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热潮中。
当时，农村改革已取得丰硕成果，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城市经济迅速发展，中国经济呈现出强劲的增长活力。由于城市在改革开放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全国十几个重要城市领导人和城市经济学界不少专家学者都认为应该有一个专门研究城市经济的全国性学术社团。这个设想很快得到了刚从上海市市长岗位上退下来并任上海市人民政府顾问的汪道涵同志的支持，他说：“我积极支持此事，这个学会就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经过1985年紧张的筹备，汪道涵、王任重、刘国光和十几个重要城市的领导人共同发起成立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在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马洪同志的支持下，中国城市经济学会挂靠中国社会科学院，1985年12月国家体改委批准办理了注册手续。
1986年5月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宣告成立，到现在已经二十年了。在汪道涵会长的主持领导下，学会积极开展广泛的理论研究，组织了众多学术交流活动，伴随中国城市经济改革和发展，与时俱进，为全国的城市领导者、城市经济界专家学者和城市企业家提供了一个全国性学术交流和实践经验总结的平台，为推动中国城市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加快城市化步伐和城市现代化建设进行了有益的实践，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已成为中国城市经济领域的全国性权威学术团体。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的二十年，是中国城市茁壮成长、硕果累累、春华秋实的二十年，这是众多中国城市领导人、城市理论工作者及城市企业家用二十年生命历程刻画的中国年轮。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在上海宣告成立
汪道涵同志协调上海市人民政府为学会的成立提供了很好的条件。1986年5月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在上海举行了隆重的成立大会，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王任重给成立大会发来贺信，贺信全文如下：
同志们：
由国家体改委批准的中国城市经济学会，经各方面的充分酝酿和准备工作，今天正式成立了。我向大家表示热烈的祝贺！
正当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城市经济迅速发展的时候，成立全国城市经济学会，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对城市经济进行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城市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中心，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点，也是我们体制改革的重点。城市的问题很多，涉及面广，影响大，城市问题搞清楚了，解决好了，不仅对城市经济发展会起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必将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巨大的推动作用。
解放三十多年来，我们的城市工作取得了重大成绩，这是应当肯定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城市经济的发展还不够快，作用也不够突出。除了政治上的原因，比如“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之外，还与我们的经济体制有关，也和某些城市政策的失当有关。在理论上，长期以来，我们对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缺乏研究，而机械地搬用不完全适合我国国情的苏联的经济模式，特别是长期对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性质缺乏认识，采取了限制商品经济发展的方针，这必然会大大限制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中心作用的发挥。否认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性质的结果，使我们在处理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各种关系中，比较强调生产部门的作用和关系，而忽视流通的作用。我们一直强调农业是基础，工业是主导，注意处理农轻重的比例关系，这些当然都是对的，今后仍需重视。但是，对于马克思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其它各种关系，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这四个环节之间的关系，却往往重视不够。特别是流通对生产、对消费的积极作用非常忽视。正是由于否认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性质，从而对价值规律、供求关系、商品的横向流通规律等对社会经济运行的作用有一个长时期被忽视了。这正是我们的经济，特别是城市经济运行不畅，效益不高的重大原因之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纠正了过去“左”的思想路线，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纲领。十二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科学论断。以上这些理论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和发展。这些理论为城市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当前，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城市经济的发展，还有很多具体问题和一些理论问题，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探讨。
从宏观上看，大城市作为一定区域的经济中心，如何协调“条块”关系，如何以大城市为中心，建立大中小城市和城镇之间密切的经济联系，充分发挥城市的辐射作用，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如何组织不同层次的城市专业化、协作化、集中化和联合化，加强城际间的横向经济联系，组织合理的经济网络，建立科学的市场体系，形成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等，都是当前急待研究的现实经济问题。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城镇化的进程在不断加速，我们社会主义城市化的方针、道路，城市分布体系如何更加科学，这些问题也需要进行探讨。我国地域辽阔，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三个地带的经济发展差别很大，我们究竟应采取怎样的方针使其更好地发挥各自优势，互相促进，相得益彰，共同繁荣。所有这些问题，又都遇到了条条与块块，计划与市场，宏观与微观等关系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强宏观城市经济的研究。
城市经济不仅作为整个国民经济的一部分，必然涉及宏观方面的问题，同时它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整体，还有很多自身的内部问题。各类不同城市有共性的问题，也有各城市自己的特殊问题，需要分别加以研究，找出解决办法。比如不少城市都存在专业化、社会化水平不高，自然经济影响很深的问题。“工厂办社会”、“学校办社会”的现象很普遍，工厂干部很大精力用在解决托儿所、幼儿园、职工子女升学就业、职工住房、基建、计划生育，甚至家庭纠纷等问题上。这些工作是否可以通过扩大城市功能，发展城市第三产业加以解决？目前，大城市中最突出的问题是交通问题，住宅问题。当然，还有其它问题，如城市基础设施问题，大城市的蔬菜供应问题，供水供电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等。总之，很多城市问题都急待解决。不过，交通问题和住宅问题最突出就是了。这些问题的存在，当然有技术性问题，但是最根本的还是个经济问题，是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问题。比如城市住宅问题，我们一直采取低租金分配制，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福利政策。究竟社会主义的城市住宅是社会福利设施还是商品，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才能更快地促进城市住宅问题的解决，是需要研究的。城市的土地使用政策如何制定，也需要我们拿出方案。城市交通和其它城市基础设施问题，关键是个城市财力问题。由于城市财力不足，无法搞必要的交通和基础设施，城市功能大大受到影响。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旧的大中城市的改造问题，必须要相当大的投资，在改造老企业的同时，改造城市的旧面貌，使之沿着现代化的道路前进。
总之，城市经济的发展，不论从宏观上，还是从微观上看，都存在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又都与城市经济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不改革旧的经济体制，城市问题的解决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城市经济学会成立以后，要注重研究城市体制改革的问题。要结合城市经济发展中的各种问题，从实际出发，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提出合乎实际的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提出改革的方案和建议。我们的建议当然不一定都被中央采纳，有一部分被采纳了，就是很大的成效。我希望我们学会在以城市为重点的体制改革中做出成绩。
我们的学会要办好，就必须树立一个好的学风。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我们要注重理论，特别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经济理论，是为了指导我们城市改革的实践和城市经济发展的实践，不是为理论而理论。我们不能满足于背诵马列主义的一些原理和定义，而是要能够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我国城市经济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我们要借鉴外国城市经济发展的经验，还要批判地吸收外国城市经济理论中的一些科学的成份，来充实我国社会主义城市经济理论的内容，但是，我们不能全盘照搬外国现成的东西。我们搞科学研究，切忌走这些所谓“捷径”，要深入实际，多作艰苦的调查研究，从实践中去探索真理，从实践中去发现规律。只有这样得出的理论，才是可靠的理论，才能指导我们城市体制改革和城市经济发展取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