。曾充会试副考官、经济特科阅卷大臣,旋调任礼部尚书,复调任户部,进而为军机大臣、政务大臣。1905年学部成立,为首任尚书,总理兴学育才所有事务,同年领协办大学士衔。1909年复调任礼部尚书,1911年任弼德院副院长,继而为顾问大臣,德宗实录馆总裁。次年宣统帝下野后,避居田间,不久病逝,享年68岁。
荣庆的教育活动
荣庆作为教育行政官员,其在清末教育改革方面的历史地位主要通过参与主持的一系列教育改革活动得以确立,并对教育制度的改革及学制的制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推动《奏定学堂章程》的颁布和实施
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1904年1月),荣庆与张百熙、张之洞合奏《重订学堂章程折》,揭开了清末制定“新学制”的高潮。张百熙、荣庆曾在1903年6月27日上折,奏请添派张之洞一同改订学堂章程,得到清廷的批准,上谕:“着即派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将现办大学堂章程一切事宜,再行切实商订,并将各省学堂章程,一律厘定,详悉具奏,务期推行无弊,造就通才,俾朝廷收得人之效,是为至要”。①是年底,荣庆、张百熙等联名将《学务纲要》等17份章程呈奉清廷,谕令批准颁行,此即为《奏定学堂章程》或称“癸卯学制”,“癸卯学制”分3段7级,整个学制年限长达29～30年。
第一阶段为初等教育,分设3段,其中蒙养院采取“蒙养家教合一之宗旨”,旨在以蒙养院辅助家庭教育,女学专为保育教导3～7岁儿童,年限计4年,每日不得超过4小时。在《奏定学堂章程》颁布后,各省市相继开办了学龄前儿童的教育机构。据袁希涛《五十年来中国之初等教育》的统计,清末全国幼稚生的数目如表1所示:
初等小学堂招收7岁以上的儿童入学,以5年为限,12岁入高等小学堂,修业4年。学部成立两年后的1907年,又颁布了《女子小学堂章程》,将女子小学堂分为初、高两级,修业年限各4年,男女小学分别设立,不得混合。此外,于是年颁布的《变通初等小学堂章程》又将初等小学分为三种:5年完全科,4年简易科及3年简易科。同年11月,学部又颁布了《简易识字学塾章程》,为年长失学及贫寒子弟无力就学者设立“简易识字学塾”。
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设中等学堂1级,16岁入学,修业5年,施以较深的普通教育,以升学和就业的双重目标作为设学宗旨,中等学堂学习科目有12种,并分官立、公立、私立三类。1910年,学部又仿德国学制,实行中学文、实分科制,文科重经学,实科重工艺。
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分设3级:高等学堂(设于省城)或大学预科(设于京师),修业3年,“以教大学预科为宗旨”。高等学堂分为3类:第一类学科为预备入经学科、政法科、文学科、商科等大学者治之;第二类学科为预备入格致科、工科、农科大学者治之;第三类学科为预备入医科大学者治之。大学堂以“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②总计设有经学、政治、文学、格致、农、工、商、医等8类学科。在学习年限设定上,除政法科和医科为4年外,其余均为3年。通儒院为学术研究机构,学习年限5年。根据1909年的统计,清末全国官立高等学堂设置的情况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官立高等学堂中法科学生占一半以上。学制系统的横向(旁系)方面,设有实业学堂和师范学堂。
实业学堂分初等、中等和高等3级。初等实业学堂与高等小学堂平行,分设3类。各类初等实业学堂招收13岁以上毕业于初等小学堂者。另设有实业补习普通学堂,招收初等小学堂毕业生,3年毕业。中等实业学堂与中等学堂平行,分设中等农业学堂、中等工业学堂、中等商业学堂、中等商船学堂等4类。高等实业学堂与高等学堂平行,分设农、工、商、商船4类。另设有实业教员讲习所,招收中学堂或初级师范学堂毕业生,以教成各实业学堂及实业补习普通学堂、艺徒学堂之教员为宗旨,分设农业、商业、工业教员讲习所3种,学习年限2～3年。
师范学堂分设初级师范学堂和优级师范学堂。初级师范学堂与中学堂平行,以“讲明教授管理之法为宗旨”,修业5年,派充到高等小学堂及初等小学堂担任教员。在招生体制上遵循了“初创时,各学未齐,暂时应就现有之贡廪增附生及文理优长之监生内考取”。③优级师范学堂与高等学堂平行,以“造就初级师范学堂及中学堂之教员管理员为宗旨”。优级师范学堂的学科分为3级:公共科,1年毕业;分类科,3年毕业;译学馆,5年毕业。此外,学部于1907年颁布的《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和《女子小学堂章程》拉开了中国女子教育的序幕,从此中国的女子教育开始在学制中占有一席之地。据统计,至1909年,清政府共设立师范学校415所,学生共计28572人。
总之,“癸卯学制”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正式颁布并施行的学制。作为清末推行的“新教育”的蓝图,此学制规定了各级各类学堂在学校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使散在全国各地的学堂统一成为一个整体,并以法令形式规定了普及义务教育的年限,还引进了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内容,同时将实业教育和师范教育组成与普通教育并行的三大体系,使中国教育更接近于现代化的要求。“癸卯学制”具有教育革新的重大历史意义,为中国近现代学制的建立与完善奠定了基石。尽管《奏定学堂章程》并非由荣庆一人独立完成,但荣庆对于这一学制的正式颁布并施行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一点从张百熙所拟“壬寅学制”被废止的内在原因中不难看出,并且有专家学者对此作了考订:“义和团运动后,清政府深感伤痛,力求改革,实施新政,召张百熙诣行在,张百熙慷慨陈时事,力请兴学,遂命为管学大臣。张百熙上任后即主持制定《钦定学堂章程》,经管学京师大学堂,招海内名流任大学堂各职。因其起用新人,推行新学,为旧人所恨,大学堂遭诽谤,张百熙遭诬陷。御史王某密奏言:本朝管制皆一满一汉,故相维不敝,今大学仅一汉大臣,至成弊,请增设满大臣主其事。于是,增命荣庆为管学大臣”。④最终由荣庆、张百熙、张之洞三人协同制定完成“癸卯学制”。
(二)执掌学部期间的教育行政管理方略
在清末学部存续的短暂历史中,荣庆任尚书的时间最长(1905年11月～1910年2月),张之洞受命管理学部之前,荣庆一直掌管该部大权。尽管学部的诞生几经周折,主持人选因舆论的推波助澜而至沸沸扬扬,但荣庆被任命为学部尚书绝非偶然,显然是清政府深思熟虑后做出的抉择。
作为中央教育行政主管,荣庆对学务方面知识的相对欠缺主要是通过用人得到补偿。学部建立初期,从中央到地方教育行政体系卓有成效的建置,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从各地调入的人员,这些人员多是教育界的知名人士,其中既有严修、罗振玉、林灏深等旧学素养深厚,且曾到国外考察近代教育并有兴办新式学堂经历的官绅,也有路孝植、范源濂这样的归国留学生。最难得的是,在清廷党禁的背景下,学部受张百熙用人方针的余波影响,在初期奏调的人员中,仍有一些是戊戌党案中被牵连的维新人士,学部也因此成为他们东山再起、施展政治理想和报国志向的舞台,如张元济在学部的短短数月中,给堂官提出了大量书面建议。另外,学部还分别从直隶、湖北、四川、江苏等兴学成效比较卓著的地区抽调了为数不少的干才,如陈毅、陈曾寿、罗振玉、宗树楠、刘宝和、蒋廷楷、高步瀛等,他们对新式教育理论有所接触了解,又有一定的教育行政管理经验,这些人虽然阅历与认识不同,对外来经验的取舍也各有侧重,但在讨论和研究具体问题时,均向荣庆等人提供了相当内行的意见。
对于学部重大问题的决策,一般由堂官(堂宪)会议讨论决定。开始时,与会者除学部尚书、侍郎、左右丞外,还包括左右参议和参事官,每星期开例会一次。其余则因事而随时召开临时会议。⑤学部左右参议之设仿古制设言官,以建言为责,为学部提供决策参考,而与执行无关,其下又设4名参事官,采用日本文部省建制。这种中外合璧的管理模式为清末“新政”时期的特色,也是新旧过渡的表征。
学部成立的头两年,在荣庆和严修的主持下,主要办成了以下几件大事:(1)建立从中央到地方与《奏定学堂章程》相配套的教育行政体系。包括学部官制、各省提学使司与学务公所、各府厅州县劝学所的设置及人员配备,合并国子监,划清学部与礼部之间的办事权限。(2)建立上下沟通的信息渠道。即派遣学部视学官到各省视察,了解各地学务情形,编辑发行《学部官报》,定期刊布有关章程、法令、批禀,反映教育动态,报道各国教育发展状况,探讨教育理论。(3)根据社会发展需要调整学科布局,兴办师范教育和各种实业学堂,添设法政学堂。(4)针对留日学生过多、程度较差的情况,学部积极整顿与加强留学管理,对派遣留学生实行资格限制,颁布《考验留学毕业生章程》,拟定管理游学日本学生章程40条,奏设游日学生监督处,议定游学欧美费用数目,调整平衡派遣国别,且规定官费游学生毕业回国后须充当专门教员5年。(5)审定初等小学教科书,统一小学教材,颁布教科书审定办法。(6)兴办女学,议定女学教育章程,初步承认女性受教育的权利。
荣庆主管学部期间,调整、改革教育的内容十分广泛,关系教育体制、管理及学科专业内容等诸多方面,足见其在近代教育新旧转型期间的重要作用及所处的历史地位。
(三)推动科举制度的废除
1904年1月13日,清廷改管学大臣为学务大臣,并增派孙家鼐为领班学务大臣,荣庆不久便与张百熙、张之洞联名奏陈《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折》,详细拟定了递减科举直到废除科举的办法。“奏议”提出:“凡科举之所讲习者,学堂无不优为。学堂之所兼通者,科举所未备。是则取材于科举,不如取材于学堂彰彰明矣。……凡科举抡才之法,皆已括诸学堂奖励之中。然则并非废罢科举,实乃将科举学堂合并为一而已”。并且指出:“议者或虑停罢科举,专重学堂,则士人竞谈西学,中学将无人肯讲。兹臣等现拟各学堂课程,于中学尤为注重。凡中国向有之经学、史学、文学、理学,无不包举靡遗”。⑥“奏议”还认为:就事理而论,必须科举立时停罢,学堂办法方有起色,学堂经费方可设筹。唯此时各省学堂尚未能遍设,从前大小各种学堂,尚未定有详细完备章程。因而建议将科举旧章量变通“乡会试中额,请从下届丙午科起,每科分减中额三分之一,俟末一科学额减尽以后,即停止乡会试。学政岁科额,请于乡试两科年限内分两岁考,两科考四次分减,每一次减学额四分之一,俟末一次学额减尽,即行停止学政岁科试,以后生员即尽出于学堂”。“科举既议停减,旧日举贡生员,年在三十岁以下者,皆可令入学堂肄业。三十岁以上至五十岁者,可入师范学堂之简易科”。⑦同日,清政府批准了这个“奏议”,命令自丙午(1906年)科始,将会试中额及各省学额按照所陈逐科递减,俟各省学堂办齐,再将科举学额分别停止,归学堂考取。保守因循的末代封建政府,由于受到各方面压力,不得不于是年9月2日颁发《上谕》,诏准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并令学务大臣迅速颁发各种教科书,责成各省督抚实力通筹,严饬府厅州县于乡域各处遍设小学堂,并“慎选师资,广开民智”。⑧这样,从隋炀帝大业二年(605年)开始的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1300年后终于废止。
(四)设立教育会以辅助教育行政工作
1906年,在首任学部尚书荣庆的主持并倡导下,学部公布了《教育会章程》,规定各省和府、厅、州、县都可以设立“教育会”,作为各级教育行政机构的襄助机关——“期于辅助教育行政,图教育之普及,应与学务公所及劝学所联络一气”。⑨其目的是对全国各地教育界人士所组织的各种教育会加以限制“整齐而划一之”,同时也是为了加强对新教育的研究与协调,开始有组织地对新学堂的教师及传统私塾的蒙师加以必要的培训,部分发挥了当今教育研究与教师培训机构的职能。表3所示为全国部分省教育会成立情况:
1906年6月,学部又奏定《教育会章程》,共十五条,进一步对教育会的宗旨、设立及名称、总会与分会的关系、会员资格与职务、会务等做出了相应规定,并把民间的教育团体纳入国家教育管理的系列。同时,学部还通过制定相应的法规,强化对教育会的管理,使教育行政机关的管理功能得以进一步延伸。
荣庆的教育思想
荣庆的角色主要是一位教育行政官员,并不是一位专职教育家,但是在他参与的一系列教育方面的改革活动以及制定教育法规章程的过程中,能够体现出他的教育思想,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普通教育观荣庆对普通教育的主张集中在他与张百熙等人制定的教育法规章程——“癸卯学制”及《学务纲要》中。“癸卯学制”和《学务纲要》确立了各级各类学堂的办学宗旨、修业年限、入学条件、课程设置及相互衔接关系;规定了各级各类学堂在学校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使散在全国各地的学堂统一成为一个整体;首次以法令形式规定了普及义务教育的年限;在教学内容上,儒家经学所占的比例逐渐减少,尤其在蒙学教育中以“游戏、歌谣、谈话和手技”为主要教育内容,并且大量引进西方现代科学知识内容;在教学方法上,提倡讲授与讨论的方法,主张采用启发式教学,注重学生的身心共同发展,并且反对体罚等。所有这些都促进了清末学校数量上的发展和质量上的提高,从而为近现代教育的发展,尤其是教学改革奠定了基础。
教师教育观普通教育与教师教育是互相联系的,前者是后者的基础,而后者是前者的保障。“癸卯学制”把师范学堂分为初级师范学堂和优级师范学堂两类,目的在于发展普通教育,开发民智,并且在《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中对师范学堂的学习年限、课程和生源等作出了详尽的规定。此外,在正规的两级学堂之外,开办了简易师范科、师范传习所,对一些有一定教学经验的乡村塾师,经过省城初级师范学堂简易科的短期培训,在毕业后给以准充副教员之凭照,有助于在各乡村市镇开设小学。“师范学堂,意在使全国中小学堂各有师资,此为各项学堂之本源,兴学入手之第一义”。⑩且师资为办学第一要素,因此,荣庆极力倡导兴办师范学堂,注重培养师资。
留学教育观在荣庆的教育思想中,留学教育居有一定的地位。尤其在甲午战争失败后,朝野开明人士警觉地认识到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因推行西化教育改革,正由弱变强。此时,清政府逐渐意识到留学教育的重要性,认为留学教育是培养人才的最佳途径,同时也为了抵御西方列强的瓜分,开始大胆任用学有所成的留学生,大力发展留学教育事业。据记载,当时留学生在日本学习的情况是:“习速成者居百分之六十,习普通者居百分之三十,中途辍学辗转无成者居百分之五六,入高等专门者百分之三四,入大学者仅百分之一而已”。{11}到1907年,留日学生人数竟达到一万两千余人。另外,留学教育的范围也不断扩大,从最初的语言文字、军事等领域扩大到矿冶、铁路、工匠、师范等各方面。同时,留学教育也暴露出诸多问题,1906年,学部所拟定的《管理日本留学章程》中有下列记载:“游学日本各生以无人稽查之故,所入之校视如传舍;认定学科,壹为迁移,甚或但往应考,而平日潜行回国;借抄讲义,而本人并不上堂”。{12}针对当时出洋学生流弊甚多、学生身在国外而中国法令难以施行的情况,荣庆主张:“惟必须中国于安分用功学成回国之学生,予以确实奖励,使各学生有歆慕之心;并使彼国学堂确见中国有劝学求才之实意,始于不安分学生有助我约束之法”。{13}该奏折中对留学生的诸多约束,在一定程度上使留学教育更加规范化,同时对留学生留学质量的提高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清末还特别为王公贵族制定了专门的留学章程,这种为特权阶级所办理的教育虽然时间维系很短,但达官显要的子弟出国留学的机会还是比较多的,从而也体现出留学教育的不公平。然而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看出,清王朝对西学的重视已经渗透到其专制统治内部,在当时具有加强西化改革与进入国际舞台的意义。
“中体西用”的教育观1906年,在清末首次建立的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构——学部成立后一年,荣庆与张百熙、张之洞呈递了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颇具深远影响的《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这项宗旨明显地反映了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的一项主要方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世之学为基”;西学以“知识、艺能”为主,以培养为维护气息奄奄的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通才”为目的。为此,他们联名提出:“今中国振兴学务,固宜注重普通之学,令全国之民,无人不学,尤以明定宗旨,宣示天下,为握要之图”,并以“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为宗旨。“尚公、尚武、尚实”的提出,第一次将道德教育、军国民教育及实用教育三者连在一起,是对中国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大胆革新。荣庆在奏折中阐明了上述五端内容的重要性,他认为:“忠君”、“尊孔”是“中国政教之所固有,而亟宜发明以距异说者”,此二者要“以中学为体”;至于“尚公”、“尚武”、“尚实”,乃是“中国民质之所最缺,而亟宜针砭以图振起者”,{14}要“以西学为用”。由此可见,五条十字的教育宗旨仍是“中体西用”论精神的体现。虽然仍在强调“忠君”、“尊孔”,其体未变,但增添了“尚公”、“尚武”、“尚实”,在运用上有了西方新教育的内容。这一教育宗旨的性质已不再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教育,而是具有了近现代教育的思想因素。因此,各级各类学堂办学有了明确的教育目标导向,即在上述总体教育宗旨的指导下,对各级各类学堂培养何种规格的人才提出了具体要求。
结语
1903年,荣庆被任命为管学大臣后,奉命会同张之洞、张百熙重新厘定了《钦定学堂章程》。尽管荣庆此时是作为满族大员中稳健派的代表参与到清末的“新教育”改革中,但他一生历任教育行政要员,对一些重要教育制度的革新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在学校体系方面,荣庆会同张百熙等厘定的《奏定学堂章程》规定了各级各类学堂在学校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较为完备的并以教育法令形式正式公布和推行的学制,标志着中国封建传统学校教育的结束和近代化学校教育的开始,标志着中国的教育开始与世界近代教育接轨,为“新教育”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他还积极参与制定了废除科举的各项措施,促成了科举制度的终结,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并以此为分水岭,将封建时代的旧教育制度与近代化的“新教育”制度在人才选拔形式上区分开来。从此,西方近代工业化条件下的近代教育制度,在清末取径日本移植到了中国,从法律地位上正式确立了近代教育的西化模式。
在教育宗旨的厘定方面,荣庆力主“中体西用”的教育文化方针,主张中西、新旧之间进行调合,并对各级各类学堂的人才培养规格、入学条件、学校年限、教学内容、教室管理和组织形式等做出了详细规定,从宏观上加强了对全国各级各类学堂的统一管理。
在留学方面,荣庆参与制定了留学章程,一方面鼓励勤学之士参与游学,促进了文化的中西交流与融合;另一方面对当时盛行的留学教育进行了规范,算得上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留学教育管理制度的雏形,对于今天的留学生,尤其是公派留学生管理也颇具借鉴意义。
荣庆作为满族人,非常注重对王公贵族人才的培养及对王公贵族考风考纪的整顿,并多次奏请清政府中枢层加强对满族官员的教育,建议阁部对所属满族官员严加考试,并分设各馆课之:一为掌故之学,二为吏治之学,三为时务之学,尤以列祖列圣的训谕要旨作为居官立身之本。由此可见,在荣庆的教育思想中仍具有强烈的封建贵族教育的取向及维护封建特权阶层利益的保守立场。
注释:
①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2页
②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572页
③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679页
④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1页
⑤罗振玉:《贞松老人遗稿·集寥编(甲集)》,辛巳秋印行本,第20-21页
⑥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07页
⑦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07-108页
⑧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4页
⑨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358页
⑩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80页
{11}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第三版)》,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30页
{12}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第三版)》,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32页
{13}杨际贤,李正心:《中华百位教育家思想精粹》,中国盲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90页
{14}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564-565页
作者简介:
吴洪成(1963—),男,浙江金华人,博士,河北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教育史与教育学原理。
寇文亮(1983—),女,河北石家庄人,河北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学原理专业2008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教育学原理。
(本栏责任编辑:王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