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在扩大越南战争、策动柬埔寨政变的同时，又在老挝制造动乱，以提供军事援助、派遣军事顾问等形式，大力扶植亲美右派势力，对老挝人民进行残酷的“特种战争”。中国政府应老挝民族团结政府的要求，先后派出了11万余人的筑路工程大军到老挝上寮地区修建公路，以利于我援老援越物质的运输。我就是这其中的一名战士。
我是贵州沿河县人，1972年12月下旬，我与我们沿河县300多名热血青年应征入伍，抵达昆明。经过几个月的新兵训练和入老教育，1973年4月开进了老挝领土。
因为援老部队负有特殊使命，不能穿“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的“国防绿”军装，穿的是浅绿色四个兜干部服，对外称民工，原部队的番号也不能用。而出国的炮师、步兵团、高射机枪连则是穿老挝人民军式的小翻领、夹克式草绿军服，都没有任何军徽标志。我们部队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几万筑路部队的安全，配合老挝人民军作战；我团的代号为724大队，营为中队，连为分队。新兵津贴每月11元，发代金券，比国内高5元，币值等价；生活费每月90元，供粮45斤，肥皂两块，白糖两斤，军用毛毯、大衣、垫褥等，所有日用品均由国内供给。食堂常吃的有国内罕见的压缩蛋粉、红烧猪肉罐头或咸肉、固体酱油、花生米、豆腐皮等，这在备战备荒的年代算是奢侈品，有的人说一个生产队还养不起我们一个兵。
老挝是东南亚中相对贫穷落后的国家，属亚热带气候，一年分旱季雨季，四季无霜，原始森林密布。村庄的老百姓住的是几根木头作桩，搭起一个约5平方米的架棚，上盖茅草。为防蛇虫猛兽，离地四尺立一架楼，梯子上下。铺上木板竹席，中间建一火坑，以作烧火做饭之用，这儿就是待客生活的主要场所。老挝人主食旱米，不种蔬菜，而是采摘小河的苔藓等野菜为食。吃饭不用筷子或勺子，用手抓；无厕所，需方便时满山跑。每当中午或夕阳西下时，男女老幼裸体在河沟里嬉戏游泳。女性上穿紧身短衣，下穿筒裙，不穿内裤。人死后不用棺材而是拖进树林里葬，不立碑。水田很少，大部分是靠赶山，种上旱谷，收获后又往别的地方。在相处中当中方翻译官不在时，贵州苗族兵能与他们对话沟通，他们可能是苗族的后代。物资交换主要是以物易物，看不到像样的集镇，卖的东西几乎都是我们国内的产品，如金沙江香烟、中华牙膏、龙菊香皂等。凡筑路物资器材、军队弹药、生活供给也全部来自国内。专门还有一个汽车团运送物资，没有增加他们一点负担。相反，驻地附近的老百姓生病，部队无偿提供医疗服务，有时还送给他们一些当地非常稀缺的盐巴。
我们部队实质为工程兵117团，属于昆明军区直属队，主力于1972年前摆在老挝筑路；另有部分仍坚守在国内进行国防施工，故装备当时较先进。修的路段从新西线6公里至湄公河80公里处。面对原始森林，对那盘根错节的野藤、野竹林及满山遍野的飞机草，部队就用利斧、长刀砍，推土机推。特别是有一台从小日本手中缴获的1943年产的80推土机，真是力大无比。无论多大参天大树，只要踩上加油门，原始古树轰然倒下，惊起林中无数毒蛇和昆虫落荒而逃。推土机推掉污泥杂草，平路机平路，压路机反复碾压平展，施工连铺上碗口石喷洒沥青，再撒一层碎石，喷洒沥青，撒上细沙，压路机碾压后，一条平坦黑油油的沥青路就展现在眼前。
在老挝期间，除了要与恶劣的环境、疾病作斗争外，还要克服敌人特务的骚扰。
70年代初，为扼杀反美斗争，美国经常派飞机轰炸老挝。由巨型轰炸机B-52凌空指挥，F-4鬼怪式、F-105D雷公式及其他型号的飞机进行地毯式轰炸，方圆几十里一片火海。据说我国高炮师的一个营曾遭袭击，损失惨烈。而我们无高炮就只有钻防空交通壕躲避。防空交通壕坚固实用，壕高1.5米，宽1米，顶部用0.2米杂木铺上，再盖泥土遮隐。当团部接到前线防空电话时，连队拉警报器，有时一天要躲几次。有时中午烈日当空，疲倦难耐，刚进入梦乡，突然被轰的一声巨响吓醒了。这是美国鬼怪式飞机踩加速炮，弹跃上千米，高炮师密结的火力网都很难击中。
那时美苏蒋都叫嚣扳倒以中国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苏联在中苏边境阵兵百万，美蒋朗诺随时派遣特务侦探，暗杀我方人员。刚到老挝时地理环境不熟，营房是上盖油毡，周围竹条围栏，床是用四根木棒支撑铺上木铺板，坐落在原始森林中，夜晚不准点灯，林中不是鸟叫虫鸣，就是沉闷的步枪“嘎嘣嘣”声。一个深夜，轮岗到我，万籁寂静，隐藏在灌木丛中的我晚上站岗虽荷枪实弹，心里还是有点虚，生怕被敌特“摸夜螺丝”。正聚精会神放哨时，忽听“咚”的一声，以为是偷袭的敌特，心里顿时紧张起来，迅速把半自动步枪保险打开，严阵以待。静听一会，再没有任何动静，才恍然大悟，是林中树菠萝成熟后掉在地上的响声，虚惊了一场。
团部汽车连的战士经常单独执行任务，多以解放牌四轮小翻斗车拉工程材料和生活物资。据我的一位战友讲，一次他们连一位老兵驾车执行任务时，见老百姓横在路上求救，老兵好心将其扶到车内，哪知他突然拔出手枪，顶着老兵的太阳穴，老兵马上反应过来遇上特务了，在下坡本应该“点”刹车减速下滑时，轰着油门往下冲，快到坡地突然来一个急刹车，特务将注意力集中在司机身上未能防备，头部撞在前挡风玻璃上，血流如注晕了过去，手枪也掉在车上。老兵赶紧用布袋带将其双手捆死后，人枪上缴保卫股，还立了功。那个年代，汽车兵在大家心目中是最崇拜的偶像，一是有技术且行动自由，二则副驾驶配有冲锋枪，而一般战士只配半自动步枪，让人眼馋不止。
在老挝的战友们还要和恶劣的自然环境及各种病魔作斗争，比较严重的是急性黄疸肝炎，抢救不及时就会丢命。多食白糖可以预防急性黄疸肝炎，所以部队除每人每月发给两斤白糖外，不足的可以到后勤服务社购买。再就是钩端螺旋体，我们机械连驻地有一条小河，水深齐腰，清澈见底，经常有老挝百姓捞苔藓、抓鱼，但部队规定不准战士们下河洗澡、摸鱼，说是河里病菌很多，需要防止病毒感染。洗澡水就是用把上部盖割掉后的汽油桶盛水，再用石块架起的约50公分宽的马蹄型灶台上用木柴烧热，据说这可起到消毒作用。每个连队配有1吨蒸汽锅炉烧开水供应，防止病从口入。
进入深山作业，砍柴必须要全身上下涂上防蚊油，扎紧长衬裤裤口及衣领、袖口，以防旱蚂蝗、蚊虫袭击。旱蚂蝗与国内水蚂蝗形状差不多，所不同的是生活在树枝、草丛、灌木中，只要闻见人体气味或响动，就会有几条几十条爬满身上吸血，有的甚至爬进肛门。蚊虫比国内大，毒性非常强，被蚊虫叮一下，马上就红肿如豆大般的疙瘩，凸起中心还清晰看见上面有一颗针头粗细的小洞，要赶快用碘酒、酒精涂抹，红肿方逐渐消退，否则就要烂成疮。据医生讲，蚊虫主要传播血丝虫、疟疾等传染病。
一次，机械连的10多个新兵在1970年入伍江西籍刘姓副班长带领下到河对岸砍野芭蕉树来喂猪，回来时，突然下起倾盆大雨，河水猛涨，急流滚滚，无奈只好各砍上一棵碗口粗的树木趴在上面奋力向对岸划。第二天早上，这些兵就出现了高烧、呕吐等症状，紧急送往143野战医院，诊断大部分是钩端螺旋体引起的症状。
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有一个老兵炊事员，每天要打猪草喂猪，借中午休息之际，在河边密林深处偷看老挝女人裸体洗澡多次，后被老挝百姓误以为是特务，提起步枪边追边放枪。算这老兵有军事常识，在公路上跑S形，未被击中。老挝百姓追到营房发现目标不见，与营首长交涉说有特务跑到这里就不见了，要求交出人来，营首长表示不可能，并叫全营官兵集合。江西老兵被指认出来，由于影响恶劣，他受到了开除军籍押送回家的处理。
1973年5月下旬，连首长见我工作积极肯干、忠厚老实，就把我从新兵集训班抽调连里任文书。后来在一次打滤沙井管道铺设烧蚂蚁中，面部及腿脚不慎被汽油烧伤，住进团部卫生队，伤好后被调到了政治处宣传股。主要任务就是刻印《战地黄花》，其次就是杂务，如分发文件、书刊等。后来梁干事因黄疸肝炎回国住院，加上爱人难产死亡，前后耽误了几个月，小报停刊，我又被调到电影组放电影。电影机是“解放”35mm移动式双机，配有扩音、发电机等器械，是部队出国专配的，放映效果非常好，但重约1吨左右，每次放映都要派一辆解放牌拉运，有时是拉炮的车拉，出门就是几十上百公里。那时放电影真是一个热门货，每到连队，官兵们都欢呼雀跃，都要酒肉招待，领导作陪。放映完毕，指派人员将机器装上车，吃完夜宵再休息。特别是元旦、春节、八一等重大节日，我们更辛苦，除完成本部任务外，几乎每晚都要为兄弟部队、有关单位（含老挝）慰问放映，团政治处要派一名主任或副主任、干事陪同，那场面更是不一样，杀鸡炖膀，忙得炊事班不亦乐乎，开映前双方互致慰问辞。那时的电影除战斗故事片“老三战”（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打击侵略者》等宣传革命英雄主义影片外，国内新拍的影片也能及时看到。中国的《新闻简报》（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出品）、越南的飞机大炮（《打击侵略者》）、朝鲜的哭哭笑笑（《卖花姑娘》、《摘苹果的时候》），虽说不全面但也代表了那时候电影产业的单调。
1974年过后，我部负责的新西线、老西线工程先后分别完工，部队在团部礼堂召开了庆功会表彰有功人员，其中遇见了一位来自基层连队的我们沿河县的战友。新兵立功微乎其微，不知他要付出多少辛劳与汗水，我当场向他表示了祝贺。不久，电影组随团部代表团参加在湄公河不远的另一个部队驻地举行了由筑路指挥部举行的公路交接仪式。晚上中老双方联欢，文艺节目表演完后按老方习俗在操场坝跳团结舞。开场由老方节目主持人邀请中方最高级别官员与老方一位最年轻漂亮的歌舞演员陪跳团结舞，然后请出老方最高级别官员与演员跳舞，以此类推，官员职务越低，陪跳人员姿色越差。最后大家跳成一个大圆圈，近似我国傣族舞蹈，双手左右向上划圈，屁股左右扭转，双脚配合手、屁股上提40公分，向前转时，眼神凝视对方。乐队奏团结舞乐，场上热烈和谐，象征中老友谊长存。
回国前夕，我拜谒了建在老挝境内的中方烈士陵园。该园立有“革命烈士永垂不朽”8米塔碑。烈士墓约有200多座，根据碑文记载，均是参战牺牲官兵。有的花圈是先前回国友邻部队用罐头皮剪成枝叶、花朵，用钢筋铁丝编扎而成。我心中除敬仰外，还有一种悲怆之情，昔日风华正茂的军人，今日竟成异国之魂。所幸我们沿河籍200多名战友都安全归国。
1974年5月，我们13个月援老抗美的出国生涯划上了句号，回到了祖国。
作者地址：贵州省贵阳市
责任编辑：姚胜祥