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亿神州尽舜尧
1958年6月末，毛泽东住在中国东南城市杭州西湖边的汪庄。汪庄原为一位安徽籍茶行商人汪自新1927年建起的别墅，在著名的南屏山雷峰塔下，三面临湖，风景殊胜。1950年代经过改造，其时已成为新的国家政要在南方主要休假地。毛泽东本人很喜欢这里，这里的环境与情调可能与他的诗人性情相当投合。
按照毛泽东的风格与习惯，1949年后至晚年，他每次从北京外出，几乎都与重大的政治决策有关。但1958年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大跃进，值此重要的政治气候，毛泽东南下杭州，政治意图如何，不是我这篇文章关注的问题。重要的是，毛泽东在6月的最后一天深夜，久久未能睡眠，虽然这符合他长期夜间工作的习惯，然而这一次却因一件医学卫生大事，牵动着他的神经，让他心情激动无法入睡。像中国大多数文人骚客一样，毛泽东也忍不住要将他的强烈情绪赋以诗咏，于是他在凌晨，曦光初现西湖时，写成著名的《七律•送瘟神》二首。
诗前有一个简短序言，说明毛泽东彻夜写诗的过程：
“读六月三十号《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
诗的内容当然是消灭血吸虫带来的感想，分两个可做对照的部分，根据中国古典格律诗的形式规定，自然成为两首：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牛郎欲问瘟君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该诗写成后，即于当年10月3日，由中国最重要的报纸《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标注的写作时间为1958年7月1日，这个时间也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纪念日，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这一特定时间下，他的个人诗作，暗示着更多的意义，有待我们以后再申论不迟。
余江县，是中国江西鄱阳湖平原上的一个不大的行政县。这里原名安仁县，1914年改名余江县。由于水系众多，遍布河沟水荡，血吸虫借助水草中繁衍的钉螺得以传染。余江县的血吸虫病传染历史，没有明确记录。关于余江血吸虫病的历史叙事，当时官方一般均称“解放前”，这个时间也可能从明、清甚至更早时期延至刚刚结束不久的民国。由来已久的血吸虫传染区之一的余江，从1956年“毛主席派来的医疗队”医治感染的农民人群开始，进行了为期两年的消灭血吸虫的“人民卫生战争”，1958年5月余江县基本结束了血吸虫病的传染史。
应该说是新华社最早发出了关于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的长篇电讯。该年6月29日的这份电讯，以“第一面红旗”做标题，表示对血吸虫疫区的第一次胜利占领，这种修辞方式来源于不久之前关于战争的隐喻。稍后，《人民日报》第一时间全文转载了新华社的电讯。作为中国共产党最具政治权威的报纸，《人民日报》的转载无疑扩大了事实的重要性以及它产生的影响作用。但电讯内容中没有涉及到共和国卫生部，也就是说它回避了国家卫生行政系统的管理权限，尽管卫生部对余江县防治血吸虫病工作，理应负有指导、组织和检查等专业责任。真实情况是，1956年2月26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根据毛泽东个人提议，成立了专司血吸虫防治工作的领导小组，直接受中共中央领导。各地方市县，也成立了相应由党委领导的血防小组。显而易见，这个专门性的卫生权力机构，已直接置于党的决策人的权威之下。所以，余江县血吸虫防治工作的成果，最终理所当然归之于党的领导，和“人民的伟大实践”，其中党在基层的代表余江县委是其具体的领导人民实践的象征。有意思的是，卫生部得知余江县灭螺治病通过验收后，于1958年6月5日给中共余江县委防治血吸虫病五人小组发来了一份贺电。贺电的内容并无不妥，但仔细寻味，因当时国家卫生部在卫生立场及其制度建设方面，重城市轻农村，值此消灭血吸虫之重大卫生事件，而未能负领导责任的情况下，似有作态之嫌。
回到新华社或《人民日报》新闻文本，其中写到专业医学工作者，但也仅仅作为见证人和评论者出现。电讯引用“江西医学院教务长程崇圯教授说：我在旧社会从事医务工作16年，从来没有听说过更没有看见过哪里曾经根除了血吸虫病，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文献里，根本找不到血吸虫病可以消灭这一条。如今不仅听到了,而且亲眼看到了那些过去认为外国人不敢做，中国更办不到的学者在这一事实面前,现在也心悦诚服,甘拜下风。”电讯明确写道：
余江县根除血吸虫病的过程,也是向各种错误思想斗争并取得了胜利的过程。1956年春天，中共余江县委领导全县人民，勇敢地提出了“半年准备，一年战斗，半年扫尾”的苦战两年消灭血吸虫病的计划，掀起了全面歼灭血吸虫病的防治运动。运动开始后，有的人没有看清这种巨大的变化，就断言“这个计划是吹牛皮”；某些科学技术人员前来指导工作，也有悲观论调。他们说：“国民党统治时期搞了20多年，没有搞出什么名堂；日本搞了几十年，也没有把它消灭；别的国家的科学家研究来研究去，都没有弄出个好办法，难道共产党能赤手空拳把血吸虫病消灭掉？”余江人民实践结果是，他们不但把过去不敢想不敢做的事情干起来了，而且也干好了。
也许正是这样的表述，让毛泽东觉得欣喜以闻。他确实感觉到一种超强力量，从人民实践中被汇聚起来，成为改写历史创造历史的巨大作用。这是毛泽东本人一直相信并加以充分利用的观念。不仅1956年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要求“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其时中共中央讨论制定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也规定：“1956年起，在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在这样一种政治决策和国家政策双重要求之下，不仅江西余江，整个中国南方血吸虫传染区域，包括安徽、江苏、浙江、上海、湖南、湖北、福建，都被广泛动员起来，其声势和防治模式，实为中国历史上所从未有过，甚至在世界范围内也没有例子。从血吸虫传染区的地域之广大，以及血吸虫依托带感染的钉螺衍生之特点，如果在短期内根本解决此“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那么最有力的方式是政治总动员下的群众运动，舍此则别无更好更有效的方法。50年代，共产党以革命胜利的威力，以及战争年代长期发动群众的经验，在消灭血吸虫这个列为首要政治任务的卫生事件中，自然可以取得预期成效。至于与群众运动相配合的医疗技术力量，以及相应的医疗经济成本，在政治动员的模式之下，也不成问题。上海地区1957年的资料表明，少数医疗技术人员思想保守态度消极，但都在事实面前受到教育，迅速提高了思想觉悟；地方医院在病床和药物等发生困难时，也都克服了困难使患者得到良好的医治；地方政府还保证患者基本的生活需要，尽管这些钱有些并非全部出自专门的财政支出。当余江县以最为领先的速度，在此全面展开的血防战役中，插上“第一面红旗”时，也意味着共产党执政的新中国创造了它的第一个医学奇迹，而不久这个奇迹还要被南方各省接二连三的血防胜利所充实与扩大。
毛泽东“遥望南天，欣然命笔”，他要用一种诗人的方式，亲自记述这个医学奇迹。实际上，无论是新华社播发的电讯，还是毛泽东这天晚上看到的《人民日报》社文本，都不可能满足以诗人自命的毛泽东本人的修辞与想象。一般而言，中国的文学传统习惯这样来处理重大事件，言之不足则歌以咏之。然而，如果仅仅认为毛泽东此刻不过有太多的激情需要抒发，那就太表面化了。毛泽东的诗人身份，只是证明他比中国历史上那些伟大帝王更富有文学才华，而当代高瞻远瞩、意志超凡、力量强大的人民领袖和最高权力者，才是他的真正形象。当1949年他掌领这个国家时，人民利益与国家行为，统一在他的理性要求之下，这是无须置疑的。正是在此要求之下，作为一个思想者，毛泽东始终在利用各种可能性来重构历史经验，并试图从这些经验中总结出关于国家政治的理性结论。现在，就在毛泽东遥望南天之际，他深知这次医学事件，恰是一次千载未见的机会，于是来自于这个“世界的气息与他心灵的芬香”结合起来，包含在诗歌情愫中的政治思想从笔端涌出，成为一次特殊的诗歌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