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陌上桑》、《羽林郎》是诗歌,《救风尘》、《望江亭》是戏剧,它们属于不同的文学体裁,而通过对比阅读可发现四者有颇多的相似点:都是叙事性作品,都是写女性智斗并战胜恶势力的故事;都是“喜剧”,具有较浓厚的喜剧色彩;作品的主人公都是美丽、勇敢、智慧的女性。四篇作品的作者用轻快的喜剧唱出了对女性的热烈的赞歌。
关键词:叙事作品 喜剧 女性主人公 赞歌
《陌上桑》、《羽林郎》与《救风尘》、《望江亭》属于不同的文学体裁,前人单独对各篇作品进行研究或艺术赏析的文章已有不少,如对它们各自的情节结构安排、人物形象塑造、语言特点等进行分析,但如果将它们放在一起从四者比较的角度进行解读,确实能发现颇多的相似点。下面谈谈笔者对比阅读四篇作品后的体会。
一、都是叙事性作品,都是写女性智斗并战胜恶势力的故事
从文学“四分法”来观照这两组作品,它们属于不同的文学体裁,而从文学作品的“经典形态(叙事和抒情)”的视角来进行观照,这四篇作品都是叙事性作品。两汉乐府诗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就是叙事作品较多,且写得比较成功。《陌上桑》、《羽林郎》就是汉乐府诗中叙事作品的佼佼者,二诗中有人物,有故事情节,是优秀的叙事诗。杂剧是一种分角色演绎故事的综合性舞台艺术,作为演出脚本的杂剧剧本主要是叙事性文本(这当然不排除许多元杂剧作品的抒情性),元初伟大戏剧家关汉卿的《救》、《望》二杂剧是叙事性作品无疑。
不仅如此,这四篇作品的故事题材也颇相似。《陌上桑》写采桑女罗敷面对使君的调戏,大胆反击,机智“夸夫”,让使君自惭形秽,使自己摆脱纠缠;《羽林郎》写卖酒胡姬针对金吾子的轻薄,义正词严抗争而又决绝中带和婉,从而使他无法得逞;《救风尘》写赵盼儿凭自己的机智和勇敢,施展“风月”手段使周舍上当,并打击了他的流氓无赖行径,最终救出了自己的风尘姐妹宋引章;《望江亭》写谭记儿乔扮渔妇切鲙献,在中秋之夜的望江亭上从杨衙内手中赚得了势剑金牌,粉碎了杨的阴谋,救了自己和夫君白士中。四篇作品有体裁的不同,有叙事繁简详略的差别,其故事题材则都可概括为女性智斗并战胜恶势力。
二、都是“喜剧”,具有较浓厚的喜剧色彩
从西方传统的“喜剧”观念来看,相当多的喜剧是对有缺点的反面人物的嘲笑、讽刺,其寓意主要是针砭否定性现象,有时甚至可以没有正面人物出场,多采用“讽刺”手法让剧中的主角(即被否定的反面人物)自己丑态毕露,出尽洋相,这类喜剧一般被称为“讽刺喜剧”;还有一部分喜剧则不是以否定性人物为主角,而是以肯定性的正面人物——他(她)们往往是“聪明机智的正面人物”——为主角,常采用“戏弄”手法,通过正面人物(戏弄者)对反面人物(被戏弄者)的机智、巧妙的“戏弄”来彰显正面主人公的智慧,对被戏弄者是讽刺、嘲笑,对戏弄者是赞美、歌颂,这类不同于讽刺喜剧的剧作,有研究者称之为“机智喜剧”[1]。《救风尘》和《望江亭》都属于机智喜剧,它们都符合机智喜剧的特征:作为正面人物的戏弄者(赵盼儿、谭记儿)是剧中主角,她通过奇思妙计“戏弄”并战胜被戏弄者(周舍、杨衙内),使正义得以伸张,让反面人物在观众的嘲笑声中得到应有的惩罚。
除了从戏剧性质对作品进行整体上的观照外,这两部杂剧在细节上也成功地运用了一些喜剧手法,颇具喜剧色彩。《救风尘》第二折宋引章套被子把自己和王婆婆都套进去的夸张情节,让人忍俊不禁;赵盼儿决定救宋引章后的喜剧性独白“若是不肯写休书,我将他掐一掐,拈一拈,搂一搂,抱一抱,着那厮通身酥,遍体麻。将他鼻凹儿抹上一块砂糖,着那厮舔又舔不着,吃又吃不着”,活画出一个机智泼辣的喜剧主人公形象;第三折写张小闲看到赵盼儿的精心打扮而酥倒的滑稽细节,也颇具喜剧效果。《望江亭》第二折写白士中收到杨衙内陷害自己的消息后闷闷不乐却被谭记儿猜疑为前妻找上门来的“误会”,作为故事主干外的插曲颇有喜剧色彩;第三折张千、李稍在杨衙内头上捉虱子以及后来二人抢酒吃的若干处插科打诨,都有助于增强喜剧色彩同时补充了人物形象;第四折中杨衙内不知文书已被谭记儿调包在潭州大堂上念《西江月》词当众出丑的场面,很有大快人心的喜剧效果。
《陌上桑》和《羽林郎》从体裁上说是诗歌,而许多研究著作和文学史教材不约而同称之为“喜剧”,很明显,这不仅仅是借喻,二诗的故事情节、人物的角色类型、激烈的矛盾冲突以及冲突的性质都符合“机智喜剧”的特征。此外,二诗中的细节描写也很有喜剧色彩。《陌上桑》第一“解”后半部分写旁观者(行者、少年、耕者等)见到罗敷的各种情态,是颇具喜剧性的场面,而“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的细节描写,更让人忍俊不禁,它们都带有轻快、诙谐的色彩和清新的生活气息;第三“解”写罗敷夸夫,那虚构的夫婿官升得那么快,人长得那么帅,几近完美,这夸诞描写颇有诙谐色彩。《羽林郎》的气氛相对《陌上桑》稍显严肃,这主要表现在胡姬对金吾子的轻薄无礼的坚决回拒和斥责上,然而,她并没有和金吾子撕破脸皮,玉石俱焚,而是用话语巧妙周旋,终使金吾子无法得逞,这刚柔并济、又打又哄的斗争策略为作品平添了几分喜剧色彩;诗中写胡姬“一鬟五百万,两鬟千万余”,读者不会因其过分夸张而提出指责,反觉诙谐有趣[2]。
因此,尽管体裁不同,表现手法有异,但幽默、诙谐的喜剧色彩是《陌》、《羽》二诗和《救》、《望》二剧的共性;并且,这种诙谐幽默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历史长河中是难能可贵的。中国古代具有诙谐幽默色彩的文学作品其实并不多,一般只能在下层文人或民间作品里看到,而这四篇作品正是下层文人创作或源于民间的作品,作者的身份决定了它们的民间立场和平民化色彩,作品中轻快、诙谐的喜剧色彩和通过喜剧手段对恶势力的戏弄和讽刺,反映了一般民众乐观的生活态度,同时体现了中国文学比较突出的乐观精神[3]。
三、女性,美貌女性,美丽而且勇敢、智慧的女性
现在谈女性主人公的形象。从外部形象看,四篇作品的主人公都是美貌女性。《陌上桑》写罗敷的妆饰,旁观者的痴看、“相怨怒”的细节以及使君的垂涎、见色起意,都衬托出罗敷的美。《羽林郎》在用妆饰烘托胡姬美貌方面与《陌上桑》有相似之处。《救风尘》中写到了张小闲酥倒和周舍的防不胜防终于答应写休书休弃宋引章,赵盼儿的美貌由此可见。《望江亭》中谭记儿是年轻守寡而改嫁白士中的美妇人,她的美貌引起了杨衙内的霸占欲。
与四位女性的美丽外表相映衬的是她们的内在美,她们面对恶势力的利诱、胁迫,都坚贞不屈,自尊自爱,通过大胆反击来维护自己的幸福和尊严。她们不仅敢于斗争,而且善于斗争,能够抓住对方弱点,注意斗争策略,最终制服“对手”取得胜利。这四篇作品成功塑造了四位坚强勇敢、聪慧机敏的女性主人公形象。
《陌上桑》中罗敷面对使君的调戏,先上前正面回绝:“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然后向使君盛夸自己的夫君,说他官居要职,相貌不凡,让使君自惭形秽,知难而退。关于夸夫一段的构思和效果,古今许多学者都有过精彩评述,清人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说:“后解又极写一段,傲使君耳。”清人李因笃《汉诗音注》说:“住的高绝。罗敷之不可犯,更不必言。”现代著名的汉魏六朝乐府诗研究专家萧涤非先生说:“作者之意,只在令罗敷说得高兴,则使君自然听得扫兴,更不必严词拒绝。”[4]抓住使君外强中干、欺下怕上的软肋,虚构一个夫婿,借力打力,使使君自己灰溜溜地逃走,这就是罗敷的聪明之处。
《羽林郎》中胡姬面对金吾子的居心叵测,她不动声色,沉着应对,金吾子求“清酒”、“珍肴”,胡姬一一奉上;但针对金吾子“贻我青铜镜,结我红罗裾”的公然无理调戏,胡姬则坚决拒绝,甚至不惜以死相抗争,“不惜红罗裂,何论轻贱躯!”当然,胡姬的斗争很注意策略,在严词拒绝之后说了一句:“多谢金吾子,私爱徒区区。”王运熙、王国安先生分析胡姬的“机智胆略”时认为,先待之以礼,然后以死自誓,最后出于策略,以和婉的口气对冯子都予以回绝[5]。余冠英、韦凤娟二先生对该诗最后两句评析道:“态度严肃,语调委婉,说得彬彬有理,又暗带讽刺,既见出胡姬的坚贞,更见出她的机敏。”[6]
《救风尘》中的赵盼儿虽为风尘女子,但她为救落入周舍魔掌的风尘姐妹宋引章而挺身斗争,颇具侠义精神,而且智勇双全,最终战胜了流氓恶霸周舍。赵盼儿和周舍的智斗贯穿了第三、四折。赵盼儿找到周舍假意说亲,周舍为其美貌所惑信以为真。赵盼儿对周舍提出,休了宋引章就嫁给他,周舍怕“尖担两头脱”,要赵盼儿发誓,赵盼儿赌了“重咒”,周舍又要买酒、买羊、买红罗,赵盼儿从自己车上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羊、酒、红罗,倒贴订婚礼,使周舍终于下了休弃宋引章的决心。宋引章将周舍写的休书交给赵盼儿,赵盼儿迅速调包,做“换科”,周舍赶来,从宋手中夺过并咬碎了休书,并抓住赵盼儿说是他老婆,理由是吃了他的酒、羊,受了他的红罗,赵盼儿说都是自己带去的,周舍说“你曾说过誓嫁我”,赵盼儿说誓言是“卖空虚”,不可信。至此,尖担的两头已脱了一头。周舍无奈之下露出狰狞面目,要拉宋引章跟他回去,赵盼儿亮出了真休书,周舍上去就抢,赵盼儿唱道:“便有九头牛也拽不出去”。至此,尖担两头全脱。周舍恼羞成怒,就扯着赵盼儿、宋引章去“告官”,赵盼儿亮出真休书证明宋引章已不是他老婆,被赵预先安排好的安秀实此时出来控告周舍强占他的聘妻宋引章,周舍两面受敌,得到惩罚。
《望江亭》通过对杨衙内的“戏弄”来表现谭记儿的果敢、机敏。权豪势宦杨衙内看中了寡居后再嫁白士中的谭记儿,在皇帝面前妄奏谭记儿的丈夫白士中贪花恋酒不理公事,骗得势剑金牌及文书,到潭州“标取”白士中首级。面对杨衙内的狐假虎威、来势汹汹,谭记儿非但毫无畏惧,而且镇静地劝丈夫白士中要“捶跌的伤悲”,胸有成竹地请丈夫“睁眼觑着,看怎生的发付他赖骨顽皮”。 二人的交锋主要集中在第三折。在中秋之夜,谭记儿乔扮渔妇,以切鲙为名,靠近杨衙内。杨衙内为谭记儿美貌所惑,央李稍说亲,谭记儿假意与杨衙内“眼去眉来”,进一步稳住杨衙内。然后谭记儿通过向杨衙内“乞赐珠玉”使杨衙内飘飘然,饮了更多的酒。谭记儿于是趁机掏问,杨衙内的亲随亮出了势剑、金牌、文书,被谭记儿一一赚取,趁机又给杨灌酒,杨衙内及两个随从都酩酊大醉,昏昏沉睡。谭记儿拿了势剑金牌文书,快速脱身离去。最后,杨衙内醒来发现上当,却还要装腔作势去拿白士中,然而没有了势剑金牌,文书又被谭记儿调了包,只能是强弩之末,当众出丑。最后巡抚湖南的李秉忠查得真情,“将杨衙内问成杂犯,杖八十削职归田”,杨衙内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四位女性的形象的立体感和生动性,还得益于故事中其他人物的对比衬托。作者在塑造人物时成功运用了烘托(正衬)和对比(反衬)手法,旁观者的反应烘托了罗敷的美,宋引章、白士中的手足无措衬托了赵盼儿、谭记儿的智勇双全,而使君、金吾子、周舍、杨衙内的好色、霸道、卑劣的龌龊嘴脸及交锋中的尴尬、狼狈则衬托出四位女主人公的纯洁高贵、大胆机智。
四、独特的女性形象,欢快、热烈的女性赞歌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塑造了为数众多的女性形象,其中抒情性作品中多是恋爱女子、思妇、怨妇、弃妇形象,这在《诗经》至汉魏六朝的民歌、文人诗及唐诗宋词里可得到印证,就叙事性作品来看,叙事诗除了杜甫、白居易等间有创作外在文人那里并不多见,比较而言它们相对集中地出现在历代民歌里,女性形象的类型大多不出抒情诗范围(木兰等例外),历代小说,从六朝笔记到唐传奇到宋元话本再到明清长短篇小说,女性形象较历代诗词中的上述类型逐渐丰富,新增了侠义、刚烈、敢于反抗、超拔于流俗等因子,然而附庸于“才子”的“佳人”形象比比皆是,很少有罗敷、赵盼儿这样的女性形象,宋元以后的戏曲,无论宋元南戏、元明杂剧还是明清传奇戏,类似罗、赵的女性主人公形象也还是不多,且成功塑造女性主人公形象的作品大多是悲剧:不论诗词还是小说戏曲,像罗敷、赵盼儿这样勇敢智慧的女性主人公形象少之又少,以喜剧形式为这样的女性唱赞歌的作品更是凤毛麟角。若再换个角度看,四位女性与古代其他文学作品中的女性有某些共性,比如罗敷、胡姬的勤劳干练,《诗经·卫风·氓》中的弃妇、汉乐府诗《上山采蘼芜》中的“前妇”、《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等也具备,再比如勇敢或侠义或豪爽的一面,在北朝民歌《木兰诗》中的木兰、唐传奇中的红拂、元杂剧《西厢记》中的红娘、明清小说戏曲中的貂蝉、穆桂英、史湘云、贾探春等身上也能看到影子:她们和四位女性有部分的相似,但坚强勇敢、机敏智慧却是四位女性的个性特征。因此,四位女性主人公的形象既稀有可贵,又具有独特性。
前文已说过四篇作品的作者或为下层民众或为站在平民立场的文人,作品中的故事的时代背景固然不一定就是这些作者所生活的环境,但比照作者所处的现实不难发现,作品中描写的官僚、恶棍对下层民众的压迫、欺凌正是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而民众的坚贞不屈、勇敢反抗也准确反映了被压迫者的强烈呼声。让女性大胆反击并战胜恶势力,这是对女性的人格尊严的积极肯定,对女性胆识智慧的热情赞扬,四篇作品用轻快的喜剧唱出了对女性的热烈的赞歌!
注释:
[1]李汉秋:《<救风尘>结构纵横谈》,载《元杂剧鉴赏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8页。
[2][4]萧涤非:《萧涤非说乐府》,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09,第28页。
[3]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版,第14—16页。
[5]王运熙,王国安:《汉魏六朝乐府诗评注》,济南:齐鲁书社,2000版,第220页。
[6]余冠英,韦凤娟:《古诗精选》,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5页。
(张红磊 河南商丘职业技术学院语言文学系 476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