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8月的一天，陈觉民同志来省人大开会，见到我时告诉我一个不好的消息：“老省长被查出肺癌，可能已经是晚期！”我一下就怔住了！和省长曾长期从事野外地质工作，给我的印象一直是身材魁梧、健壮，精力旺盛，算来刚过了71岁，我怎么也想不到绝症竟无情地撞上了他。觉民同志是卫生厅厅长，亲自送他到北京治疗。大约又过了三四个月，觉民同志告诉我，不敢动刀，但治疗效果还好，包块有所缩小。我们都暗暗为他祈祷，希望现代医学能创造奇迹。
去年10月，受和省长的委托，习宏彦同志给我寄来了和省长病中完成的大作——《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云南经济建设发展宏观决策回顾》，我不到3天读完了。这部著作时间跨度大，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反映了改革开放近20年间云南经济建设的重要史实，同时又是云南现代化建设宝贵的经验总结。一方面我为和省长抱病写作的坚强毅力所感动；另一方面，我也有些遗憾，因为书中主要记述了云南经济建设20件大事的决策过程，对社会发展、包括教育的一些重大决策，几乎没有触及，而他在这方面也是很有建树的。记得1998年他退下来后，我每年春节去看他时，曾几次建议他把在省政府工作15年，尤其是担任省长13年的经验、教训，写成一本《治滇方略》的书。他谦虚而又若有所思地说，“方略”不一定写得了，不过是要考虑写点东西。宏彦同志告诉我，社会发展方面他也有写作计划的。我还在期待着省长的新作，可传来的却是噩耗，病魔无情地夺去了他的生命！
我与志强同志是1982年9月相识的，那时耀邦同志主政，倡导党校教育正规化，我们同时到中央党校一年制班学习。他在中青年干部培训班，我在宣教系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班不同，教学内容相同，都在礼堂听大课。同是云南去的，生活中也有很多交流的机会。1983年3月，还在学习期间，他被任命为副省长，到7月学习结束，回昆后分管教育，同时兼任省科委主任；1985年8月任省长。我1983年9月后，先后任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省教委副主任、主任，省教育厅厅长，直到1998年他从省长岗位上退下来，我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了15年。这15年是云南改革开放起飞的15年，是云南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15年，也是振兴云南教育起奠基作用的15年，志强同志作为省委副书记、省长，带领全省人民奋斗，他尽了责，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由于历史的原因，云南教育无论是规模、质量和水平在全国都处于后几位，尽管这种状况短时间内难以改变，但经过20多年的努力，云南教育毕竟已经起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中间，志强同志是领跑者。在悲痛中，我追忆起一件件往事，和省长为振兴云南教育作出的贡献不可忘却，他对我个人成长的熏陶、关心、帮助不能忘却；我把它写出来，以示后人，算是悼念老省长献上的一个花圈。
一、做现代化建设有远见的领导者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把教育提到了经济发展战略重点的高度。1983年7月，《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出版，文选中收集了邓小平同志在粉碎“四人帮”后出来工作，自告奋勇抓教育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等一系列重要讲话。全国在酝酿着一场伟大的教育改革。这时，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安平生正大声疾呼，要大彻大悟，首先在全省县委常委以上12000人范围内解决对教育的重要性、迫切性的认识问题。
1983年10月，云南省委、省政府召开了高规格的教育工作会议，会议整整开了9天，志强同志负责作会议总结。事先，秘书班子为他准备了一个稿子，会议开幕后，我问他是否已修改好，印不印？他认为稿子太一般，他要自己弄，讲后再印。此前，志强同志没有从事过教育工作，老实说，我有些担心。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志强同志《邓小平文选》学得好，他查阅了大量的参考资料，自己动手，写了一个7000多字的总结。除了概括会议的收获和部署要求外，他阐述了四个问题：（一）从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来看教育的战略地位，从云南农民致富的例子，扩大到日本、西德、美国的例子，谈经济、科技、教育发展的关系及其经验；（二）动员社会力量集资办教育，使教育经费的增长逐步超过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三）必须把教师队伍的建设作为第一位的大事来抓；（四）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基本方针。这个总结，就是今天来看，不但讲得好，也是讲得很专业的。这件事使我第一次看到了志强同志的学习钻研精神和务实作风。
在领导云南的经济工作中，和省长痛感云南人才缺乏，严重制约了云南的发展。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重要位置，已经深深地印在了他的心中。他在很多会议上都强调：“云南要振兴，必须振兴云南教育，人才先行。”1991年5月，他为《云南省志·教育志》题词：“教育是千秋万代的事业，振兴云南教育是我们的历史责任。”这句话是他的心声。15年他就是怀着这样一种责任心、使命感，对振兴云南教育倾注了心血，谋划、领导教育工作的。
二、谋划振兴云南教育的战略
1983年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志强同志被任命为副省长，知道要分管教育后，他曾两次同我聊起云南教育的情况。我手头正好有一个省教育厅1981年调查办学情况的简报，不系统地向他介绍过三个方面的情况。其一，少数民族比较多，一些少数民族解放前处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没有学校教育；教育基础很差，边疆、山区，各地发展很不平衡。其二，经过“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学校欠账累累，办学条件很差。全省中小学危房面积占19％，缺128万套课桌椅。不要说图书、教具缺乏，有40％的小学校无时钟，50％的小学校无球类，住校生28万人只有8％的学生有床。1400多所中学，一半学校开不了实验，有96所无时钟，64所无球类，住校生29万人只有45％的学生有床。其三，云南高等学校少，“文革”前只有7所，学生1万人，到1983年发展到20所，在校生也只有2万人，中央部属院校只有2所，人才缺乏，只得小而全，靠地方财政拿钱培养高层次人才；1982年人口普查，每万人中大学生只有33人，低于西藏、青海、贵州，全国倒数第一。志强同志听后非常吃惊。他说，过去在地质队跑县乡也不少，知道学校破旧，但没有想到连钟和皮球都没有，云南教育这么落后，看来这个担子不轻啊！
1985年5月，他参加了改革开放后中央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邓小平同志关于“忽视教育的领导者，是缺乏远见的、不成熟的领导者，就领导不了现代化建设。各级领导要像抓好经济工作那样抓好教育工作”这段精辟的讲话，就是在那次会上讲的。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小平同志说，蓝图有了，关键要组织好施工。会后，志强同志开始酝酿振兴云南教育的施工图纸。他挂帅任组长，成立了有近10个厅局负责人参加的全省教育工作会议筹备领导小组。时值教育厅长江泉同志年龄到限，张继康同志接任。志强同志指示，江泉同志继续参加贯彻会议的筹备工作。
在筹备领导小组的第一次会上，志强同志提出贯彻中央决定和全教会精神，要制定一组文件，作为施工图纸，全面体现“七五“期间全省教育体制改革、发展教育事业的规划和措施。在他的主持下，成立了8个专题组，开始调研，起草了《关于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实施意见》、《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意见》、《关于加强师范教育、师资培训工作的意见》、《云南省基础教育分级管理的意见》、《云南省“七五”期间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划设想》、《关于改革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意见》、《关于大力推广电化教育的意见》、《关于加快发展我省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的意见》、《关于教育经费若干问题的意见》9个文件。8月，志强同志已转任省长，陈立英副省长分管教育。但志强同志仍多次主持研究，亲自动笔修改文稿，9月6日向省委常委会汇报会议筹备情况，大的原则得到了省委的批准。全省教育工作会议12月召开，会后根据会议代表的意见，对9个文件进一步作了修改，1986年4月以省政府云政发〔1986〕40号文件印发全省执行。之后在这9个文件的基础上，形成了《云南省教育事业第七个五年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