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古代的城市和乡村并没有文化上的本质差别，知识者与农民之间有着文化关系的近源，知识者的精神背景大多是来自传统农业社会的影响。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提到士阶层的耕读传统，晴耕雨读是一种生活现实，亦是一种人生方式。即使一朝成名，客居城市，居住的环境也尽量自然化，假山池沼，绿树环绕。他们往往又在若干年后，落叶归根，退居乡间，充当着维护乡间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的角色。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中对“士”这一阶层也有着详尽的考察，他们虽为贵族阶层中最末一等，但“庶人”、“农人”亦有升迁为“士”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士”会带着原有阶层的文化承袭、政治态度、价值感情踏入仕途。也正如费正清所言，直至近代，“上流社会人士仍力图维持一个接近自然状态的农村基础。在乡村，小传统并没使价值观念和城市上流社会的大传统产生明显分离。”
但是，现代社会的教育制度，城乡对照及其分割状态已然使知识者和农民分属于不同的阵营，甚至是对立的情形。一方面，知识者很难再回到乡间有所作为，另一方面，城乡不同文化的濡养已经改变了两者之间的价值观念。这种对立是身份之别，阶层隔阂，文化差异。他们在城乡之间的行走路径是背道而驰的，路径的相反亦是价值立场的殊异。
农民经历的是由“安土——离乡”的过程，他们身上的“乡土性”，所承载的民风习俗慢慢失散，这是一个外在的“非农化”、城市化的过程。它源于现代性的胁迫，鲍曼用“同化语境”来理解现代人的状况，现代化不仅是一场经济物质的变革，亦是一场“文化改革”——“旨在根除存在于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习俗和言语以及信仰和公众行为之中的差异。” 现代化在作为一种先行的制度存在时，已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而存在，作为维持着传统观念及生产方式的乡村只能是这一场变革中的牺牲品和弱势群体。当然，我们也要看到离弃土地也有着农民主体的主观愿望和现实生存选择。《晚清乡土意识》中是这样来分析农民的日常生活意识，即社会心理的：
乡里民众在共同的社会活动和历史传承过程中，形成了区别于其他群体的日常生活意识，包括人们的理想、愿望、情感、价值观念、社会态度、道德风尚等等心理因素。这些心理因素是在文化贫困的群体活动中自发形成的，同文化层次较高的群体心理相比，它相应缺乏理性思维的机能，对于人生、历史和社会，表现为一种高于生存本能而低于逻辑运筹的精神状态。
正因为高于生存本能，而低于逻辑思考，因而他们的选择大多是在权衡利弊之后，基于实际所需，生活所迫的决定。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传统的意识，对土地的强烈依恋，“故土难离”不光是对人事的感情在内，它是由农业社会的长期生活所形成的安稳心理，不是在饥荒、灾难或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之下不会轻易地选择背井离乡。晚清以后的很长时期，农民表现出来的还是这种观念，因为当时内忧外患的时局，还有后来的频繁战争并没有从根基上触动农民的乡土意识和乡村社会结构。但是，随着城市的壮大，城乡之间的差距扩大，还有促成这种对立的政策措施的种种桎梏，城市对农民的诱惑越来越大：
城市成了农民向往的地方，因为那儿有不尽的财富和诱人的享受和娱乐。同时还是个使人有出息的地方，农村的优秀人才都到了那里，那里有学问，更有权势。就某种意义而言，农村的正式领袖已经部分地流入城市，化为新市民。
现代农村精英流向城市，归于城市，在费孝通看来是“乡村的损蚀”。与此同时，也有研究者这样来呈现1978年后农民的流动状况：“1984年以前，农民非农化的主要途径是进入乡镇企业，即‘离土不离乡’；而1984年以后农民除就地非农转移外， 开始离开本乡，到外地农村或城市寻求就业机会，特征是离乡又离土。” 确切地说，也就是从90年代开始，乡村经济的凋零，农民不堪税收的沉重，失望于低沉的农业生产，迫于生活的压力而涌向城市，流走的是强壮劳动力——同样可以视为乡村的精英群体，此时的乡村只不过是虚空的主体。尽管城市并没有以平等的姿态来接纳他们，他们干的是城市最为卑微低层的工作，进城农民的意识里也有着对城市的嫌恶，对乡村的怀恋。但还是一年年往返于城乡之间，城市衍然成为长年的寄居，乡村倒成了短暂的客居。尽管如此，还是面临着这样的尴尬困境：“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故乡”，这是一代代走向城市农民的真实写照，已经成为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课题，而隐藏在物质经济利益背后的隐患问题，不易察觉，容易忽视，其所带来的影响却更为深远。
与农民相反，知识者走的是一条“离土——返乡”的路径，这更多地体现为个体内在的精神还乡，是由开始的文化“背叛”到文化返顾。我仍然觉得鲁迅当年的处境大致就能代表大多数现代知识者的人生轨迹：
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之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是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
科举制度的废除，知识者那些人生愿望，甚至只是谋一份职业的现实需求，只能寄托于现代教育和城市。鲁迅的弟弟周作人步其后尘跟随兄长到了南京，后又留学日本；胡适当时也是跟随哥哥在中国公学念书；沈从文带着一种朦胧的想要改变人生的意识，离开家乡，北上谋求新生。三十年代上海亭子间的文人，丁玲、周扬、周立波无不循着由乡镇到城市的路径。出生于五六十年代的当代作家也是寻求考学、当兵、招工的机会迫切离开乡村，进入城市……
由此，也开启了现代知识者蜇身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两难，完成从传统的“士”到现代“知识者”，从乡下人到城里人的角色及内在精神文化的转化。如果说从传统到现代，最主要的问题在于传统社会结构如何有效转换，传统文化如何生存，为“今”所用；那么，从士到知识分子，从乡下人到城里人，同样意味着如何转换传统的心理结构和知识结构，这之间不能回避存在转换的裂隙与断层，经受着两种文化相融相撞的痛苦。借用金耀基的说法，他们是一群自我认同陷入困境的过渡人，在新旧中西之间挣扎徘徊，他們所面临的是文化认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