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有机农业，人们会想到“上肥用牛粪，丰收靠老天”。几乎是普通蔬菜一到两倍的价格也道出了有机菜的来之不易。但是，有机农业并不等于原始，它是讲究技术含量的。
然而以中国的现实条件，推广有机农业为时尚早，我们必须先满足13亿人的吃饭需求，其次才是打造高标准的有机产品。
去拜访石嫣的有机农庄的那天，北京似乎进入了梅雨季，天色灰沉得像扣了一口圆锅，空气也潮湿得几乎能挤出水来。阴沉的天气使人们的精神也很疲塌。西集镇马坊村的“分享收获”有机种植基地，是我们的目的地。在这个下了地铁八通线终点站，还需要40分钟车程的普通京郊小村。石嫣和她的有机农庄，给这个阴霾的天气带来了豁亮的色彩。
“女博士的洋插队”
提起石嫣这个名字，可能一些人会觉得陌生，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有机食品的爱好者，那她的名字在这个圈子里绝对称得上“响当当”。
2006年，石嫣被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读硕士，师从“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2007年，温铁军从美国考察CSA回国后，接到美国农业政策与贸易研究所的电话，邀请一名学生去美国农场蹲点半年，学习美国的CSA经验。2008年4月，石嫣来到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地升农场，开始接触这种农户和消费者直接对接的有机农庄生产方式。当时的报道曾形容她为“女博士的洋插队”。
CSA的模式最早于1971年出现在日本和欧洲的一些国家，在当时这些国家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都市人距离乡村和土地越来越远，同时乡村衰败、农民难以获得维持生计的有尊严的收入。从那时开始，一些农民和消费者主动连接起来，建立了这种以“风险共担、收益共享”为核心理念的“提携、互助”模式。消费者提前预付给农民一年的生产费用，农民则以有机的生产方式生产，然后农民定期给这些消费者配给田地里种植的作物。双方都是健康生产的推动者。直到1986年，美国的罗宾·范·恩女士建立了美国第一个秉持这种理念的农场，并将这种模式命名为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简称CSA）。
石嫣从美国结束“洋插队”的生活后，将这个理念首次带入了中国。本刊记者曾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一间咖啡馆里采访过她。记者至今还记得她描述CSA时激动的神情，从她的描述中，似乎能看见“安全的食品未来以及一种种植者和消费者和谐的共存关系。”
第一次见面时，石嫣还只是一名怀着梦想的年轻学者。但是很快，2008年，她就在北京西面的凤凰岭建立了“小毛驴市民农园”。在这里，她成功地印证了这种模式在国内是可行的。2010年，“小毛驴”的成员就有近400户。由于理念等原因，2012年，石嫣离开“小毛驴”，带领自己的小团队“二次创业”。如今，马坊村成了她的新起点。时隔5年，记者再次探访她一手打造的“田园牧歌”。
西集镇马坊村的“田园牧歌”
下午2点钟，记者来到了马坊镇。这是一个整洁、安静的村子。村里有一条笔直的水泥路穿过，而路的两边是农民的院子和一片片田地。石嫣的“分享收获”种植基地就在路的一侧。
这片地大概有60亩，是马坊村一户被石嫣称为“郎叔”家的地。郎叔全名郎广山，他们夫妻二人有着二十多年的蔬菜种植经验，几年前因为种菜实在辛苦，收入也并不稳定，转为种植大田作物。通过动员郎叔郎婶的儿子，石嫣最终“曲线救国”，说服了二老，他们成为了加入分享收获的第一个合作农户。
站在田埂上放眼望去，这片有机种植的田地确实样貌和其他田地有所不同。在进村时，记者看到为了节省劳动力，村里的地大都种植的是大田作物，比如小麦等，微风一吹，几十亩挨得紧紧的、整齐划一的小麦在风中摇曳着，有一种规整之美。但是面对这片有机种植的土地时，自然的田园之美喷薄而出。
有机作物上的病虫害更多
这里几十架黄瓜，那里三两畦的卷心菜，不远处还有胡萝卜、大葱、小油菜。在砖垒的大棚中，还种着一垄垄娇嫩的西红柿。高低错落、长相各异的作物，松松快快地在地里生长着。由于石嫣去市里开会，农庄一名学电子商务出身的大学生小燕带着记者参观起来。她顺手从黄瓜架上摘下了几根递到记者手上。
平时购买的黄瓜就像催肥了的胖子，黄瓜上应有的沟沟壑壑全都趋于平坦，而这里的黄瓜虽瘦小，但是外形脊索分明，就像练了健美一样，没有一丝臃肿，而且黄瓜上的刺摸起来就像仙人掌的一样，又小又硬。
可能是看我们拿着黄瓜实在是扎手，小燕带我们到田间的一处水管，洗洗黄瓜尝尝味道。一口下去，是一阵久违的清香。同行的记者说，“尝到了小时候黄瓜的味道”。
虽是夏季，但是“分享收获”种植园还是将西红柿和茄子放进了“大棚”，和普通大棚不同的是，这里覆盖的不是塑料薄膜而是像纱帘一样的东西。
“这些蔬菜非常招虫子，用它们能帮助植物阻挡一些害虫。”小燕说。但是记者看到，还是有些虫子从帘子的缝隙钻了进去。
病虫害，是有机种植时的一大天敌。由于不能用化学农药，防治病虫害只能用一些“土办法”。比如粘虫板，记者看到一张张黄色的纸板插在地上，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小黑点。还有将大蒜切碎兑水泡成蒜汁浇在地里，但是效果也有限，而且“浇过的地有一股很浓的臭蒜味”。为了防虫，有时甚至还得手动捉虫。
即便如此，有机作物上的病虫害仍然比常规农业要多。在地里，记者看到一颗饱满的包心菜表面布满了虫子蛀过的轨迹，弯弯曲曲地就像白蚁啃食过的木头的痕迹。扒开几片叶子，发现罪魁祸首是一只身形和胶囊差不多大的肥硕青虫。
让年轻人重新回到村子来
在地里，记者还碰到了收菜的郎婶，笑容纯朴、说话轻柔的她跟我们念起了种有机菜的酸甜苦辣。在郎婶眼里，有机种植并不便宜。“以前除草就是除草剂，药往地里一洒，就完事了。现在不能用药，都是人工除草。间距大的垄还好说，有些间距小的就费劲了。请人工一个就是70块钱。”
虽然郎婶叨念着有机的不易，但是她和郎叔还是一直支持“分享收获”的工作。为了便于经营，郎叔将自己的小院租借给了石嫣和她的团队，自己和老伴住进了为儿子准备的婚房。过年时，团队里不回家的成员还会坐着农用小三轮到郎叔家吃热气腾腾的饺子。
在郎婶看来，在村里做独一份儿的有机农业，“主要也是想支持孩子们的这个热情。”
在石嫣看来，做CSA有机农业，不单单是为了提供健康的食物，它还能让年轻人重新回到村子来。“现在农村都被掏空了，年轻人都出去打工，村里都是老人和孩子。做有机农业其实是一个桥梁，通过这种新奇的方式，把年轻人吸引回来。”石嫣大概估算过，有机农业虽然前期投入不低，但是如果做起来的话，每个农户能比以前增加1.5倍的收入。
下午4点，农庄开始配给订户的蔬菜。在田边的一处砖房中，60个大箱子整齐地排开。“每个箱子里要放5种菜，明天要给城里的60户人家送菜。”小燕一边说，一边开始拾掇这些菜。记者看到，一筐筐新鲜的奶油生菜、小芹菜、圆白菜、白萝卜等蔬菜放在地上，农庄的工作人员仔细地将每一片烂叶子摘掉，洗掉萝卜上糊着的泥土，保证每一种蔬菜都是最佳“上镜效果”后，才将它们放入配给箱。
由于这两天水大，娇嫩的奶油生菜有些叶片被泡烂了。记者摘掉了几片极其不堪的叶子后，实在不忍心对一些只有微疵的叶片下手。可是在农庄的工作人员眼中，是揉不得半点沙子的，只要是烂的部分，不管大小，都统统扔掉。一筐生菜择下来，几乎是留一半，扔一半。
“择下来的叶子也没浪费，都给我们养的土猪吃了。”一位工作人员开玩笑地说，这才是循环经济，不过就是猪吃有机菜吃的眼睛都快绿了。
一箱菜够一家人吃一周
下午4点到晚上8点，农庄的四五个工作人员都要忙活着择菜和装箱。明早5点钟，农庄的配送车就出发，通常直到晚上6点，才能将这些货全部送完。
“一箱菜8斤。一周7天，有5天要送货。”石嫣告诉记者，农庄有接近300个订户，每户每周能收到一箱菜，基本上够一家三口一周的食用量。
“分享收获”最贵的套餐是5000多块钱一年，保证每周送一次不少于8斤的菜。也有便宜的几十块钱的项目，但和普通菜比起来，价格并不便宜。小李是有机农庄的一位拥趸，她购买过农庄出品的蔬菜、猪肉。虽然肉和菜都比普通的要贵不少，但是她还是坚持订菜，“我去过他们的农庄，怎么种植的、怎么养殖的，我都看过。虽然会贵一些，但是这些东西吃得很放心。”一位买过农庄自制猪油的人也称赞：“打开瓶盖一闻，好香啊，有种想光口吃的冲动，舀了一小勺，入口即化，不但不油腻，还有种清香。”
如今，石嫣和她带来的这种模式CSA，不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它在中国已经扎下了根，在很多地方已经成功复制，一片片有机农园遍布全国。
有机农业的麻烦事儿
马坊村的CSA模式，只是达成有机生态农业的一种方式。马坊村的有机农庄和维系在这个小农庄周围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只是当今整个社会对有机产品有需求的人们的一个缩影。有机的生产方式、有机的农产品，就像一股浪潮，越来越走近人们的生活。
国内有机的市场份额不大
“有机农业”可以算是一个新生的事物，1940年的诺斯伯纳勋爵的著作中才第一次出现了“有机农业”这个词。有机农业是指不使用基因技术，在生产中不用化学合成的农药、化肥、除草剂等物质，只允许使用有机肥、生物肥、作物秸秆、畜禽粪便等肥料来补充土壤肥力，发生病虫害时绝对不使用化学农药，只能用生物农药，遵循自然规律的一种农业生产方式。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农民们没有从石油中提炼的化学制剂（合成的肥料与杀虫剂），因此别无选择。后来人们发现战争期间发明出来的技术对农业生产颇有帮助。
所谓的“现代农业”自此走上了世界的舞台。但是人们始终对传统的、安全的食物念念不忘，尤其是在食品规模化生产对食品安全造成的威胁下，返璞归真的有机农业，一经出现就迅速地占领了人心。
数据显示，从2002 年美国全面实施国家有机法规（NOP）以来，全国有机产品销售额曾创造了连续5年20%的年成长率，美国也成为全球有机蔬菜生产面积最大的国家。
目前国内也出现了很多有机生产企业以及一些民间自发组织的有机农庄等生产机构。在一些大城市，甚至出现了一些专门销售有机食品的市集，每周末定期举办。
根据《2012全球有机农业年鉴》显示，目前中国共有140万公顷的有机农业土地。而且截止2011年底，中国共有9900多种产品获得了有机产品认证，排在世界第6位。
虽然我国有机土地数量、产品种类不少，但是中国实际销售份额却比较低，全球有机产品销量96%集中在北美和欧洲，亚洲也集中在日韩两国。中国的有机产品销售还亟待拓展。
在中国，有机产品的销售额不高，和人们的认识大有关系。石嫣等很多做有机农业的人，都有在社区推广自己的农产品时，被居民们奚落的窘境。居民们认为他们把菜卖的那么贵，“是在忽悠人”。实际上，人们对有机产品的了解并不多，人们了解的可能仅仅是有机这个名词。
有机价格高事出有因
“现在国内做有机的模式很多。”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周立说，目前国内还没有大型的有机生产企业，做有机的多是通过农场封闭管理，走直销的模式，他们针对的是特定的客户，比如石嫣的农场就属于这种模式。此外还有一些模式，比如一些企业实行的产、供、销一体的生产模式；还有村、企、户联动模式，就是说以一个村为单元，整村开发有机农业，带动当地农户参与有机食品生产；以及“公司+农户”的形式，就是企业与农牧户签订合同，农民严格按照有机食品的操作规程进行种植和田间管理，企业派驻监察员搞好日常监测，并高于市场价收购。
但不论是哪种方式，都不能使有机产品的价格降下来。因为有机产品的生产方式，从现阶段看，似乎注定了它天生就和高价格形成了同盟的关系。
在走访的一些农场和市集，记者看到，有机菜的价格几乎高出其他菜的一到两倍，甚至更高，有机蔬菜10元一斤，有机猪肉50元一斤，有机肉鸡150元一只，这差不多是有机市集的均价。
中国农业大学有机农业技术研究中心事业部主任孙永江告诉记者，事实上，有机农业领域，最大的难题在于顾客的购买欲望与价格之间的反差，大家都想购买有机农产品，却都觉得价格高。
有机菜之所以这么贵，是因为有机确实是个前期投入大，而且又慢工出细活的“行当”。
刘跃明是美田农场的掌门人，这个位于顺义的家庭有机农场，是大学学生物出身的她和亲戚一起经营的，目前已经有160多个客户订购她的产品。
“做有机的前期投入是很大的。”刘跃明告诉记者，普通菜农只需要有一片地，收获后菜贩子来收菜就行了。如果是农场的形式，就相当于一个小公司了，需要五脏俱全，而且一系列的配套设施都要跟上。比如如果是普通菜农，只种一种或者几种菜就行，而农场就需要品种多样化，能达到二三十种。温室、冷棚、滴灌设备、漫灌设施等都要建立起来，此外还需要储藏间、配送车，还要花时间去做微博、博客等营销方面的东西。“如果地不是自己的，还需要跟村里租地。偏远一点的一亩地也要几百、上千元。这些都是前期很大的成本。”
总体来说，做有机的前期投入比传统农业要大很多。刘跃明说，“这行就是看着很美好，实际上很累。”
归原是一家做有机奶很出名的企业，位于北京的延庆县。记者在之前探访的过程中也发现，归原有机奶虽然算不上是大型牧场，但是它却有自己的加工车间。而这也是为了保证有机奶的品质而做的“硬性投资”之一。
在归原不大的牧场里，记者看到他们还自建了挤奶间、加工间，二者之间的距离不到200米。据了解，根据有机管理规定，如果设备在之前加工过非有机奶，需要先加工一批奶，这批奶不能叫做有机奶，因为要把管道里的残留全部冲洗干净，再加工的第二批，才可以叫有机奶。归原算了一笔账，归原如果使用别人的生产线，每天产的3吨奶还不够人家冲洗管道的。所以，投钱自建加工车间，成了归原唯一的选择。
除了投入多，有机的作物长得也慢。分享收获的小燕告诉记者，“我们地里的有机菜不上化肥，长得慢，有机收一茬菜的功夫，普通种植能收3茬了。”在饲养“走地鸡”和“溜达猪”的牧场里，记者了解到，一只溜达猪长成到可以出售的重量，需要多达10个月的时间，再加上不能用化肥导致的病虫害等损失，有机的价格确实难以降下来。
有机农业不代表原始
提起有机农业，人们通常会认为它就是最原始的那种农业，上肥用牛粪，丰收靠老天。周立说，但是现代的有机农业不能把它理解成一个回到原来状态的农业，有机农业是非常讲究技术含量的。
刘跃明告诉记者，就拿上农药来说，在常规农业中，农民知道每年5、6月期间，农作物会比较招虫子，所以在这之前，农民就会提前配好农药，到田地里去喷洒杀虫。但是有机农业不能用农药，撒蒜汁、放粘虫板又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所以有机农业几乎是从选种开始，就要做好准备。比如在选种时，就要选择一些抗病能力强的品种来种植。同时在栽种间距的控制上也比常规农业要稀疏，以防止植物之间相互传染。
在种植的过程中，讲究就更多了，要根据每个作物的特征进行管理，比如西红柿从掰杈、封顶，到浇水量，还有天气晴朗和阴天时，大棚风口打开的程度等问题，都要一一想周全。常规农业由于用农药化肥，所以它们不需要在种植时做到如此精细的管理，但是有机农业种植时必须系统化、精细化管理才能保证品质和产量。
“有机农业并不是常规的、原始的农业，其实有机农业包括特别现代的技术。”刘跃明说，比如说肥料，很多科研单位都在研究生物肥和天然肥。我是学生物的，我的同学就在这行业里，他们就在研究溶磷菌的解磷能力。土壤里有磷元素，但是未必处于植物可以吸收的状态，溶磷菌就是可以把土壤中，比如石头粒中的磷元素变成植物可以吸收的状态。有很多办法去发掘自然的力量，科技是没有极限的，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没有极限的。
“有机农业是在传统农业的基础上依靠现代的科学知识，在生物学、生态学、土壤学等科学原理指导下对传统农业反思后的新的运用，是现代农业的一部分。” 中国农业大学有机农业研究中心主任杜相革说，它是人类在经历了能源、环境、食品安全危机后，大力提倡和发展的，超越了现代农业思想的一种新的模式。有机农业拒绝使用农业化学品，并不意味着背离科学。相反，它是建立在应用现代生物学、生态学知识、应用现代农业加工等诸多现代科技上的，这也是它与传统农业最大的区别。
“有机”缺乏统一标准
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有机农业的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以有机农业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丹麦为例，丹麦2011年对有机农产品的人均消费额为168欧元，而2012年中国有机农产品的人均年消费仅为1美元。
中国和国外的差距，首先体现在技术研发方面。“虽然不能说没有研究，但是在生产环节中，有机农业可以便捷应用的技术少，相关研究不多，有机投入品种少，生物农药缺乏。”杜相革说，有机农业生产技术的关键是依靠有机肥料和生物肥料来满足作物生长对养分的需求，同时必须利用生物防治措施。由于有机食品在生产过程中禁用化学合成物质，所以就要有较高的生产技术与之配套，才能使有机农业更快更好地发展下去。但是目前国内对有机农业的研究不够全面，有机农业相关经费不多，国内也缺乏专门从事有机农业的研发机构，这些都是需要加强的。
而中国农业大学生态学与生态工程系主任吴文良认为，诚信体系的薄弱也是有机农业面临的问题。
到底什么是有机，全世界也还处于“各说各话”的状态。“有机这个词在国内外都没有统一的标准。”周立说，比如有些有机认证组织认为，适度使用生物化肥和农药的种植方式也可以叫做有机；而有些组织则认为，必须完全按照自然生长规律种植，哪怕是生物农药都不能使用的才能算是有机。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目前的有机市场更多靠的是诚信和信任。但有机农产品很难从外表分辨出来，所以在市场上，曾经不乏将普通蔬菜贴上有机标签滥竽充数的情况。而2012年，中国推出了更为严格的有机认证办法，“假有机”的生存空间被大大削减。
但是这些严厉的措施，也可能造成误伤，一些规模不大的农场，虽然生产的是有机产品，但是由于没钱认证，真正的有机菜却不敢自称有机。一位经营小农场的商家告诉记者，“虽然我们是严格按照有机规程做的，但是我们都没有做有机认证。现在的有机认证很严格，规定不但农场每年都要认证，甚至每个种植的品种都要认证，我们认证不起。”
绕了一圈，真正保证有机品质的法宝，还是生产者的诚信和购买者的信任。
吴文良还认为，有机在实际工作中没有给予应有重视，在产业政策方面我国还需要更为具体和可操作性更强的措施。而反观国外，确实有一些成熟的方法，比如丹麦在推广有机农业的过程中，并不直接对单个有机农场主进行补贴，而是通过给有机农场主提供教育培训、创造市场对有机农产品的更多需求等措施来刺激有机农业的发展。
有机的本质并非食品安全
扪心自问，为何选择有机产品并乐意为它支付更多的钱。可能大部分的人都会给出相同的答案，那么就是“有机产品更安全。”
但事实上，自打有机产品问世那天起，安全，并不是有机的终极目标。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国家有机食品认证检察员陈芳说，从有机农业的理念上来讲，欧盟最早开始提出的初衷是从环境、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而不是我们现在更多提到的食品安全的角度，欧盟希望能够通过有机的种植和饲养建立起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方式。也就是说尽管经过了耕种和喂养，但是并不会对生态造成不可恢复的破坏。
“有机农业不仅是一种生产方式、更是一种生态方式。”杜相革说，国内外消费者关注有机农产品有很大的差异性，表现在国外在重视有机农产品是否给他带来健康的同时，认为消费有机农产品是尽一种社会责任，是对拯救环境、解决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支持，而不像我国的消费者只从自身的健康考虑，过分关注有机食品的安全，刻意追求，把它的安全绝对化，甚至是零容忍。
作为这个领域的研究者，周立也有自己的一小块菜地，出产一些蔬菜水果给自己和家人吃，但是他并不严格按照有机的方式种植，有时候也会使用一些化肥。“因为实际上有机不是我个人追求的目标，人们对有机的追求实际上是它背后的食品安全，而有机只是达成这个目的的一个‘名头’。”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里特曾经对记者表示，其实有机蔬菜和普通蔬菜的区别是在栽培方法上，它们最大的不同就是有机蔬菜使用自然肥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环境的污染以及土地的浪费。从安全方面上看，它和普通蔬菜没有区别，国家对它们的安全标准也是一样的。
有机蔬菜就像绿色和无公害蔬菜一样，只不过是为了促进农产品的销售而打出的名词。
绿色和无公害蔬菜说白了就是使的化肥和农药不多，而绿色比无公害蔬菜用的农药更少。国外没有绿色和无公害的概念，他们只有有机和非有机的概念。有机蔬菜减少农药化肥的用量是对的，但解决的不是安全性的问题。因为国家让所有农产品上市的最基本前提就是安全，因此不管是有机还是其他的都应该达到安全标准才能上市。
有机还不能代替现代农业
有机农业避免了使用化学杀虫剂和人工化肥。但研究表明，有机农业每公顷产量通常更低。平均而言，有机农场比传统农场产量低25%。以蔬菜为例，很可能有机农业种一茬的时间，足够普通农业三茬菜的生产。
产量低、种植技术要求高的特点，似乎预示着有机至少在目前还不可能完全取代常规农业。
周立说，“从目前来看，虽然一些种植技术和理念都在变，但是有机完全替代常规农业的可能性很小。绝大多数人还是生活在石油农业的基础上。”
传统的石油农业发展得根深蒂固，据社科院预计，2013年中国粮食总产量或达到6亿吨。而将这6亿吨的粮食全部有机化，显然是不可能的。
即便是丹麦政府出台的被认为是“最雄心勃勃”的计划，也只是计划到2020年时，丹麦农业用地的15%将被用于发展有机农业。
陈芳说，以中国目前的生产状况和社会现状，有机的生产方式只占到微乎其微的生产份额，但是这种份额是正常的。因为有机种植是需要从源头进行控制，再按每个生产环节的要求严格进行，然而以中国的现实条件，重要的是必须满足13亿人的吃饭需求，其次才是打造高标准的有机产品。
在谈到“全部有机能否养活所有人”这个问题时，周立特别想强调一个观点，他认为，“这既是一个真命题，也是一个假命题。”
从假命题的角度看，中国人能量的摄取不是低于而是高于世界平均标准，现在中国人面临更多的是营养过剩和肥胖而不是饥饿。在周立看来，这个问题探讨到根本，可能已经不是有机是否能养活所有人的问题，而是人们应该开始思考，到底需不需要如此多的食物摄取的问题。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即便是传统农业被人们所诟病的化肥和农药，似乎也在发生着变化。
“以前都是人为地使用化肥农药使农作物迅速增加产量，但是有机技术也在不断发展，而且也应用到了传统农业上。”刘跃明说，纯粹用化肥的话，会把土壤毁坏得很厉害。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即便是在常规农业上，人们也在研究使用有机的农药和化肥。
同时，某些有机作物比传统农业产量要低的情况，或许也只是暂时的。随着研究和投入的加深，有机并不一定比常规农业的产量差。而且很多对照组的实验发现，符合自然规律的农业往往是高产、稳产的。
在一些学者眼中，不管是有机还是现有的种植模式，都将是未来世界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在他们眼中，有机和传统农业也并不是非黑即白、此消彼长的关系，未来的农业将是包容的。
华盛顿州立大学土壤科学家约翰·瑞哥诺德表示，“据预测，到本世纪中叶，世界粮食需求将增长70%。所以任何人都不能忽视有机农业是解决办法的一部分。有机农业可能无法养活世界，但常规农业也不能可持续地养活世界。”
目前，农业使用化学肥料、化学农药，虽然可以达到提升产量、降低劳力需求的效果，但是会造成环境污染，土壤被破坏。而且地球已逐渐步入后石油时代，石油枯竭后，由石油而来的化肥农药的制造成本也会随之提高，届时世界农业生产会面临巨大危机。“所以，有机和常规方式相结合的、更多样化的体系才是未来的方向。”
我国要想达到这种融合的状态，也并非易事。周立说，从目前来看，社会的环境还是朝着不利于农业良性发展的方面演变。现在虽然食品安全问题频发，但是人们愿意为此做出的改变并不大。可能只有当情况恶化到一定程度，社会的觉醒意识非常强了，一种反向的、有利于农业良性发展的作用才会出现，“希望那时不要为时已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